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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疼孙子疼得没了边儿，想起什么好吃就往孙子嘴里塞，根本不顾是不是时候。保姆可是不乐意，她为聪聪制定了一整套食谱，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吃水果，安排得挺有条理。于是，爷爷和保姆为了聪聪没少闹别扭。我从外景地回来，往往是喊了老爷子和保姆一同到客厅解决“矛盾”。
爷爷委屈：“窝的笋子，窝给口尺滴都不星了！（我的孙子，我给口吃的都不行了！）”
保姆也委屈：“马上要吃饭了，爷爷非给他吃苹果……”
看看两人的委屈样，我能说什么呢，心里偷着乐呗！
转眼聪聪就要上幼儿园了，我和彪子怕这么下去孩子会被惯没了样儿，于是决定送他去离家不远的“六一”幼儿园，整托。报了名，领了体检表，又查了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第二天就去交赞助费。
过程中我俩一直庆幸，原以为把孙子送了整托，那还不等于是挖了爷爷的眼珠子！谁想老爷子竟一声没吭。
晚上，吃过晚饭，老爷子绷着脸从屋里出来，拿出一个信封：“者是ｌｉāｎｇ千ｋｕǎｉ欠，妮们肥要送，赞助费窝出一半儿。（这是两千块钱，你们非要送，赞助费我出一半儿。）”
我跟彪子“喜出望外”，不是因为那两千块钱，而是觉得老爷子真开明。
还没乐出声儿来呢，老爷子硬邦邦甩过来一句：“ｍīｎｇ田窝就去ｍāｉ辆摩托ｃｈé，我去问问ｒēｎ家幼儿园要不要ｓāｏ地的！（明天我就去买辆摩托车，我去问问人家幼儿园要不要扫地的！）”说完一扭身，噔噔噔走回屋去，把门一关，再也没出来。
一切计划都泡了汤，我们只好把聪聪送到了楼下的309医院职工幼儿园。
隔辈亲（二）（1）
如老爷子的愿，聪聪没有去“六一”幼儿园，而是送到了楼下的309医院职工幼儿园。这下老爷子可美了。
幼儿园就在干休所的坡下，从围栏处可以直接俯视它的操场。不管刮风下雨，老爷子必在孙子放风的时候赶到围栏前，坐在专门搬来的砖头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孙子的一举一动。直到放风时间结束，才合拢嘴，大步流星地往家走。
院里的老干部经常开老爷子的玩笑：“老傅啊，又去看孙子啊！”
老爷子更加得意洋洋：“哎，你别嫉妒，窝优笋子，妮ｍèｉ优！（我有孙子，你没有！）”
老爷子重男轻女从不避讳，儿子，女儿分得清，孙子，外孙照样分得清。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买了同样两个玩具车，聪聪和二姐的儿子一人一个。相差两岁的男孩在一起，可以想象玩成什么样子。一会儿工夫，一辆玩具车便被摔坏了，跑不动。于是两个男孩同时争抢那辆好车，聪聪小，自然争不过，只有放声大哭。
老爷子哪听得了孙子的哭声，忙不迭地跑过来，问清原委，并不着急：“窝坎坎，窝坎坎。（我看看，我看看。）”
老爷子把车身翻过来查看，原来，他早在放电池的地方分别贴上了两个孩子的名字，可巧，那辆好车正是聪聪的，于是“合情合理”地回到了孙子手里。二姐认为父亲偏袒，生了气，一把夹起孩子，头也不回地出了门，一个月没有回来。
我觉得尴尬，便劝老爷子下次别再干涉孩子们的事，老爷子倒来了气：“奔来嘛，那车就是窝笋子地，窝们家什么懂西都是ēｒ子地，都是笋子地！（本来嘛，那车就是我孙子的，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是儿子的，都是孙子的！）”
劝是没法劝了，我只能以后不再给孩子们买一模一样的礼物。
爷爷疼孙子看上去没边儿，可也有他的规矩。比如说，绝对不允许孙子不礼貌，对奶奶，对彪子，对我，只要孙子说话不注意，老爷子就会压低了嗓子，一反常态地说：“哎，聪聪，说话要注意啦。”和蔼中透着严厉。
每次吃完饭，老爷子总会教孙子说：“大家慢慢吃，慢慢喝，我吃好了。”至今聪聪仍保持着这个好习惯。
老爷子在孙子身上付出了全部心血，孙子倒也争气，并没有因为爷爷奶奶的“溺爱”而产生一点霸气。
聪聪上学了，学校离家很远，院里专门开设了接送孩子的班车。老爷子心疼我和彪子，不让我们早起。每天早上奶奶做好早饭，爷爷便送孙子到班车站，看着班车走远，才依依不舍地回来。
1999年一个三月天，老爷子照例早起，走到屋中央，突然双腿动不了了，使劲挪，还是一动不能动。
聪聪急得喊起来：“爷爷，爷爷。”转身敲我们的门，“爸、妈，我爷爷动不了了！”
我和彪子一骨碌爬起来，扶老爷子坐下，聪聪自己哭着上学去了。
中午，聪聪从学校打来电话：“我爷爷怎么样了？”我们告诉他，爷爷已经住进医院。
“那爷爷有危险吗？”
“不要紧，你晚上回来就能见到爷爷了。”
隔辈亲（二）（2）
聪聪这才放心一些，挂了电话。听班车司机说那天早上他哭了一路。
老爷子得的是急性脑血栓，左半身瘫痪，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聪聪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病房看爷爷，给爷爷揉腿，给爷爷端水。爷爷一再催促他，他才肯回家吃饭，写作业。
那以后，我第一次发觉聪聪长大了，懂事了。
聪聪小学毕业了，大概老爷子看我每天接送、“陪读”，实在辛苦，事业也荒废了，终于同意把孙子送到寄宿学校。
刚开学，聪聪不习惯，我也不习惯，老爷子更不习惯。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谁也不让进去，三天没跟任何人说话。周末孙子回来了，老爷子才有笑脸。
聪聪假期去英国游学，一去两个月，老爷子的牵挂可想而知。尽管孩子每天都给爷爷打越洋长途，爷爷还是放心不下——那是他的命根子。
因为想孙子，老爷子再次病倒，报了病重。大概是爷孙俩有感应，聪聪在电话里听不到爷爷的声音，便猜到爷爷又住院了。
聪聪再也无法安心，从伦敦一个人踏上了归途，回来看爷爷。
老爷子瘫痪在床的日子里，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周末回去，他就会坐上轮椅，让人推到餐桌旁，看着我们仨狼吞虎咽才心满意足。
他至今不知道儿子病了，至今不知道儿子已经走了。
老爷子最后一次见彪子是在今年4月，彪子第二次做手术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见老爷子，不敢听老爷子的问话，不敢对视老爷子的目光。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儿孙辛苦了一辈子，自己久卧病榻，却依然为子孙操不完的心思，我只能继续编织美丽的谎言。
我告诉他彪子在拍戏，拍完了这部戏马上要去好莱坞深造，可能过年都回不了家。
婆婆的日子比我难过。她每天都要面对头脑依然清晰的老伴儿，随时应对他关于儿子的提问，还要隐藏内心巨大的痛苦……
我真的心疼他们，心疼待我如亲生女儿的老人。
终有一天我会告诉老爷子：您放心地去吧，那边有儿子与您做伴，这边我会把妈妈照顾好，把孙子养大成人。
戏痴（1）
彪子没有等到自己的42岁生日就走了，在短暂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属于表演艺术。他对表演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成名前如此，成名后更是如此。
刚调到说唱团，他对话剧团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恋，是对我的不舍，更是对话剧表演的不舍。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回话剧团看我们排练。在别人看来，这样做“一举两得”，既看了人，又看了戏。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多半是奔着“戏”来的。
一进排练厅的门，他就悄悄往导演边上一坐，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专注得有些贪婪。按捺不住了，就请示导演亲自演上一段。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笔记本，他的课堂笔记比我的细致得多。
那阵子我们正在排练话剧《红岩》。陈薪伊导演看他摩拳擦掌的样子，有意安排一个小角色让他过过瘾。选来选去只有一个空缺——看守甲，出场无数次，只有一句台词。
像是天上终于掉下了馅饼，彪子乐得从椅子上蹦起来。
“陈老师，只要您能让我回话剧团演戏，再小的角色我也愿意！”彪子仿佛得了恩赐。
他太珍视这次机会了，回家就开始设计。
“陈老师，您看我扣一个眼罩，来个独眼龙怎么样？”
“已经有一个独眼龙了。”
“那……”他想了想，“那我剃个光头吧。”
“就为一句台词，把好好的头发剃了？”薪伊导演最喜欢认真的演员，可是担心他冲动过后会后悔。
“那我也得演出‘彩儿’来。”
于是，我第一次领教了彪子的光头形象。说实话，不难看，像个大和尚。只是不大习惯，关了灯以后有点吓人。
接着，彪子又给人物设计了“光膀子”，让美术师给他画上胸毛，还嫌不过瘾，又弄了一个烟嘴儿叼在嘴角上。
“我得咬着烟嘴儿把这句台词说出来，还得让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听清楚。”他说得踌躇满志。
从那以后，他天天在家苦练。一开始，不是话说不清楚，就是烟嘴儿掉下来，口水就从咬着烟嘴儿的那一边淌下来，逗得我哈哈大笑。
烟嘴儿被他咬出了深深的一道印。
正式演出开始了。
我扮演的孙明霞和江姐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
“小萝卜头”来通风报信，被“看守甲”发现。
“看守甲”像只大猩猩一样，晃着膀子奔过来，一把抓住“小萝卜头”的衣领，恶狠狠地喝道：“小萝卜头，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啦？”
只见他秃顶上反着光，胸前一团长长的“胸毛”，嘴里叨着烟嘴儿，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朝“小萝卜头”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
同台的演员全被带入了戏中，齐声愤怒地高喊：“不许打人！”
台上的我明知那是彪子，依然觉得毛骨悚然。
我们到清华大学演出的时候，“看守甲”的剧照被学生们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子。
“真讨厌，这是谁干的？”我知道观众是恨“看守甲”，与彪子无关，可还是气不过。
“恨我，说明观众相信了。”彪子晃着脑袋有些志得意满。
一直以来，薪伊老师把我当做自己的干女儿，在学习、生活上都关爱有加。
戏痴（2）
彪子到话剧团找我的时候，有人悄悄告诉她，这就是秋芳的男朋友，老太太把我好一顿数落：
“哎哟，你怎么找他呀？那么丑，还是个说相声的。”
我嘻皮笑脸地支吾着，无言以对。
一场《红岩》演下来，老太太却对彪子另眼相看。她被彪子的执著打动，逢人便津津乐道：
“嗯，这孩子不错，用功，人也厚道，当女婿就凑合吧。嘿嘿嘿，就是难看了点……”临了还找补一句。
我也跟着傻笑。
不管老师怎么说，我怎么就没觉得彪子“难看”呢？他年轻的时候挺精神的，虽不是浓眉大眼，却有股子“爷们儿”劲儿。
大概这就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1995年，彪子被张艺谋导演选中，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扮演“黑社会老三”。
机会来得突然，张艺谋的名字毕竟太响亮了。“芳芳，我被张导选中的事，千万别跟人家提起来。”彪子有些局促不安，生怕往后的工作应对不下来。
他一边叮嘱着我，一边就开始独自在家设计人物造型。看他那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我的神经也绷上了弦儿。
开拍后的一天，彪子兴冲冲从剧组跑回来，告诉我，他给“黑社会老三”设计了一个人物造型：头发中分，额前的两撮向里弯曲，活像个“大闸蟹”。这个造型是他有一天晚上洗了澡，对着镜子梳头发，无意中摆弄出来的。
定装照拍完一看：够狠！导演当时就拍板定了。
那次合作对他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跃，不仅学演戏，更学会做人。
有这样一件小事，他很多次地给我和身边的人们讲。
一天剧组派他外出办事，赶回去已经很晚了。下车以后，正准备去食堂吃饭，小树林里突然走出一个人，拉住他的手说：“三儿，回来了？等你吃饭呢。”口气就像招呼自家兄弟。
原来是张艺谋。
“人家那么大的导演，特意跑出来接我，还等着我吃饭，我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感情一下子就近了，真像一家人似的。”
他也很多次地讲起巩俐，人很懂事，没有“大明星”的架子，经常给大家发零食吃，有时候甚至帮剧组的工作人员洗衣服。
剧组里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三儿”，此后的多少年来，只要彼此见面，仍是这个称呼。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震燕一次一次往医院跑，送来《英雄》、《十面埋伏》的T恤衫，让我送给医生和护士们。张艺谋导演也给他送来了花篮。做完第二次手术，彪子接到晓峰的一个电话，还没开口，就听电话那头喊了一声“三儿”，彪子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震燕和晓峰都是张艺谋导演的制片主任。）
在他病重的时候，张艺谋导演和震燕专门到医院来看他，可他当时在昏睡着。我想如果他知道，心里一定很幸福，很安慰。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1）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彪子结识了冯小刚，渐渐成为他创作班底的主要成员。
1999年，冯导演拍摄《甲方乙方》，有一场英达的戏在309医院拍摄，也就是彪子父母的家。
冯导演的制片主任陆国强与彪子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有小陆在，彪子自然常去探班。又因为他对院里熟悉，很多外联的事情就热心地帮着协调处理。他还给剧组在食堂订价廉物美的伙食，亲自把包子一笼一笼地从一楼端到四楼。
冯导演很讲义气。当时，他并不知道彪子是演员，看他跑前跑后，又热心又能干，就想收在旗下做制片。小陆笑着说：“人家是学表演的，是个演员。”
于是，冯导演把“张富贵”的角色给了他，戏份虽不多，却也有声有色。
《甲方乙方》作为第一部“贺岁片”，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彪子跟着混了个“脸熟”。
公映时，我带彪子的父母和儿子一起去看。儿子那时8岁，对一切似懂非懂，看到周围的人笑，他就跟着笑。
有一段情节，葛优演“地主”，刘蓓演“地主婆”，彪子蹲在地上给他们捶脚。大人们懂得前因后果，又一阵哄堂大笑，儿子小，不明白，替爸爸感到莫大的委屈。
“妈妈，我不想看了。”
我听见儿子稚嫩的声音，只当是小孩缺乏耐性，坐不住了，便指着银屏逗他：“快看爸爸，多好玩儿！”
就在我指给他看的时候，正好演到“地主”让“地主婆”用针扎彪子。
“哇……”儿子大哭着，“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坐起来，“我打死她，我打死她！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忙跟他解释：“聪聪，那是假的，是拍电影。”
“那也不行！我打死她！”
周围的人都回转身来，奇怪地看着我们——电影是看不成了。
我们只好中途退场，抱着儿子回家。
一路上儿子哭哑了嗓子，怎么劝都不行，就是要找刘蓓和葛优算账，当天晚上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