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_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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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全译_001- 第1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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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谨慎的,是提倡什么。礼教的推行, 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朝廷尊重礼仪,文武官员相敬互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发展到体外, 从最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不知不觉中,善行日益增加。《诗经》说:‘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是天下人的标准,谁都要模仿。’而今 ,在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 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际,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动时, 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则静的东西会动(指地震),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指日食),水灾旱灾,类似的灾祸会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 只有怜悯天下人民,节省庞大开支,建立国家制度,接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 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广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可以复兴。”刘姡郎涂锖獾囊饧锖獾惫饴淮蠓颉!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朝的兴盛,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 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挨家逐户,都应诛杀。所以刘邦约法三章,颁发大赦 命令,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后世,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经失去时代意义。在惠帝、文帝时,根本没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时,发生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到了武敌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巫蛊大祸,天下惊惶,人民生活困难,无依无靠。等到刘秀上台,平息灾难,用来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当。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汉纪二十一 孝元皇帝下永光三年(庚辰、前41)
  汉纪二十一 汉元帝永光三年(庚辰,公元前41年)

  '1'春,二月,冯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

  '1'春季,二月,冯奉世回长安,调任左将军,封关内侯。

  '2'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2'三月,元帝赐封皇子刘康当济阳王。

  '3'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3'夏季,四月,平昌侯王接去世。秋季,七月壬戌(疑误),任命平恩侯许嘉当大司马、车骑将军。

  '4'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4'冬季,十一月己丑(初八),地震,降雨。

  '5'复盐铁官;置博士弟子员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故也。

  '5'恢复盐铁专卖制度。规定博士弟子的定员为一千人。这是因为朝廷经费不够开支,而民间又有许多人免除赋税徭役,使朝廷无法供应内外徭役的缘故。

  四年(辛巳、前40)

  四年(辛巳,公元前40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2'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帝。

  '3'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3'夏季,六月甲戌(二十六日),孝宣皇帝陵园东门失火。

  '4'戊寅晦,日有食之。上于是召诸前言日变在周堪、张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因下诏称堪、猛之美,徵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中书令石显管尚书,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

  '4'戊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元帝召集那些先前说天变灾难都是为周堪、张猛而发的官员进行责问,他们都跪拜于地谢罪。于是,元帝下诏褒扬周堪、张猛,调回京师长安。任命周堪担任光禄大夫,支中二千石俸禄,主管尚书事务;任命张猛当太中大夫、给事中。而这时候,中书令石显兼管尚书,尚书五人都是石显的党羽。周堪很难见到元帝,虽有建议,往往不得不拜托石显代为转达,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被石显控制。正巧周堪得了失音病,不能说话而去世。石显又诬陷张猛,让他自杀于公车官署。

  '5'初,贡禹奏言:“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秋,七月,戊子,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

  '5'当初,贡禹上奏章说:“孝惠帝、孝景帝的祭庙,因为亲情己尽,应该撤除。各郡、各封国设置皇帝祭庙,不合古代礼制规定,应该改正。”元帝认为有理。秋季,七月戊子(初十),撤除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祭庙,都不再祭祀,只设置官吏兵卒守护。冬季,十月乙丑(十九日),撤除设置在各郡、各封国的祖宗祭庙。

  '6'诸陵分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勿置县邑及徙郡国民。

  '6'元帝下诏,各位皇帝的陵园,以其所在地区,分属三辅管理。在渭城寿陵亭部原上预设坟墓,下诏不要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县,也不要强迫各郡、各崐封国移民到那里。

  五年(壬午、前39)

  五年(壬午,公元前39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1'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三月,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2'秋,颍川水流杀人民。

  '2'秋季,颍川郡水灾,淹死百姓。

  '3'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大猎。

  '3'冬季,元帝前往长杨宫射熊馆,大肆游猎。

  '4'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用韦玄成等之议也。

  '4'十二月乙酉(十六日),元帝采用丞相韦玄成等的建议,下诏拆毁太上皇、孝惠皇帝的祭庙。

  '5'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逾于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而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诗·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

  '5'元帝喜好儒家的学说,又 喜爱文章辞语。对宣帝的法令制度多有改变。谈论政事,提出建议的人,多数都被召见,每人都认为受到皇帝的注意。这时候,傅昭仪和她的儿子济阳王刘康,正受到元帝特别的宠爱,超过皇后和皇太子刘骜。太子少傅匡衡上书说:“我曾经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人主是不是慎重用心。接受天的旨意的君王,任务在于开创大业,使它世代相承,无穷无尽地传下去。而继任的君王,心思要放到继承和发扬祖先的恩德功勋上。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之后,追思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成功的道理,用以培养自己的心性,把美好的声誉和荣耀,都归功于祖父和父亲两位先王,而不敢自己居功。因此,上天享受他的供品,连鬼神也都保佑他。陛下圣明的恩德,象天一样覆盖大地,象爱护儿女一样爱护四海之内的百姓。可是阴阳没有调和,奸诈邪恶也没有禁止。这大概是因为臣子未能发扬光大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先恐后地抨击过去的法令规章不可用,一定要加以改变。然而,很多制度改变了之后,无法执行,只好再恢复原状。结果是,在下位的人发生纠纷,官吏和平民无所遵信。我常在内心痛恨,国家放弃了人心所乐的已成的功业,而白白去做那些纷乱的事情。但愿陛下仔细回顾汉室世代相继的事业,留意遵守先帝的法制,弘扬先帝的功业,用以安定臣僚的心。《诗经·大雅》说:‘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达到‘德’的根本方法。《诗传》说‘知道应喜爱什么,应厌恶什么,使性情变好,圣王的道路就是如此。’修养性情的方法,必定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而弥补自己的缺欠。聪明通达的人,警惕苛察;见识不广的人,警惕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警惕没有决断;恬淡安静的人,警惕贻误时机;胸襟广阔的人,警惕疏忽大意。必须了解自己所应当注意纠正的缺失,以大义来弥补它,然后才能达到万事和谐的美好境界。那些伪善的乖巧之徒,才无法结党搭帮,企望挤进朝廷。务请陛下警惕自己,使陛下的圣德更为崇高。

  臣又闻室家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适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适而卑庶也,适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崐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我又曾经听说,家庭如果安详和睦,天下自然治理得好。所以《诗经》开头就是《国风》。《礼记》开头就讲冠礼、婚礼。用《国风》开头,追溯性情的根本,表明人伦之间的关系。用冠礼、婚礼开头,,为安详的家庭奠立基础,以防患于乱起之前。所以圣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处理妃嫔与皇后之间的关系,注意区分‘嫡子’与‘庶子’的不同地位,把礼仪纳入自己家内。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新来的不能排在旧有的之前。必如此,才合乎人情,理顺乎阴气。嫡子尊贵,庶子卑贱,嫡子成年,举行加冠礼时,在高台上隆重举行,使用甜酒祝贺。其他的儿子,不能用这种仪式,其目的就在于显示嫡子的尊贵,使立于无可怀疑的地位,不仅仅是表面的礼节仪式而已,而是内心对待嫡子与其他儿子截然不同,所以用礼仪。把真情显露于外。圣人的一举一动,和谁欢宴娱乐,和谁亲近,都要使尊贵卑贱都有一定次序。如此的话,全国百姓都会自我修养,顺从归化。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重的反而放到卑贱的地位,那么乖巧的邪恶之徒就会乘机而动,使国家混乱。所以圣人谨慎小心,不愿有一个坏的开头。用心防范于乱起之前,决不因私人的恩情,伤害正大的原则。正如《易传》所说:‘家庭端正,则天下就安定了。’”

  '6'初,武帝既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岁,河决于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

  '6'当初,武帝曾经堵塞黄河决口,筑宣房宫。后来,黄河又在北面的馆陶决口,形成屯氏河,沿东北方向入海,因为河床广度深度跟黄河相同,所以听其自由发展,不再堵塞决口。本年,黄河在清河郡所属灵县鸣犊堤再度决口,屯氏河于是无水干涸。

  建昭元年(癸未、前38)

  建昭元年(癸未,公元前38年)

  '1'春,正月,戊辰,陨石于梁。

  '1'春季,正月戊辰(二十九日),陨石坠在梁国。

  '2'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2'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帝。

  '3'冬,河间王元坐贼杀不辜废,迁房陵。

  '3'冬季,河间王刘元,被控残杀无罪之人,撤销爵位,贬逐房陵。

  '4'罢孝文太后寝祠园。

  '4'元帝下令撤除文帝母亲薄太后的陵园。

  '5'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等皆惊走;冯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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