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 第8部分

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使，另设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为副长官，资历浅的副长官也称签枢密院事或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院多设副长官是为了防止大权垄断于枢相一人之手。枢密院政府长官一般由文臣担任，他们与宰相不在一起办公和奏事，所奏两不相知，皇帝不仅将原属宰相的那部分军事权力划给了枢密院，而且也可以在不同的奏事中，了解全面情况，作出正确裁决。参知政事与枢密院长贰合称执政，他们与宰相一气合称宰执。
在以枢密院分宰相兵权的同时，太祖设三司总理全国财政，这是仅次于中书和枢密院的中央行政机构。其最高长官是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执政，实际上与宰相、枢密使分掌了全国行政、军事、财政大权。
值得注意的是，太祖分割相权执行的也是三大纲领：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即“削夺其权”；以枢密院与中书合称二府，即“夺其精兵”；设三司总理财政，即“制其钱谷”。也许，这是作为这一纲领的始作俑者，其后久居相位的赵普所始料未及的。
三大纲领后来也贯彻在地方政权上，虽然这种运作已在太祖朝之后，我们且在这里一并交代，顺便把宋代政区也作一介绍。宋代一般被认为是二级政区制：即县为二级行政区划；府、州、军、监为一级行政区划。一级行政区以州最普遍，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以后，尽罢天下节镇所领支郡，全国诸州都直属中央，通判成为分知州之权的副长官。在一级行政区中，府的地位最尊最重，都城（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和南宋的临安府）和陪都（北宋的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称为京府，其他则称次府。府都是由州升格而来，升格的原因除地理位置重要外，主要是皇帝未即位以前的封地或在该州任职的缘故，或因皇帝驻跸而升。直属于路的军，地位与下州相似（另有隶于府州的军，与县同属二级政区）。监专为管理矿冶、铸钱、产盐等区域而设，兼治民政，直属于路的监地位与下州仿佛（另有隶属府州的监，则与县同级）。关于路的性质，虽有学者认为是一级政区，但一般认为路只是中央派出的监察辖区，不属一级政区。
宋太祖时，承袭唐制，全国分十三道，诸道设转运使以总财赋，旨在削夺藩镇的钱谷之权。太宗时，转运使在掌管一道财赋之外，还担负起监察的职能。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全国划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四川、峡、广南东、广南西等十五路，路正式取代道。其后，路屡有分合，京东、河北、淮南、江南路各分为东、西，京西路分为南、北，陕西路分为永兴军路和秦凤路，四川路与峡路分为成都、利州、梓州、夔州四路，至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全国增至二十三路。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增设京畿路，全国为二十四路。
宋代路级机构名目颇多，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
漕司是转运使司的简称，是最先设置的重要路级机构，其长官为转运使，如前所述，其目的在于对藩镇起“制其钱谷”的作用。
宪司是提点刑狱司的简称，太宗时始设，长官称提点刑狱，初为转运司的附庸，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成为监察一路的最高司法官员。
仓司是提举常平司的简称，正式成为独立的监司机构在神宗熙宁初年，长官即称提举常平，掌管一路常平新法和水利、茶盐等事。
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和提举常平四分掌财赋、刑狱和常平新法，并监察所属州县的官吏，故也统称监司。
帅司是安抚使司的简称，长官称安抚使，原为诸路灾害或用兵而派遣的专使，真宗以后渐成为专治一路军政和治安的长官，往往由这一路分的帅司所驻州府的知府或知州兼任。
漕司、宪司和帅司的路分有时并不尽同，例如元祐元年（1086年），漕司为二十三路，而宪司仅十八路，政和元年（1111年）漕、宪二司都是二十四路，而帅司倒有二十八路。即便漕司、宪司和帅司的路分相同，其各自的治所也不一定同在一处，如以政和元年的京东西路为例，漕司治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宪司治济州（今山东巨野），帅司则治郓州（今山东东平）。前述北宋十五路、二十三路和二十四路，都指的是转运司路。
乍一看去，路级机构给人以叠床架屋的感觉，实际上正体现了宋代地方行政贯彻三大纲领的特点。太祖、太宗朝，转运使逐渐拥有比较完整的治理一路的权力，成为一路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说，宋初的转运使实际上是汉朝的刺史、唐代的藩镇在新时期的翻版。正是看到这点，才有其后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和安抚使的设立，将有关权力依次从转运使那里剥离出去，彻底杜绝了路级长官重蹈前代藩镇覆辙的可能。
漕、宪、仓、帅四司是并行的路级机构，各司所职，各不统属，不但监司之间互不统属，帅司与监司之间也互不统属，分别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不仅如此，宋代实行路级长官互察制度，内容包括监司之间的互察、帅司和监司的互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机构，使任何路级长官都不可能专权独断，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藩镇割据那样尾大不掉的局面。
三大纲领对宋代削夺藩镇权力、分割宰相权力和制约路级权力，都起了不可替代的指导性作用，仅凭这点，赵普就无愧是见识透彻的政治家。

细说宋朝10：宋太祖
宋太祖以一军旅武将夺得天下，在位十六年，做了两件大事：第一，基本统一了南方，并为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强化了中央集权，彻底消弭了中唐以来造成地方割据的动乱因素。太祖不仅为赵宋王朝，也为其后的封建王朝留下了一笔不可缺少的政治遗产，宋代以后的统一王朝没有再出现分裂割据局面，这笔政治遗产是大起作用的。王夫之在《宋论》里认为，宋太祖的功业“故将夷汉唐而上之”。《宋史·太祖纪》也认为：“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还说太祖作为创业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与其他开国帝王相比，宋太祖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其治国与为人也自有特色和魅力。
太祖虽出身武将，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只有书籍数千卷，世宗说：“你做将帅，应该致力于坚甲利兵，要这么多书干什么？”他答：“蒙用为将帅，常怕完不成任务，故而聚书观看，就为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
太祖文化水平较高，也能吟上两句诗，有一首咏《日》：
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
简直是他立志君临天下的自白，充满了王霸之气。
有时候，太祖也会说两句文人的好话。乾德三年平蜀不久，他发现后蜀的铜镜铸刻着“乾德四年铸”的字样。乾德是北宋的年号，太祖大感不解，翰林学士窦仪说：“前蜀王衍也用过这一年号，一定是那时所铸。”太祖感慨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正因如此，后人都以为宋朝重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是太祖定下的。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出于防范的需要，贬抑武人是宋初的基本方针，其后也成为宋代家法。由于贬抑武人，势必擢用文士，相形之下文人身份似乎大涨。而太祖实际上是抑武而并不太重文的，他对赵普有段话道出个中心思：“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说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有一次，太组指着朱雀门上的题额问赵普：“为什么在‘朱雀’后加个‘之’字？”赵普说：“语助词。”太祖轻蔑的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言谈之间掩饰不住对文人的鄙视。
有人把太祖誓碑作为其重文的论据，这也值得斟酌。建隆三年，太祖曾在太庙沁殿的夹室里立一誓碑，规定今后凡太庙祭奠或新天子即位，都必须恭读三条誓词，除“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还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条，固然反映了太祖的宽容与自信，但恐怕主要还是认为这些文人成不了大害，完全可以宅心仁厚，不开杀戒。大体说来，重文与抑武相结合，成为不可分割的宋代家法，当在太宗时代。
禅代以后，太祖拜见母亲杜太后，太后愀然不乐地说：“我听说做皇帝难。如果统治得其道，则被人尊崇；如果一旦失控，要求做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可能。这就是我担心所在。”太祖恭谨的表示受教。在其后治理朝政中，太祖还是十分注意“治得其道”的。
即位不久，一天罢朝，他久坐便殿，沉默不语，内侍问他何以闷闷不乐，他说：“你以为皇帝那么好做吗？早朝时，由着性子办了一件事，想起来有误，故而不快。”开宝元年（968年），皇宫修缮完毕，各道正门都在中轴线上，太祖端坐寝殿，命诸门洞开，一无遮蔽，得意地对左右大臣说：“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可见！”这话当然有自夸的成分，但敢于自夸，至少说明他心思不太邪曲。
太祖在禅代以后，优待礼遇后周世宗的子孙，在平定南方各国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在历代开国皇帝中都是少有其比的。据说，太祖入宫即位之初，见一宫嫔抱一小儿，经问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问大臣如何处置，赵普主张处死，潘美后退不语。在追问下，潘美才说：“我与陛下曾共事世宗。劝陛下杀，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太祖当即表示：“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我不忍做这等事。”因而他立下誓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的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后蜀既平，太祖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说：“蜀道千里，而孟昶王蜀三十年，人心难测。请擒孟氏而杀其臣，以防生变。”太祖批道：“汝好雀儿肚肠！”《廿二史札记》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记载这事颇详，并盛赞“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其实太宗还是杀降的，南唐后主李煜即被他鸩杀，赵翼失于考证，谬加称誉。而比起历史上那些杀降王、诛功臣的开国君主来，太祖还算是处理得当的。
太祖为人豁达自信，往往以此高人一头。既得天下以后，赵普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起发迹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却说：“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其后，赵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说起类似的话。
有一次，一个军校献手挝给太组，说明挝首就是剑柄，有利刃暗藏其中，平时可以当手杖，危急时可以防不测。太祖大笑着把手挝扔到地上，说：“让我亲自使用这玩艺，事态要到什么程度？到那种时候，这玩艺还能管用吗？”
正出自这种个性，太祖能知人善任，任人不疑。他曾慨叹“安得有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赵普说：“恐怕维翰还在，陛下也不会用。”因为桑维翰贪钱好货。太祖说：“苟用其长，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他十万贯，就撑破屋子了。”实际上他对赵普就是如此做的。
有一次，吴越国主钱俶遣使送海产十瓶给赵普，放在廊下，恰巧太祖驾临，问及何物，赵普答以海产。太祖说：“这海产必佳。”即令打开，见满瓶都是瓜子金。赵普惶恐顿首，说自己不知底里，否则一定奏闻谢绝。太祖笑道：“受之无妨。他以为国家事都由你书生做主。”一笑之间化解了一件可以问罪的大事。
太祖自奉节俭。他在战利品中见到孟昶所用的七宝装饰的溺壶，感慨地说：“用七宝装饰这家伙，该用什么盛饭呢？所为如此，不亡何待！”立即命人将他砸碎了。他的爱女穿着一件贴绣铺翠襦入宫，太祖让她不要再穿，对她说：“你做公主的一穿，宫闱贵戚争相仿效，京城翠羽的价格就会大涨。小民逐利，辗转贩易，捕捉伤生，由你而起。你生长富贵，岂可造此恶业之端？”
有一次，宋皇后对他说：“官家作天子日久，何不用黄金装一乘肩舆，乘坐出入？”太祖说：“我以四海之富，即便宫殿都以金银装饰，也办得到。但想到我为天下守财，岂可妄用？古训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倘若只想厚自奉养，让天下之人怎么拥戴你呢？”自奉节俭虽非帝王大德，但也可折射其为人治国的某一侧面。
也许正因如此，太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严加惩治。据统计，太祖在位期间因贪污受贿处死的官吏达二十八人，处死方式有杖死、弃市、凌迟等极刑，级别则有郎官、刺史等。《廿二史札记》有《宋初严惩赃吏》条罗列详尽，并探其缘由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作为武将出身的帝王，太祖自有粗暴横戾的一面，但他绝不是一个率性而为的暴君，能适时适度的控制自己的脾性，接受正确的劝谏。一次，他在后院弹鸟，有臣下称有急事求见，所奏却是常事，太祖怒问其故，那人说：“我以为比弹鸟总要紧急些。”太祖大光其火，拿起手里的柱斧柄撞他的嘴。那人慢慢捡起被撞落的两颗牙齿，放进怀里。太祖说：“你藏起牙齿，还准备告我吗？”答道：“我不能告陛下，自有史官记录这事。”太祖转怒为悦，赏赐给他金帛。
有一次，赵普曾荐举某人任某官，太祖不用。次日，赵普再奏，太祖仍不同意。第三天，赵普仍荐其人，太祖一怒之下撕碎了奏牍扔到地上。赵普神色不变，弯腰拾起退出。改日，赵普拿着补缀好的奏牍，再奏如初。太祖终于觉悟，启用其人。
又有一次，一个臣下按规定应该升官，太祖一向不喜欢这人，便不批准。赵普力劝，太祖发怒道：“我就不给他升迁，你能怎么办？”赵普说：“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一人的刑赏，岂能以喜怒来决定呢？”太祖怒不可遏，起身而去，赵普跟随其后；太祖入宫，赵普立在宫门旁，久久不去，太祖终于收回成命。有个性而不固执，也许是太祖性格中吸引人的地方。

细说宋朝11：烛影斧声
宋太祖赵匡胤共有五兄弟，他是老二。老大光济和老五光赞早死。老三即赵光义，后来继位为太宗，比他小十二岁。老四赵廷美比他小二十岁，与太祖、太宗都是同母兄弟。故事就在他们三兄弟之间展开。
陈桥兵变时，“市不易肆”，就是说士兵入城，秋毫无犯，这件事被理学家邵雍赞许为“唐虞而下所未有”。后来的史书说这是出自光义的叩马而谏，才有太祖的约法立誓之举，以此烘托其高大形象。据记载，今已亡佚的《太祖实录》有新旧两本，旧本《实录》没有这一情节，而在新本《实录》中，光义不仅叩马而谏，而且成为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动者，以表明其继承太祖的皇位是名正言顺的。不过，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在《闻见录》里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说赵光义压根儿没参与陈桥兵变，那时，他正留在开封城里陪母亲杜氏。这事虽难详考，但说明现存关于宋太宗的官方记载，是做过手脚的。
自建隆二年（961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