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努力把欧洲结成一个反对苏联威胁的联合阵线的同时，他也谋求建立一种使欧洲连结在一起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从而最终结束来自欧洲内部对和平的威胁。通过诸如加入北约、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及1963年签订的法德友好条约等倡议，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康拉德·阿登纳的声誉也大为提高。
十多年来阿登纳是我们自己的铁幕——个有着钢铁意志然而又有极大耐心的人，他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刻信念，使他成为西方反对那个他认为是建立在不信神和精神压迫基础上的帝国的最有效、最有发言权和始终如一的代言人。尽管他表情严肃和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他却同时是一位热情的、脾气好的、举止文雅的人，受到他的人民和他自己的孩子们的爱戴，对一个曾被引入迷途的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宽厚的父亲般的长者。
在战后德国的废墟上，阿登纳就象一座大教堂似的高高地矗立着。对于他被打败的人民来说，他是一位〃老人〃，是国家蒙受耻辱和混乱时期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象征。他通过镇静自若、端庄自重，甚至还带有某种校长般的优越感消除人们的疑虑。在反对他的挡道人时，他是一位善于共谋的、无情的政治上短兵相接的人物。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他是新民主德国的忠实的代言人。他要在十年内把它从一个国际流浪儿转变成可靠的自由堡垒。
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友谊是罕见的。他们通常是在纷乱的事件和外交礼节的范围内进行会晤，而这种会晤往往沉浸在回顾历史中和在外交官、助手和翻译们的包围下进行。笼罩在他们会晤中的国家自身利益的幽灵总是约束着相互间的友谊交流。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虽然我与许多外国领导人进行过友好的会晤，但是只有其中几个能称得上是私人朋友。康拉德·阿登纳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之间的友谊长达十四年之久，无论当我们两人在朝或在野期间，这种友谊始终保持着。
1947年秋，我是众议院委员会的十九名成员之一，克里斯琴·赫脱为该委员会主席。我们访问了欧洲，为贯彻六月份已经宣布的马歇尔计划做一些说明。我们在德国的逗留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令人清新的印象之一。全部城市已被盟军的炸弹完全夷为平地，我们发现数以千计的家庭挤在倒塌楼房的瓦砾堆中和地堡内。食品奇缺，面黄饥瘦、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向我们走来，他们不是乞讨，而是向我们出售他们父亲的战争奖章或者用它们来换些东西吃。
另一位委员会的议员，他通常是含蓄的、有自制力的南方人，也被一次访问中他所遇见的孩子们所深深感动，他把他所有的肥皂、糖果和一件正穿着的毛衣都给了他们。他后来对我们说：〃我把最后一块巧克力给了一个大约十岁的怀里抱着一个约一岁半的孩子的小女孩。你知道她是怎样处理那块巧克力的吗？她自己没有吃。她小心翼翼地把巧克力放在那个小孩的嘴里，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叫他吃。看到她这样做时，我简直无法克制自己。我回到火车里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来给了孩子们。〃
在华盛顿，议会曾经一直在研究是否要给我们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们战争补贴；在艾森，我见到了一个矿工，他和他的妻子与二十二岁的儿子住在一个地窖里。虽然他的儿子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但他既没有收到一分抚恤金，也没有得到一文救济金，因为他的伤残被认为并不那么严重。
在参观一个煤矿时，我们看到工人们把他们作为午餐的稀薄的没肉的汤节省下来，以便可以带回家去让家属分享。德国煤矿在工人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其产量却大大低于战前，因为矿工们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身体虚弱。
拒绝乞讨的儿童们和分享他们极少的食品的男人们，这一切都向我表明，阿登纳1945年下半年宣布的德国人民是〃深深地低着头，但……没有消沉。〃这句话说得对。
以卢修斯·克莱将军为首的美军占领当局曾向我们肯定地表示，德国人确实具有他们所需要的精神的力量来恢复元气。
克莱说，至今所缺乏的是领导。在战争期间德国失去了整整一代的潜在的领导人物，数千人因为与纳粹有联系而失去进入领导岗位的资格。他告诉我们德国必须为公共和私营部门发掘和培养出一批全新的领导人，那些战时和战前时期的人不行。尤其急需的是要有一位坚强的献身于民主原则的国家领导人，他能够带领他的人民回到自由国家的大家庭中去，同时保护他们不受来自东方的新威胁。
克莱关于德国需要什么样的领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假设这样的一位领袖不能来自战前的队伍里的说法是错误的。
康拉德·阿登纳生于1876年，父亲是科隆的一名法院职员，母亲的情况几乎毫无所知。只知道康拉德父亲为了娶他母亲而放弃了在普鲁士军队里一个有发展前途的职务。父母勤劳，信仰宗教。康拉德在天主教堂里成长起来，并且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他的童年是严峻而简朴的，但也是无忧无虑的和令人喜爱的。家庭收入微保有一年，他家经济非常拮据，孩子们只能选择，是否几个星期天全家人的正餐不吃肉，以便积钱购买圣诞树和蜡烛。康拉德和其他孩子们挑选了圣诞树。
虽然在学校他学习成绩不错，但是他父亲开始告诉他，家庭负担不起他上大学。尽管康拉德内心感到失望然而表面上看来处之泰然地接受了这个裁决，当了一名银行职员。工作了两周后，他父亲看到他非常可怜。于是，他进一步压缩了家庭支出，使这个孩子可以上大学，他在大学学习法律。康拉德知道，为了他能受教育，他的家庭付出了很大代价。因此，他发奋学习。为了增加学习时间，他有时在夜间把脚放在冷水桶里以保持头脑清醒。
年轻的康拉德的固执是与他的冒险精神相适应的。毕业后两年，他到一家属于科隆中心党的一名领导人的法律事务所工作。这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党，也是阿登纳自己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前身。1906年的一天，二十九岁的阿登纳获悉，他的名叫科森的雇主打算派一名年轻的法官到科隆市参议会任职。他径直走到科森的办公室去要求道：〃为什么不委派我？我相信我和别人一样好。〃这样做需要有勇气，也需要有自信心，这两个特点在阿登纳一生中不断地得到体现。事实上，阿登纳是一位称职的律师和勤奋的工作者，他声称和别人一样优秀是绝对正确的。科森委派了他，阿登纳从此开始了持续达五十七年之久的政治生涯。
从年轻的阿登纳与四个朋友在农村游玩时的一张照片上看到，孩子们把他们的下巴都埋在干草堆里，他们都顽皮地咧着嘴在笑。只有阿登纳的脸上显出严肃、忧郁的表情，这种表情由于他的颧骨和嘴巴下面的深深的阴影而显得更为突出。但是在镜头里，他挥舞左手，举起的左手正好超过了草垛顶部。这是典型的阿登纳，虽然他故意地表现出含蓄和超然，也还是自得其乐的。
我第一次见到阿登纳是在他1953年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他当时七十六岁，他那没有表情的脸上布着纤细、匀称的皱纹，这些皱纹象是沙层滤过的清澈见底的沟水。尽管脸上还保留着从前那种超然的宁静，但又非草垛上照的那张脸了。四十一岁那年，他的司机有一次不小心与电车相撞。有着特有的禁欲主义的阿登纳自己从破损的汽车里爬了出来，镇静地向医院走去，他的脸上全是血。只受了点轻伤的司机却被用担架抬走了。。
阿登纳的颧骨碎了，面部其他处也受了伤，这次事故使他看起来更严肃了。后来许多作家把他的脸描写成象中国清朝官员的脸。这是一个极其贴切的比喻，用老的庸俗的有关东方人的神秘莫测的话来描写阿登纳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负有盛名的美国第一任驻德国的高级专员约翰·J·麦克洛伊另有一种描写。他告诉我：〃他有一张坚定的、不以苦乐为意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脸，他看上去像格罗尼莫。〃
由于阿登纳严肃的外表，他的许多批评者，甚至是对他了解不多的支持者都认为阿登纳是无幽默感的，甚至是冷酷无情的人。但是尽管他不是一个爱用双关语的、或是拍别人的背以示亲密的人，阿登纳的内心里是一位充满同情心的人，一位敏锐的、具有文雅的幽默感的人。
阿登纳很少把精力浪费在不重要的问题或无望的事业上。
同样，他习惯于将他的幽默服务于某种实际的目的。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为前来华盛顿出席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葬礼的外国贵宾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阿登纳在招待会上看见我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站在一起，葛罗米柯是刚从陷入僵局的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飞来华盛顿的。阿登纳向我们走来，我轻松地向他讲述，许多人说葛罗米柯和我长得相像。
这位总理笑着说：〃很对，为此我有一个打破日内瓦僵局的建议。你坐上葛罗米柯的飞机回到日内瓦去，让葛罗米柯留下来作副总统。那么，我相信，我们就能打破这种僵局。〃这话使总是郁郁寡欢的俄国人也发笑了。
尽管阿登纳是说了句开玩笑的话，这恰恰是苏联在日内瓦的不妥协态度的生动的描绘。许多年后，当他已经下台，他曾用幽默的语言对他的接班人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政治敏感表示失望。在确定某一天会见一位记者时，他问道：〃我们是讨论严肃的政治问题，还是艾哈。德总理？〃
1917年，汽车事故后他住在黑森林疗养院疗养时，两名市政官员曾来探望过他。当时，市长的职位已空缺，市参议会想让阿登纳接任这个职位。该代表团的使命是让阿登纳参加有关市政事务的谈话以便判断这次事故是否影响了他的大脑。他却很快地领会了来访者的用意，告诉他们说：〃先生们，只是从外表上看，我的头部还不太好。〃这些官员们笑了，并把这项任务当场交给了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科隆市一片混乱。阿登纳立即把它接了过去。
一开始，这位四十一岁的市长手头工作很多，忙于为居民和退伍士兵找到足够的粮食和住所，使人民在国家被打败和德国皇帝退位后所造成的政治真空情况下，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当生活恢复正常后，阿登纳就着手从事修复科隆珍贵的古代文化和建筑的宏伟计划。他兴奋地告诉一位朋友说：〃在政治大动荡时期特别适合于新的创造性冒险行动！〃他的注意力已经超越了德国边境。他把他的城市看作是联系德国和西欧的一个新的纽带。
甚至在那时，为了让他的同僚们能一起来实施他的计划，他有时表现得既足智多谋而又狡诈。1926年他要在莱茵河上架设一座吊桥，但是市参议会的大多数成员却想建造一座拱桥。
他找了参议会中共产党的成员们，告诉他们架设吊桥会象列宁格勒的吊桥一样呈现她罕见的和特殊的美。阿登纳实际上一点也不知道列宁格勒及其吊桥，但是他很了解人的本能和德国共产党人心里对革命的俄国怀有的热情。他得到了吊桥，并且也赢得了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名声。
也就在这时，阿登纳拒绝了一次出任总理的机会。魏玛共和国时期，在他们的立法联盟崩溃之前，总理在任的平均时间只有七个月。中心党的领导成员们认为阿登纳可能有足够的力量组织一个持久的政府，于是，他们在1926年邀请他组织政府。
此事对他有一定的诱惑力。但是，他那没有表情的脸部隐藏着一位驾驭着能排除无望的事业的政治家的精明。这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冒险，而是因为他确实遵循了仔细权衡能否取得成功的可能这一惯例，把周密的分析和与之非常协调的政治直觉相结合。当他去了一趟柏林并试探了政治气候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打破这种力量对比的可能性尚未具备。所以，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回到了科拢不断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使在德国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是如此之难，甚至会压垮康拉德·阿登纳。然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常常想知道，如果这位拥有巨大才能的政治领导人当时成为总理的话，历史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化。希特勒就会在他攫取权力并且给德国和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前遇到了难以对付的敌手。
三年半后阿登纳第二次当选为任期十二年的市长。那时，他五十三岁，他期待着任期结束后退休。但是，当希特勒任总理后，纳粹党人不要像阿登纳这样的全国知名人士和有独立见解的领导人理政。他从一开始，就把他的顽强的独立性表白清楚。在几个星期之内，他三次拒绝或抵制了希特勒。第一次，他口头提出反对纳粹废除普鲁士国家议会，但是没有成功，阿登纳从1917年起就是该议会的一名议员。后来，在1933年三月选举前的一次竞选旅行中，希特勒访问了科拢阿登纳直截了当地拒绝到机场迎接他。两天后，在希特勒发表科隆讲话的上午，他下令市政工人把莱茵河桥上的纳粹旗取下来，并派遣一队警察保护他们。
选举后，纳粹掌握了绝对的权力，阿登纳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在公开场合下受到奚落。不久，通过虚构的反科隆人民的罪名，他被撤销了市长职务并被逐出该市。虽然纳粹对他怀着敌意，但是他没有被列入需要尽快消灭的人员的名册。
1934年，他在长刀之夜被捕了，但是在大屠杀之后，他安然无恙地获释了。在纳粹执政的大部分岁月里，他孤零零地住在科隆附近的勒思多夫的自己家里养玫瑰花和照料家庭。
1944年，他多次遭到厄运，差一点丧命，但终于幸免于难。他显然被邀请参加卡尔·格德勒的勇敢的、但是招致不幸的谋杀希特勒的密谋。当他估计了力量对比和判断这个计划可能失败之后，他拒绝了与这些共谋者们合作。暗杀确实失败了，之后，他被捕入狱。他装病逃避了转移到布肯瓦尔德去。然后，在一位居住在卢夫特瓦夫的朋友的帮助下，从医院里逃走。最后，盖世太保发现他躲藏在距科隆四十英里的森林中的一座磨房里，他们又把他逮捕了。1944年11月他儿子马克斯，一名德军军官，去柏林恳求释放他的父亲后，纳粹党人讨·最后放了他。当美国人第二年春天占领科隆时，阿登纳在勒恩多夫自己的家中。
尽管有这么一个插曲，阿登纳在纳粹分子统治时期，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非常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度过的。当他在1933年春天从科隆被驱逐出来后，他把家人留在家中，一个人来到离莱茵河十五英里的贝内迪克廷修道院。他希望在修道院内至少可以暂时逃避纳粹党人的注意。修道院院长是他的一位老校友。阿登纳在那里住了将近一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思索，在树林中漫步和读书。该修道院有大量的历史藏书，他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阅读了。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阿登纳是成功的，有实力的〃科隆之玉〃，是严厉但又充满深情的一个正在日益壮大的家庭的家长。现在他的权力已经不复存在，他的家庭和他分离了，而且他正过着一种毫不夸张的修道院式的苦行僧的生活。唯有他的信念尚存，当他考虑到一个民族因为屈从于好战的民族主义和专制而招致严重的危险时，他开始以日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