1945年3 月，驻舞阳县的日军部队被抽调去参加“豫西鄂北会战”，除县城外，大部分据点的守备部队都换成了伪军，新四军随即对交通要道展开了攻击。
3 月25日那天，苗宝泰县长找到王三官，说新四军要攻打尹集镇，能不能请他组织一个担架队前去支援。尹集据点是大洼村的民夫参与修建的，村民们在那里没少挨打受罪，王三官的岳父是在据点门口被打死的、罗小扁担的家也是被尹集的鬼子祸害的，所以他十分赞成打尹集，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三十个人、八副担架，担架员大多是罗大扁担的亲戚和徒弟，罗老头自己也要求上尹集前线，王三官知道他是想为儿子孙子报仇，于是就同意了。
1945年3 月26日夜里，王三官带领担架队到达尹集，挺进兵团司令黄霖（开国少将，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见到他很高兴，夸奖大洼村担架队是“游击区人民的模范”。
尹集据点原先驻扎的是日本兵，3 月15日才由伪第一旅旅长尚振华带着两个团共2000多人接管了防务。他对手下的军官说：“这里工事坚固，朱兰店和县城里还有日军策应，只要集中兵力、加强防御，新四军就打不进来。”
那天晚上有月亮，月光把尹集据点照得很清楚。在以前，老百姓天黑以后是不敢靠近这里的，可今天，大洼村的村民们不仅指着每一段寨墙讲述防御工事的特征，而且盼望着能立刻冲上去，把炮楼拆掉、把据点推平。
夜里两点钟，东北方向响起了枪声，那是周志坚旅长（ 开国中将）带着十三旅的两个营率先打响了，接着，黄霖司令员也指挥挺进兵团第四团和舞阳支队从南向北攻。
枪声并没有王三官预想的那么密集。他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新四军的子弹少，必须瞄准了才开枪，胡乱射击、浪费弹药是不允许的。倒是据点里伪军的机枪“嘟嘟嘟”地响个不停，于是就有人喊：“特等射手！去打掉机枪。”
敌人的机枪手是否被打死，王三官不知道，反正那些机枪响了一晚上，天亮以后就不响了——他们的子弹打光了。
担架队都躲在指挥部旁边的大沟里，黄霖司令员不让大家靠近阵地，说是晚上看不清人，民工冲上去救不下伤员还容易被误伤。
王三官问苗县长：“没人上去救，新四军受伤了怎么办？”苗宝泰说：“那就只好躺着等天亮呗。”大家都说好可怜：“等到天亮，怕是要流血流死呢。”
过了一会，前面背下来一个伤员，尚店乡的担架队赶紧上前去接，回来的人嚷嚷着受伤的是周志坚旅长，胸口中了一枪、被血迷住了（失血昏迷）。苗县长就发脾气：“不许胡说！你怎么知道那是周旅长？”
“才不是胡说呢，守着他的都是些背匣枪的人，有的还喊旅长、旅长……”
指挥所附近不断有人跑来跑去报告情况，阵地前沿也是一会儿吹号、一会儿吹哨子、一会儿枪声大作，王三官时而听见有人说“好！打下来了”、时而听见有人命令“继续追击，不能让他们跑了！”可是，他明明看见尹集据点的寨墙还是好好的，不像是被攻破了的样子，不由得十分纳闷。
天亮以后，担架队在苗县长的指挥下救护伤员，王三官这才看明白：原来打了一晚上，新四军只是收拾了周围的六个村子，把尹集给包围起来，中心据点根本没有突破。
我们的人伤亡不小，牺牲了多少不知道，抬下来的伤员就有二百多。可新四军的战果也很大，光是俘虏的伪军就有八百多，伪团长朱文轩、营长樊绍义都被抓住了，缴获的步枪像柴火似的一捆一捆地往回挑。
天一亮，王三官也看清了新四军的打扮：有的上身穿军装、下身穿便裤，有的没军装只戴顶军帽，还有的连帽子也没有、就在胸前缝了个“新四军”的布条条……这也难怪，“河南挺进兵团”在半年时间里从一千人扩充到八千多人，这些战士大多是刚扛枪的新兵。
尹集据点被包围了，新四军就在外面高声劝降，一会儿说好话一会儿说狠话。
“一旅的弟兄们，交枪吧，枪是鬼子的、命是自己的，何必白白送死呢？”这是劝导。
“不交枪，有本事你们打上来”，伪军在炮楼里回答。
“狗汉奸，快投降！不然开炮了，炸你个片甲不留”，这是威胁。
“你们能有大炮，鬼才相信呢……”这帮小子软硬不吃。
双方吵嘴对骂，罗嗦到中午，新四军还真的搬来了一门炮。
炮兵们七手八脚地组装大炮，伪军们就趴在寨墙上观望，猜测这玩意是真的还是假的。
黄霖司令的手一挥，炮兵“咣当、咣当”就是两炮，全打到寨子里头去了，没打着人，倒把伪军吓了一跳。调整一番再打，一炮打在据点前的壕沟里、一炮打在寨墙上，炸死几个人、轰塌了一个口子，新四军和老百姓都喊：“好，好！打得好！”
再喊好也没有用，总共就这四发炮弹，全打光了。
下午，王三官担架队抬着十几个伤员回家了。大洼村虽然是游击区，但由于这次的伤员比较多，苗县长要求他们也协助完成救治任务。
当天，尚振华和黄霖司令员谈判，他答应交出十挺机枪和八十支三八大盖，条件是新四军放他撤出尹集。黄霖考虑到继续强攻的难度较大，而且时间长了舞阳的敌人有可能增援，于是同意让开北寨门、让尚振华回北舞渡去。
至此，尹集战斗结束，新四军俘虏伪军八百多、缴获枪支九百，打开了进入豫中平原的通道。
尹集战斗只是抗日战争中规模不大的一次战斗，但它却给王三官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自从他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十六保的各个村子就开始风传：“不得了，好人王三官如今变红了！”
第十九章
从尹集回来之后，王三官遇到的烦心事接二连三。
交通员牵来一头牛，这是因为王三官提供情报有功，抗日政府给他的奖励。可不知怎的，却有人说“大黄牛是担架队的工钱，被王保长独吞了”。风言风语一传开，抬过担架的村民都有了想法，三三两两在王家的牲口棚外探头探脑，有的表情古怪不吱声，有的干脆说：“王三官，这牛牵去给我犁几亩地，可中？”
过了两天，新四军需要十六保提供几辆大车，王三官去找有车马的人家商量，车户开口就问：“给多少脚力钱？”一听说不给钱，转身就把车轱辘拆了，说：“哎呀，我这车轴坏了，正没处修理呢……”结果是跑了好多家，一辆大车也没征到。
耕牛关在棚子里，总是有人指指点点，王三官说的话也不如以前管用。他一咬牙就把牛卖了，换回三千块钱、分给参加抬担架的每人一百。可是，自己吃了亏、别人还不领情，村民们一边数钱一边嘀咕：“就只有一头牛吗？大家吃苦卖命的，你可别亏心哟……”王三官闹了个里外不是人，真是委屈极了。
大洼村住着十几个新四军伤员，抗日政府预先支付了口粮。本来说好了是秘密养伤、不能对外张扬，可罗大扁担却自作主张，借保长的名义吩咐每户人家出一只鸡，给伤员同志滋补身体。
在当时的河南农村，当家人把牛卖了没关系，因为地里的活计是男子的事，男人自己可以做主。但是，鸡屁股是女人的“银行”、羊是小孩子喂养的，所以抓鸡宰羊就非得跟老婆孩子商量不可。罗大扁担整的这出戏，惹得老婆媳妇们直跳脚：“王三官！你当红人我们不拦着，凭什么抓我家的鸡？”
罗老头脾气大，拎着扁担把几个泼辣婆娘揍得鬼哭狼嚎，可这么一来，却搞得家家户户都知道村里住着新四军。交通员看看情况不对，赶紧把伤员全都转移走了。
4 月底的时候，小洼村的王宗汉跑到县城去报告，说王三官私通新四军共产党，请鬼子便衣队来抓人。
这个王宗汉以前是小学校的杂役，家里很穷，后来靠出卖壮丁发了点小财。他卖壮丁的方法很特别——把顶替兵役的卖身钱藏一半在家中，另一半缝在“筒裤”里（“筒裤”是穷人穿的套裤，没有裤裆、只有两个裤腿），到了兵营就用筒裤里的钱贿赂长官。这样，他逃跑的时候别人就睁只眼闭只眼，容易多了。
“王宗汉当兵就像走亲戚，逛一圈就能回来”，村民们都很佩服这家伙。
王三官也觉得他头脑灵活见识广，所以罗小扁担死了以后，就由他接替了十六保的武管事。
开春的时候，王宗汉娶媳妇，王三官还送了头一份大礼，可没想到这位新郎官一转身就把保长给卖了。
便衣队的柳赖看到告密材料，想起王三官就是自己从刑场上救下来的那个人，不禁有些疑惑，于是找来俞家兄弟核实情报的可信程度。俞二算盘生怕王三官出了事把自己也牵涉进来，连忙说：“不可能、不可能，王三官是有家业的人，怎么会和共产党混在一起。这是王宗汉惦记着保长的职位，故意陷害人家呢！”
俞大算盘也认为王三官不会和新四军有关系。柳赖听了这话，回去就把正等着领赏钱的王宗汉揍了个半死、一脚踢了出去。
在朋友的庇护下，王三官躲过一劫。但其实俞二算盘说的话也有道理，到这时候，王三官并没有和共产党真的心贴心。
王三官虽然为新四军采购物资、提供后勤支援，但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并不太热心，始终和抗日民主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他的思想里，共产党干的是改朝换代的事，沾得太多恐怕会惹上麻烦，并且，共产党不敬神佛也不在乎祖上的老规矩，这与王三官的性情有着很大的冲突。
王三官对“天官赐福”的那一套是十分相信的。前面几个哥哥夭折了、自己却活了下来；这几年死了那么多人、自己却没事；被拉到刑场上眼看要被杀了、却又拣回了性命……这一切，他都认为是靠了菩萨的佑护。三官庙被拆毁以后，他惦记着要重建庙宇、再塑金身，可是，当初闹着要拆庙的王方明现在是抗日政府的副县长，还成天教大家唱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王三官觉得他是故意让自己难堪，心里很不痛快。
尹集战斗之后，新四军挺进二团、四团合编为“豫中兵团”，连续进攻舞阳县的日伪据点。5 月中旬又攻克了八台镇和大寒庄。这样，根据地距离大洼村不到二十里，距县城也只有四十里地了。
可就在这时候，不知怎的，新四军的大部队突然撤走了，伪绥靖一师随即进行反攻，不仅重新占领了先前的据点，还把南山也控制住了。13
7 月16号，绥靖一师在县城开“庆功会”，十六保也接到了请帖。
那天，俞二算盘正巧回大洼村收租子，看见王三官在帖子上写了个“知”字，连忙抢过来，改成“谢”字。
“去不得，这是鸿门宴”，俞二算盘说，“尚店乡的几个保长帮新四军办过事，全被尚振华杀了，你带人抬担架的事他也知道，正想除掉你呢。”
王三官也听说这段时间尚振华杀了不少人，顿时就慌了：“这可怎么办？”
“两条路。一是投新四军，二是求日本人当靠山。”
王三官当然不愿意投靠日本人，可他也不想投共产党，苗宝泰县长调走了（到军分区当宣传部长），他和王副县长说不上话。琢磨来琢磨去，只得先跑出去、躲过这个风头再说。
于是，从这天起，“十六保保长”的职位算是干到头了。
离家出逃之后，王三官在“垒山寺”当帮工。这座唐代古庙是用大石头垒筑建成的（上世纪70年代初被拆掉，石块拿去修水渠了），当时已经十分破败，少有人来，王三官是从小就在庙里打杂惯了的，所以并不觉得清苦。
8 月下旬，他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于是出去打探一番。
街面上十分平静。乡公所的门前挂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面镶着黄色的三角边（汪伪政府的旗帜）、另一面却没有，叫人弄不清以哪面国旗为准。土墙上原先用白灰写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现在贴上了新标语——“公理战胜”。
“公理战胜”的旁边有张布告，签署人是“华北宣抚使”熊斌中将，内容是命令伪军各部原地驻防、等候国军点验，另外还有个附表，注明舞阳县的点验官来自五战区，是一个名叫“卢望兴”的人。
王三官这才相信，鬼子投降了，他可以回家了。
路过县城，城头上鬼子的膏药旗和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并排挂着，城门口贴着日军的告示：“中日战争已经妥协，皇军按照指令维持地方安全，中国军民如不执行，大日本皇军仍以武力对待……”，落款是昭和20年8 月20日。
王三官又糊涂了：这日本鬼子到底是投降了没有？
9 月初，国军四十一军一零四师（杨显明部）进驻舞阳。9 月20日，日本人排着队鞠了个躬，坐上卡车到漯河去了。
老百姓举着报仇伸冤的请愿书，要求惩办血债累累的日本指导官勾口右京和便衣队顾问柳赖等人，可点验组的组长卢望兴却说：“要执行投降条款，不要企图报复，不可对敌人加以污辱。只有对他们表示怜悯，才能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如果以暴行答复暴行，则是冤冤相报，绝不是仁义之师的目的……”王三官觉得这位点验组长真是个以德报怨的善心人。
卢望兴接下来又宣布，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清除汉奸、清理伪产。
曾经担任过“伪职”的人都在清查之列，王三官心想，这还用查吗？伪军的正副师长关震亚和尚振华、维持会的正副会长周承文和胡灿宇都在舞阳县城里，抓起来就是了。
可是，王三官想得太简单了。
关震亚和十九集团军司令陈大庆的副官周愚是好朋友，又经周愚的关系联系上了五战区司令刘峙的副官李雅仙，再通过李副官的介绍认识了刘峙的三姨太（姓黄）。
日本投降后，得知舞阳县的接收事宜由五战区负责，关震亚立刻带着自己的小老婆去找黄三姨太，光是衣料、皮毛和各类滋补品就装了二十口箱子。刘峙到漯河以后（五战区的受降仪式在漯河举行），尚振华又在漯河包了饭馆，每天开流水席、宴请刘峙司令部的长官。这样一来，关、尚二人不但免除了汉奸的罪名，反倒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当上了新编七十五师的正副师长。
关震亚、尚振华“曲线救国”成功，其他汉奸头目也纷纷向点验组的长官送礼求情，等到接收大员收取的礼品堆满了“大信公司”的库房（今舞阳县财政局），伪维持会的会长和干事们也就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日的功臣。
只是，送出去的财物总要想办法再捞回来、“清除汉奸”的名单上也需要找人来当替罪羊。于是，原十六保保长王三官的名字就被写上了县政府通缉捉拿的汉奸名册。
王三官事前对此毫无所知。
1945年10月12日下午，县里来了三个人，一个干事两个兵，进到大洼村就把王家的房子贴上了“伪产”的封条，然后就要捆人。
王三官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喊“冤枉！”村里人谁也不相信王保长会干坏事，都聚拢过来表示反对。可就在这时，有个人却跳出来证明王三官是汉奸。
这人就是十六保的武管事王宗汉，王三官不当保长之后，他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最高领导。现在看见县衙门来抓人，他不仅主动上前帮忙，还揭发说：“王三官勾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