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公社卫生院只有一个女医生，她一见严小平这副模样自己就先吓坏了，不行不行不行，她一脸苍白地说，快送到你们长沙去。
于是我们四个知青向她借用了一副担架，抬着严小平走到一旁的公路上，将担架横在公路中，拦了一辆去长沙拖货的货车。
就这么回事。
我和冯焱焱等四个知青把严小平护送回长沙的一家医院看病后，严小平就再也没来过知青点。当他再次来知青点时已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事，当时知青点已走空了，他是来办回城手续的。
一九七九年，全国的知青大返城，福兴公社的几百名知青当然也在返城的行列中。严小平是福兴公社最后一名返城的知青。福兴公社知青办公室临撤前挂了个长途电话给H局，说严小平再不来办回城手续，以后就麻烦了。严小平来了，眼镜鬼送他来的。眼镜鬼那段时间正在单位上学开三轮摩托车，开车上瘾，总想找什么确凿的由头进行远征，于是两人就头顶冬天的太阳和寒风，自以为很风驰电掣地来了。好舒服啊，眼镜鬼一味地沉浸在开摩托车的幸福之中，严小平却冻得清鼻涕直流。严小平很顺利地办完手续后，眼镜鬼就爽朗地提出，既然来了他就想到方琳的坟墓前看看，告个别，也许这是我们一生一世里最后一次来呢。眼镜鬼说，去看看罗。
两人就来到了方琳的墓前，吹了那么一气北风，自然又走到老满哥的墓前，庄严地抽了一支烟又一支烟……何平递了支万宝路给汪宇，看着被西南风吹到天上的黑蝴蝶一样飞着的纸灰，等这群黑蝴蝶落在左近的茶树上后，何平说：“到老满哥坟上看看呗？”
汪宇说：“我上午去老满哥的坟上打了个转身。”
“还去看看吧。”何平说。
老满哥葬在他生前老喜欢坐在那儿遐想和眺望夕阳西下的山坡上。老满哥死前的那几个星期，常常只身跑到这里坐一坐，好象这里的风景格外不同似的。后来知青们在他留下的遗书上才“窥伺”到他千遍万遍都看不够的风景里原来藏着一个姑娘。就这么回事。
“不知怎么回事，”何平在老满哥墓前拆着那包纸钱时冲汪宇说，“有几次老满哥在梦里向我借钱用。我梦见老满哥说：‘何平，借点钱给我装部电话看看。’好奇怪埃”汪宇笑笑：“我也梦见过老满哥，”他望了眼忧郁的苍穹说，“不过我没梦见他借钱。”
“这可能有点因果关系，”何平说，“我当知青时候向老满哥借过两次钱，一次借一块钱，一次借二角五分钱买了包浏阳河烟。还没来得及还，老满哥就自杀了，所以这事一直挂在我心里。”
“所以你就来还钱。”汪宇笑笑说。
“就是。”何平说，啪地按燃了打火机。
汪宇忙蹲下身，与何平一道点香烧纸钱……老满哥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某个大雨倾盆的深夜，割断左手腕的动脉血管自杀的。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年一度的冬季招工拉开了序幕。那年五月，因为出了那件严小平被公社武装部抽调上去的骨干民兵打伤致残一事，公社知青办对光明大队的知青就特别照顾，竟给了七个招工指标（别的大队知青点只拨了四或五个指标），八张招工表。这当然是为了瓦解光明知青点的斗争力，因为严小平的母亲和哥哥来公社知青办闹了两次，两次都有光明大队的很多知青在一旁助威，还陪着严小平的母亲跑到县知青办去讲理。八张招工表一发下来，人心就立竿见影般的涣散了，人人都喜滋滋地忙着自己的事并一门心事地憧憬着自己的未来。老满哥也接了张招工表，当然就有点喜不自禁的样子，端坐在桌前，满以为好运终于来了，就工工整整地填了表。第二天又亲自送到了公社知青办，为此还买了两包大庆烟扔给知青办的干部抽，身上还特意留了一包开给我们知青抽。
呷烟呷烟！中午老满哥从公社赶回来时，一迈进食堂就主动开烟说，一脸喜气。
表送上去了呗？我问他。
交给哪个了？汪宇紧接着我的话问他。
老满哥自然一一作了回答，高兴得饭都不想吃。快呷饭罗，我说，菜都冷了。
没有心情呷。老满哥说。
你这是高兴成这样的。我说。
我还不想高兴得太早，要拿了通知书还要报了到才算数。老满哥说，我屋里这号情形，还不一定工厂里会要。
果然被他自己言中了。一九七四、七五年招工时，大队向公社推荐了他，但被公社知青办刷下来了，当然就连上公社卫生院体检的资格也没有。这一次却是被某厂来招工的政工干部抛弃了。
几天后，当送上去的八张招工体检表里，今天通知这个明天通知那个去公社知青办拿政审表而唯独没有老满哥的份时，这个打击就太具有毁灭性了。在第五张政审表被汪宇欢天喜地填毕并迫不急待地送往公社时，他还勉强能沉住气，脸上多少还有点笑容，两只狗眼睛也不显得那么灰暗。当第六张政审表飞到另一个男知青头上并使那男知青欢欣雀跃地蹦起来大喊大叫时，老满哥心里却极度不安了。失眠什么的都来了，但他仍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怀疑这是那种好事多磨什么的。然而最后一线希望偏偏就降临在一个视力极差而且体弱多病的女知青身上，该女知青在体检时视力和血压都没有过关，按道理，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不能与老满哥匹敌并且无法同日而语的。这就是老满哥前想后想左想右想怎么也想不开的原因。
就这么回事。
那是十一月下旬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十点钟的样子，知青们都坐在新知青点屋檐下望着凄冷的雨雾。这时大队小学的一个女教师举一把油布伞一脚高一脚低地走来了。她还在老远，知青们就把目光汇集成“焦距”对准了她。大队上有台电话安在学校里，这几天通知这个拿政审表通知那个拿政审表的就是这位女教师。
林小红林小红！女教师冲着我们高声嚷叫，林小红林小红，林小红呢？
林小红就是那位体弱多病的女知青。林小红听见叫她，忙从自己房里走了出来。什么事？
公社里来了电话，要你赶快到公社知青办去拿政审表。女教师嚷叫，马上就去。
老满哥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这个打击太大了，使他在知青眼中成了十足的可怜虫。就是从那天的那一刻起，老满哥整个人就山崩一般垮了。严小平的垮是因为得不到冯焱焱的爱情而一味地自暴自弃，老满哥的垮就同甲鱼死一样先从肚里烂起，表面上完好无损，既不酗酒吵架也不把脏话这里那里地乱扔，而是板起一副脸任何人都不理。那段时间，只有我和老满哥仍住在老知青点的土砖屋里，其他知青早搬到四壁雪白的新知青屋里快活去了。老满哥很珍惜他和六个知青林场缔造者的“劳动果实”，不肯搬，我当然就做出不屑于住新房而坚决与他为伍的神气不肯搬。
你搬下去罗，老满哥说，我是住习惯了。
我也住习惯了，不搬。我说。
但自从第七张政审表犹如大雁一般落在那体检都未合格的林小红头上后，老满哥就一步迈到人生的悬崖边上了，并在那儿徘徊，一个劲地为自已灰心失望，当然就连与他同住一间房子的我他都不闻不问了。那个凄风苦雨的上午是他生命的分界线，从女教师打着油布伞赶来宣布第七张政审表的结果起，他的心就死了，而肉体的死不过是晚了些天数而已。那天以前，我每次推门进房，他都要找我说上几句含有关心成份的话，面部表情也很友好。可是那天中午我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走进房里去安慰他时，他却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地望着篾顶，下午亦如此，第二天也亦如此。一连几天他都使我走进房里就感到别扭还感到阴森。
老满哥谁也不理。一些知青议论说。
你这鳖开导开导他。几个填了政审表的知青心情很蔚蓝地说。
你和他住一间房子，好好劝劝他，要他想开点。
我劝得他动就好罗。我说。他和我一句话都不讲，好像我欠了他的一样。
一天晚上，我在新知青点打双百分扑克，玩到深夜一点钟一桌牌才散。我自然就起身去睡觉，可是一推房门里面却闩死了。老满哥，老满哥。我唤了两声。老满哥麻烦你开下门。
里面半点声音也没有。
老满哥，老满哥！我又敲了几下门。里面仍没声音，我有些恼火，使劲地捶了几下门，老满哥仍不开。我真想把一腔怒火倾泻在门上——一脚踹开门。但还是忍住了，折回来，于是挤在眼镜鬼铺上憋着一肚子气似睡非睡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太阳很好，大家扛着锄头朝山上涌去时，我却把自己的铺盖和箱子桶子搬到了眼镜鬼的房里。歇气时我冲走进房里帮我开铺的冯焱焱说，这下我可以不看老满哥的脸色了，本来就活得累，还要看他的脸色行事。烦躁。
他比你还烦躁，你要晓得。冯焱焱说，又补了一句，我也烦躁得要死。
冯焱焱确实有些烦躁，汪宇和林小红都是与她同年下乡的知青，撇开有个好爸爸的汪宇不说，林小红哪点比得上她？就因为林小红常常在王书记和文叔面前撒娇，她就可以先走？冯焱焱真有几分想不通，好在她有我那时而委琐时而又清高的爱情伴随她替她消愁解闷，当然就不至于那么烦躁。
那天晚上，知青们在食堂里给三个先收到招工录取书的知青伤中呜呜呜呜呜地极响地哭泣且哭得不可开交时，眼泪水当然就在欢送会上泛滥成灾了，呜呜呜呜呜呜，连向来表现都很坚决的冯焱焱也把很金贵的眼泪水拚命浪费。好像因为不要钱，大家就可以随便挥霍掉眼泪一样。哭声成片成片地散开，如一群苍蝇在知青林场黑沉沉的凄冷的上空飞来飞去，并且久久不散。以致我的眼睛都湿了，花了吃奶的力气同脆弱的神经进行斗争才抑制住没哭出声来。
当然欢送会就开得很成功。
次日上午，我和冯焱焱等几个知青及四个招工回城的知青，搭H局送菜油的卡车兴高采烈地回长沙去了，准备过完元旦再来。
然而我们回到家里不过是吃了餐好中饭和睡了个舒筋展骨的午觉，就获悉了老满哥自杀的悲惨消息，于是我们不得不在第二天又赶回知青点。
那天晚上老满哥没有参加有一半以上的知青比谁最敢哭并哭得最响的欢送会，这个会当然是以破涕而笑为终。还在中午，四个准备到福兴供销社采购点心（他们不愿意最后还让代销店的王哥砍一刀！）的知青中的一个见老满哥一脸灰暗地拿着碗筷步入食堂就走上去打招呼说，老满哥，晚上来参加我们的欢送会呗？
老满哥翻起两只病狗样的眼睛望他一眼，没说话，端着饭又走了出去。
那天下午知青们自然又是扛着锄头到山坡上去开山造田。那是个冬天里少见的晴空万里的下午，太阳照在身上使人很有几分惬意，大家挥着锄头时总有人蓦地就唱上几句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什么的，歌声就燕子一样在山坡上飞过来驰过去。老满哥一开始也在修整地球，锄头很勤奋地咬着地面，但从歇气起他就没再干了，而是坐在他常常坐在那儿望着远景遐想的地方凝神默想，没有人去打扰他，大家都知道他心情不好，直到太阳落山了，文叔宣布收工了，我才走上去提醒他说，老满哥，收工了。
老满哥，收工了咧。我见他没反应又说。
老满哥回转头看了我一眼（两只病狗样的眼睛冒着绿火！）。收工你走就是的罗！他恼怒道，又回过头去。
我当然又当然地调头走了，扛着锄头。
这是我最后看见活着的他一眼。那天晚上他没有下来吃晚饭，虽然帮厨的知青（眼镜鬼）为他留了一碗菜。吃了晚饭，我提着两桶热水到食堂后面的背风处洗澡时，四个招工回城的知青就分头去请文叔、王书记和老满哥。八点多钟时文叔和王书记都打着手电走来了，但老满哥却没被请动。因为有东西吃，大家就很高兴地积极地围着拼在一起并摆满零食的方桌大嚼不已，两个请来文叔和王书记的知青折回来说老满哥睡了，当然脸上就有点懊丧。
这个老满哥，王书记站起了身，自以为会马到成功地海道，我去喊他来。
王书记几乎把老满哥的房门捶烂了，却仍不见老满哥吭一声。
所以知青们都猜测也许哪个时候他就死了，或者正朝死亡的终点站旅行，因为总有个把血管里的血全部流完的过程。第二天中午，眼镜鬼见老满哥还不来吃饭，就跟文叔说，文叔正安心地吃着自己的饭，蓦地就意识到了事情的可怕性，忙扔下碗，吆喝着几个男知青去踢老满哥的房门。门自然不经几踢地就踢开了，于是扑入他们眼帘的场景就很有些惨不忍睹，床上床下尽是暗红色的血液，尚未干透的血液上还起了层薄薄的皮，而血的发源地却是他那只搁在床边的业已僵硬的左手腕。就这么回事。
老满哥的追悼会不及方琳的三分之一热闹。事实上没有开追悼会，只是请了几个能歌擅舞的农民来唱了半个晚上的挽歌，唢呐二胡锣鼓地闹了那么几个小时，观众也少，一是知青本身就少了几个，偏偏那天晚上又不停地落雨，跑来看热闹的人于是就少。
大队王书记、治保委员及H局的干部均没来，因为老满哥是自杀，这有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意味，身为共产党员的他们当然就不好跑来吊唁及作悼词什么的。那时候“四人帮”刚粉碎两个月，干部老爷们的脑壳里还充斥着左的东西，怕犯错误。老满哥生前留了份遗书，遗书写得很平淡，没有伤感一类的语言，只有一句话有点反动，“我此刻急着想去阴间找伟大领袖毛主席评评理。”另外，他要求知青把他埋在山坡上那处他常常坐着思想死亡的地方。
他说他思想死亡已经思想五年了，五年前他常和周慧英坐在那儿望着太阳落山和讨论死亡，所以他喜欢那处地方，他可以每天看到太阳落山。…
9
周慧英是七个知青林场缔造者中的一个，当然是女孩子，一九七二年就招到铁路上当工人去了。周慧英小时候有个外号“塌鼻子”，这个绝对令她不愉快的外号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有人偶尔使用，原来老满哥坐在那儿是望着田野思念他的“塌鼻子”，难怪既不怕北风吹也不畏惧大太阳晒。
于是大家就恍然大悟。
遗嘱是必须遵循的，更何况老满哥的要求又不高。得赶快找副棺材。冯焱焱说。
得想办法买副棺材。我说。
哪里有棺材买呢？眼镜鬼为难地说，又没棺材铺。
当然是到农民屋里去买。我说。
先问问文叔哪些农民屋里有棺材。冯焱焱说，要文叔带我们去买。
文叔不肯带，但他说出了七八户家里备了棺材的农民让我们自己去打听和讨价还价。知青们忙分头出发，但都一无所获，那些农民都是备好棺材给他们的老父老母安睡的。
没办法没办法。一知青垂头丧气地说，他们还骂我，说我一进门就谈棺材，不吉利。
要王书记出面才行得通。我说。或者请王书记写个条子也行。
那是个阴沉沉的冬日的下午，北风呼啸着，一只鸟也看不见。
几个男知青就气咻咻地跑到王书记屋里找王书记，王书记的堂客却说他在大队部召开支委会，当然知青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大队部，找到了在光明大队打个屁也能熏死几只苍蝇的王书记。
王书记，我们买不到棺材。我急着向王书记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