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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他的许多其他政策一样，从政治上来看，上述政策对他也是危险的。他既要反对大规模地加强军备，又要支持和鼓励自卫队，这在政治上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当和平主义在日本蔓延开来时，随时都会把绥靖政策塞给他。由于把日本的安全置于美国的羽翼之下，他又会同时招致主张重整军备的右翼分子和反美的左翼分子的愤怒。
公开接受某种形式的泛亚中立主义，这在政治上对吉田会更好办一些。然而，他知道，对于一个弱小的国家来说，中立是毫无意义的。他提醒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回想一下日本古老的格言：〃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
吉田是现实主义的，完全知道日本必须防御来自外敌的侵略。事实上他也很清楚，日本人民缺乏足够的力量承担抗击外敌的所有代价。但他很聪明，知道美国会付出这些代价。
吉田的与美国结成安全联盟的政策，是日本意见最不一致的一项外交政策。批评者们说，它会把日本变成一个事实上的美国的殖民地。在1960年重新修订这项政策时爆发的骚乱，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了对日本的访问。它还成为二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根源。这一条约尽管受到批评，但对日本发展成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如果他简单地屈服于他的对手要〃美国佬滚回去〃的沙文主义的压力，接受被委婉地称为〃全面的和平〃的方案，即一个包括中国、苏联和被剥夺了必要的自卫权利的日本在内的协议，那么麦克阿瑟所说的〃东方的瑞士〃就可能变成东方的芬兰，即一个事实上的共产主义卫星国——可能名字不是这样。
相反，日本能够一心一意地进行经济建设，并创造出世界各国所羡慕的生活水准。
1954年吉田下野后，又活了十三年。看到自己的政策结出了果实，他感到极大的满足。他的对手曾经说过，他会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孤儿。〃相反，他帮助日本成为一位巨人。
吉田的政策能够结出果实的另一个原因是，从1957年到1972年，他的继承者岸信介和后来的池田勇人及佐藤荣作——他们都是〃吉田学校〃毕业的——继续执行了他的政策。我有幸认识这三位人物，发现他们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很多伟大的领导人难得推荐年青人继位，因为他们被自己的成就迷住了，以致于认为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们。这是人之常情，但吉田是一个难得的例外。
我经常被吉田和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纳之间的极其相似之处所打动。他们都是在七十高龄还继续当政的。三十年代，两人都勇敢地反对极权主义者控制他们的国家。战后，他们又都主持了战败国的恢复工作，并使它们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
在1954年吉田的世界性访问中，他们在波恩相会了。吉田对阿登纳说，由于他们的环境和背景是如此地相似，他总觉得自己是在与德国进行一场友好的竞争。
然而，他们两人也有着显著的差别。吉田精心地为他的大藏相池田准备了接班的台阶。阿登纳对待他那位能力与池田相当的财政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做法却是十分蹩脚，以致于艾哈德1959年与我议论到这个问题时，竟控制不住他的悲伤的感情。
比起阿登纳来，吉田没有必要那么自傲。一个领导人在离开政治舞台以后，看到自己的政策还在长期起作用，事实上就是最大的自我满足。他的诀窍是，不要认为自己是能够扮演某一角色的唯一演员。阿登纳落人了陷井，吉田却从容地避开了它。
我在担任总统之前就已经认识佐藤。我在总统任期内，又和他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我们的会谈最有意义的成果，是冲绳岛的控制权于1972年归还日本。甚至到了那个时候，吉田似乎还是我们会谈中的一员。佐藤经常提起他的这位良师。这次会谈之前，佐藤派一位密使来华盛顿与亨利·基辛格进行预备性的会谈。为了安全起见，他用了一个假姓名，这就是〃吉田先生〃。
吉田和麦克阿瑟一直保持联系，直到这位将军1964年去世为止。1951年9月，当麦克阿瑟尽力促成的美日和平条约签字时，吉田很想见到这位将军。但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由于怀恨而拒绝邀请麦克阿瑟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签字仪式。国务院还告诉吉田：他返回日本之前，在纽约拜访麦克阿瑟将是〃不合适的〃。吉田很失望。
1954年，吉田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成为大战以来第一个访问美国参议院的日本领导人。作为副总统，我有幸主持了参议院对他的欢迎。我能够把他作为〃美国和自由事业的一位伟大朋友〃介绍给大家，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和麦克阿瑟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参议员们起立欢呼，向他表示敬意。
一个月以后，日本议会对他的第五届政府投了不信任票，他下野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许多他已无法控制的因素，他的声望低落了。他的政府里的某些成员与一起造船业丑闻有牵连。很典型的是，有些人批评他已经成为一个美国人，另一些人又批评他在访问华盛顿时未能得到美国更多的援助。后来，许多被麦克阿瑟清洗掉的保守主义者卷土重来，进行各种活动，力图攫取权力。在结束占领状况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仍然担任首相职务，并完成了尽可能多的业绩。政治上的清洗，也检验了他的工作水平和适应能力。
吉田快然下野了。他离去时的局势也是混乱的。对于那些反对他或不喜欢他的人，他总是不讲外交礼节和不客气的。甚至当他还是一位外交家时，也是如此。三十年代，他曾经劝告一位可厌的上司说，你要么老实点儿，要么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去。他作为首相参观日本动物园时，会用著名的政界人士的名字来叫猴子和企鹅。他不拘小节的做法，有助于减轻日本人民被打败和占领的痛苦，但也触到了他的敌人的痛处。
最后，他们终于为自己报了仇。1954年末，日本议会对不信任案的辩论是蛮横的。吉田有时停止作笔记，慌乱地〃碍…碍…〃着：他的对手们也祖鲁地大声叫嚷：〃碍…碍…〃。
十二月中旬，吉田政府的左派和保守派的对手们联合起来反对他，通过了不信任案。原来以为他会在投票中再次获胜，结果却是相反，已七十六岁高龄的吉田终于被打败了。
除了佐藤以外，其他日本首相没有一位任期象吉田在任的七年零两个月那么长，也没有一位能够象他那样经受住任期内那种经常发生遽变、政治上动荡不安的境遇。吉田掌权的岁月，恰逢日本被军事占领时期；后来接踵而来的，又是短暂的民族主义浪潮、朝鲜战争、四十年代后期使人茫然的通货膨胀、五十年代初期同样令人茫然的经济复苏，以及动摇了日本根基的社会和政体方面的改革。
吉田下野后不久，就象失势的政治家通常所做的一样，隐居起来了。但他的门徒佐藤和池田还定期地到大矶去向他求教。他写回忆录和文章，偶而也接受他的继承者请他办的外交任务。凡年后，他对日本的稳定和经济上的活跃所作出的贡献，又开始得到广泛的赞扬。他去世时，依然是一位受到尊敬的老政治家。
吉田结束政治生涯大约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他又受到了新一代的尊敬。日本的政治家每当来拜访我时，经常对我说他们是如何钦佩他。不仅羡慕他的业绩，而且敬佩他的人品…他的勇气，他绝对的坦率，他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维护自己的信念和日本利益的智慧。正如戴高乐和邱吉尔仍然活在他们的人民的记忆里、特别是成为世世代代的青年人的榜样一样，吉田在日本又呈现出新的生命力。
1960年，在我竞选总统处于高潮之际，退休在大矶的八十二岁的吉田再次被请出来为他的国家效劳。日本政府请他率领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日本第一个外交使团到美国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们邀请他和阿曾夫人到我家作客。饭后，吉田送给我一件雕塑品。他说，这是请一位日本艺术家专为我制作的。由于当时我的头脑里净是自己竞选的事，当吉田用一种含蓄的方式说明这件作品的标题是〃胜利〃时，我竞未曾报以表示赞赏的微笑。
在那年十一月的大选以后，他又给我写来了一封非常有礼貌的短信，说大选的结果是〃令人悲伤的〃。他还说，希望我会再度返回〃国内和国外的〃领导岗位。那时我特别感谢他的短信，因为他这种友好的表示是在我被击败时发来的，这比我获胜时来得更有意义；况且此后他也没有必要再作出这种表示了。吉田执政之时，就已经成为一名顽强的、老练的政治家。
他的敌人把他斥为冷酷无情和自私的人。但我对他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在我处于逆境之时，事实向我表明，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我对此是十分珍视的。
1964年的一次会议以后，我在大矶最后一次见到吉田。原定那年春天召开的这次会议，由于命运的两次不幸的捉弄而被推迟了。那年春天，我准备出访远东；吉田也邀请我到他家共进午餐。但在四月五日，即我将到达东京的前四天，麦克阿瑟去世了。吉田和阿曾夫人立即到美国参加他的葬礼。当我再次访问亚洲时，宴会重新安排在那年的十一月。
我们乘车行驶四十英里去大矶，交通比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还拥挤，使人神经极度紧张。这次旅行虽然有许多麻烦，不过述是很值得的。吉田穿着和服在门口迎接我。在我们以前的会见中，他总是穿着西服，还特别喜欢露出维多利亚式的高领。
第一次看到他穿着传统的日本服装，使我再次觉得明治维新的这种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方影响的混合体。我认识的所有日本领导人中，吉田似乎是最西方化、又最日本化的。后来我得悉，三十年代，麦克阿瑟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时，有时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也穿着和服。
吉田的家宽敞舒适，但并不豪华，从那里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壮丽景致。阿曾夫人再次担当我们的女主人，举止优雅。房间的装饰和陈设，反映了日本人通常有的、对协调和均衡的审美观。但就吉田家的情况而言，这又是东方事物与西方事物之间的均衡。西方的著作和日本的工艺品井排放在一起。吉田睡的是榻榻米而不是床，但在我们吃饭的平台上，用的却是西式的桌椅，而不是矮腿的日本式桌子。就连他招待我们的饭菜，也是日本菜和西式菜兼而有之。
在涉及到世界性的、内容广泛的交谈中，吉田追述起他与牧野伯爵的凡尔赛之行。在议论到我在1953年关于重整军备的讲话时，另一位客人弄错了日子。我还来不及说什么，吉田很快就纠正了他。我想，这个讲话给他的印象，一定比他当时流露出来的反应深刻得多。
他对戴高乐以及我对这位法国领导人的评价表示出特殊的兴趣。我告诉他，我不完全支持戴高乐的国际政策，特别是他在如何对待北约上的矛盾心理。我建议说，用特殊的、日本式的术语说，戴高乐在国际问题上〃采取高姿态〃的做法是可行的，因为他在国内获得了成功，很有声望。我接着说，就日本的经济力量而论，象戴高乐一样，日本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也处于可以采取高姿态的地位，这为日本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国家提供了可能性。我明确地表示：我确信，〃日本不会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巨人和军事上、政治上的侏儒〃。就象他在1953年所作出的反应那样，他有礼貌而坚定地避开了我的建议。
回顾1964年我们内容广泛的谈话，其中最重要的话题还是中国。这是十一年前的1953年我在东京第一次见到他时就谈过的话题。在那一次，由于当外交官而成为〃中国通〃的吉田告诉我，他毕生研究中国文化，对它一直深为尊重。他相信，正如没有哪个侵略看曾经永久地征服过中国一样，共产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企图消除孔夫子多少世纪以来的影响的做法，最终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吉田说，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53年暂时的黯然失色了，但是，他们终究会胜过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
然而，吉田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蒋介石仍然可能在中国大陆发挥作用的观点。吉田争辩道，虽然蒋介石本人是一位儒家学者，但他疏远了知识分子，这在政治上是无可挽回的致命之处。
在这一点上，吉田与裕仁天皇的观点不一致。我这次访问见到裕仁时，他依然坚决支持蒋介石。
吉田与中国在哲学方面几乎具有天生的亲缘关系。这使他相信，增加中国与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贸易，最终会使中国抛弃共产主义，支持自由事业。象艾森豪威尔一样，他热忱地相信，潜在的敌人之间的贸易会导致和平。他还认为，中国介入朝鲜，这是一种脱离常规的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担心其边界可能受到威胁。他相信，中国人民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他们只会反抗侵略，不会发动侵略。
在美日和平条约提交美国参议院审议之前，吉田由于对北京持有上述的态度，使他向北京暗示，他想打开与大陆的关系。参加条约谈判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告诉吉田说，如果他承认中国，参议院就可能拒绝这个条约——因为当时中国正在朝鲜和美国人作战——首相于是放弃了这一想法。我1953年访问日本的任务之一，就是重申杜勒斯的警告。我当时预言，对于他任何可能作出的、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近的行动，美国都会作出强烈的否定的反应。吉田对我的预言没有表示不同意；但很明显，我没有动摇他对与北京重修旧好的意见的支持。如果他不是在1954年退休的话，日本很可能在五十年代就与中国重新建立关系了，而不必等到七十年代才这样做。
因此，在吉田1964年与我会见的议程中，中国问题仍占很重要的位置，这就不足为怪了。吉田和他的日本客人们对那年一月份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事表示担忧，因为事前戴高乐并没有通知日本。吉田问我，美国是否也会这样做。当我说我不能替约翰逊政府回答这个问题时，前日本驻美国大使朝下幸一郎说，他在华盛顿有点令人伤心的经验：当美国官方宣布与日本有关的政策决定时，事先也不通知他。他预言，在将来某个时候，美国会不通知日本就直接与中国谈判。我有点未卜先知地回答——就象后来事实证明了的——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们在进行导致了1971年出人意料地宣布我将于翌年访问中国的消息的谈判时，讨论的情况不得不对日本及我们在全世界的其他朋友保密，因为任何泄露都会破坏这种刚刚开始的行动。当我宣布这一决定时，它在日本马上被称为〃尼克松冲击波〃。尽管人们常常认为，美国此次向中国打开大门是触发中日于1972年9月恢复邦交的火花，但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多年以来就在进行贸易和非正式接触了。成群结队的日本人——包括政治家们——时常访问中国。因此，这两个国家建立官方的关系，与其说是尼克松冲击波造成的，毋宁说主要是吉田二十年之前就预见到的两国逐渐和解的必然结果。
吉田全神贯注地关心着政府的连续住等问题——有的工作可以由一位领导人着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