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和解的必然结果。
吉田全神贯注地关心着政府的连续住等问题——有的工作可以由一位领导人着手进行，由另一位领导人完成它。我的拜会结束后，吉田陪我走向门口。在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吉田上述的想法显得更加清晰了。当时我对他说，我期望再见到他的那一天的到来。他笑着回答，〃不，我想不会了。恐怕我太老了。但是你还很年轻（那时我五十一岁），你将来会走上领导岗位的。〃
我见过的所有领导人中，吉田和赫伯特·胡佛一样，都是虽然年事日高、却越来越优雅大度的人。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虽然下野了，但由他选定的、现在仍然尊重他的意见的领导人继续推行着他的政策。因此，他的内心是安宁的。
他确信，自己去世以后，他的优良政绩仍然会传于后世。
吉田1967年死于大矶，时年八十九岁。正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池田首相听到这个消息后，即刻飞回日本，来到大矶，当着众人在他的导师的遗体前痛哭。几天后，日本为吉田举行了战后的第一次国葬。
从政治意义上来说，麦克阿瑟生命的最后十一年却是白白地度过了。他的智力没有衰退。但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按理应该得到应用的智力并没有得到应用。
其原因之一是，派系斗争使他的名誉被玷污了。他1948年在日本工作期间，在共和党竟选总统候选人时插了进去，参加提名。但在第一次全国性无记名投票中，他仅得到了丢脸的十一票。他1951年从朝鲜回来后，又向议会发表演说，并在国内从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开展反对杜鲁门的亚洲政策的活动。
在1952年的提名中，麦克阿瑟公开偏袒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不拥护艾森豪威尔。在六月的芝加哥大会上，他被选出来为大会的讲话定调子；我们这些站在艾森豪威尔一边的人，当时对他的讲话可能会在代表大会上为塔夫脱拉选票这一点甚为关切。这位将军本人甚至认为，代表们可能会转而投他的票，把他看作〃黑马〃候选人。
但是，这次讲话是令人诅丧的。讲话稿虽然已经写好并已发出，但由于某种原因，它就象林肯所说的，〃完全没有成功〃。的商业家和政治家们，都在谈论着他成为1952年共和党候选人的可能性。除了艾森豪威尔以外，所有的人都在这样谈论着。当问题提出来后，他却巧妙地把话题转到欧洲和大西洋的前途上。
1951年5月，他的伙伴、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弗兰克·卡尔森坚持要我在访问欧洲之行中去拜访艾森豪威尔。他确信这位将军打算参加竞选如果这样，他将要求我支持他。在巴黎的盟军司令部里，我看望了艾森豪威尔，谈了一个小时。他热情地向我表示欢迎，但没有谈论他自己，而是夸奖我在阿尔杰·希斯事件的调查中的公正态度，并请我就美国对北约的观点作出估计。他具有罕见的能力，能够使他的来宾们感到没有拘束，认为是他们自己做的好，而不是他本人。结果，大多数人象我一样，在离开艾森豪威尔以后，变成他的热心支持者。
让官职找上门来、而不是用其他方法去谋取职位的做法，增加了他竟选总统获胜的机会。相反，麦克阿瑟1948年在日本任上时，尽管公务繁忙，还处处表现出在谋求官职的姿态。在杜鲁门解除他的职务以后，他的行动又给人以更加强烈的、他亟想成为政界人物的印象。
这不等于说麦克阿瑟不会成为一位好总统。他对外交政策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在日本期间，他表明自己能够处理好国内问题，能够用一种明智的、公正的方式，全面地处理好从劳工关系到教育问题等方面的事务。但是，他也为通货的稳定、稳健派的压力和财政政策的连贯性等问题所困扰。事实上，他年龄越大，在经济上就越趋保守。我在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的生涯中，发现也有类似的问题。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麦克阿瑟虽然再也不会担任公职了，但他还经常就预算的平衡、减税、恢复金本位制等问题教训我。
麦克阿瑟如果要当总统，主要问题可能是会出现如下的情况：他在行使政府权力方面所受到的各种约束，比他在部队当将军时或在日本担任占领军最高司令官时所受到的约束还要多，届时他将会发现，这是很难忍受的。另外，他一旦担任总统以后，又得处理伴随整个职务而来的、没完没了的日常琐事。
因此，麦克阿瑟在美国也象他在日本时一样。还需要有一位吉田式的人物，来把他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政策付诸实施。
麦克阿瑟忙于在一大堆政治问题上追赶形势。然而，他又是时势和军事形势变迁的牺牲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由于在法国战壕里的英雄业绩而成为美国步兵们心目中的英雄。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则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尽管有着同样的英勇的记录，却已经是一名〃重新服役的超龄军官〃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麦克阿瑟所代表的那些价值——勇敢、爱国主义、热爱自由——已经开始不合时宜了。它们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复苏，但在朝鲜战争和在越南遭到近乎致命的打击之后，又再次褪色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象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这样慈祥、谦逊和平易近人的将军们，就已显得更加符合于知识界、甚至美国大兵们的口味。总之，他们被当作本世纪的老百姓中的大人物。麦克阿瑟尽管有许多成就，包括在太平洋战争中运用他的战略拯救了数万名美国士兵的生命，但这些成就不可能掩盖他在人们心目中作为一个装腔作势的寡头政治家的形象。
他还想拨动美国公众的心弦，就象他从朝鲜回来时受到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一样。然而，公众很快就对他产生了恶感，选举了他的对手艾森豪威尔当总统——他们两人都凯觎这个职位。这是公众作出的一种选择一他们选择了一位代表团结和稳健路线的人，而没有选择一位曾经是吵吵嚷嚷的党徒和经常引起争议的人。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解放了菲津宾，重建了日本，又在仁川登陆和后来的日子里阻止共产党人控制南朝鲜。他作为一位引起激烈争议的人物回国，不久就从他的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究其原因，是几乎没人了解亚洲和麦克阿瑟本人，或是不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懂得麦克阿瑟的命运就是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为此奋斗了二十年。
作为麦克阿瑟的钦佩者，我从来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象他这样一位具有如此巨大和不言而喻的成就的人，为何在美国知识界中却是如此不受欢迎。在麦克阿瑟的大部分生涯中，困扰着他的那些恶毒的攻击，可以部分地用布莱克勋爵为迪斯雷利撰写的古典传记的跋中的话语来解释。
布莱克勋爵指出：虽然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却同样受到同代人激烈而不公正的批评。他写道，〃事实确实是，他们两人虽然风格大不相同，但都是不平常的人，都是天才；同时，象大多数在议会民主制度下管理国家的、有才华的人一样，他们激起了很多人的嫌恶，为构成人类的大多数的庸碌之辈所不信任。〃
如果麦克阿瑟隐退以后，到他从1935年起就一直居住的菲律宾或日本去，他的晚年可能就不会那么空虚了。日本人崇敬他。那些仍然记住他担任最高司令官的岁月的人们，也一直景仰他。1961年，他在菲律宾进行激动人心的旅行时获悉，菲律宾军队在每次集合检阅时，都要呼唤他的名字，并由一位军上接答：〃精神永存！〃许多美国人赞扬麦克阿瑟对日本人袭击珍珠港进行复仇的行动。然而，不论是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南朝鲜人，都没有把他看作一位复仇者，而是把他看作解放者。他使日本人民从极权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中获得自由：使菲律宾人民从日本人手中获得自由；使南朝鲜人民从共产党人手中获得自由。
在许多美国政治评论家看来，麦克阿瑟的存在似乎是时代的错误。但是，纵观他在亚洲的整个生涯，可以看到，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在本世纪初期，他随他父亲去远东旅行后，就推测日本可能打算统治它的邻国。三十年代，他就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益增长的威胁提出了警告。他在日本的进步的改革，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都超过了华盛顿坐办公室的官员们为美国占领日本所描绘的蓝图。在朝鲜，他知道共产党人不仅是为南朝鲜而战，而且是为了控制整个亚洲而战。
他关注的问题的分母，常常是日本。他既全神贯注于日本对远东的威胁，在战后又全神贯注于别国对日本的威胁。在他管辖日本的五年中，出现了两种表面上看来都自相矛盾的议论：第一，麦克阿瑟虽然精通于战争，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献身于和平的人，第二，他使用了极端专制的手段，以完成把日本从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永远解放出来的任务。
当然，第一种说法确实不是荒唐的。那种认为士兵们和将军们由于本性难移，使世界处于持久的交战状态的想法，从六十年代起，就只是哲学上的一点残片了。正如麦克阿瑟1962年在西点军校的极其动人的告别演讲中所说，〃军人比其他一切人更期望和平，因为他们必须经历和忍受战争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创伤。〃
在美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里，没有人被授予绝对的权力。
为了防止滥用职权，民主国家里的政权被分散到社会的不同部门中去。然而，麦克阿瑟在日本时却拥有绝对的权力。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用别的方法在日本建立起真正的民主。
一位时事评论员就占领日本问题写道，〃麦克阿瑟是在控制。如果在日本采取暴力、专制和经济混乱的方式，一定会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主的、繁荣昌盛的工业化国家。〃这政治家是在有意识地开玩笑，但是他基本上还是说对了。日本人学得很快，不久就学会死记硬背地谈论民主的抽象原理。当然，要他们从心眼里相信民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二百五十年前，让·雅克·卢梭面对着如何建立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棘手问题，写道：人们……是不会用抽象的观，点来管束自己的。除非迫使他们快乐，否则他们不会快乐；为了使他们热爱幸福，必须使他们感到幸福。这就是英雄施展才干的一种职责。……卢梭的观点是在一个新社会诞生的早期提出来的。它的价值必须由某些聪明的、具有远见的英雄自上而下地灌输下去。
就日本而言，麦克阿瑟就是使日本人感受到了自由、因之热爱自由的英雄。他和吉田一起，使日本人民珍视自由，并且因此而愿意维护自由。事实上，在现代政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象麦克阿瑟一样更近似于半神式的、被称为法典制定人的人了——即一个具有如此之高的政治远见和能够按照理想的模式独自重新创造社会的人。
象日本自己的明治维新派人士一样，麦克阿瑟运用他的特权地位，把彻底的政治改革引进到日本社会中。他废除了天皇那易被滥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明治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首先，他把裕仁巨大的、实际生活上的和精神上的权威全部转到自己肩上，然后，他又亲自把它最坚硬的核心砸碎，制定了新的宪法，进行了土地改革。接着。又逐步把权力移交给吉田这位日本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物。十分重要的是，在日本被占领之前和之后，吉田能够缓和麦克阿瑟已经决定了的政策。他们这种独一无二的伙伴关系，产生了现代日本这个伟大的、自由的、象征着最美好的希望的国家。亚洲的其他国家，总有一天也会和日本一样，共同享受到民主、公正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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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5、康拉德·阿登纳
西方的铁幕
1963年，上了年纪的但是仍然令人望而生畏的康拉德·阿登纳正在最后地履行他主持西德联邦议院的一次会议，他的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遭受到柏林墙危机的严重损害，使这位八十六岁的总理在1961年勉强当选。他屈服于年轻的政治家们的压力，同意在他的第四任的两年后下台。他留下的是十四年的卓越成就。面临的是四年内不平静的令人辛酸的退休。
一名长期以来就是联邦议院的反对派人士，当他也许感到这位从不饶人的阿登纳很快要被撵下台时，他可能会表示宽容。
于是，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对这位总理说，他设法使西德在1954年彼接纳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还是对的。
阿登纳冷冷地看了这人一眼，然后作了一个简洁的回答：〃你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我是事前正确。〃
阿登纳用这几个字精僻地归纳了他自己的经历，同时也相当精僻地归纳了所有伟大的领导人的经历。象这位反对派的代表一样，许多人都有事后识别的能力，而阿登纳具有先见之明的才能。阿登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执政。当延续数代人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确定之际，他有勇气也有智谋去采取需要采取的行动——并且具有战胜那些害怕或是不愿采取行动的人们的反对的政治手腕。温斯顿·邱吉尔在评价世界领导人方面，很少出过差错。1953年，他对下院说，阿登纳是〃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最英明的政治家。〃
阿登纳是西欧战后秩序的主要建筑师。作为莱茵地区的人，他一向谋求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友好邦交，并且毕生抱有一个欧洲联合的理想，使前几代人蒙受灾难的纷争不再发生。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苏联代表的是旧欧洲一切坏的而不是新欧洲的好的。因此，他用磐石般坚不可摧的决心保住了自由欧洲东部的堡垒。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阿登纳是典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治家。他相信任何一种专制——无论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些国家的，还是一个政府对人民的——最终是一种罪过，因为它窒息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并且被纳粹时代的恐怖变得更加强烈了的他的欧洲联合的理想直接来源于对专制的僧恶。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欧洲受到了来自外部势力的威胁，这股势力远远超过了从前受到的来自内部威胁的力量。起初，只有很少几个人理解这种威胁的本质或严重性，然而阿登纳是看到了的。1949年他上台后，就象一块岩石一样矗立在易北河——自由世界的东方前哨。不为苏联的威胁所动摇，并且蔑视他们偶然提出的、损人利己的和平倡议。但是，他认识到披解除了武装和孤立的德国不可能单独地遏制这种新的威胁。在五十年代，美国和英国坚定地支持了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防务。免受苏联的威胁。由于在七十五年间，法国三次被德国的强权所惹怒，因此对于任何重新武装它的东方邻国的计划都持极大的怀疑态度。但是，如果欧洲要有一个有效的反苏联盟，而没有法国参加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阿登纳再次致力于他的理想，拆除分裂欧洲人的各种障碍。这种想法在以前是不切实际的，几乎是诗一般的抽象概念：现在是迫在眉睫，他以加倍顽强的精神去付诸实施。
就在努力把欧洲结成一个反对苏联威胁的联合阵线的同时，他也谋求建立一种使欧洲连结在一起的、相互依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