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宫内高举驺虞幡解兵，数千甲士又迎惠帝复辟。估计大傻皇帝非常郁闷：怎么总是大半夜把自己从被窝中喊醒，稀里糊涂地一会儿被拥上殿一会又被弄去金墉城。
事定之后，三王入城，发诏杀掉赵王司马伦四子，捕斩孙秀等人亲党，并派人送金屑苦酒给司马伦，赐死。估计这金屑酒还是内廷数月前为黑娘们贾南风配制喝剩下的，如今又轮到赵王尝尝鲜了。“（司马）伦惭，以巾覆面，曰‘孙秀误我！孙秀误我！”饮药自杀。八王之中，司马伦是第三个上西天的。（淮南王司马允没有在“八王”之中）这次混战虽然只打了两个多月，却战死士兵十来万，成为皇族大血战的第一个高潮。
你方唱罢我登场——“八王之乱”的“渐入佳境”
惠帝复辟，篡位的赵王伦赐死，齐王自然也要大赏“功臣”。齐王司马冏获封大司马，加九锡；成都王司马颖为将军，加九锡；河间王司马为（左禺右页）太尉，加三锡；常山王司马义改封长沙王，为抚军大将军。其中，齐王司马冏是惠弟堂兄，成都王司马颖与长沙王司马义与惠帝都是同父异母的同房兄弟（司马义与楚王司马玮同父同母，楚王起兵时跟随左右，被贬为常山王），这几个人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王爷。河间王司马是武（左禺右页）帝堂叔，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可以想象，这些人在一起，宫中横坐的又是个大傻皇帝，谁又能向谁低头呢。
手夺惠帝玺绶的广平王司马虔从外退兵至九曲（今河南巩县）时，闻听赵王司马伦倒台，慌忙丢下所统军队，逃归洛阳大宅子待罪。诸王商议想饶他不死，一直呆呆坐在上座的惠帝忽然发话：“阿皮（司马威小名）掰我手指，夺我玺绶，不可不杀。”傻爷们这句话，也是他当皇帝一辈子惟一自己做出的“决定”，诸王当然无话，派人杀掉司马威。
刚刚安定没几天，数位王爷各自结伙拜祖陵。新野王司马歆劝说齐王司马冏：“您与成都王一起建立不世之功，应该留下他在京城辅政，如果无此心，应该削去他的兵权。”长沙王司马义在拜陵时对异母兄成都王司马颖也建议：“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意思是应该由武帝一系的人来维持，提防齐王。
成都王幕下高参卢志提出以退为进的谋略，他说：“齐王当时号称有百万之众，为张泓所败，正是王爷您强攻孙会才成大功；两雄不俱立，大王您应该以太妃（成都王生母）有病为由，上表还归邺城，朝廷委重齐王，此举可收四海之心。”成都王司马颖但听话，马上入宫辞别惠帝，与从人怀马加鞭从洛阳返回邺城，“由是士民之誉皆归（司马）颖”。回到邺城后，司马颖又推御九锡殊礼，表论功臣，赈济灾民，埋葬阵亡将士，“皆卢志之谋也”。史载，“（司马）颖貌美而神昏，不知书，然气性敦厚，委事于（卢）志、故得成其美焉”。
齐王司马冏一直怀疑大才子陆机为赵王司马伦替惠帝撰写禅位诏书，就把陆机陆云兄弟抓起想杀掉。成都王也为之辩理，救了二人，并表陆机为平原内史，陆云为清河内史。二陆兄弟的友人劝他们赶紧还吴地，远离是非，陆机认为司马颖对自己有保荐之恩，“可与立功”，不听。齐王司马冏手下的东曹掾张翰（字季鹰）也是吴中人士，“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遂命驾便归。”此举聪明，果然保全性命。莼菜汤、鲈鱼脍不见得多么好吃，但以此为借口挂帆而去，不仅能避祸，还能留千秋万古潇洒之名，张季鹰此举是真名士所为。
由于惠帝太子司马遹被贾后杀掉，司马遹的两个儿子又被赵王司马伦杀掉，惠帝就没有继承人。按继承人顺序，“大将军（司马）颖有次立之势（可为皇太弟）”，齐王司马冏当然不会任情势这样发展下去，于是他就奏请立惠帝的侄子、年方八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自任太子太傅，又加封亲信东海王司马越为司空，领中书监。司马越也是惠帝族叔辈。
齐王司马冏大权在手后，骄奢擅权，大起府第，耿于宴乐。传中嵇绍、殿中御史桓豹、孙惠等人皆上书相劝，尤其是孙惠上书，言语恳切，词理分明：“天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锋刃，一难也；聚致英豪，二难也；与将士均劳苦，三难也；以弱胜强，四强也；兴复皇业，五难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虑其不可而谓之可，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齐王司马冏对这些良谏，都“逊辞谢之，然不能从”。
一年多以后，惠帝永宁二年（公元302年），河间王司马在（左禺右页）长史李含的怂勇下起兵。李含出主意说：“成都王司马颖是皇帝至亲，齐王司马冏越亲而专权，朝野怨恨，现在发檄长沙王司马讨攻齐王，齐王必会先干掉长沙王，我们因此再以此罪除掉齐王，拥戴成都王入京，以安社稷。”
河间王司马本来（左禺右页）就是赵王司马伦亲信，当时也是因形势所逼才不得已加入讨赵王的军队，齐王对他一直怀恨在心。至此，他觉得时机成熟，派部将李含、张方为先锋，率军直奔洛阳，同时，他遣使邀成都王司马颖一起发兵。卢志谏劝，司马颖不听，准备兵马待发。
河间王部将李含、张方临近洛阳屯军，便发檄让长沙王司马义攻讨齐王司马冏。两位王爷本来同时在京，关系还不错，但齐王认为长沙王与成都王是兄弟（同父异母），便先下手为强，派人攻袭长沙王。“（司马）义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他率百余人飞驰入宫，关闭诸门，“奉天子攻大司马府”。有皇帝在手，一下子就转被动为主动。当夜，城内大战，齐王称“长沙王矫诏”，长沙王称“大司马（齐王）谋反”，飞矢雨集，火光冲天。在上东门楼上哆嗦避难的惠帝又被吓了一巨跳，“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
连战三日，齐王部队大败，司马冏被自己的长史赵渊执送入宫。“（司马）冏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傻冒皇帝也知道好坏，这位堂兄拥立自己复位，很想活他一命。“（司马）义趣左右牵出”，斩于阊阖门下，循首六军示众。齐王司马冏是八王中第四个死掉的王爷。
河间王司马的部（左禺右页）将李含、张言等人闻知齐王已死，就引兵还据长安。
才过半年多，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8月，因长史李含等人为长沙王司马义所杀，河间王司马又起（左禺右页）兵讨伐。成都王虽一直在邺城，但恃功骄奢，起先还能“遥制朝廷”，但随着长沙王司马义翅膀渐硬，兄弟生出嫌隙，于是成都王附和河间王，共同前往洛阳讨伐长沙王。卢志谏劝，司马颖不听。
河间王司马以张（左禺右页）方为都督，将兵七万自幽谷东趋洛阳；成都王司马颖引军屯朝歌，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率二十多万人南向洛阳。
众人大战，死伤数万。长沙王手中有惠帝这张王牌，关键战斗皆在军中显耀皇帝旗鼓。建春门一战，陆机大败，“赴七里涧，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由于陆机兄弟与成都王司马颖的太监孟玖不合，孟玖就说陆机有贰心想联合长沙王谋反。成都王没主见，下令诛杀二陆兄弟及其三族。杀头之前，大才子陆机叹道：“华亭鹤唳，可复闻乎！”与当年咸阳市上被腰斩的秦朝丞相所发黄犬之叹，大相类似。知退不退，后悔无及！
打败成都王派来的陆机，长沙王司马义深觉惠帝这个幌子确实好用，又“奉帝攻张方，（张）方兵望见乘舆（皇帝御车）皆退车，（张）方军大败。”
双方僵持不下。长沙王主薄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两个典故的主人公）建议，派人持诏到西北，命雍州刺史刘忱起兵袭击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的后方，这样，张方军不得不回，可解京城之围。
长沙王司马义虽然总是把皇帝大傻哥哥弄在军中打仗，“而未尝亏奉上之礼”，服侍周全，礼数不亏，故而“城中粮食日窘，而士卒无离心”，前后斩获六、七万人。围城二王兵马略尽，张方也准备逃回长安。
关键时刻，本来与长沙王一伙的惠帝族叔东海王司马越“虑事不济”，害怕城外二王兵马越聚越多，就与殿中亲将密谋，半夜冲入司马义房中，把这位俊伟英勇的长沙王捆绑起来，关在金墉城里，并以皇帝名义下诏免其官职，召成都王司马颖等入城辅政。“城既开，殿中将士见外兵不盛，悔之，更谋劫出（司马）义以拒（司马）颖”。司马越见情势不妙，大惧，想杀掉长沙王司马义以绝众望。黄门侍郎潘滔（与潘岳同官同姓同为文人）出个绝好的坏主意，遣人密告张方，借张方之手除掉司马义。
张方本性残暴，派兵从金墉城中押出司马义，绑缚于城外兵营中，放在火堆上慢慢烤炙而死，时年二十八。“（司马）义冤痛之声达于左右，三军莫不为之垂涕”。八王之中，长沙王司马义是第五个被干掉的。
交战中数次大败的成都王司马颖此刻得意，耀武扬威入京师后，又还镇于邺城。“诏以（司马）颖为丞相，加东海王（司马）越守尚书令。”司马颖又派亲信将领石超守洛阳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悉代去宿卫兵”。并废齐王所立的皇太子为清河王，河间王司马也乖（左禺右页）间买好，表请立司马颖为皇太弟，“诏从之”。
西北方面，河间王司马屡为（左禺右页）刘枕所败，急召张方还长安。张方临行，掠劫洛阳宫中男女万余人而去，途中乏食，便杀掉掠来的男女夹杂牛羊肉充当军粮。到关中后，张方与司马（左禺右页）双方合军，大败刘枕，腰斩杀掉了这位雍州刺史。
“太弟（司马）颖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居于京中的东海王司马越也久有自固之心，于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秋天勒兵入云龙门，声讨成都王，并恢复司马覃的皇太子身份。司马越还效仿司马义，“奉帝北征”，挟十余万军队直扑邺城。洛阳城内为司马颖守城门的石超早已闻讯跑出，逃回邺城。司马颖给他五万兵，命他迎击司马越。
双方兵马在荡阴（今河南汤阴）相遇，石超大败司马越军。混乱之中，晋惠帝车倒草中，脸上中刀，身中三箭，狼狈不堪。“百官侍御皆散”，惟有侍中嵇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兵士把嵇诏从车上拉下，用刀乱砍，惠帝高叫：“忠臣也，勿杀！”兵士们回答，“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嵇绍死于乱刀之下，“血溅帝衣”。不久，司马颖派卢志找到坐在草中嚎啕大哭的惠帝，移至邺城。“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书至此，史臣也慨叹：孰言惠帝憨愚哉！
嵇诏之父嵇康当初在魏末不与司马氏合作，受诬被杀；嵇绍纯臣，尽忠司马氏而死，可谓君子伟丈夫，难怪日后文天祥在《正气歌》诗中也以他为忠臣样板。
东海王司马越从洛阳出兵时，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已派张方袭取了洛阳。兵败的司马越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东海（今山东郯城）。按常理，司马越这个宗室疏宗已经败成定局，怎么也不能再缓过神来扳动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
但历史总是存在那样的偶然性，时任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坐山观虎斗之余，在边疆地区联合鲜卑、乌桓部落骑兵，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弟弟东赢公司马腾合兵，南下进攻邺城。
司马颖听说少数民族骑兵来攻，忙派王超等人拒战，连连败绩，王浚属下的鲜卑等部落骑兵所向披靡，秋风扫落叶一般。“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
卢志劝司马颖奉惠帝还洛阳，当时还有甲士一万五千多人，逃跑时做护卫还绰绰有余。黎明时分，司马颖生母程太妃眷恋邺城，迟迟不愿起身，“（司马）颖狐疑未决。”“俄而众溃”，万余大军见主师无谋，一哄而散，司马颖和卢志只带数十骑拥着惠帝乘犊车南奔洛阳，狼狈不堪。逃至邙山，张方率万骑精兵迎谒，“（张）方将拜谒，帝下车自止之”。堂堂皇帝，虽傻傻乎乎也觉察到自己如今连一个将军的跪拜也承受不起了。
王浚攻入邺城之后，纵兵大掠。兵还蓟州之前，王浚又怕鲜卑士兵携带抢掠的妇女行军耽误正事，便下令：“敢有挟藏者斩！”诸族骑兵当时还很害怕晋朝军法，纷纷把千挑万选抢掠来的绝色妇女都推入易水中淹死，共死亡八千余人。
诸王争战期间，晋朝的流民首领李雄已在巴蜀成割据之势，自称成都王；匈奴贵族刘渊本来为成都王司马颖荐为冠军将军，也趁乱率五部杂胡起事，建国号曰“汉”，自称汉王。这拨儿高度汉化的匈奴哥们儿果真是“人面兽心”，西晋最后两个皇帝怀帝和憨帝都是为他们俘虏，接连晋帝上演“青衣侑酒”的历史悲剧，成为历代汉族臣子心永拂不去的伤痛。
惠帝入返洛阳后，张方拥兵专治朝政，成都王司马颖丧失前权，形同软禁。
张方所部士兵大多从长安来，一直把京城当作块大肥肉，在洛阳剽掠搜刮，都吵嚷着要“奉帝迁都长安”。他们以请惠帝出效拜谒陵庙为由，想把惠帝和群臣骗出城。惠帝不愿再颠簸，不答应出城。张方于是率大批军士披甲执兵入殿，搜出躲在后园竹林里的惠帝，逼使上车，“帝垂泣从之”。于是张方军士在后宫大肆奸污宫女，抢劫珍宝，“分争府藏，割流苏、武帐为马障，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张方还想一把火把宫室和宗庙烧毁以绝人望，卢志劝他：“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作罢。
张方挟持惠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惠帝另一个弟弟豫章司马炽到长安，河间王司马就暂（左禺右页）时成为西晋王朝真正的主人。他让惠帝下诏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时存者惟颖、炽及吴王晏”。
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7月，东海王司马越喘定之后，又以张方和河间王司马“劫（左禺右页）车驾”为罪名，发檄天下讨伐河间王。成都王司马颖的旧部也纷纷在河北起兵。见山东、河北等地兵起，河间王“甚惧”，就又封原来和自己一个战壕现在又被自己软禁的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派卢志和千余兵拥他一起返归河北招抚。
成都王司马颖此时兵马衰弱疲极，早已丧尽昔日手下数十万熊虎大军的威风。
东海王司马越东山再起之势勃然，一路进兵顺利，军近洛阳。眼见天不如一天，河间王司马想（左禺右页）与司马越言和。由于张方自己有“劫驾之罪”，怕二王和解后对自己不利，坚决表示反对。河间王便遣张方的老友郅辅以送信为名，趁张方读信时一刀砍下这位骄横将领的脑袋。
本以为杀了张方后东海王司马越会许和退兵，但政治斗争向来是“得寸进尺”，东海王司马越继续西进。当时携残兵驻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在洛阳也站不住脚，狼狈败向华阴，中途听说河间王和东海王有言和之事，如九雷轰顶，不知何去何从。两王如果讲和，成都王自己肯定会被当作牺牲品干掉。
306年五月，东海王的将军祁弘攻入关中，连败河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