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克服危险的“乐观主义”。当然，这“乐观主义”对于我们市民来说，如果不注视着核状
况，不采取措施防止它反对同世界规模的恢复生命的行动，那么就很难说不变成极其丑恶的
犬儒主义。
我在前面的“为了同使‘亲切’成为不可能者作斗争”中说过下面的话：“年轻的人们
最近爱说亲切这个词。说什么亲切的人啦，喜欢亲切啦，等等。足以反映这种流行时尚的，
是广告一类的东西上也爱用‘亲切’这个词了。亲切当然是好事，我自己就过于毫无抵触地
亲切，但是如果问我喜欢把亲切挂在嘴边的年轻人么？那我必须说未必喜欢。因为我想请年
轻的人们考虑的是，如何把亲切这个词在社会里给它定个积极的位置。／具有社会意义的亲
切，难道不正是和那使亲切成为不可能者作斗争这件事么？亲切是人的极其自然的态度。婴
儿就是很亲的。一般的人都有亲切的地方，但是那样的人在社会性的生活过程中，有的人就
对人不大可能亲切，或者遇不上亲切的人。因为有使亲切变成不可能的制度。同这种使人不
可能亲切的结构或制度斗争，我以为这才是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亲切待人的条件。／令人不可
能亲切的结构或制度，在我们周围俯拾即是，不可胜数。肢体不健全的人想坐轮椅外出，但
是使之无法办到的种类繁多的结构，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认为那都是妨碍人亲切待人的。
使人不可能亲切的最甚者，莫过于核避难所一类的设施，对于超过定额人数的人还必须用机
关枪阻挡。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些障碍一个一个地撤掉，让所有的人，特别是让青年人能够彼
此亲切相待，或者同妨碍人们亲切相待的人或事斗争下去，改善现状，这对于创造真正亲切
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削减福利预算，扩充军备，一心想威胁亚洲各国，强调日本社会是
竞争社会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这么一小撮人弄得覆灭，那么，日本、日本人留给人们的记
忆岂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蛮、最下流的么？”
我这样说的同时就感觉到，“亲切”的定义还不够充分。于是在一次讲演会上，因为听
众都是残疾人的父母，所以就仿佛按预先约定似地对作为前提的“亲切”定义作了追加，想
加上几项意义使它更加有力。我第一个提示的是对于我前面业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
破坏”的“显示”予以特别重视，坚持以它作为人生观根本的态度，并同这样的“亲切”共
存。
并且主张把美国科幻小说引导到智慧小说的水平，把对于核文明一直写了许多反省与考
察文章的鲍涅卡特，以及现在认为必须重新评价的奥威尔两人，认为最值得期望的资质合乎
礼仪（decency）和“亲切”组合在一起而共存于内心的人，特别把他们对年轻人作了一番
描述。decency一词，是鲍涅卡特小说的根本精神，奥威尔回味参加西班牙市民战争残酷经
历的《加泰罗尼亚赞歌》上说：“非常奇妙的是，由于在西班牙的全部经历，使我对人的信
赖没有动摇，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对人的优美更加信赖了。”评论奥威尔的《水晶的精神》
作者伍德柯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后这样说：“这个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离独立终
于完成了。因为精英人物已经不是社会性的存在，而是政治性的存在。不是传统性的存在，
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存在。为了使企图改变这牢固的金字塔形社会的活动无法出现，党靠改
写历史想把过去完全改了，其次是想把使用的语言抽掉骨头，企图把自由啦，正义啦，像样
子的人啦，仅仅表现如此概念的语言早已不存在的状况创造出来。”我这是从《奥威尔的整
体像》日译本引用的，同时也希望decency一词用日语难以恰当表达这一点给以理解。译文
写的是“真正人的亲切”所以我就援例了，本该译作“庄重体面”的。（晶文全书，奥山康
治译）
去年，我以一向称之为我国现代人道主义者法国文学家渡边一夫一生中的思想、生活为
题，向青年人连续地作了报告，那时我想到，３０年代的渡边一夫在理解瓦雷里的一节诗里
找到关于“亲切”一词另一定义。
１９４０年法国败北的时候——这一年是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的一年，而且也是大政翼
赞会开始活动的一年。在当时国际的、国内的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甚嚣尘上的形势之下，有
人要求渡边写文章谈法国之所以败北的文章。渡边是以研究法国文学和文化为职业的，而法
国又是日本的同盟国纳粹德国的敌国，如果他为败战国的法国辩护，那就等于和大政翼赞会
的国民总意相悖，这纯粹是“踩圣像”①的故技重演。渡边毫不妥协，堂堂正正的文章，充
分表现了他异乎寻常的勇敢。
①１６２８—１８５７年之间的日本江户时代，严禁天主教活动。统治者对于可疑的信
徒，一律强迫他们从圣母玛丽亚像和基督十字架像上踩过去——译注。
渡边在文章中引用了瓦雷里５年之前在母校塞特高等学校，对他称之为“明天的人”的
青年人们说的话。他说，现在欧洲某些国家的青年们，“在创造同国家明确规定的目的和社
会机构完全吻合的人这一计划之下，接受完全相同的培养与训练。也就是国家在制造为它效
力的国民。”瓦雷里对此作了分析，接下去他说：“我以为，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细致的产
物，用这样的对知性的强制，会使它衰退，这是非常可怕的。”
不出瓦雷里所料，德国造就出为国家效力的国民之后，便急不可待地发动了战争，侵略
了培育了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细事物的法国。但是渡边在当时就明确说过，他对法国青年
寄予厚望，几年之后德国绝对一败涂地——这和日本帝国的败北是有联系的——而对此确信
不疑。
渡边一夫译的瓦雷里的《精神的自由与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提到的“亲切”上，我想
另外加上一个定义。因为，拥护我所说的社会性的“亲切”二字含义的人，希望他们至少站
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一边。一旦提起这句话，我们眼前看到的，难道不
是我国今天的社会失掉了许许多多的“亲切”所具有的社会性的东西么？总而言之，今天的
日本社会，对于“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制造对国家效力的国民，而
且是制造效力极佳的、对于诚如加耳布雷斯①所说的“新兴产业国家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
国民，让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衰退也在所不惜。这种倾向才是确确实实的让青
年们看不到“亲切”的具体所在而带来的结果。
①加耳布雷斯（Galbraith，John Kenneth）１９０８—？英国经济学家、教育家、作
家——译注。
也许马上就得到这样回敬的话：从世界现状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才是制造效力于
国家的国民的典范。我根本不想拿中国和苏联同纳粹德国相比拟，但是，关于前面的质问，
如果把波兰的自省活动考虑进去，我以为批评的可能正确。尽管承认它，但是，如果日本在
这一点上甘当美国的走卒，并且更加奋进，制造对日本式的“新型产业国家”高效率地效力
的“明天之人”的态势强化下去，那么，现在业已显而易见地使日本人社会和日本人素质大
大变形的裂痕，就只有愈来愈大了。
我仿佛故意逆此大势而行一般，我对日本“明天的人”——也许被说成纯粹是作梦——
决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状态：日本的青年人应该自我培养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
的东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将来，对于苏联和美国的核对峙，担当起使它们走向废
除核武器的媒介国的角色，为此而修正现在日本前进的轨道。假如瓦雷里活到现在而且依然
活动，他一定努力使法国成为与今天的法国完全相反的国家，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国家为了
使欧洲紧张的核局势朝向缓和的方向发展。因为那样的法国才是堂堂正正地创造精神的自由
和文化上最精致的法国，使社会性的亲切生机勃勃的法国人的国家。
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听众面前讲话，我想按上述想法加以引伸，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
初，比照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写成这份草稿。给１０年之前也是花了一年时间在杂志《世
界》上发表的“面对状况”作个结尾，现在我正准备写“再度面对状况”的文章，它的出发
点，我想就以这个草稿充当。此后，我要使生活于书斋的自己站在同社会状况的交接点上发
言，在文章上重新审视着自己论述，当然，尽可能地用这种方法写。最后附带提一下，我的
儿子现在已恢复健康，信心十足地要像他喜欢的音乐家斯卡拉蒂①那样活那么久。
①斯卡拉蒂（Scarlatti，Alessandro １６６０—１７２５），意大利歌剧和教会音乐
作曲家——译注。
生的定义
二 为“难以想象的事”预先准备
前面业已提过，从去年秋季到冬季，我一直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逗留，属于我
自由支配的时间里，首先的工作就是补充、修订题为《读渡边一夫》的连续讲座记录。特别
是整理渡边有关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前前后后的著作部分时，内心忐忑不安，不敢断定是否由
于自己过分自信和无知作了值得怀疑的发言。所以从大学内外的书店买来有关书籍读起来。
因为是修改自己的讲话记录，和令人觉得乏味的工作不同，纯粹是一种乐趣。
在此期间，我看了自己的书架，发现日本研究中心的历史家对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很感兴
趣，而且考虑着自己是作家，把一个时代的个人生活详细地写进了历史书。同一年的秋天来
我国访问的法国历史家埃玛涅尔·鲁洛瓦·拉杜里的著作占了大部分，但是，似乎受他影响
的美国学者，住在旧金山的纳塔利·Z·迪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和写渡边一夫史
传的让·达尔布雷写的新教统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很有趣。（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同一主题的法国影片，在美国获得好评，迪维斯也参加了该影片的剧本创作，而且据说
他对于１６世纪法国这一奇妙事件，认为有必要用专门的历史书叙述。查阅各种古文书保管
所的史料，把“历史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加以综合，就成了迪维斯的工作。电影上，虽然
表现了这位女士的牺牲，但侧面地也表现了她挖掘了巴斯克地方以及巴斯克人的背景。主人
公或者真正的主人公的丈夫马丁·盖尔，在佛朗索瓦一世同卡尔一世的战乱时期，从巴斯克
地方移居于图鲁兹附近比利牛斯山麓平原的村庄，给一户农家当了嗣子，但是因为有巴斯克
的血脉，便受到该村的排斥，他为此心怀不满，所以迪维斯充分显示了拉杜利学派的面貌。
同时这也成就了此地复兴新教的一项令人瞩目的巨大工程。渡边一夫当然从侧面描写了
让·达尔布雷和儿子安利四世，但是迪维斯掌握案子上告到图鲁兹而法院的法官们认为这是
新教、旧教交替的一时出现的情况，很好地展示了审案工作中险象环生的情况。年轻的马
丁·盖尔一家人在新迁来的村里，由于他父亲屡有建树，终于和有势力的家族的姑娘贝尔兰
德·德·罗尔斯结了婚，但是几年之后出走，本来，周围的人就是以为他是来自法兰西方面
的人，或者来自西班牙方面，总之都认为他和巴斯克地方的人有关，但是他参加了西班牙军
队和祖国军队作战，甚至为此而失去一只脚。在这期间，当阿尔诺·杜·梯尔这个骗子出现
在独守空闱８年之久、一向“性格坚强操行端庄”的贝尔兰德面前时，她把这汉子当作马丁
迎进家来。尽管当时的法国农民似乎无人不知这样的俚语：“女人对于接触过一次的男人也
决不会看错”，但是关于贝尔兰德把梯尔误认为马丁的原委，《处于优位的妇女》上，有关
于近代初期法国人的论考，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迪维斯女士，似乎没有甘于归结为出于女人的
愚昧，认为贝尔兰德出于保护土地资产及其他等等，是出于很有决心的一种计谋。
和盖尔家的财产有截然相反的利害关系的伯父皮埃尔，开头承认了归来的侄子，没过多
久就和假马丁发生冲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迪维斯在这一部分附带提到，说这是宗教势力
消长的投影。“关于马丁·盖尔的诉讼，如果作一番冒险的推测，可能是这样的：对此地新
教徒具有同感的人们倾向于相信马丁，天主教徒们倾向于相信皮埃尔。”
案件移送图鲁兹的上级法院之后，一个假肢老兵就出现了，自称自己才是多年来隐姓埋
名的马丁·盖尔。以此戏剧性为基础，把这一案件立刻写成书的，有法官柯拉的文章等等，
不妨把再现当初极其精采的一段译出来。以历史家的冷静而且顽强的构想展开叙述的同时，
又没有排除戏剧性的描写，这就是迪维斯写作的特点。
看一眼新露面的人，她就浑身颤抖而且哭起来了（这是根据柯拉的描写。准确地记录证
人们的表情，是干练的法官的任务，他是这么想的）。于是她跑到马丁·盖尔跟前想抱住
他。她求他原谅自己被梯尔的阴谋和诱惑压倒而犯下的错误。于是把内心深处准备要说的话
口若悬河起说出来。她说：你妹妹们马上就承认了他，伯父也接受了他。我是因为过于焦急
地盼望念念不忘自己的丈夫回来，所以也就相信了他。特别是他对我的隐私是那么熟悉……
当我知道他是冒充的时候，我甚至想，我要是死掉该多好，于是想到自杀，因为我怕神责备
而没有去死。我明白了我的名声被他玷污，所以才把他告到法庭。／马丁·盖尔面对贝尔兰
德的哭诉，一点也没有悲伤的表情（可能是受到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牧师的影响），脸
上露出热情然而严峻的表情，然后说：‘你那泪就别流啦，而且也用不着往我妹妹们和伯父
身上推，不必拿这个辩解。因为父母对于子女，伯父对于侄子，哥哥姐姐对于弟弟妹妹，他
们的了解，都不如妻子对于丈夫了解得深。总而言之，降于我们家的厄运，除了你该由谁负
责呢？’
渡边一夫或者该专门学派的研究者们，是如何从这里着手进行活生生的历史考察的，边
想边读而读完了迪维斯的作品。我对于法国文艺复兴史本来知之甚少，所以没心思作历史论
述。
我想说的只是，４００年前发生在法国一个地方的“不可想象的事”，和妻子同床不久
的丈夫长期以来去向不明，对于一个突然出现在眼前，声称自己就是那位妻子丈夫的男人，
妻子本人以及家族、本村的有关邻里，全都受骗，居然接受了他，对于这样的故事，感到自
己是在仿佛看着同眼下生活中的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就此说说自己的看法。
“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在可能发生的事”之间，开头的时候有一条明显的沟。但是，
它扎根于整个社会的动机——像马丁·盖尔案件所表现那样向着宗教战争行动的社会相就是
这种动机——是作为一根巨大木桩打进这条沟的。从巴斯克来到图鲁兹近郊农村的这一家受
到的排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