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的生活状态还能恢复成第一次手术后那样吗？”小刚打破了沉默。
“应该可以，但恐怕恢复的时间比第一次要长。”沈教授的表情始终很严肃。他第二天在北京还有手术，要连夜赶回去。
路上，沈教授又给我打来了电话，沉重如故：“秋芳啊，傅老师以后真的不能再拍戏了。我们都很喜欢看他的戏，但你千万不能让他再受累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让他好好休息，什么事都不让他干。”我以为他是在责怪我上次手术后没让他休息好，认真地答应着。
“我……我是说……恐怕这半年，他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您放心，我保证不会让他像上次那样了。”
沈教授不再说话。
曾经有过一闪念，我对沈教授的潜台词心知肚明。他其实是在说，彪子最多只有半年时间了。但仅仅是一闪念，我便强硬地将它扼灭了。不能，不能再存留任何不利的意念，它们只会带来不祥的后果。
而事实上沈教授的确是在暗示我。
很久以后他才说，打开腹腔那一刻他的心都凉了！癌细胞已经布满整个肝脏，顶出了膈肌，侵犯到胸腔，右肺的一角已经被他切掉，创面是他做的手术里最大的。他恨不得戴上显微镜把所有隐藏的癌细胞切干净，但是他办不到。再切，恐怕连手术台都下不了。
我不禁想到郑副院长那闪烁其词的电话，一切都明白了。
凌晨3点半，彪子被推出手术室。
刚下手术台的朱主任神情凝重而疲惫。
我看到彪子仍像婴儿一样沉沉睡着，但脸色蜡黄，简直无法与第一次术后相比。
早上七点多，接到医院的电话：彪子醒了。
我回想着第一次术后的情景，带上一切有可能用上的东西，纸杯、吸管、纸巾……急急忙忙地赶了过去。
彪子见到我，只“嗯”了一声。我刚要问他什么，他嘴里便喊着：“排长，排长！快叫排长过来！”眼睛恍恍惚惚，话语含糊不清。
我急了，连忙喊来医生：“他说的话不对劲儿。”
医生安慰我别怕，他的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去。
下午我又去看他，他彻底清醒了。
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我握着他的手，他费力地告诉我：“疼！快让他们给我打止痛针，这回我一点儿也不想忍了！”
“神”医（1）
身患绝症的人不得不迷信，家属更加如此！
看着他被化疗折磨得不轻，又想起沈教授的话：最多也就是半年时间了。我们决定不再让他遭化疗的罪。于是经朋友介绍，从南方请来了一男一女两位“神医”——女的是药剂师，负责熬药；老爷子负责发功、治疗。我们奉如上宾。
“神医”挺神，拍着胸脯发誓：“我保证几个月以后就能让傅老师重返银幕。”我倒不敢有如此奢望，只求他能减轻彪子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
神医开始给彪子发功，并不呼风唤雨，只是扬了扬胳膊便顺着彪子的手臂往下捋。我把手心对准彪子的指尖，竟有一股凉气“嗖嗖”袭来。神医严肃地告诉我，那便是毒气。于是我更崇拜，拿出家里上好的人参给发功后亏了气的神医补气。
神医每天拿出一粒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丹药，说是祖传的秘方，而且是经他师傅点化过的，必须中午12点服用。我每天神圣地接过来，看着彪子神圣地吞下去。
神医悄悄告诉我，那丹药可以把傅老师体内的癌细胞箍住，不让它继续扩散，并告诉我下次去化验，指标必有改善。
说实话我是将信将疑，但想到既没有其他有效的治疗，也只能孤注一掷了。好在下次化验的时候便能见分晓。
药剂师药熬得很精细，据说每次熬药的时候要念很多遍经，这样的药无论口服还是泡脚擦身，都带着仙气。
神医给彪子揉脚擦身的时候很卖力，每次都大汗淋漓。彪子舒舒服服把脚泡在特意买来的木盆里，任老爷子捏来揉去。老爷子把热热的毛巾敷在彪子背上，顺着他的脊梁骨往下捋，说是打通毒脉，让毒素排出去。
我看老爷子实在辛苦，有些不忍，便在他的指导下学着搓、拍、揉、捏。老爷子在一旁不停地发出“信息”：“没事的，傅老师，有我在你尽管放心！”
彪子的脸上竟有了些血色，他照着镜子，很高兴：“芳芳，我在天津都不敢照镜子，总觉得里头那个人不是我。”我自然更高兴。
但彪子依然疼，依然吐，每次要吃止痛药、打止痛针。我便求神医先给他止吐，让他能把吃进的食物留住。
神医很爽快：“那容易，我一服药下去，你看他再吐？！”他说得丝毫不容置疑。
七天一疗程。我期待着七天以后他的话能实现。
两个七天过去了，彪子依然吐，饭前、饭后都要吐。我心中的期望值开始下降。神医却执著，自信地强调他那昂贵的丹药能把癌细胞箍住。每说到这一点，他的双手便聚拢在一起，做一个空心的圆球状，眼里放出坚定的光，把我的疑虑全部扫尽。我说服自己，让事实说话，千万别成了井底的蛙，不知道天到底有多大。
AFP（甲胎球蛋白）结果出来了，没有降低，甚至没有持平，而是一路飙升！
“不可能地——，会不会搞错了？”面对事实，神医脸上掠过一瞬尴尬，随即劝我：“不能急，下次的结果一定没问题。”他依然坚定，我心里却把“神医”二字画上了问号。
我已对他最初的承诺不抱希望，只希望他能有什么绝招儿，给彪子止吐，这是立竿见影的事情。
“神”医（2）
神医每天照常给彪子搓脚、揉背，彪子很喜欢，很舒服。
彪子吐的时候，我就把神医拽来，客气地“请”他出招儿。
神医在彪子的背上拍拍打打，嘴里叹着气，打了一阵便大喝一声：“不吐！”拍拍手，扭过头看看一旁焦急的我，那潜台词分明在说：“我说不吐就不吐，你看他再吐！”我巴望彪子的吐随着他的大喝戛然止住。
彪子该吐还吐。神医自然还要找辙，我已无心应付。“神医”二字又被我画上了大大的引号。
神医每天照常给彪子搓脚、揉背，彪子每天照样享受。
神医指点说，鹅血清肺，我们便买来两只肥肥的大白鹅，养在后院。鹅像是看得懂，到家第一天就忙不迭地下了一个蛋，大家很兴奋，大呼小叫着一同奔过去看。拣蛋的差事自然留给彪子。彪子笑嘻嘻地把蛋捧在手里，下令谁也不许杀它们。
鹅通人性，起初每天下蛋来取悦人。彪子更是宠爱它们。
夏日傍晚，晒了一天的鹅被彪子从笼子里放出来，鹅很高兴，扑腾着翅膀，“嘎嘎”叫着表示感谢。彪子接上水管子给它们冲澡，鹅便伸直了脖子一动不动尽情享受。彪子又往地上冲水，院子里就有了很多小小的水洼。鹅伸出长长的脖子沾沾地上的水，雪白的脖子便染成了灰的，又用脖子上的灰水去身上蹭，一会儿工夫白鹅变成了灰鹅。我们一齐笑说：“这鹅真不讲究。”彪子坐在一旁的摇椅上，眯眼看着它们：“人家那是往身上抹浴液呢，无泡的浴液。”随即又拿起水管给它们冲净。
那是彪子惟一的户外运动。尽管院里飘荡着鹅粪的味道，但那是每天最有生气、最快乐的时光。
鹅倒也会偷懒，一受宠，便有几天不肯下蛋。鹅又非常聪明，我们一旦动了“杀心”，第二天准又能在笼子里看到又圆又大的鹅蛋。鹅一共下了15只蛋。
起初的几个蛋谁见谁拣，拣到第七个，大家谁也不动了，也不说，专等彪子去拣。
“哎，又下了一个！”他总是兴冲冲地喊。大家则像刚发现似的跟着兴奋。能让他快乐的事越来越少了。
彪子的疼痛开始加重，我每天按时给他打针、吃药。以前见了血腿都发软的我已学会熟练地配药、打针，甚至操作复杂的止痛泵也能独立完成。
“神医”无法止吐，更无法止痛，倒是添了毛病。起初中间人介绍：“师傅是从来不吃肉的，师傅只吃素。”大概是“发功”太辛苦了吧，不知从何时起，大鱼大肉都招呼上了。
神医的“神”字已从我心中抹去，为了不让自己再失望，我干脆连“医”字一同抹去。“谁让彪子舒服呢，就只当是在花了神医的价钱雇了俩洗大澡儿的。”
彪子的疼痛已经很明确——肝区和腰，呼吸的时候肺部也隐隐作痛。晚上，他睡在床上试图找一个相对好受的姿势，问我：“芳芳，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又复发了吧？”没等我回答，他自己就又说一句：“谁他妈想复发啊！”
彪子不再耐心听神医那些空洞的絮叨。他的话变得很少，不下楼，不见人，也不再去后院看鹅。
神医倒也知趣，自知无法解释这“神疗”后的结果，见我们决定采取别的治疗，便顺着台阶“出溜”下去。
“神”医（3）
患了绝症的病人和家属真的无法不迷信！既然医学已经无能为力，就只能祈求神仙的回天之力。
但我并不因此而丢了信仰，仍然相信世上一定是有神医的。
不想抽烟了（1）
彪子曾经嗜烟如命。
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劝他不要再吸烟，他很听话。直到有一回，被我抓了“现形”，才知道彪子的“诡计多端”。
那天，他叫了小徐去散步，我做完家里的事情突然心血来潮出去找他，远远地便看见他手里的烟头一闪一闪。
我不做声，悄悄跟过去，脚步很轻。等他察觉到时，我已靠得很近了。他一惊，慌忙把烟头丢进草丛，回过头若无其事地冲我笑。
“好啊你，背着我偷偷抽烟是吧？”我像训个淘气的孩子。他把手一摊，眨巴着眼，嘻皮笑脸：“没有哇。”
我并不看他的手，而是要求他把嘴张开呼气。他“嘿嘿”地笑着想抵赖，我却坚决不让步。于是他把嘴张成“O”形，不呼气，而是瞪着眼夸张地往里吸气，吸满了气便“嘿嘿”地笑起来，算是承认了一切。
在我的追问下，他从头老实交代。手术后第一次吸烟是在寒冬腊月，他穿戴周正，假装出去散步，哪想天太冷，身体又禁不住，只好猛吸两口就赶紧往家返。
“我第一口就把自己抽晕了，就这么扶着墙回来的。”他调皮地扶着墙挪着步，随后又不好意思地憨笑。
我真是拿他没办法，就是这么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他想做的事谁也拦不住。我只好自我安慰：反正吸得不多，与其偷偷摸摸的，还不如让他“尽情享受”。于是家里解除了禁令，吸烟从地下转为地上，但是规定他每天最多抽五支。
朋友们看到彪子从此公然在我面前吸烟，便笑着揭发。原来他不只是躲在外面抽烟，早在家里就吸上了。谁坐得离他最近，他就让谁不许吸烟，万一我过来了，他好把点着的烟塞在人家手里，自己开脱个干净。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人还蒙在鼓里。
我禁不住把朋友们数落一番，大家倒反过来劝我：“想抽就让他抽呗，高高兴兴就好，别让他整天心里不踏实。”
那时候彪子挺得意的：“我跟你说啊，想抽烟是好事儿，要是哪天我不想抽了，那就坏了。”
而后不久，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彪子疼得厉害，整天不肯下楼。朋友们来了，他也只是礼貌性地露一面。我让他下楼吸烟，他动也不肯动。
“那我给你拿到卧室来。”我想再多宠他一些。
他摇摇头：“我不想抽了！”
现在想来，幸好没有真的去严格地控制他吸烟，否则我也许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对于患了绝症的病人，不要坚持那么多的原则，还是尽可能让他们高兴吧。
7月28日下午，彪子突然发烧。我用酒精给他物理降温，效果不好，便催着他去医院。他坚决不肯，像是知道去了医院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只好打电话问医生，在家给他输液。自打从天津回来，我们的卧室成了家庭病房，我则成了特护。
第二天一早，彪子已经不能下地，头脑也不清醒。我急了，打电话给郑副院长。武警总医院派了急救小组和救护车，把彪子接到病房。路上彪子一直说着胡话。
住院第三天，终于退了烧，又被送去做CT。彪子虚弱极了，可是仍没忘了对医生们道谢。
不想抽烟了（2）
小刚来看他，彪子正弯着腰上床：“哥，你看我现在就跟个八十岁的老头似的。”彪子的口气很轻松，大家心中却灌满了铅。
小刚后来说，他知道那是彪子最后一次和他开玩笑。
沈教授看了CT的结果：“傅老师这次回不了家了。”
“不可能！不就是发烧吗？烧退了再养几天我就带他回家！”我的意志拼命抵抗着，不让大脑接受任何“不良信息”。
“这一次，傅老师肯定回不去了。他这是肿瘤热，再好的抗菌素也没用。”沈教授让我看片子，“已经布满了气管，随时会出危险。”
我相信沈教授不是吓唬我。我呆坐在沙发上，心乱如麻，不能言语……
当时儿子正在加拿大游学，8月7日回来。我请沈教授无论如何让彪子坚持到那一天。
彪子已不能正常进食，但依然喜欢擦背。自从他病了，我一直叫他“宝贝”。每次问他：“宝贝，敷敷背吗？”他总是爽快地答应。我每天把毛巾泡在热热的水里，拧干后缓缓展开敷在他的背上，彪子舒服极了。现在想想竟是那样幸福，不管怎么样，人在呢，你还能为他做事，为他忙碌。
彪子第一次发病危通知，我告诉妈妈，让她能有心理准备。
妈妈哭得凶，我便强咽下眼泪：“妈，别哭，只要他能走得好，别再受罪。”
妈妈搂着我：“你也得有准备，人在和人不在了不一样！”我知道这是妈妈在1993年爸爸去世以后悟出的道理，我知道人走了就不能再为他做什么，便咬着牙让自己料理好一切，不能留下遗憾。
我让小陆找来一种印泥，能把彪子的手印永远地留下来。我们商量着，告诉他“明星墙”上要留下他的手印，但他去不了，只能让小陆把印泥拿到病房里来。这么一说，彪子很听话地按下了手印。
彪子的骨架仿佛已经支撑不住躯体，从床上坐起来，佝偻得很低，我坐在他的对面，让他把头架在我的肩上。
“聪聪呢？”有一天彪子突然问。我的心一下收紧，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在加拿大呢，是不是想他了？”我已经决定把儿子提前调回来。
“嗯。”彪子点点头。
“那我让他回来。”
“不要。”彪子使劲摇头，“咱别给学校添麻烦。”
我又问了几次，他依然摇头，想到再过三天儿子就要回来了，医生也保证近几天不会有问题，便依了他。
他每天问我，儿子今天在哪里。有一天我告诉他，儿子和同学们正一起去看瀑布。
“尼亚加拉瀑布！”他的眼睛亮起来，有几分向往，又像是告诉我他一点不糊涂。
我轻轻拍拍他的脸，称赞他答对了。
彪子的眼神又黯淡下去：“儿子去看尼亚加拉瀑布了，我都去不了。”那口气有几分羡慕，有几分沮丧。
我连忙安慰他：“等你好了，咱们也去。”我想，他心里多一个念想，就多一分力气支撑，“彪子，你想去哪儿啊？”
“拉斯维加斯。”彪子调皮地笑了，笑得有些诡异。那是让他赢过赌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