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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明了诸候藩王尾大不掉的隐忧后，叶居升进一步力排众议，深入分析了“疏不间亲”论点的害处——今议者曰‘诸王皆天子亲子也，皆皇太子亲也’。何不摭汉、晋之事以观之乎？孝景皇帝，汉高帝之孙也。七国之王，皆景帝之同宗又兄弟子孙也。当时一削其地，则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之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拥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云扰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记今，昭昭然矣。”在举出了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鲜明例证后，叶居升还在奏表中言之凿凿地为老皇帝出主意：“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之以待诸王子孙，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愿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圣贤之德行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
如此立意明白、条理清晰、直陈利害的忠臣言奏，朱元璋阅毕，竟勃然大怒，认为叶居升居心叵测，离间皇室。锦衣卫兵不是吃素的，这些皇家恶狗以最快的速度把叶居升从家中逮住大狱，五刑毕具，活活拷掠至死。
“后无敢言者”。别的皇帝只有“逆鳞”数片，朱元璋这条老王八蛋龙全身上下连屁股眼都是“逆鳞”，况且皇上家事，动辄就有灭族之罪，因此在其后的“洪武”二十多年间再也没人提起藩王诸镇之事。
建文帝即位后，宣布太祖“遗诏”，其中关键内容在最后：“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此诏用意，一是怕诸王以哭临大行皇帝为名忽然带大兵进京夺位，二是明令各藩王属下官吏直接听命朝廷。
“诏下，诸王不悦”。这些人互相之间秘密通风报信，都私下讲是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齐泰从中阻挠诸位“孝子”进京哭临。
不久，户部侍郎卓敬又上密疏，奏请裁抑宗藩。“疏入，不报”。建文帝虽留中不发，实际上是正在认真考虑削藩的步骤。虽然卓敬上的是“密疏”，但诸王耳目众多，消息早已传开，“于是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频相煽动，有流言闻于朝”。
事已至此，建文帝就把从前的老师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秘密招至内殿，商议削藩大事。齐泰认为燕王拥有重兵，且“素有大志”，应该先拿燕王开刀，削夺他的藩地。黄子澄持相反意见，认为燕王久有异志，一直秣马历兵，很难一下子搞掂，“宜先取周，剪去燕王手足，再图燕不迟”。建文帝年青，两位左右手又都是文士书生，仓猝间就议定大事。于是，建文帝即位后的当年七月，下命曹国公李景隆突然调集大兵奔赴河南，把周王王府围个水泄不通，逮捕了周王及其世子嫔妃一干人等，俘送南京，下制削去周王王爵，废为庶人，迁至云南蛮荒之地看管。
同年冬天十二月，建文帝又把代王徙至蜀地，把这位为人告发“贪虐残暴”罪名的王叔交予蜀王看管，实行“双规”。
由于事出忽然，周王、代王措手不及，果真没废什么力气就被一窝端掉。但是，两个王爷的“罪状不明”，确实也令不少人心中疑惑。当时朝中各位朝臣附和新帝之意，纷纷上书削藩，倒是一位退修的都督府断事（高参）高巍上书劝谏，有理有节，言深意切：“我高皇帝（朱元璋）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诸王，凡以护中国，居四裔，为圣子神孙计至远也。夫何地大兵强，易以生乱。今诸藩骄逸违制，不削则废法，削之则伤恩。贾谊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候而少其力’。臣愚谓今宜师其意，勿施晁错削夺之策。可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诸王子北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子北分封于西北，小共地，大其城，以分其地。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自弱矣。……”这一方法非常得当，把诸王的藩地交叉分封给已婚的王子们，犬牙交错，互相牵制，互相维护，互相监视，不仅推恩及广，又不会因强行削藩而伤感情，诸候势弱，自然天子势强。“上嘉之，然不能用”。估计是当时齐泰、黄子澄正受宠任之际，建文帝对这两个人言听计从，想一举削夺诸位藩王的实权。
建文元年五月，朝廷又因岷王朱（左木右遍）“不法事”废其为庶人。不久，湘王朱柏因私印钞票和擅自杀人，受到朝廷“切责”。朝廷还派使臣至其封地，勒令其入京接受鞠审。这位湘王朱柏也挺倔宁，对左右说：“我听说前代大臣下狱前，多自己引决自杀。孤家是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受辱于狱吏而求活呢” ！他聚集诸子、嫔妃，紧闭宫门，阖宫自焚死。
一不做，二不休。建文帝及朝臣又诏齐王朱赙进京，废为庶人，关进大狱。接着，下诏把代王朱桂也在大同软禁，废为庶人。数月之间，针对诸藩王的大狱一起紧接一起，天下震动，恰恰也给了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以起兵口实。
“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开头不拿最强的燕王开刀，这才是建文帝及其诸臣最大的失策！
清初史家谷应泰对于建文削藩之事倒有“事后诸葛”之见。他认为，明太祖在世时，就应该下令诸藩遣子入侍于京师，并在在禁宫内院建“百孙院”，择以淳儒良师对这些小龙崽子们予以教化，既留了“人质”，又传习了藩臣之礼；同时，再派勇臣猛将镇守四方关键之地，坚壁高垒，严防诸藩异动。一俟诸王子弟成年，马上下恩诏裂土分封，使各个小国林立，都没有能力萌发造反不臣之心。
依笔者愚见，谷应泰也是妄自忖度。朱元璋何其残暴之君，他一辈子心思用在防臣、防民，钳制人口，诛戮有功，怎么又会有人当他在世时敢指出诸如建“百孙院”的建议呢。即使有人敢于疏奏，老家伙定会追根潮源，追问臣下“所安何心”，稍有不慎，三宗九族，顿成齑粉！
潜龙蜇伏——朱棣起兵前的准备活动
朱棣，正统史书（包括清朝修的《明史》）都讲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与懿文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枫与周王朱（左木右肃）皆为孝慈高皇后马氏所生。但正史中也有虚透消息之处，在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齐泰的传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令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为此，再查周王朱肃，其生母是朱元璋的硕妃孙氏，据明清时的笔记史料记载，孙氏是高丽人。当然，败走沙漠的蒙古人（汉化的蒙古史家）也有记载说朱棣是元顺帝没来得及逃走的妃子弘吉剌氏所生。弘吉剌被朱元璋纳为后宫时已怀孕两三个月，这样一来，朱棣倒是元顺帝的后人了。当然，这种说法传奇性比较大，正如民间渲染元顺帝本来就是宋朝被俘末帝的血脉一样，是失败者的一种心理安慰罢了。不过，史载朱棣“貌奇伟，美髭髯”，这种样貌和他窝瓜脸、贱人相的老爹朱元璋反差巨大，笔者倒深信他身上有北方高丽人的血脉因子。说一千道一万，什么时候开挖明长陵考古，验一验DNA，朱棣的真正身世一定可大白于天下。
无论朱棣亲妈是谁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他是朱元璋亲儿子。洪武三年，朱棣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朱棣于北平（今北京）开藩王府。大概久习战，长年在朔方征战，朱棣年青时就“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洪武二十三年，朱棣和皇兄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枫一同勒兵进讨蒙古残部乃儿不花。朱樉和朱枫怯懦，皆逗留不进。朱棣倍道兼行，指挥所部士兵直趋迤都山，大败乃儿不花，缴获人口牛马无数。“太祖（朱元璋）大喜，是后屡师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治边士马”，可见，朱棣是个久习边事且弓马娴熟的善武王爷，并有近二十年独霸一方的经验。
早在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皇太子朱标薨，朱棣已动窥位之心。日后朱棣篡位成功成为永历皇帝，承其命篡写的“国史“里，无聊的奴才文人们添油加醋，追述当时，描写说：“皇太孙（朱允炆）生而额颅稍偏，太祖每令赋诗，多不喜。一日，令人属对，大不称旨。复以命燕王，语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储”。这些小说家式的谎言，无非是讲建文帝长得不周正，无人君之貌，如果按样貌类推，历史上瘸麻瞎的皇帝真有不少，也被史臣个个附会成异兆龙征，不同凡响。建文帝倒霉失败，连因小时侧睡而造成“额颅稍偏”，也成为不能为帝的把柄，完全不能服人。此外，如果讲诗词歌赋，朱棣久于军旅，吟诗作对之才再怎么不凡也绝对比不上自幼就有一帮硕儒辅导的建文帝，大字不识几个的朱元璋也绝不会因对上一个好对子而生“易储之心”。永历帝属下谀臣无聊，确实让人难忍。
此外，明朝郑晓所做《逊国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命帝（建文）赋新月，应声云：‘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龙不敢吞。’太祖凄然久之，曰：‘必免于难’。”应该更是附会的小说家言。老要饭花子出身的朱皇帝不可能悟出此深奥的诗境，且诗意纤弱颓靡，不象硕儒教出来的皇太孙所作，倒象落拓书生所为。
为了烘托燕王朱棣有九五异兆，后来的小人儒还编撰如下故事：
“诸王封国时，太祖多择名僧为傅，僧道衍（姚广孝）知燕王当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燕王遂乞道衍，得之”。“白”加“王”上为皇，与其说这和尚有识皇之眼，不如说朱棣早有不臣之心。
道衍和尚至北平后，又推荐相士袁珙。“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与饮于酒肆。王服卫士服，偕卫士九人入肆沽。珙趋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轻如此？’燕王佯不省，曰：‘吾辈皆护卫校士也。’珙不对。乃召见，详叩之，珙稽首曰：‘殿下异曰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袁珙一介吃相面饭的鬼精灵之人，又有道衍和尚光前相“点醒”，加上朱棣大摇大摆的“高干”气质，傻B弱智才瞧不出他是谁。听说自己异日当为“太平天子”，乃疑乃喜，最后“密召入邸”，无论这段记述真实与否，倒把朱棣做藩王时就已萌生的篡逆之心揭示得一览无杂。
建文帝即位，周王朱肃首先被逮，为来就心怀异图的朱棣抓紧时间招兵买马，挑选壮士为卫军，又四处召集异人术士（朱棣也知道篡逆是十恶不数大罪，勾引术士相人在身边无非是给自己以心理安慰，并对左右从人施以心理暗示。）
同年年底，建文君臣已知悉燕王举动不寻常，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防朱棣。首先，建文帝以防备北边蒙古为名，派武将戎守开平，并下令调征燕王所属卫兵出塞。其次，派工部侍郎张芮为北平左右政使，任谢贵为都指挥使，随时就地侦伺这位王爷的动静。同时，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功臣徐达之子）常常把从妹妹那里打听来的燕王信息密禀于建文帝，大见信用，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与李景隆一起统管军队，随时准备发动图燕之举。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春天，燕王派长史葛诚入京奏事，其实也是到朝廷探听口风，打探虚实。建文帝推诚相待，向葛诚询问燕王的情况。葛长史老实人，又是皇帝垂问，便把燕藩平素的不轨之事一一禀报，建文帝既喜且忧，遣葛诚回北平，密使其为内应。朱棣多疑，殆似其父，葛诚回来后，他“察其色异，心疑之”。
三月份，燕王依礼入觐新君，“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大庭广众之下，朱棣愤然抗然，显然不仅老奸巨滑，确实还气势凌人。当时就有监察御史奏劾其“不敬”，建文帝仁厚，表示“至亲勿问”。
户部侍郎卓敬再次密奏：“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金、元所由兴也，宜徙封南昌以绝祸本。”建文帝览奏后变色，“袖之”，不置可否。转天，他亲自召见卓敬，问：“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卓敬苟言不凡，说：“隋文帝、杨广两人难道不是亲父子吗”？建文帝默然良久，仍旧下不了决心，只是摆之手说了声“爱卿不要再讲了”，示意卓敬退下。
四月，燕王朱棣归国。真所谓“天予不取，必受其咎”！在南京如果想处置燕王朱棣，两狱卒力耳，随便安个什么罪名，先抓起来再说。可惜建文帝太过柔仁，也不知一直出主意削藩的齐泰和黄子澄等人干什么去了，关键时刻不力劝建文帝下手，放虎归山，养虚反噬，悔之无及。
当然，建文帝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派都督耿瓛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为北平布政司参议，又诏派宋忠率三万兵屯守开平，以备边为名，敕令燕府精兵护卫皆隶属宋忠。同时，还密诏张芮、谢贵严备燕王的一举一动。
朱棣归国后，马上托疾不出。不久，对外又称病危，以此迷惑朝廷。
五月，太祖朱元璋小祥忌日，依照礼制诸候王皆应亲临陵墓致祭。朱棣自称病笃，派其世子朱高炽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入京。当时有参谋劝他不要把几个儿子都派入京师参加祭礼。燕王朱棣一语道破心机：“令朝廷勿疑也。”
燕世子朱高炽等三兄弟入京，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把三个人都一并软禁起来。又是黄子澄表示异议：“不可。疑而备之，殆也。不如遣还。”秀才议事，思前想后，终无成者。倒是三兄弟的亲舅魏国公徐辉祖入殿密奏，表示说：“我这三个外甥中，惟独朱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又会叛父，他日必为大患。”建文帝犹豫，又向徐辉祖弟弟徐增寿和驸马王宁问计，这两人平时和燕王及其三子关系密切，饮酒纵马欢歌，自然都是说好话，建文帝“乃悉遣归国”。朱高煦临走，还偷偷潜入舅舅徐辉祖的马厩，盗走最好的一匹马，无赖之性暴露无遗。
本来，朱棣派三个儿子入京后不久，便忽然生悔，生怕三个小子被他们当皇帝的堂兄弟一网打尽。看见三个人根毛未动、全须全尾无恙返回，朱棣喜出望外，大叫“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
建文帝放朱棣回北平，一错；又纵放燕王世子朱高炽等人归国，使朱棣起兵更了无顾忌，二错；特别是放走了强悍敢战的朱高煦，三错。日后，朱棣之兵锋最锐者，关键时刻加最后一把力者，当属这位朱高煦。彼时，建文帝大叹“吾悔不用辉祖之言！”为时已晚。
既然已放虎归山，建文君臣已应该观变待时，不要激起朱棣急反之心。可是，建文元年七月，又遣人逮捕燕王官校于谅、周铎至京杀头，并下诏谴责朱棣。为了争取时间，朱棣装疯，于北平市中狂呼乱走，夺人酒食胡吃海塞，胡言乱语，躺在地上打滚叫骂，一整天一整天地假装不省人事。
张芮、谢贵入王府“探病”，盛夏暑天，看见朱棣披着大棉被在一个大火炉子前“烤火”，连连摇头大呼“冻死我了！”张谢两人密奏，建文帝等人还真有些信以为真。幸亏燕王长史葛诚为内应，密报朱棣即将举兵。兵部尚书齐泰确也当机立断，马上发符遣使，命有司迅速前往北平，逮捕燕王府邸内相关人等，并密令张芮、谢贵等人相机行事。同时，又密敕北平都指挥使（军区司令）张信，因其一直为燕王亲任，命他亲自逮捕朱棣。假使张信受命，朱棣再大的本事，也不过一王府独龙，皇诏一下，众人放杖，逮送京师，故事也就至此告一段落。历史偏偏就在关键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