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电视机以及其它娱乐性节目还没有介入人们的生活，住在招待所改稿的生活非常简单，一早一晚或星期天，大家就凑在一起聊大天。改稿的作家来自全国各地，有老有少，有能侃的，有阅历丰富的，因此我得以听到了许多文坛掌故。老作家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是关于编辑的故事，也就在那个时候，我记住了一种称号：大编辑。
什么样的编辑担得起一个“大”字？比如秦兆阳，主持《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时候推出了王蒙、李国文、刘绍棠等一批成了大气的青年才俊。比如人文社的龙世辉，一提到这个名字人们就会想到《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比如中青社的肖也牧，想起他人们立刻便想到了《红旗谱》、《红日》……
受了那些老作家的影响，我开始注意观察编辑，认真而自觉地接受他们的指导。所以，至今我还能清楚记得跟所有编辑交往的细节，以及他们的风格和轶事。
1975年秋天，我住到天津宾馆参加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工业学大庆会议。《人民文学》的老编辑许以，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有我这么个人，从北京来天津找到我的工厂，又从工厂找到会场，将我从会场上叫出来约稿。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编辑，真的是受宠若惊，几天后便写出了《机电局长的一天》。从此也就跟文坛撕扯不开了。
1979年初夏，我割痔疮住院，《人民文学》的编辑王扶顶着大雨，被浇得通身透湿到病房向我组稿。我已经有四年多没有摸笔杆，并向家人和朋友们多次表白此生再不写小说。但身上的文学虫子还没有全部死光，被编辑的诚意一感动，就心活手痒，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
1980年初，我到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有幸摊上了秦兆阳老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得以近距离地聆听大编辑家的教诲。有一次南方一个刊物催稿甚急，我用大半夜的时间赶出了短篇小说《狼酒》，第二天早晨讲习所通知我，带着新作去见秦先生。当时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初是不敢带《狼酒》去见先生的，自己知道它是什么成色，怕让先生失望。可手边又没有别的新作，只好硬着头皮拿它充数。秦先生让我在他的书房里随便翻书，老人家默默地先把《狼酒》看了一遍，然后拿起铅笔看第二遍，这一次是边看边写，有时写在我的稿子上，有时写在旁边的白纸上。我神经紧张。不知老先生在写些什么，却又不敢凑过去看。
直到先生看完第二遍，才招呼我坐到他对面，上来并没有批评我，只是就稿子论稿子，先分析《狼酒》里的人物，哪儿该加什么，哪儿该删掉，才能使人物性格的发展更合理。接着又剖析我的故事，指出结构该怎样调整，哪一段该提到前面来，哪一段往后挪……三下五除二，连我自己都觉得《狼酒》面目一新了。那天整整浪费了秦先生大半天的时间，谈完了对稿子的具体修改方案之后，才含蓄的告诫我不可过分依赖兴之所至一泻千里，动笔前多在构思上下工夫，想透了再动笔，写的过程中才会出现真正的神来之笔。
1981年我答应《当代》的编辑贺嘉，在某个星期二来取稿。那时候我的工厂是休息星期二，让他赶在我歇班的日子来好接待。不想那个星期一快下班的时候设备出了故障，抢修设备我这个车间主任是不能不在场的，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的生产恢复正常了我才回家。回到家看见贺嘉正在我的门口转磨磨，他是从北京坐早班车来的，可我答应给他的中篇小说由于夜里加班，还差几千字的结尾没有完成。
那时我的居住条件是“伙单独厨”——即两家合伙住一个单元，但每家各有一个独用的小厨房。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我拿出已经写好的前面6万多字，让贺嘉在卧室里审查，我将切菜板搭在厨房的水池子上，给小说写结尾。我们两个一直干到傍晚，贺嘉将前面的6万多字编辑完了，我又写出了4千字的结尾，然后交换，我修改前面他指出来的错误，他继续编辑小说的结尾部分。这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产生的过程。
后来秦兆阳先生看了这部作品，寄来一封密密麻麻写满了7页纸的长信，至今那仍是我最珍贵的收藏。作家不会忘记编辑，写和编是一种缘分，像一对搭档。我想有许多作家同自己的编辑会成为师生或朋友。
上海文艺社的老编辑王肇歧，多年来在文字上对我的帮助自不必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为朋友以来，每年中秋节前后，他若有北上的机会必给我带一盘月饼，若没有机会自己送就会通过邮局寄来，从未忘记过。这股长远劲，体现了一份多么厚重的情感。我无比珍视，终生不忘……
随着社会的发展，编辑的涵义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现在的大编辑，更多的是体现在策划选题和书籍营销上。我对这样的编辑非常佩服，他们对市场了如指掌，主意很多，书出得漂亮，卖得也多。现在已经没有作家不重视甚至敢蔑视发行量了。
过去人们爱说编辑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把才华都用在了别人的作品上，耽误了自己的写作。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有所改变？我以为这是一种进步。有人说过人是符号动物。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教育会给人打上一种符号，而生活和职业又会给一个人打上另外一种符号。这两种符号相同、相近，人是一种命运；两种符号不相同，甚至相差甚远，人又会是另外一种命运。
符号那么多，怎么可能碰巧合相同、相近？说到底，人的真正定义应该是“矛盾着的动物”，许多职业都是一种“矛盾的职业”——世界上有许多天生就和所从事的职业相契合的人，如天生就是踢球的，天生就是演员……但，我不相信有天生就是作家的，或天生就该当编辑的。后来我自己也当过几年编辑，对编辑的甘苦有了切身的体会。编辑大多是被职业挑选出来的。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作者，也看过各种各样的稿子，有被激动的时候，也有感到味同嚼蜡的时候，有时也许还觉得不如由自己再给重写一遍……编辑的职责就是裁定各种各样的稿子，给稿子以智慧的烛照。
但是，他们毕竟有许多想法是无法在编辑别人的稿子时都能体现出来。于是，许多编辑都写东西，有些编辑同时也是很好的作家。而一个好的作家，却未必就能成为一个好编辑。所以，现在编辑的职业比单纯的作家有着更大的优势。
但是，当编辑也在写作的时候，他便不再神秘。
以往都是编辑了解作家多，作家了解编辑少，而且编辑为别人做嫁衣的牺牲精神，无一例外地会博得作家的尊敬。因此，作家对编辑的著作一般都怀有好奇心。而读编辑写的书，就是了解编辑的最好途径。
文坛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没有编辑的发言。没有编辑的声音，文坛便不健全。
读书和扔书
开卷有益，你不动它，它不会烦你。特别是在眼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书能让人静下来，引人思索，给人以自我完善的机会。
前不久，我在美国一位朋友家里住过几天，每当晚上我们从外面回到家里的时候，信箱里就塞得满满的，朋友将这一堆花花绿绿的印刷品抱在屋里，码起来足有半尺多高有报纸，有广告，有免费赠送的刊物，纸张优良，印刷精美。但他随手一翻，就丢进了垃圾袋。
我感到可惜，看到这样浪费文字和印刷术，总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受。我的朋友却说，你想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看过来，一天到晚什么事也别干了，没有哪个必要。
首先是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价值，而现代人最珍惜的是时间和空间，没有时间阅读对自己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没有空间存放没有用的东西。就只好将这些东西即使丢弃。印得快，丢得快；出得多，丢得多。问世的时刻就是死亡的时刻。
这是一个速成的急功近利的时代。
我不免感到一阵恐惧：现代科学技术和商业化，会不会使印刷术毁了印刷术，用文字毁了文字？
我每次走进书店，满眼满墙满地是书的积压，书的膨胀。每本书装帧设计得都很漂亮，什么样的书名都有，对人的视觉和心智构成一种诱惑，一种压迫，真的让人对书产生一种恐惧。有时我不免也为自己是一个写书的感到悲哀。
古人讲过两句话，：“书有皆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凡是世上有的书我都读过，自己干的事没有不可以对人讲的——现在谁还赶讲这样的答话呢？十年前我是只买书不丢书，对刚出版的文学杂志和文学新书基本都能浏览一遍。现在，却也和那位美国朋友差不多了，对许多书和杂志边读边丢，有些也只是翻一翻就顺手丢掉了……为什么？
书多了、滥了文字的污染严重了。有些名不副实的，哗众取宠的，故弄玄虚的，没有保留价值的，只能看过就扔，有的也用不着细看，翻一翻就可以丢掉。哪有地方存放废书啊！
记得大仲马说过，读者就是陪审团。现在读书还真得有点陪审团意识，须快读、粗读，才能大量地读，只有读得多了才能淘汰一些废书，留下有用的书常读、精读。
干部读书的学问
我经常接触中基层干部，恕我直言，对他们有多少人有经常读书的习惯，却无多少把握。为了准备这篇短文，随意做了些调查：“你平常读书吗？读什么书？”回答有如下几种：一，“倒是想读书，可哪有时间呀！”二，“哪能不读书，一般都在晚上，但看不了两页就发困。”三，“只看一看上边发的书，那是为了工作需要，好多年没有自己买书读了。”四，“不知道该读什么书？要不给咱推荐几本……”
这使我想起“文革”前，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干部读本》问世。毛主席也经常会根据形势需要向领导干部推荐书目或文章。以前“日理万机”这个词似乎只能用在周总理身上，其他干部都不能说忙得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因此上级对于部就有读书的要求。而现在，哪一级干部都称得上是“日理万机”，因此便没有哪家出版社再编辑出版《干部读本》了。我斗胆想给那些想读书又不知道读什么书的人，编一个初级读本。
首先要选择一本能吸引自己的书，读出兴趣，爱上阅读。读书如恋爱，没有尝过恋爱的滋味，岂不是人生一大缺陷？即曾国藩说的：“用功不可拘苦，须探讨些趣味出来！”喜欢古典的可读《今古奇观》、《东周列国》试试，喜欢浪漫狂放的有梅里美，喜欢故事的有雨果，喜欢智慧的有爱默生……总之是让自己遭遇一场迷恋般的阅读。投入使人单纯，单纯使人快活，快活使精神飞翔起来，从渴望到渴望，灵魂会开出花朵，骨子里有种善，被阅读滋养的精神，饱满芳香。在强调硬心肠的竞争社会，读文学经典能保持心的柔软，有助于克服当下流行的霸气，免得一张嘴都是文件语言和政治套话。这也是当年毛主席批评过的，语言乏味，面目呆板。
其次是选读一些人物传记。现代人都渴望成功，能干成点事，喜欢哪类人物就选哪类的传记，想了解中国历史人物，有《史记》可供选读或全读，古今中外各种有味道的人物很多，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这类的传记也很多。
第三，以张潮的观点，冬宜读经，可专心；秋宜读诸子百家，有情趣；春宜读《易》，心智机畅；而夏天最适合读史，天长有时间。现在的干部都很年轻，越年轻越要多读史书。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往往都产生过伟大的作品，是这些作品对历史和现实承担着特别的责任，跨越时间和空间，记录历史，传播思想，保存知识。眼下清、明、唐、汉太热了，不妨先选读一点宋史。宋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是很特别的，其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武夫，得天下后却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文治固然可以制内变，然不足以抵御外侮，所以宋朝长期积弱不振，国力最是衰败。然大文人出的最多，武将也都有极高的文学修为，如岳飞的一曲《满江红》，成千古绝唱。他的“精忠报国”并非只在战场上，他还向宋高宗建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当天下太平”。过去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两句关于读书的话，都是宋朝的大人物讲的。“开卷有益”，是宋太祖的弟弟赵匡义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宋真宗赵恒写的一首“劝读诗”里的两句。读史让人清静诚实，懂得敬畏，知道自己的斤两。
第四，关心热点，了解流行。书的动态表达了一种精神上的社会现实，本就是干部所应该掌握的。现代人都知道，能够摄足必须的营养，比吃得很多的人更健康。同样的道理，有所成者是读了有用的书，未必是读了很多书。可是，不读很多书，又怎么知道哪本书有用？书的作用跟读书人的自身修为成正比，读者修为越好，从书中获益越多，反之亦然。不投入智慧就无法吸纳智慧，一本书就像一根绳子，只有当它跟捆着的东西发生关系时，它才有意义。所以读书需要体认，即“欲读天下奇书，须明天下大道。”
感悟文化名城 山城的“意象”
还是在上个世纪的６０年代初，我第一次到山城重庆，包里带着一本“革命经典”――《红岩》，怀着一种近似“朝圣”般的好奇和敬重，想真切地缅怀在烈火中永生的英魂！
历史证明，这的确是座英雄的山城。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本鬼子疯狂地往山城丢下了３万多枚炸弹，却并没有把重庆炸垮，反把烈性的山城性格锤炼得益发刚烈。这使得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感佩不已，向重庆赠画并亲笔题词，以表达他的敬意：“我钦佩重庆的男女市民，他们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这足以证明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这就是重庆精神，重庆的传统，成就了重庆的英雄情怀。历史教科书上讲，早在１３世纪，重庆就特立独行地抗元３６年，被称为“上帝折鞭之处”。
世界上任何一座伟大的城市，都能深刻地理解灾难和恐惧，同时也懂得胜利的荣耀。山城厚重而特殊的历史文化积淀，铸造了城市的灵魂。这灵魂中既有英雄气节，又富平民意识。或者说，英雄气节寓于浓郁的平民意识之中。
山城人性格中的普遍特点是热烈、豪壮、勇迈、坚韧，这正是培育山城英雄气的营养液。以前我之所以能够经常到重庆来，是因为我工作的天津重型机械厂，跟重庆的几家“大三线企业”有业务联系。当时在我的心目中，重庆的军工生产是有传统的，是国防工业的一张王牌。“大三线”就是中国的大后方、大本营。是重庆无以计数的“兵工人”，成就了英雄城市的英雄壮举，造就了许多能征惯战的将军。民间向有“巴出将，蜀出相”一说，远的不提，只说近前，刘伯承、聂荣臻等，都是从重庆走出去的。
山城又是美食之都，它的饮食文化最能体现山城这种“英雄的平民”或“百姓是英雄”的城市意象。更复杂的不讲，单说重庆火锅，热气腾腾，红油滚滚，上面漂浮着一层耀眼的红辣椒。但几口下肚，辣和麻便不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香。满口、满座、满屋……任何人坐在这样的火锅前，豪兴会情不自禁地喷薄而出，火爆、火辣、血热、情浓，它既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