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没有发言权。〃当国民党军队把红军赶出江西根据地、红军开始长征之后，毛与周合作，一起制定了迁回的行军路线和红军的战略战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周恩来在政治上支持毛泽东，并，帮助毛泽东升迁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他们的这种合作关系终于定型了，在此后的四十二年中，广为世人所知。
他们当权之后，这种合作又处于互相对抗与互相依赖之间，出现了动摇不定的情况。在毛泽东看来，世界是充满矛盾和经常处于动摇不定的状况之中的。毛泽东把斗争看作高于一切。
周恩来则是一位比较务实的人，他更多地强调要有选择地通过斗争来获得具体的成果。周恩来运用他那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和用之不竭的精力，与中国五千万官僚极大的惰性进行斗争，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就，使毛泽东能够全神贯注地关心自己，对国家领导工作采取超脱的态度。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恩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不过，当毛泽东在场的时候，周思来总是退到不显眼的位置，这也许是有意识的。因为他明白：觊觎毛泽东的宝座是极其危险的。
这并不等于说，毛、周二人的合作缺乏相互信任和尊重。
毛泽东从来没有当众赞扬部下的习惯。但有件事可以说明毛、周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文化大革命中，一群红卫兵给周恩来贴上了〃资产阶级腐朽的代理人、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标签，要求斗争周恩来。对红卫兵的要求，据说毛泽东这样回答：〃那好吧，让我也和他一起挨斗吧。〃九年之后，当周恩来卧病在床，奄奄一息时，长期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到医院同他一起度过了他弥留的时刻。当时，除了照料周恩来的医生之外，毛泽东是与周恩来最后诀别的人。
这两位中国二十世纪的伟大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合作，于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中美恢复关系取得胜利时达到了顶点。
在周恩来陪同我走进陈设着大批书籍的毛泽东的书房时，我想起了动身来北京之前几天在白宫一次晚餐上，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曾对我说：〃您将与一位巨人打交道，但他是一位面对死神的巨人。〃毛泽东和我见面之后，我和他没有进行谈判，他是在试探我的想法，我也在试探他的想法。他想知道我的全球观点是否和他的观点一致。他很想辨明美国的富裕是否已使美国人变得软弱无力，以及我们在越南遇到的麻烦是否已使我们元气大伤。
他的身体显得十分虚弱。在我进屋时，他的秘书扶他站立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的话不能说得很清楚。后来周恩来告诉我，这是由于他患支气管炎之故。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病的后遗症。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但病容使他脸呈蜡色。他的脸是慈祥的，但又是缺乏表情的。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但又是锐敏的。他的手看起来不象老人的手，并不僵硬，而且皮肤柔软。然而，由于年岁已高，他的精力显然不济了。原先中国方面安排我和毛泽东的会见仅约十五分钟。后来由于毛泽东被我们讨论的话题吸引住了，一直谈了一个小时。我注意到，由于毛泽东开始感到疲倦，周恩来越来越频繁地看表。
这两个人之间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周恩来的外貌、言行和举止，表现出他是一位具有高尚文化素养的、雍容大度的外交家。毛泽东则是一位健壮的、朴实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他是中国的主席，即使到了晚年，仍然被公认为领袖。
周恩来则是最高的行政官员。
毛泽东谈吐随便，言简意约，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在顷刻之间把许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详而又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在小型的会议上会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如果大演说家这样做，那只能招致失败。
即使在谈论严肃的问题时，毛泽东也喜欢发出令人骇异的话语。他开怀大笑说，〃在您上次的竞选中，我投了您一票。〃我说，那您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径吧。他高兴地回答说，〃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站在右的一边，还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随便说出了戴高乐的名字。毛泽东表示异议，说，〃戴高乐是另外一回事。〃他接着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的。比较起来，我喜欢这些右的人掌权。〃
在谈到我们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时，我把话题扭了回来，说：〃我认为，在今天的美国，值得指出的最重要之点是：右派做到了左派只能说说而已的事情。至少目前是如此。〃
毛泽东常用自谦之词来委婉地说明他的观点。我和毛泽东开始会谈之前，当摄影师在拍照时，我们进行着轻松的交谈。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经指定他的学生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回答说，〃我的这些著作算不了什么。我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教益。〃我说：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道：〃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而已。〃
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就象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里，美国正罹受越南战争综合症之苦，并力图摆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毛泽东向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和平是美国的唯一目的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只意味着停止战争。我对毛泽东说：〃它必须是公正的和平。〃
我们在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时必须牢记：他们是对他们的利益和理想坚信不疑、并愿意为之而战斗甚至牺牲的革命者。假如我在回答毛泽东时强调需要和平和友谊，中国人会认为我们是错误的：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认为我们是一群傻瓜。最后，他们会说：如果和平是你们的唯一目的，那好吧，只要你们什么时候投降，什么时候就可以得到和平。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人重申：我们也会为我们的利益而斗争。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的、步履瞒珊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象晚年的邱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门口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评传中说：〃从外表看，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举上的平衡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是对立的性格特征互相冲突的结果。毛泽东在讲到自己的性格时说过，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象周思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
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人，毛泽东是容易冲动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迟。毛泽东象斯大林一样，常常为了一些琐事，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把他的下属找去。他经常从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独自作长时间的内心自剩有时，他会花几个钟头去征询政策问题专家的意见，然后又信步踱进花园，就同一问题向卫兵求教。
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对我说，毛泽东有一种〃信教者〃的性格，他富于幻想，并为此而着迷。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大家庭。当有人告诉他，他的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时候，他平静地回答说：〃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我的儿子牺牲了，同别人的儿子牺牲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毛泽东的身上有猴气的话，就意味着他为这种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气则表现在他竭力去实现这种幻想，从而震撼了中国。毛泽东希望人民点燃起自己的革命热情。但是，只有这种热情符合于毛泽东的想法时，他才能够容忍。当他们偏离他的轨道时，他就会用合法的约束和严酷的国家警察机器来达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后，毛泽东似乎还没有领悟到这样的高压统治会产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创造性和挫伤他们的自觉性。
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把农民阶级当作一个革命的阶级，以取代产业工人，从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采用把士兵组成军队的办法，而不是组织秘密集团进行武装暴动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从而修正了列宁主义。他嘲笑那些把他的统治与秦始皇的血腥统治相提并论的人，说：〃你想把我们污蔑为秦始皇、但是你错了，我们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而秦始皇的暴政又是中国历代皇帝所望尘莫及的。
单凭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他同时还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们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
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象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1972年，毛泽东在与我的晤谈中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面前一划，以一种概括我们的晤谈甚至是概括中国全貌的姿态，对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大元帅不赞成这次会谈〃稍顷，他接着说，〃我们与他之间的友谊的历史，比你们之间的友谊的历史还要长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这位大元帅在谈到中国时，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手势，清楚地表明，他的谈话不但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适用于他的堡垒——台湾。
我觉察到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谈到他们的国家时，都采用有点类似帝王的姿态。毛和蒋所用的手势和语言，似乎都表明他们国家的命运是和自己浑为一体的。这两位领导人在历史上同时出现了。他们之间没有妥协，只有冲突。一位成为胜利者，一位成为失败者。
说来也奇怪，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许多方面都很相象。他们都是东方人，毛泽东一生只有两次离开中国，1949年和1957年，他先后两次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蒋介石也只有两次出访，离开亚洲：一次是1923年受命去莫斯科，一次是1943年去开罗出席四强会议。他们两人经常长期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毛泽东利用这一时间写诗：蒋介石则经常一边在山间散步，一边背诵古诗。这两个人都是革命家。毛泽东造了他专横的父亲的反和整个社会的反，蒋介石则造了国内腐败、对外软弱无能的满清王朝的反。有趣的是，蒋介石割掉他的辫子——这是造反的象征——比毛泽东还早七年。
他们两人之间，既有表面上的差别，也有实质上的差别。
毛泽东懒散地躺在椅上的样子，就象是不留心丢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蒋介石笔直地坐着的姿态，则好象他的脊梁骨是钢制的一样。毛泽东很随和，无拘无束，说话很有幽默感，使谈话气氛很轻松；我与蒋介石会见时，却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幽默的话语。毛泽东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的，蒋介石的书法则笔直字方，一望成行。
他们二人的差异，更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爱国的方式方面。
他们都爱国，毛泽东力求把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蒋介石则力求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国家。胜利之后，毛泽东简化了汉字。这不仅是为了便于书写，而且是为了铲除造形复杂的汉字所写成的历史。蒋介石在溃败之时，还在接送难民的分舰队中腾出地方，枪运了近400，000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去台湾），而把他的许多忠实助手和士兵留在大陆。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他提到蒋介石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还把共产党领导人称为〃匪徒〃。我问毛泽东：〃你们怎样称呼蒋介石？〃他笑了笑，周思来接过话头回答：〃一般说来，我们叫他们为'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蒋介石为匪徒，他们用匪徒的称号来回敬我们。当然罗，这不过是彼此相骂罢了。〃周思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象在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二十年代初期，周思来在黄浦军校工作时，是蒋介石的下属。据说当时蒋介石曾称赞周恩来是一位〃明智的共产党员〃。几年之后，蒋介石却又悬赏八万美元搜捕周恩来。但总的说来，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官员在提到蒋介石时，他们对蒋的态度显然是相当复杂和自相矛盾的。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蒋介石；作为中国人，他们又尊敬甚至钦佩蒋介石。在我与蒋介石的所有谈话中，他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对共产党人有何尊重可言。
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第三位伟大的领袖——蒋介石。我既以美国副总统的身分、也以美国公民身分与他保持着联系，并与他建立了极其珍贵的私人友谊。我高度评价这一友谊。这就是与北京重建外交关系对我来说是如此深刻的、曲折的个人经历的原因。
蒋介石和他的夫人经常欢迎我致他们在台北的豪华公馆作客。蒋夫人充当谈话的翻译，但她有时也参加讨论。象蒋夫人这样曾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充当翻译，真是再好不过了。她的汉语和英语都十分娴熟，很有辩才，再加上她对她丈夫的想法了解透彻，所以她在翻译中遇到汉语或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时，都能够斟酌损益，把原意准确地表达出来。
更重要的是，蒋夫人远不只是他丈夫的一位翻译。历来育一种风尚，这就是贬低领袖们的夫人在历史上和个人方面的重要性，认为她们的扬名、显赫，只不过是与其丈夫结婚的自然结果。这不仅忽略了这些领袖夫人在幕后所起的作用，而且也贬低了她们所具有的品德和特性。我认为，蒋夫人凭她的才智、说服力和道义上的力量，完全可以使她本人成为一位重要的领导人。
蒋夫人与毛泽东的第四位妻子江青相比，其性格的差异比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差异更大。蒋夫人是一位有教养的、修饰华美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坚强的人。江青则是一位粗鲁的、缺乏幽默感的、一点女性特征也没有的人，是一个分不清性别的、狂热的、典型的共产党女人。惠特克·钱伯斯曾经告诉我：〃当您遇到一对信仰共产主义的夫妇时，您会经常发现，那个女的准是两个中最狂热的一个。〃就江青而论，惠特克的话是完全符合事实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江青更加冷酷、更为粗野的人了。当我和她一起观看她特意为我安排的文艺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