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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辽、金、西夏的盛行大大超过宋朝。辽朝与西夏的皇室、贵族几乎到了佞佛的程度，辽朝帝后频繁的饭僧，每次动辄数万、十余万或数十万。
辽朝佛教宗派中最发达的是华严宗，其次是密教与净土宗，禅宗反而流传不广。辽朝刻经事业也很繁荣，除了《契丹藏》以外，从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起，还续刻了自隋朝始刻的涿州房山云居寺石经。由于刊刻佛经的需要，关于佛经字形音义的研究著作也应运而生，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和行均的《龙龛手镜》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金代佛教宗派倒有点百花齐放的态势，华严宗、净土宗、密宗和律宗各有一席之地，但最流行的还是禅宗。临济宗的杨歧、黄龙两派承北宋余绪，各弘宗风。金朝末年的万松行秀，传曹洞宗青原一系的禅学，曾在从容庵评唱天童的《颂古百则》，所撰《从容录》，是金代禅学名著。
由于党项先人深受吐蕃文化的熏陶，兼之在疆土上与藏传佛教地区相毗邻，西夏佛教有着喇嘛教的显著影响。
佛教的兴盛推动了寺塔建设，宋辽金夏都留下了佛教建筑的杰构。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和山西应县的木塔，是辽朝的建筑；山西大同的善化寺和华严寺，都是辽朝始建而经过金朝重修的；宋代保存至今的著名寺塔有河南开封的祐国寺塔（俗称铁塔）、河北定县的开元寺塔（也称料敌塔）、浙江杭州的六和塔、河北正定的隆兴寺、浙江宁波的保国寺等。
细说宋朝75：新道教
与佛教相比，宋代的道教倒不断花样出新。宋真宗与宋徽宗时期的崇道闹剧，前已细说过。
宋代管理道教的中央机构是礼部所属的祠部；中央设道录院具体管理道门教务，分左右街，各设道录、副道录为长贰；地方州府或名山山门分别设管内道正司与山门道正司，设都道正、副都道正或道正、副道正为长贰执掌道务。对道士的度牒管理略如佛教。
广设宫观，是宋代道教一大特色。宫观有御前宫观与普通宫观的区别，前者供奉已故帝后的遗像或御书，由朝廷派遣专门的提举宫观官，后者则设住持、知宫事（或知观事）主管。
宋代多次整理道藏，与佛教大乘经多为民年私刻不同，整理道藏几乎全是官方行为。其中以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张君房主持修成的《大宋天宫宝藏》质量较高，采撷其英华而成的《云笈七弧匪赜小靶〉啦亍钡拿烙；兆谡湍昙湫蕹傻摹锻蚴俚啦亍罚蚴侵泄啦厥状蔚癜嬗⌒小�
北宋道教主要还是唐代以来的传统道派，这一格局到张伯端手里开始改变。张伯端，号紫阳，天台（今属浙江）人，他的代表作《悟真篇》对其后道教产生了重大影响。此书主要叙述内丹功法，认为道教追求成仙的最好方法就是修炼自己的精、气、神，使其凝聚成丹；所谓得道就是修身练己之道；人身就是一个小天地，天地所有的，人身都具备；以人的精、气为药物，以神的运用为火候，以身体为炉鼎，炼成金丹，自能长生成仙，完全不必假手天地间铅汞水火去炼什么外丹。张伯端主张先命后性，性命双修；他的著作高扬“三教归一”的旗帜，认为道、佛、儒三家在性命之学上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教呈分三，道乃归一”。
其后，以《悟真篇》为祖经，以张伯端为祖师，形成了内丹派南宗。张伯端一传石泰，再传薛道光，三传陈楠，四传白玉蟾（原名葛长庚，号海琼子），这是所谓南宗五祖的统系。也有人认为，南宗前四传都是单传，没有形成严格的教派，实际创立者应是白玉蟾。他广收弟子，传道授法，还受过宋宁宗的接见，这才名声大振。五祖之中，他的著作最多，有人甚至认为石泰、薛道光与陈楠的传世著作也都是他托名的伪作。南宗既无祖庭，也没有严格的清规戒律，甚至以为不必禁欲出家，因而组织松散，势力不大。
传说张陵（即张道陵）由太上老君亲授正一之道，道众尊其为“正一天师”；其后，张陵的曾孙张盛移居龙虎山，创龙虎山天师府，世代承袭“正一天师”之位。不过，天师道自张陵之孙张鲁（张盛据称就是他的儿子）以后，就传承不详，两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也都不见“正一天师”的活动。宋真宗崇道，召见了信州道士张正随，他自称是张道陵的二十四世孙。人们有理由怀疑正一道后来编写的《汉天师世家》就是他假造的伪家谱。
真宗把信州贵溪（今属江西）龙虎山真仙观改为上清观，张氏子孙继承天师之位时，例由宋代皇帝赐号，所赐之号也只是“某某先生”，天师只在道门内使用，但天长日久，世人也称其为天师，一般认为这才是龙虎山正一天师的真正开始。与其说真宗时期的正一天师道是新道派，还不如说它是老店新开。但到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时，理宗命他提举龙虎山、阁皂山、茅山三山符箓，正义道已凌驾在灵宝派与上清派之上，俨然成为道教符箓派的领袖。
南宋初年，金军南下，江南地区战祸惨剧，生灵涂炭，群众企盼能有神仙出现，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洪州（今江西南昌）西山玉隆万寿宫有个名叫何守证的道士，利用民众这一心理，伪托晋代神仙许真人（许逊）授他《飞仙度人经》与《净明忠孝大法》，创立了忠孝净明道。
净明道将儒家伦常直接搬进了道教经典，是儒道合流的产物。教义直揭“忠孝”两字，宣传以自己的忠使不忠的人变忠，以自己的孝使不孝的人变孝，才是道门最大功德。净明道修炼的“八极”，就是许逊当时提出过的“忠孝廉谨、宽裕容忍”，八极具备就集中了一切善。
由于强调向内的心性修养，净明道教徒多制有“功过格”作为日常生活的规范。这一道派也讲符箓的修炼，声称佩戴符箓，就能达到内心清静、日月光明的“净明”境界。净明道主要流传在民间，由于强调忠孝的内修，从统治阶级到苦难群众都能接受。
内丹派南宗、正一天师道与忠孝净明道，是两宋境内的新道教教派。南宋时期，北方金朝的河北地区也出现了三个很有影响的新道派，这就是全真道、天一教和真大道教。当时北方的汉族遗民面对战争灾荒与异族统治，迫切需要找寻精神支柱。徽宗时显赫一时的旧道教已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道教倘不改革，就不能在北方立足与发展。这些道派的创始者都是北宋遗民，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里说，他们“立教之初，本为不仕新朝，抱东海西山之意，何期化民成俗，名动公卿”，终于成为金元时期最重要的道派。
全真道的开山始祖叫王重阳，咸阳（今属陕西）人，名嚞，重阳是其道号。正隆四年（1159年），他正式开始修道，挖一隧道，堆土成坟墓状，题为“活死人墓”，在内练内丹派功法。三年后，自平墓室，意味得道成功。后到刘蒋（今陕西户县祖庵镇）建庵传教，但追随者寥寥，便火烧茅庵，出关东去，到宁海州（今山东牟平）受到马钰（即马丹阳）与孙不二夫妇的礼遇，并入重阳门下，还为其造静室，重阳命名为“全真”。
王重阳著《立教十五论》，其教义主要是：其一，三教同源；其二，否认长生不死是修行的目的；其三，在修炼方法上属于内丹派“北宗”，主张先性后命，性命双修；其四，强调出家修行，实行禁欲主义。马丹阳夫妇入其门下以后，也不再相见，他们夫妇与王重阳后来所收弟子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合称“全真七真”。王重阳死后，弟子将其归藏于刘蒋村故庵处，这里后被全真教尊为祖庭。
七真中要数邱处机对宏大全真教贡献最大，他后来受到成吉思汗召见，向大汗宣传了全真教教义，以为帝王学道修仙，内修应内心清静，减声色，省嗜欲；外修应敬天爱民，不妄杀，令天下人安居乐业。邱处机大得成吉思汗的赏识，全真教也走向宫廷，成为元代道教的大宗，与王重阳创教时以遗民自居的宗旨已大相径庭。
太一教的祖师萧抱珍，是卫州（今河南汲县）人。据说他曾得先圣“密箓”，为人治病，信徒颇众，便建庵立教。他曾受金熙宗召见，赐所居庵名为太一万寿宫。太一教脱胎于符箓派，与天师道关系密切。其教名取自“元气浑沦，太极剖断，至理纯一之义”。其教义提倡“中道”，知柔守弱，乐善好施，躬行孝道，戒律严格，不能茹荤饮酒与娶妻生子。
因不能生子，太一教祖师之位就由门徒接替，师徒形同父子，非萧姓门徒即位以后，必须改姓萧氏。萧抱珍以后的传承是二组萧道熙、三祖萧志冲、四祖萧辅道、五祖萧居寿、六祖萧全祐、七祖萧天祐，其后就断了世系，也许入元以后逐渐衰微，而归入了正一天师道。
真大道教的祖师刘德仁，号无忧子，沧州乐陵（今属山东）人。自称梦中有一乘犊车的白发老者，向他指点《道德经》要义，于是信徒渐多，遂创新教。他立下九条教规：一曰视物犹己，毋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远势力，安贫贱，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弈，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由于教义平易，修行简便，这一新道派一时流传颇广，名声籍籍，刘德仁也受到金世宗的接见与赐号。这与其立教初衷不无矛盾，但一个教派若要兴旺发达，离开统治者的支持谈何容易。金元之际北方三个新道教，最后都离不开“名动公卿”而走入庙堂的结局，原因即在于此。
刘德仁之后，经二祖陈师正、三祖张信真、四祖毛希琮，到五祖郦希诚时，教内似乎有了麻烦。具体真相也不太清楚，只知道“逆魔乱起”，十五年遭了十七难，多亏郦希诚道法高明，“魔不胜道，寻乃自平”。但教门内从此有真假之分，刘德仁创教时原名大道教，到得这时，郦希诚才自称“真大道教”，就好像老字号王麻子剪刀，在幌子前加一个“真”字那样，说别人都是冒牌货。
真大道教六祖孙德福以后是七祖李德和，他曾与正一天师道、全真道的教主应元世祖之命，共同审核道经的真伪，足见当时真大道教与正一天师道、全真教三足鼎立的地位。这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事，距宋亡已经五年。
细说宋朝76：理学与宋学
这里首先有个正名的问题。学术界原先所说的宋学，是相对于汉学或清学而言的，所指的就是理学。这种以朝代命名的叫法，当然是指一个朝代的学术主流，说理学是宋代学术的主流，也未尝不可。
不过，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以为：理学真正形成一个学术流派是南宋高、孝以后的事，因而把理学与宋学等同起来，就有失偏颇，更何况两宋还有不属于理学系统的其他新儒学学派，把理学与这些新儒学学派统称为宋学，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实。这样，宋学就不宜用来专指理学，其范围几乎把宋代学术思想都囊括在内。我们也是在这一内涵上，使用“宋学”这一概念的。
理学之所以在宋代产生，说得大一点，是唐宋之际社会变动在思想领域里的必然反映，社会与时代需要有一种维护统治的新思想；同时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长期撞击、批判与融合的历史结果。唐代是一个功业伟大而思想相对贫乏的朝代，但韩愈高扬道统、李翱鼓吹复性，已开理学的端倪。
讲到理学的先驱，总提到“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与石介，他们以《周易》、《春秋》为依据，继承韩愈的道统论，开始提倡道德性命之学，揭开理学成立的序幕。但他们都活动在仁宗朝，实际上不能称为宋初。
范仲淹在理学开创上的地位也值得特别标出，近来有学者推崇他为宋学开山，他虽然也有提倡新儒学的理论，把“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时代精神正式呼唤出来，这自然是他的伟大之处；但主要还是以自己光风霁月的人格，为后来理学家群体树立了一个典范。
提及理学的兴起，还有必要说说唐宋之际私立书院的勃兴。范仲淹早年曾在应天府书院攻苦食淡，终获大成，当时已有应天府、嵩阳、白鹿洞和岳麓四大书院之说，而宋代书院总数大概在四五百所之间。
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不必向官方的价值系统降贵纡尊。这里没有太多的利禄诱惑，只要有志于学问，都可以就学；倘若感到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也可以悉听尊便。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探讨留下了一片净土。这里曾是理学家的摇篮，理学兴起以后，又往往成为理学重镇。
从宋仁宗末年起，涌现了宋代学术史上第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其中既有奠定理学根基的北宋五子，也有王安石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家。
第一个必须提到的就是周敦颐。他是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其学也称濂学，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与《通书》。他的《太极图说》奠定了理学的宇宙观。不过，这一奠基之作却有剽窃之嫌，他只是将陈抟的《先天图》改头换面、颠倒次序而已。
陈抟是宋初著名道士，为修炼内丹，总结前人成果、结合自己心得，绘成一张炼内丹的方法程序示意图，名之曰《先天图》。其次序恰与周敦颐的《太极图》相反，因为陈抟认为这一模式“顺则生人，逆则成仙”。陈抟追求的是成仙，所以倒过来；周敦颐研究的是“生人”，所以从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顺着往下说。
不过，周敦颐好歹也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算不得太丢脸。一般认为，后来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与程颐的《伊川易传》也都受到陈抟先天象数易学的影响，由此也可见道教对理学形成的重大作用。
与周敦颐约略同时的邵雍，字尧夫，号康节，少年时从祖籍范阳迁居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代表作为《皇极经世书》。他曾追随李之才研究《河图洛书》与象数之学，李之才则得之陈抟，因而邵雍的象数学与儒家易学与道教思想相杂糅。
邵雍从太极的“一”开始，乘以简单倍数，递增为《周易》的六十四卦，构成一个宇宙图式。他认为这就是宇宙万物构成的“道”，即天理，这种道是先天就有的，也存在人心之中，而所谓“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就是返求自己的内心，认识与适应先天的“道”。
邵雍还以象数学构建了一个历史循环的公式，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循环一次，其间又分皇、帝、王、霸四段逐步退化。他的学说染上了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张载也与邵雍同时代，他是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其学也称关学，代表作有《西铭》、《张子正蒙》和《横渠易说》。据黄宗羲说，张载学说“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
张载对“气”有深入的论述，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气”，主张“太虚即气”、“理在气中”。今人争辩张载的气论究竟是唯物还是唯心，显然在用西方哲学概念来套中国理学范畴，实在有点勉强。
张载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高扬自己学术宗旨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了理学家最深沉的社会关怀，成为两宋学术中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