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心”在哲学上大概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它想所追求的“无限”，在扬弃其中看似不可捉摸的虚幻之后，我们可见出许多积极闪光的东西。这是因为，二者都充分肯定了人在无限的宇宙方面是自由的，肯定了人可以有等同于无限宇宙的力量。庄与禅对无限的追求为后世的人格超越提供了积极的范例。
“齐死生”的洒脱与“离境无生灭”的放达
庄子的“生死观”
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对生死问题做过最细致详尽探究的，就是庄子。他认为，死生皆为变化之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因此，生不必悦，死也不必恶。同时，庄子在生死问题上还表现出极其潇洒安然的风神：“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生乃气聚，如赘疣，并无可乐；死为气散，恰似决溃，亦不必哀。这种对于生死的达观，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庄子》一书的外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天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上述故事真伪何如，不得而知，但它确实反应出庄子及其后学的生死观，他们把生死与春夏秋冬四时行作等同相待。当然，这种看法也含有否定生命价值的因素，剔除这一消极成分，我们可见出这种思想包含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几千年前庄子就已把生死视为自然的变化。这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在“向死而生”的世界中，死亡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跨越、无法避免的鸿沟。“人生天地之间，若自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潦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生，生物哀之，人类悲之……乃身从之，乃大归乎！”（《知北游》）庄子这种豪洒不拘的生死态度，同原始佛教那种把生命本身看作是苦难负累的认识完全不同，虽然有感慨、有叹息，但庄子更多的是“逍遥”的洒脱，是藐视自然困境的豪迈不羁。“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署，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死亡的这种外在必然性，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中，并不是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障碍和不可逾越的无底深沟，它恰恰是人类走向精神自由、磨砺意志的一种命运安排。如果对生死认识得当，保持逍遥、无为之心，在克服生死迷茫的过程中人们反而“足以逞其能”，战胜凝于内心深处的心魔，摒弃利害之欲和哀乐之情，在广袤的精神世界里更加无拘无束地、自由地飞翔。
禅宗的“本来无一物”的生死观
在生死方面，禅宗比庄子更远走一步，慧能大师最有名的一首偈句“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行由品》）既是生死泯界的另一种陈述。既然“本来无一物”，生死又何异哉！这种思想，在后代礼禅的诗人伤口中也屡有透露，例如苏轼和其弟子由在渑池怀旧之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诗中寓理成趣，显示了生死聚散无由无根之理。这些都表明，禅宗不仅象庄子那样对生死问题抱达观态度，而且进一步地声称已“悟透”生死。
要做到“离境无生灭”，也就是要做到“无念”。《坛经》讲：“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自在解脱，名无念行。”做到这一地步，在禅宗大师们看来，生死是那么的简单、随缘。
洞山良竹神师临死前对弟子说：“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劳生惜死，哀悲何益！”法常禅师更是豁然：“来莫可抑，往莫可追。”简直就是素朴的真理性睿语：“人出生不可抗拒，人死亡不能追回，事事随缘，弃却形骸”。道楷禅师死前也很坦然，平静，他甚至还随意写下诗偈：“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如此潇洒，连来世如何都无一丝牵挂于心，真个是“本来无挂碍，随处任方圆。”在世界无依、山河无限的禅意里，一切都是无始无终，非生死可拘。
亦禅亦道的东坡居士参禅最有心得，在他的《百步洪》一诗中，洞悟了人生瞬息之短，展现了“此心无住”的生死超然：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离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险中得乐虽一快，何异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使如吾何！日船上马各归去，多言晓晓师所呵！
“恍恍惚惚”与“以手点空”――庄禅的神秘主义
庄子迷蝶的神秘
庄子哲学中深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是显而易见的。《齐物论》中，有这样的记述：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之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也？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此之谓物化。”
这种身与物化，物我一体的境界，正是庄子神秘主义的一个形象体现，它显示出庄子哲学不仅仅单从物的属性上去寻找人生真谛，而是从我与物的精神联系上去探索，视人生为一种极其高奥深远的境界。这种“庄生晓梦为蝴蝶”的“恍恍惚惚”为后世文学的“意境”范畴奠定了根本。
庄子思想中蕴含的神秘主义并非出神异鬼的故弄玄虚，它是由人类认知相对性而带来的困惑和不解。从最浅显而又最深刻的一点入手，人的存在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而随时会产生神和、虚玄的认知局限。“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由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秋水》）而且，“吾生也有涯，而知也天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如此实实在在地破解自家的“神秘”所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智慧的显现。
魏晋玄学理论主题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超言意以冥合”等等，主要论题皆是庄子思想中神秘主义的发挥和阐释。正是对“无”与“有”、“名教”与“自然”等等理念的探索和思辩，才使“魏晋风度”形成了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庄子的神秘主义哲学恰似一种诱媒，在魏晋时代杀戮如同生活的黑暗年代，名士们正是借助老庄哲学聊以摆脱其内心的苦懑和无比深刻的精神危机，“任其性命之情”，自由高蹈地“放”、“达”，冲破礼俗轾梏，追求看似颓放实则自由的精神境界：“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不知利欲之感情……”（刘伶《酒德颂》）——这些与庄子思想“外天地，遗万物”的神秘自由精神世界正可谓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另外，庄子哲学中的本根――“道”，也是没有“形色声名”、“不可言传”的神秘之物。“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知之哉！”（《庄子·天道》）在《知北游》中，庄子又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总之，庄子哲学有关“道”的神秘主义阐释，是和他们从大自然的生命中所体验到的一种自由无拘的精神境界有紧密关连。这种“道”的神秘同“心斋”、“坐忘”等等神秘的感知同为庄子哲学的深幽奥奇之境。
禅宗“拈花微笑”的神秘
无独有偶，禅宗也以其神秘主义而闻名于世。
元和年间，当有人向江西信州鹅湖大义禅师问及“如何是禅”时，大师仅“以手点空”，以示犹然。至于禅的立宗基础和体验方法，更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而禅宗源起的传说，本身就带有极其浓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据传，佛祖在一次灵山大会上，手拈一枝金婆罗花以示徒众。当时，众人皆默然不知所为，惟大迦叶尊者点首微笑。佛祖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并向迦叶付之一偈，“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天。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见《传灯录》、《传法正宗记》）。这就是禅宗“拈花微笑”公案的由来。在这拈花微笑，心心相悟的神秘气氛中，迦叶尊者就成为禅宗之祖。
如欲参禅，顿悟之前肯定是要借助语言文字，而彻悟之后，从“不离文字”走向“不立文字”，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方是最高的境界，把“可说”与“不可说”不露痕迹地消隐于无形之中，最终完全使“体知与认知”、“无语与有语”、“可说与不可说”，融会贯通，达到“以心传心”的绝佳禅韵。因此，达摩面壁、德山棒喝、天龙一指、打地示棒等等借助机锋、玄言等神秘主义的禅意形式，正是让人理解“道由心悟”的玄旨。
临济宗的“四宾主”，“四照用”等宣教方式，也体现了禅宗在认识论方面的神秘主义。其中，达到“主看主”――即问答双方都已达悟的神秘境界，为参禅之最高妙处。至于禅宗各派在“参话头”中的神秘玄理，则不胜枚举。
曹洞宗的宏智正觉禅师在《坐禅箴》中，也把禅意说得神秘玄妙；
“佛佛要机，祖祖机要，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不触事而知，其知自微，不对缘而照，其照自妙。其知自微，曾无分别之思，其知无偶而奇，曾无毫忽之兆，其照无取而了。水清彻底兮，鱼行迟迟；空阔莫涯兮，鸟飞杳杳。”
由此，可见禅意的神而又妙之处。从艺术哲学的视点观察，禅宗的神秘主义也正体现了艺术心理玄奥的特质，这对于艺术探索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在对庄禅的相同之处作了一番比较分析之后，接下来，再谈谈二者之间相通之处间微妙的相异。
在讨论庄禅的相同点时，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二者在生死问题上的洒脱与达观。但是，它们在生死观方面也存有非常明显的歧异。
庄子认为“万物一序，死生同状。”（《天地》）。“生也，死之徙；死也，生之死。”（《知北游》）。他同时大言：“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表面上看，庄子把生死等一，并有飘然出世之姿。实际上，庄子仍执着于生死，并从内心深处发出“死生亦大矣”的狂野呼声。他的“游心”、“坐忘”、“心斋”等等，都不是真的把此世当作虚幻的蜃景而锐意追求出世“逍遥”，他的目的是要超越此世，把个体精神提高到与宇宙并生的人格高度，以求“物物而不为物所物。”庄子对生命充满了深沉的热爱与无比的眷恋，只是其心灵之上笼罩着一层感伤而神秘的纱帘。
至于禅宗，他们自称已完全悟透生死。他们认为，真实的存在只在刹间的心灵感觉这中，视物我皆虚。因此，庄子哲学中的“超越”在他们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既然“本来无一物”，又从何谈起“超越”呢。禅宗不重也不轻生，一切顺其自然，禅宗也不象庄子那样以相对主义的理论阐释生死观，而是以生活中的琐细实相来参论生死。禅宗一心追求的，只是心灵瞬间的顿悟。
另一方面，庄子哲学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真人”、“神人”、“圣人”的倾慕与欣羡，体现了一种对崇高人格的追求心理。而在禅宗那里，却是“佛也无，祖也无”，连渡江传道的达磨禅师也是个“老臊胡”，一切皆虚，根本无神圣仙灵可言，更无此世彼世之分，一切皆存于“心悟”之中。这，也是庄禅二者比较明显的不同之处。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文 / 梅毅
——从诗文观风流才子唐伯虎的真实一生
说起唐伯虎，肯定会马上使人想起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风流倜傥，浪漫非凡，不是“三笑点秋香”，就是周星驰戏巩俐，典型一个正面“西门大官人”加上狂傲“柳三变”的合成体，其人玉树临风，白面朗目，风花雪月之中，花丛锦
绣陪衬，绝对联想不到“穷愁”、“厌世”、“潦倒”、“蹇涩”、“痛哭”、“渲泄”等诸多用于失意之人的词语，加之唐寅又好书画，工“春宫”，如此戏谑孟浪大家恰恰又赶上“资本主义萌芽”得如火如荼的明朝中晚期，让不少后世失意文人总觉能混上唐伯虎一样传说中的好生活也真是不枉一生白活了。特别是冯梦龙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更是把唐伯虎的传说定型，其后无聊文人及小说家们附会穿凿，所有“倜傥不羁”的风流事物都算在这位大才子脑袋上。
果真如此吗？
察看清朝大臣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只是在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中才能看到唐伯寅的名字，而在这篇《文苑二》中，50多人的文士乱传中唐寅排倒数第十六，只有短短二百一十三个字，内容如下：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据此，可见唐伯虎是个倒霉地牵涉进“考试舞弊案”后一蹶不起的落魄文人，即使有皇族大官人欣赏他，还是个最后被杀头的“志大才疏”王爷朱宸濠，幸亏唐寅还不象李太白那样常想自己“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傻不叽叽地附和“永王李璘”一样去搅浑水，装疯卖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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