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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说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宋灭后蜀，大理国曾派使者到黎州（今四川汉源北）递送过祝函。据说，灭蜀大将王全斌曾主动要求进攻大理国，但太祖鉴于南诏曾给唐朝带来过不少麻烦，就对着地图，拿起玉斧（也就是烛影斧声中的那种玉斧），在大渡河划了一线说：“此外非吾有。”理由是“德化所及，蛮夷自服”，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的故事。不过这一传说的可信度大可怀疑，关键恐怕还是北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北方大敌上，无力征服西南。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册封大理国主为“云南八国都王”。但大理与北宋的政治往来十分稀疏，也没有稳定的隶属性朝贡关系。政和七年（1117年），宋朝封其主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
大理虽偏居西南一隅，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往却绵延不绝。主要通道一是渡金沙江，越过凉山到达嘉州（今四川乐山），一说越过今贵州西南，沿右江而下到达邕州（今广西南宁）。设在邕州的横山寨（今广西田东）是双方经济贸易最重要的窗口，嘉州铜山寨（今四川汉源西北）等地也是互市的集散地。
茶马贸易是双方经济交流的主要内容。大理国品种优良，可与西北马媲美，北宋在成都设茶马司，所购的主要就是大理马。南渡以后，宋朝断了西北马的来路，大理国成为补充骑兵坐骑的主要来源，在对金战争中起过相当的作用。通过横山寨等博易场输往内地的大理马，每年多者四五千匹，少者也达三五百匹，成为边贸的重头戏。
大理刀制作精美，锋利异常，以大象皮为鞘，一鞘两筒，各插一刀，在互市中也十分走俏。而除了茶盐，内地的图书也很受大理的欢迎，往往指名购求注释本的《五经》、《文选》、《三史》和《初学记》等典籍。大体说来，大理方面输出的主要有马匹、刀剑、金银、铜器、玉石、珠宝等，宋代用于边贸的主要与茶盐、丝织品、书籍、文化用品、金银制品等。
两个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北宋略比南宋密切；而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则南宋远比北宋频繁。有的史书说大理“三百年不通中国”，显然无稽之谈。
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蒙哥汗命忽必烈率军南征，忽必烈从六盘山迂回经川西大雪山，渡大渡河，辗转山谷二千余里，再以皮筏强渡金沙江，未遇到多大的抵抗，次年就破其国都，俘其国王段兴智。大理国立国共三百十七年，历二十二王。
忽必烈即位以后，命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往镇其地，至元八年（1271年），三十七部发生变乱，云南王被毒死。乱平，至元十年，建立云南行省，从此，云南正式与内地成为统一的行政区划，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掀开了新一页。
细说宋朝73：市舶与蕃客
宋代对外贸易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边境上与辽、金、西夏、大理的榷场贸易，一是海外贸易。由于西夏的崛起，遮断了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传统商路，更因经济中心的南移，支持外贸的经济中心也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而海外贸易恰恰是以东南沿海港口为其依托的。
宋代航海技术的领先和造船业的发达，也为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创造了条件。航海技术领先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指南针的发明，这点将在《三大发明与科学技术》里细说。这里先说造船技术。
宋代造船业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已能制造适应各种自然环境、具有特定性能的船舶。以行驶区域分内河船和海船，以用途分有客船、漕船、渔船和战舰，以船型分有尖底船（海舶）、平底船（河船）和车船等，以规模分有载重数十石至万石的大料船、一二千石的中料船和数百石的小料船。
最能代表造船业水平的当然还是远洋海船，指南针在海船上的应用和推广，密封隔水舱技术的发明，都是重要的标志。大型海舶建造基地主要集中在两浙的明州、温州、台州，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广南的广州和雷州；而以福建，尤其是泉州建造的海舶质量最好。泉州曾出土南宋末年海船残骸，已设有横板区隔的密封舱。海船中大料船长达一百米，载货达六百吨，可载五六百人。而大型海舶木兰舟，据《岭外代答》说，“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与私商经营两种方式。一般说来，官府直接派人到海外贸易情况并不多见，私商经营才是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在私商贸易中，一种是个别权贵与官僚凭借特权派人出海经营，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牟取暴利。南宋初，那个打仗不行、赚钱有方的大将张俊就曾一甩五十万贯，命一老兵到海外经商，第二年老兵回来，获利几近十倍。但这类经营，市舶法不容许官僚权贵本人出面，只能私下委托他人进行，看来当时也是强调官商脱钩的。
于是，以民间舶商为主体的民营外贸便成为海外贸易的最主要方式。当然，有财力置办大型海舶的只有富家大姓，这是海外贸易中的大商人。个别的小商人和做发财梦的无业游民，只能出资在大商人的海舶上以“分占贮货”的方式出海贸易，一人得数尺见方的面积，下以贮物，夜卧其上。
与宋代有直接或间接海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从唐代的三十余个增至六十余个。大体分为五个地区：一为今中南半岛诸国，如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和暹罗（今泰国）等；二为南洋群岛诸国，如摩逸国（今菲律宾群岛）、三佛齐（今苏门答腊）、渤泥（今加里曼丹）等国；三为印度半岛和邻近诸国，如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四为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及其以西诸国，最远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如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层拔（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等国；五为东亚的高丽和日本。当时的外贸航线分南海航路与东海航路，除了到日本与高丽走东海航路，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贸易往来都走南海航路。
政府在外贸港口设立市舶司或市舶务加以管理，先后设立市舶机构的外贸港有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镇江、平江（今江苏苏州）、温州、江阴郡（今江苏江阴）、秀州澉浦镇（今浙江海盐）和上海镇（今上海市）。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为著名，是宋代三大外贸港。广州不仅是华南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当时世界大港之一，史称“万国衣冠，络绎不绝”。
南宋以后，泉州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因为优越的港湾，泉州自南朝以来就是外贸港口；晚唐五代以来，因环城遍植刺桐，遂以刺桐港闻名于世。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始设市舶司，它作为东海航路与南海航路的交汇点上重要贸易港的地位日渐凸现。
南宋以后，由于朝廷的南迁，泉州既没有在宋金战争中遭到破坏，又有了接近政治中心的有利条件，兼之南方经济的高度发展，各种综合因素使泉州港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贸易额已超过广州。
在十三世纪初叶以前，大食（阿拉伯）、波斯、占城、高丽等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常来泉州贸易。其后二十年，贸易国增值五十余国。有时候，一次贸易的“净利钱”就达九十八万余贯，一次到货的乳香就达十万余斤。
元丰三年（1080年），北宋制定过一个广州市舶条法，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外贸法。整个民营的海外贸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海外流通阶段，即商人从上船放洋到回国上岸以前，纯属私人经营阶段。但舶商、船主和船员放洋必须持有市舶机构颁发的许可证，叫做公凭、公证或公验，以便出入境时交验，否则出洋交易即为非法。
一是舶船回国货物上岸以后进入境内流通阶段，无论中外商人载来的商品，都必须由当地市舶司按规定“抽解”（征税）和“博买”（征购）。抽解就是以舶来商品的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抵冲税金；博买就是官府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大部分舶来商品，编纲运送榷货务，由官方掌管其流通和交易。政府对海外舶来品的主体部分实行禁榷政策，即官府垄断大部分输入商品的运销业务以获取厚利。剩下小部分舶来品才由中外舶商自行销售贩易。不少蕃货也被中国商人贩至内地贸利，都城开封和杭州是蕃货销售的中心，平江（今江苏苏州）乃至成都都有蕃货交易。
海外贸易中，进口商品在北宋前期不过五十种，南宋已增至三百余种，可分香料、珍宝（珍珠、玛瑙、象牙、犀角等）、药材、矿产（水银、硫磺等）、染料和木材等几大类。输出的主要是丝麻制品、陶瓷器、铜铁和铜器、金银饰品、漆器、茶叶等几大类商品。
由于外来商品以香料为大宗，输出商品以绢帛和陶瓷为大宗，中外学者把当时的海上商路称为“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海外贸易不仅使政府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市舶岁入从宋初的三十万贯上升到南宋时期的二百万贯，也为海外各国的文明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在各外贸港口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蕃货市场，时称“蕃市”，一般设在蕃商聚居的“蕃坊”（也称“蕃巷”）里。广州、泉州的城南都有这种蕃坊，杭州的蕃坊则在城东，蕃坊还办起了“蕃学”。蕃坊设有蕃长，由官府挑选有声望的蕃商担任，机构称为蕃长司。朝廷还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蕃商犯罪，徙罪以上者，由地方官决断；杖罪则由地方官府审查核实后，送交蕃长按海外国家管理惩处，因为宋朝杖罪打臀部，海外国家则打脊背。
当时人习惯把外商称为蕃客。据仁宗景祐年间的官员报告，广州每年都有蕃客携带妻儿前来居住，甚至购买田宅，与当地人杂居，突破了蕃坊的限制。到南宋时，泉州城内蕃商杂处民间早已见怪不怪了。这些蕃客“富者资累巨万”，南宋泉州有一个名叫佛莲的回回商人，死后仅留下的珍珠就达一百三十石。北宋元祐年间，广州有个蕃客改为汉姓刘氏，娶赵宋宗室女为妻。
这些蕃客在泉州、广州等海港城市安家落户，长育子孙，以至泉州有“回半城”、“蒲半街”的民谚。泉州、广州和杭州都有专门安葬终老中国的蕃客墓地，广州的蕃人冢累累数千座，都南首西向，朝着故国。泉州有不少“蕃客墓”保存至今，成为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细说宋朝74：佛教
据说，开国不久，宋太祖视察大相国寺，来到佛像前，问陪同的高僧应否跪拜，那位高僧得体的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会心一笑，即为定制。统治阶级最希望各种宗教都尊其为“现在佛”，利用“过去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进程，在唐代达到高潮，宋代已经波澜不惊。宋代对佛教实行利用与管理并重的政策，除了徽宗崇道时，对佛教有过短暂的压制，佛教与儒学、道教基本上和平共处。
宋代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是左右街僧录事，隶属鸿胪寺，掌管各寺院名册与僧官补授，设政府僧录为长贰。各州府或大刹设僧政司，设正副僧政为长贰，统领一境或一寺僧务。一般寺院设主持、典座等僧官。所有僧官都有各级政府任命。
由尚书祠部印发的度牒，是官方认可的出家僧徒的许可证，没有度牒就属于不合法的“私度”。度牒制度始于唐代，宋代沿用来控制僧尼的人数，限制寺院的规模。度牒的印量与工本费原来是有严格规定的，但到了北宋中期以后将度牒货币化，作为国家敛财的一种手段。
大约自神宗朝起，政府开始以度牒卖钱，来解决财政短缺。其后度牒买卖始终参加国家财政运转，徽宗时期与高宗绍兴前期尤为严重。孝宗时期，最高一年的度牒发行量为十二万道，每道价格由神宗时一百三十贯飙升至七百贯，宁宗嘉定时还高达八百贯。由于滥发而供过于求，度牒竟也像股票那样出现贬值现象，南宋后期有的地区跌到仅二十贯一道，其控制僧尼人数的作用自然也就丧失殆尽。
宋代译经乏善可陈，刻藏倒值得一提。汉文大藏经始刻于宋代，与印刷术的发展大有关系。宋代大规模刻藏共五次。其一是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开始在益州官刻的，统称蜀版大藏经，也叫《开宝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刻版大藏经，今虽散佚，却是其后辽朝《契丹藏》、高丽王朝的《高丽藏》与金朝《赵城藏》的蓝本。
其他四种分别是崇宁年间在福州东禅寺私刻的《崇宁藏》、两宋之际在福州开元寺私刻的《毗卢藏》，两宋之际在湖州吴兴思溪圆觉禅院私刻的《思溪藏》，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在平江（今江苏苏州）碛砂延圣禅院始刻、直至入元以后才最终刻成的《碛砂藏》。
宋代佛教宗派以禅宗与净土宗最为盛行，而相对唐代而言，其他宗派风光不再，这里不拟细说。禅宗在宋代最为士夫文人所欣赏，程朱理学在形成过程中也汲取了其中的养料，知识阶层的生活情趣、谈风机辩更大受其影响。
唐代慧能创立的早期禅宗推崇“不立文字，尽得风流”，但宋代禅宗却由“内证禅”演变为“文字禅”，一时灯录、语录风行。前者最著名的有《五灯会元》，这是《景德传灯录》等五种重要灯录的缩编本；后者以《古尊宿语录》篇幅最大，广采南岳怀让以下四十余家唐宋禅僧的语录。
禅宗在晚唐五代分为五宗，所谓一花开五叶：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入宋，临济、云门枝繁叶茂，其他三宗则花果飘零。
云门宗一系传至雪窦重显，著有《颂古百则》，大振宗风；另一系传至灵隐契嵩，他的文章写得好，大受任宗朝君臣的激赏，他著有《辅教篇》，反对当时辟佛的议论，宣传佛教有益于统治与教化。不过，云门宗到南宋以后也逐渐衰微，传承统系不再分明。
临济宗六传至石霜楚圆，他的门人为杨歧方会与黄龙慧南，分别开出杨歧派与黄龙派，与临济五宗合称七宗或五宗七派。杨歧派再传五祖法演，三传佛果克勤，克勤的语录后人记录为《碧岩录》，为禅学名著。克勤的弟子有径山宗杲与虎丘绍隆，也都是一代名僧。南宋时，杨歧派俨然成为临济正宗，黄龙派势力相对稍逊。
如果说，禅宗是雅化的中国化佛教，那么，净土宗就是俗化的中国化佛教。净土宗宣称：只要一心年阿弥陀佛名号，就能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因修行简便，最受普通民众的欢迎。北宋前期，净土宗名僧是省常。他曾任杭州西湖昭庆寺住持，在寺内结“净行社”，社首就是真宗朝宰相王旦，入社的士大夫有数十人，僧人达千人。净土宗是一种教义相对粗俗浅陋的佛教派别，他在宋代的盛行，迎合了中国民众的接受习惯，他们总喜欢把一种原先深刻的理论与精致的教义简单化、庸俗化与口号化。
宋代还有一位怪和尚不能不提，他就是道济。道济俗名李新远，最先在灵隐寺出家，后来移住净慈寺。史称他“风狂不饬细行，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沉，人以为颠”，故而史称“济颠”。他就是后来民间传说中济公的原型，各种神奇怪诞的传说都附益在他的身上。一说他还戏弄过奸相秦桧，但秦桧死时，他年仅八岁，恐怕也只是附会。
佛教在辽、金、西夏的盛行大大超过宋朝。辽朝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