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您看，他在笑呢。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都陪着他，他一定很满意。对他这一生都很满意。”
老人含泪不住地点头。她曾叮嘱过不要让儿子遭太多的罪，看到儿子很安详，笑容如此生动，老人悲痛之余多少获得些安慰。
房间依然温暖，彪子静静躺在那里，笑着安抚家人悲痛的心，他一向是不愿让别人为他操心的，走的时候仍不例外。
太平间的工人抬着一个盒子来了，要把彪子带走。他们把他放进一个塑料袋，又拉上那根粗粗的拉链。
我内心温暖的氛围顿时被无情地打得粉碎。
“等一下！”我的心颤抖着，我音容犹在的亲人此刻就要像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件一样被“包装”、“搬运”，与我们隔离开。他在那幽暗而逼仄的空间里会有多么孤独，多么难过。
我轻轻抚摸他的脸，他的嘴唇，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工人们告诉我别把眼泪滴在他身上，那样他会不安。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我知道他一生好热闹，他不愿意被送到那孤独的地方，可他再也不能开口告诉我。
彪子在笑，笑得那么生动，那么顽皮！（2）
我再次推开阻拦我的手，擦干眼泪，亲吻他的脸，他的眼睛，他的唇。
我们一起送他到太平间，那个听起来令人心安的地方。
乘电梯到地下室，走进昏暗的楼道。沈教授推着车头，我和儿子守护在左右。向右，向左，再向右……七拐八拐，走进一间狭窄的屋子。
简陋、陈旧、幽暗，熄灭了我心头方才蓄积起的光亮。
之前沈教授说已为彪子准备了最好的位置，在中间。工人拉开了一个抽屉，的确，在中间。
那就是属于彪子的世界，冰冷的，漆黑的，他在那里如何还能看到光！
我哭得失了声，心疼而无奈。我不想离开他，不忍留他独自在这里。
他曾经在电话里对我说，一个人在家感到孤独、凄凉、害怕，那时候我们的家明亮而宽敞。在这里呢，他还能对我说吗？还能听到我安抚的话吗？
金属的抽屉将我们阴阳两隔，我像听到他的哭泣，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的心一下被抽空了。我看着已被关上的抽屉，恍恍惚惚站在那里，那一刻的心疼比他走的一瞬间还要剧烈。我允许他离去，却不能容忍他受苦。
“快走吧，门口有记者。”我僵硬的身子不知被谁拽了出去。
果然，有一名记者举着照相机堵在太平间门口，等着拍我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已被掏空的内心突然升起一团怒火。我径直向他扑过去，要砸烂他的相机，砸烂他将要去展示的成绩。他们说那一刻我疯了。
很多双手把我拖了回来，他们拥着愤怒的我继续走，回到楼上。彪子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互依偎。他走了，我们却要在各自的世界里承受各自的委屈。
到了楼上，我的心却留在那昏暗的太平间里。
“我不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我不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我失魂地坐在椅子上，反复说着这一句话。
沈教授看我哭得可怜便来安慰我：“我帮你联系更好的地方，行吗？”
我抬起泪眼，哀求地看着他：“我不要让他一个人呆在那儿！”
沈教授是无可奈何的：“秋芳，哪儿的太平间都一样，傅老师那个已经是最好的了。”
我的心降到冰点。我知道哭泣和哀求无济于事，到哪里都是一样。
难道没人想过给死者一个温暖的住所吗？难道没人想过太平间要给无论生者还是死者一种太平吗？难道没人想过要给死者最后的尊严吗？在那里，死者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但他们无以诉说。
门外突然一阵喧嚣，把我从悲痛中唤醒。原来是一名记者偷了护士的外衣，假扮成护士上来拍照，被武警战士拦了出去。
楼下已经围满了记者，堵住了我回家的路。
彪子走了，我甚至不能一心一意地悲痛。
文林把车开到医院正门口，其他朋友帮我借来医生的白大褂、帽子、口罩，七手八脚把我裹在里面。我和儿子在医院保卫处包处长的护送下，从一条秘密通道安全撤离。
从车窗向外看，视线所及之处全是记者，我和儿子最大程度地蜷缩起身子，车开出很远才直起腰来。
窗外的路那么熟悉，而彪子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开车经过。
天使走远了，仍可与他相依为命。（1）
推开家门，我彻底崩溃。
到处都是他的身影，到处都是鲜活的记忆。
我看见他在客厅抽烟，和朋友们聊天儿，在茶几边沏茶，讲笑话，在餐桌上吃饭，给大家夹菜，坐在后院的摇椅上看两只鹅扑水玩儿……
我终于肆无忌惮地哭起来。
我们的家依然宽敞明亮，彪子呢？
“你们把他给我弄回来，我不要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我冲着家人和朋友歇斯底里地哭喊，那个“太平”的空间令我的心陷入深深的泥潭。
我不顾任何人的劝阻，哭到睁不开眼。
到了晚上，大家突然发现儿子不见了。
我的心“忽”地一下子悬起来。我只顾着自己哭，这么长时间没有照应到儿子，他去哪里了？我发了疯似的到处找，楼上楼下，地下室全部找过，没有儿子的身影。我大声喊着“聪聪——”，没有人答应。我的魂儿又被吓散了。
终于，在后院发现了他，他坐在彪子常坐的那张吊椅上发呆。他穿着短袖、短裤，露在外面的皮肤被蚊子叮出了一个个又红又肿的大包。
我心疼极了，一把把他搂在怀里：“你干嘛坐在那儿啊，看给蚊子叮的。”
“那儿凉快，信号好，我在给同学发短信。”他红着眼圈说。
我知道他没说实话。他刚刚失去父亲，我这个母亲又不顾一切地号啕，他不肯在我面前哭，只有坐在爸爸最喜欢的地方独自难过。
我轻抚儿子红肿的皮肤慢慢平静下来。
“聪聪，对不起，妈妈只顾自己难过，没顾上你。”我万分自责。
“没事，妈，我还怕您哭不出来呢。今天大家都劝您，可我没劝。我觉得您已经压抑了一年了，我想让您哭出来，您需要发泄。”
“聪聪，咱们以后就看不见爸爸了。妈妈今天哭就是不愿意爸爸呆在那个冰冷的地方，咱们都在家，他却一个人在那儿，妈妈就是想起这个受不了。”
“妈，您千万别这么想，呆在冰箱里的只不过是他的肉身，爸爸的灵魂早就上天了。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说不定他现在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说什么他都能听到。”
我的心豁然开朗，我想象不到，不久前还在为不想去寄宿学校而眼泪汪汪的儿子能说出这番话来。
“可是我还没伺候够爸爸呢，我不愿意让他走。”
“谁都不愿意让他走。”儿子一字一句地说，“可是，您不觉得这种想法太自私了吗？爸爸活得多痛苦，他现在才是彻底解脱了，他走的时候是笑着的，我们多长时间没看他那么轻松过了？”
孩子这样说，我才回想起，真的已有很久没见到彪子那轻松、满足的笑容了。
“那，妈妈今天的表现……你会不会看不起妈妈？”
“怎么会呢？爸爸生病这一年您完全围着爸爸转，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思想。我知道您对爸爸的感情，即便是我也无法替代。但以后，咱家的担子就落在我肩上了，有什么事您就跟我商量，我帮您拿主意。”
14岁的儿子跟我谈了一个半小时，我听呆了。他小小的心灵过早地承受了太多负重，他将它们化解掉，又来为我开脱。
天使走远了，仍可与他相依为命。（2）
儿子用了一年的时间，从一个小男孩成长为一个男子汉，对我宣称要为这个家负起一半责任。我在欣慰之余，不免有些担心。
“聪聪，妈妈已经觉得你很了不起，我不希望你像爸爸那样出人头地，我只希望你健康、快乐地长大。”
“放心吧，我不会因为我是傅彪的儿子而有压力。但是性格使然，我知道该怎么做！”
当我依着清晰的记忆将儿子的话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读起来仍不敢相信。一个14岁的男孩，曾经拥有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本该天真无忧、不谙世事，甚至有些“浑”，有些霸道……这一切，或好，或坏，我的儿子都没有了。
他懂事。他越懂事越让我心痛。
追悼会那天，按照习俗，儿子要为爸爸“摔盆儿”。
聪聪抱着父亲的遗像，表情凝重，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走到灵柩前面。
无数双送行的眼睛看着他。
“噗通”一声，聪聪一下跪到地上，高高地举起瓦盆“啪”地一声脆响，将瓦盆摔得粉碎。
“爸，走好！”
聪聪用他处于变声期略显嘶哑的声音大声喊道，悲痛而有力。
所有在场的人都被他喊哭了。
灵车缓缓前进，三十余辆亲朋好友的车辆一路随行。北京市交警特勤处的朋友们操纵着一路绿灯。被堵在路上的群众烦躁地按着喇叭，当大家看到灵车上彪子的照片，一下安静下来，无声地注视着。
八宝山第一告别室外已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有年迈的长者，也有稚气未脱的孩童，有的骑了一夜自行车凌晨就到达这里，还有的来自外地，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
中午，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彪子被推进火化堂。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去对他说最后一句话。聪聪缓缓走到父亲面前，“噗通”一声跪下：“爸，您放心，我会好好把妈妈照顾好，好好长大成人！”
第二天，朋友们在北京展览馆西侧大厅为彪子举行追思会。外厅的牌子上写着：“演过，爱过，快乐过……彪子，我们一起走过。”
小刚和国立见我们母子到了，便来陪我们。他们在追悼会上已经忙碌了一整天，满脸疲惫，我又是感激又是心疼，总想说点什么表达我的心情，可是如鲠在喉，一时语不成句。
“小刚伯伯，国立伯伯，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把我爸爸的后事办得这么圆满，让我都没来得及哭。”
谁也不会想到儿子嘴里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小刚和国立的泪水一下滚落下来。
小刚主持了追思会，他瞪着熬红的眼睛，拿着话筒，哽咽了足足一分钟。最后他颤抖着双唇说：“傅彪他说谢谢咱们，谢谢朋友！朋友里边有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生活过的，也有媒体的朋友，他让我谢谢你们。他说没有合作过的朋友不要遗憾，他来世还做演员，我说，希望他来世还是一个胖子。他又说今天是夏天的阳光，秋天的风，他喜欢……”
我顿时泪如泉涌，只有这些和他工作、生活过的朋友才如此了解彪子，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表达方式，甚至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天使走远了，仍可与他相依为命。（3）
正在我唏嘘慨叹时，突然看见聪聪在小刚和国立的陪伴下走到了台上，这种场合下，这孩子会说什么呢？我不禁为他捏了把汗。
“首先，我要感谢治丧委员会的叔叔阿姨们，是你们让我父亲的人生有了一个壮丽的收尾。然后我要感谢所有到场的媒体的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的关心。感谢我母亲，一年来她一直陪着我父亲和病痛战斗着，我要说一声，妈您辛苦了。然后我想说的是，请大家为我父亲感到高兴，不要难过，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孝顺，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他的走而欣慰，因为他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这么彻底地放松过了，这对他来说是解脱，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伤心，而且他的人生是伟大的，谢谢大家。”
聪聪不慌不忙地说完这段话，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我说不出是欣慰还是辛酸，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彪子走了，而他留给了我这样相似的血脉，这样宝贵的寄托。
他得到了最佳谢幕奖。（1）
我曾经以为我们的人生已经一败涂地，幸运之神抛弃了我们。
在与癌魔征战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次，我心中愤懑凄凉地呼喊：“怎么会这样？”
家庭、事业、爱情正在奏出最华彩的乐章，一个巨大的休止符却令一切戛然而止，只余一个人低吟浅唱。
彪子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
健康的时候，他以深切的爱与责任撑起我们这个家，为身边的亲人、朋友带来欢乐和慰藉。
生病的时候，他的身体日渐消残，他的内心却顽强抵抗着，抵抗疼痛、抵抗孤独，抵抗恐惧和绝望。
他甚至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病痛导致的躁动不安都独自化解；他也不曾留给我一声叮咛，哪怕最温暖的叮咛在诀别时也会化作一根锐刺，他不愿让这根刺时时扎在我心上。
临终那一瞬，彪子站在新世界的入口，要选择一条路。我告诉他不要怕，要朝着有光亮的方向走，想必他记住了。每一个人都看到，他的脸上漫漫浮起一个笑，他一定看到了美好的光景。
那一刻我突然悟到，我和彪子仍然是相通的，就像过去的每一次远行，当他平安到达，便给我打来电话。而今我们相望却无言，他以笑容回应我，告诉我他已经找到新的归宿，那里是一片世外桃源。
所以，当亲爱的人逝去，我们不要号啕痛哭，那只能宣泄自己的孤独和畏惧。只要握住他的手，指给他方向，让他了无牵挂，他终会以某种方式让你知晓，他找到了传说中的极乐世界。
背负着苦难的人最懂爱与被爱。
那些相知多年的朋友，久未联络的朋友，素不相识的朋友，听闻噩耗以后全都聚到我们身边，让我在最漫长的夜也不曾感到寒冷。
彪子出殡那天，被堵在路上的车纷纷按起喇叭，当人们知道经过的车队是彪子灵车时，一下安静下来，默默地目送着我们的车走远。
前来送行的陌生朋友们早把第一告别室外围得水泄不通。有坐飞机专程赶来的，有坐了一夜火车一早赶到的，有骑了一夜自行车天不亮就等候在那里的。有人拿着彪子的漫画，有人拿着彪子签过名的照片，有人拿着在街口偶遇的合影，他们都想最后再看一眼“彪哥”，再叫一声“彪哥”。
一位古稀老人凌晨4点就来到灵堂外等候，他对着彪子的遗像哭喊：“你怎么能走哇，该走的是我！”
一个小伙子，手里举着大大的“彪哥走好”的牌子站在那里，任群众怎么拥挤，怎么繁乱他都一动不动，举着牌子站了近四个小时，直到最后才排在队尾步入灵堂。
新浪、搜狐网上那么多网友真挚的祝福，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网上灵堂祭拜、点烛、献花。有一位叫周冉的小朋友，竟记得彪子100天祭日，为他献上一瓶红酒，并写道：叔叔，100天了，我们已经思念您100天了！
有的网友专门给我留言：“秋芳姐，对逝者最好的怀念就是好好走完自己的路，因为他希望你能幸福地微笑。”
“秋芳老师，希望您尽快振作起来，给观众再塑一个个鲜活的角色。”
我们接受了太多的爱，却无以回报，我相信彪子在天堂一定会送给他们深深的祝福。
他得到了最佳谢幕奖。（2）
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事到如今我依然这样认为。
我与彪子一起度过了20年，人生中最美丽的20年，获得了一个女人渴望获得的一切，很多人活够长长的一生都不能这样丰富。
彪子平时最喜欢穿的一套衣服我留下了，黄色上衣配红色长裤。他笑称这身装扮叫“西红柿炒鸡蛋”。
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