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童出身的胥持国，柔佞有心计，因久任太子宫官，知章宗好色，便献秘术博取好感，获得要职。他贿赂李妃左右，而李妃也正欲借重外廷，便在章宗面前多次推誉持国，于是他便为章宗信用，明昌五年迁为尚书右丞。于是，两人互为表里，专擅朝政，奔竞之徒争赴持国门下，其中尤以所谓胥门十哲最卑鄙无耻。民间传开了“经童作相，监婢为妃”的谣谚。承安三年，胥持国被御史参劾出朝，不久死于军中，但李妃兄妹却弄权如故。
李妃之兄喜儿原先无赖为盗，累官至宣徽使、安国军节度使，章宗赐名仁惠，其弟铁哥也做到少府监，兄弟俩倚恃李妃之势招权纳贿。一次内宴，有伶人借说凤凰四飞祥瑞各异，巧妙地向章宗讽谏道：“向上飞则风调雨顺，向下飞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飞（李妃）则加官进禄。”章宗知伶人所指李妃，一笑了之，却不思整饬。
监察御史宗端修见李氏兄弟干预朝政，愤然上疏要求章宗“远小人”，章宗不明所指，命喜儿传问。端修直言面告喜儿道：“小人者，李仁惠兄弟。”喜儿不敢隐瞒，章宗虽不追究端修，却依旧倚二李兄弟为左右手。
章宗原配蒲察氏、元妃李氏和其他妃嫔虽为章宗生过儿子，但不到二三岁都先后夭折了。章宗为皇位继承人发愁，几近病笃乱投医的地步。泰和八年（1208年），后宫承御贾氏和范氏都怀孕了，但章宗等不到她们生男生女就撒手归天了。
临死以前，章宗留下遗诏，让元妃李氏和宦官李新喜会同平章政事完颜匡拥立皇叔卫王完颜永济为帝，此即金卫绍王。遗诏还说：“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责可立者立之。”章宗有他的如意算盘，他不过让这位皇叔代他未出世的皇嗣看守一下皇位而已。
史称卫绍王“柔弱鲜智能”，故而他的同母兄完颜永蹈以谋反罪名被章宗赐死，他却反而大受章宗的礼遇。无论是谁，一旦登上皇位，由于家天下的诱惑，无不打算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即便才识再平庸，卫绍王也知道不能让贾氏和范氏的胎儿出世。他表面上不负章宗重托，让平章政事仆散端与尚书左丞孙即康“护视”两孕妇。
大安元年（1209年）二月，卫绍王即位仅两个多月，就据仆散端、孙即康奏称，下诏宣布说：承御贾氏产期已过三月，不见响动，愿先帝保全，早生皇嗣；范氏胎气有损，虽经调治，胎形已失，愿削发为尼。四月，他又下诏公布元妃李氏的罪行，指称她与其母王盻儿、宦官李新喜合谋唆使贾氏诈称怀孕，赐李妃和贾氏自尽，王盻儿和李新喜处死，李氏一家仍入官奴婢籍，其兄弟远地安置。
尽管有堂而皇之的诏书，这却是一件冤案。其一，卫绍王的诏书也承认贾氏有妊娠反应，而章宗晚年把全部希望都押在早生皇子上，即便李妃欲偷梁换柱、李代桃僵，贾氏岂敢与之合谋而犯欺君之罪？其二，卫绍王被杀以后，宣宗曾亲召当时近侍的宦官完颜达和实际监护贾氏的大政德，都说诏书指责暧昧无据，贾氏一事内有冤情。
卫绍王一上来并不想杀李妃，否则完全可以在二月诏书里就“揭露”她的罪状，没有必要再做两次手脚。让李妃死的，倒是与她共受拥立遗命的完颜匡。章宗后期，李妃干政，朝臣侧目，舆论喧腾。完颜匡在章宗朝也算是出将入相的重臣，对此当然不会满意。因而史称他在受遗诏拥立卫绍王以后，“欲专定策功，遂构杀李氏”。杀李氏当月，完颜匡即升任尚书令，总揆百官，但当年岁末就去世了。在这一宫廷冤案中，最无辜而被牺牲掉的是贾氏。次年，卫绍王立其子胙王为皇太子。
卫绍王在位时，蒙古诸部业已由成吉思汗完成统一，先后两次大规模南侵金朝。大安三年，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本名胡沙虎）竟弃城东走，与蒙古军在定安（今河北涿鹿西南）遭遇，不战而溃，退至蔚州（今河北蔚县），擅取官库银五千两，夺官民马匹，私自杖杀涞水县令，然后逃回中都。蒙古军兵临城下，中都一度告急。
对这样的败军无法之徒，卫绍王不但不处置，还以为可用，在至宁元年（1213年）命他权右副元帅，领兵屯驻在中都城北，以为屏藩。这年八月，蒙古军迫近中都，他却全不放在心上。卫绍王派人到军中责备他只知行猎，不思军旅。他一听就狂怒掷杀手中正在喂养的鹞鹰，集结军队，妄称奉昭征讨知大兴府徒单南平父子谋反，当夜分三路直入中都大兴府。诱杀了徒单南平父子后，胡沙虎入居大兴府衙，尽逐皇宫卫士，代以自己的士兵，自称监国大元帅，胁迫卫绍王出宫。
胡沙虎把整个朝廷和都城搅得天翻地覆，却难以收拾残局。他去探望在家养病的右丞相徒单镒，徒单镒劝他拥立完颜从嘉。于是，他派宦官杀死卫绍王，迎立从嘉，是即宣宗。从嘉是章宗的长兄，因是庶出，未被世宗立为继承人，胡沙虎要挟宣宗把卫绍王废为庶人，以便为自己抹去弒君的罪名。宣宗也打算贬抑卫绍王，以表明自己取代的合法性。但颇有朝臣反对，宣宗就降封其为东海郡侯，算是折衷。有近侍密请除掉胡沙虎，宣宗念其援立之功，没有同意。
时隔月余，元帅右监军术虎屡败于蒙古军，纥石烈执中警告他：“若这次出兵再无功，就以军法从事！”高琪再次战败，干脆效其故伎，带领部下入中都，包围了胡沙虎府第，把他给杀了，提上他的脑袋，向宣宗请罪。宣宗既然不敢正胡沙虎弒君之罪，自然也不会处置术虎高琪。于是，术虎高琪不仅被赦免，不久还当上了平章政事，权势日盛。
因宣宗有意毁弃记注，卫绍王在位五年记载缺略。时人说他“重惜名器”，“素无失德”，似乎对他印象不坏。但面对章宗末年内政的腐败，面对蒙古大军频繁的威胁，他都显得无所作为。《金史》说他在位期间，“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其灭亡已有征矣”，认为金朝从卫绍王时期急遽走向衰亡，是符合事实的。
细说宋朝66：从任得敬分国到西夏灭亡
宋金战争开始，西夏乘机进攻宋朝沿边州郡，西夏打到西安州（今宁夏海原）时，原州判任得敬以城归降，夏崇宗让他权知州事。大德三年（1137年），任得敬把女儿献给崇宗为妃。这时，曹妃已为崇宗生下了儿子李仁孝。但任得敬打点大臣和朝贵，都说无论门第和才德，任妃为最。次年，任妃被立为皇后。崇宗死，仁孝即位，是为夏仁宗，同尊生母曹妃和任皇后为皇太后。
仁宗在位五十五年，在西夏列帝中统治时期最长，社会也相对繁荣稳定，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仁宗与皇后罔氏都仰慕儒家文明。人庆元年（1144年），仁宗令各州县都建立学校，全国学生增至三千人；还在宫中设小学，七岁至十五岁的宗室子弟都须入学。次年，仿效宋朝建立太学，仁宗亲自主持“释奠”大礼。人庆三年，尊孔子为文宣王，并令全国州郡都建立孔庙。次年，参照宋制正式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同时设立童子科。人庆五年，又建内学，仁宗亲选名儒主持。
天盛十三年（1161年），仁宗设立翰林学士院，任命学士，主管国史，领修《李氏实录》。天盛年间（1149…1169年），仁宗还下令参考宋代政书体例，编纂成西夏文的政治法令汇编，名曰《天盛年改定律令》。传世的西夏文重要典籍《圣立义海》、《文海》和《蕃汉合时掌中珠》，也多是仁宗时编著或印行的。仁宗在推动西夏接纳汉文化上是有积极贡献的。不过，在处理后族任得敬篡政问题上，仁宗实在称不上有识断。
仁宗即位不久，发生了夏州统军萧合达的叛乱，个别州郡的蕃部起义也此起彼伏，任得敬领兵镇压颇有战功，也乘机扩大了军事实力。其后，他恃功在镇守的地方任意诛杀，并冀图入朝参政。御史大夫热辣公济提醒仁宗说“外戚擅权，国无不乱”，重臣濮王仁忠也表示反对。仁忠死后，得敬打点了另一重臣晋王察哥，天盛元年（1149年）得召入朝为尚书令，渐受仁宗尊崇，次年即被擢升中书令。
天盛八年，察哥去世，任得敬任国相，更无所顾忌，政由己出，全不把仁宗放在眼里。他让两个弟弟，一为殿前太尉，一为兴庆府尹，控制军队和京城。天盛十九年，仁宗特地遣使金朝，请来良医为任得敬治好了病。次年，仁宗派谢恩使赴金，任得敬旨在试探，僭越名分，也附表表示感谢，被金世宗退回。
这年七月，任得敬派遣密使携带帛书约四川宋军相助，为夏军截获，但仁宗自己不做决断，而将帛书密献金朝。天盛二十一年，任得敬野心已路人皆知，热辣公济抗疏极论其擅作威福，请予罢斥。任得敬盛怒之下，准备找事杀了他，仁宗只得让他罢官归乡。得敬恃权篡国，任太后深以为忧，曾予劝戒，他却一意孤行。
乾祐元年（1170年）四月，任太后去世。仅隔一月，任得敬迫不及待胁迫仁宗分国之半归他统治，仁宗被迫把西南路和灵州罗庞岭划给他。任得敬建号楚国，又强命仁宗遣使金朝为他求取封号。金世宗认定“此必权臣迫夺”，拒不承认楚国，并在给夏仁宗的诏书里，表明了金朝的支持。
任得敬见得不到金朝的认可，便与两个兄弟商议对策，秘密与川陕宋军联系，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回派使者携蜡丸书约攻金朝，被夏军捕获。仁宗既得金朝坚决的支持，又拿到了任得敬叛国的铁证，便命族弟仁友在八月三十日设计捕杀了任得敬兄弟，尽诛其族党。
夏国虽然避免了分裂割据的危机，但任得敬以汉人军阀而权倾一时，表明了在汉化过程中，党项统治集团也日趋文弱和保守。其后十余年间，仁宗起用文臣领袖斡道冲为国相，稳定了统治，但直到仁宗去世，兵政却从未见有所振作。辽、金、西夏，以及其前的北魏，其后的蒙元，这些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他们封建化或汉化的过程，几乎无一不是沿着这一轨辙滑行的，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
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仁宗去世，皇后罗氏所生之子纯佑即位，此即夏桓宗，尊她为皇太后。从桓宗起，西夏历史进入晚期。、蒙古崛起大漠，已成为西夏的巨大威胁。在桓宗晚年，天庆十二年（1205年），铁木真以追击逃敌的借口率骑兵深入河西，劫掠瓜、沙诸州，西夏军队不知所措，一任蹂躏。
蒙古军撤退以后，桓宗改首都兴庆府为中兴府，以表示西夏经此大难必将中兴。这种心虚的自慰，已昭示着西夏在将来蒙夏战争中的必然结局。而桓宗以后，西夏内部一再发生的皇位篡夺，更无异于内耗和自杀，使得西夏在蒙古铁骑的强势进攻前失去了号召力和战斗力。
在仁宗解决任得敬分国问题时，皇族仁友有功，封为越王。天庆三年，仁友死，其子安全企望嗣爵袭封。但桓宗知其“天资暴狠，心术险鸷”，不但不许他承袭，反而将封他为镇夷郡王。安全大为怨恨，就去走罗太后的门路，逐渐干预朝政。
而桓宗竟然会失爱于生母罗氏，以致在天庆十三年正月，安全倚仗着罗氏的支持，废黜了桓宗，自立为帝，改元应天，是为襄宗。三月，桓宗在废地暴卒。由于西夏史料语焉不详，这一宫廷政变的真实原因和过程，尤其罗氏为什么把亲生儿子赶下台，只能成为千古疑案。
六月，罗氏特派使者赴金，强调桓宗“不能嗣守”，因而与大臣改立安全，并请金朝对他册封。或许因为桓宗已死，襄宗即位已成事实，这次金朝没有像处理任得敬分国那样，而是册封襄宗为夏国王。
成吉思汗已把消灭西夏定为首选目标，应天四年（1209年），蒙古大军先后攻破黑水城（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二十世纪上半叶因出土大量西夏文献而闻名于世）和兀剌海城，七月进攻西夏首都中兴府的北面屏障克夷门。西夏大将嵬名令公率兵五万坚守两月，最后中了蒙古军伏兵诱战之计，兵败被俘，宁死不降。九月，克夷门既破，蒙古军兵临城下，筑堤遏迫黄河水倒灌中兴府，城中一片汪洋。
襄宗向金朝求援。金卫绍王不顾唇亡齿寒之义，只想坐收鹬蚌相争之利，扬言“敌人相攻，吾国之福”，拒不出兵相救。所幸三个月的水灌，中兴府固然岌岌可危，而蒙古军围筑的堤坝率先溃决，蒙古大营也成了水乡泽国，难以再战。于是，成吉思汗在退兵以前先遣使招降，襄宗正走投无路，便献女求和，蒙古也放还了嵬名令公。
次年，襄宗对金朝见死不救十分恼怒，派兵攻金，两国交恶。夏金两个弱国倘若联手，或许还能抵抗蒙古这一共同的强敌，而今两国交攻，互耗有限的实力，反而让蒙古捡尽了便宜。皇建二年（1211年）七月，西夏再次政变，襄宗被齐王遵顼废黜，一个月后也不明不白而死。遵顼自立为帝，改元光定，此即夏神宗。
神宗乃宗室之子，还是桓宗天庆十年（1203年）廷试进士第一，但治国实在不敢恭维。在对金、蒙的关系上，他出尔反尔，全无见识。神宗首先是独立攻金，以报前怨；光定四年（1214年）起，他又联盟侵金，一面为成吉思汗火中取栗，一面还受蒙古军的征调役使，弄得民怨沸腾。光定七年，蒙古远征花剌子模，向西夏征兵，西夏不堪负担，拒绝出兵。蒙古军马上翻脸，岁末再围中兴府。神宗吓破了胆，命太子德任留守，自个儿仓皇出奔西凉府。
蒙古军撤退后，神宗似乎才认清谁是最可怕的敌人，他试图再次联金，但遭到同样短视的金宣宗的拒绝，他又转而执行联宋侵金的错误决策。光定十年，西夏接到四川宋军约期夹攻金军的答复，而金朝与宋朝在两淮和荆襄战事正酣，遣使向西夏求和，神宗也断然拒绝。但这年秋天，宋夏夹攻金朝巩州（今甘肃临洮）的战役，并未得手。而与四川宋军联系，因中间横亘着金朝，很难畅通和及时。且不说联宋侵金是三国内耗，即从当时通讯联络角度而言，也缺乏可行性。
次年，木华黎率蒙古军从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渡过黄河，西夏守将一路望风披靡。在大军压境的情势下，神宗再次回到降蒙侵金的路线上来。这种几近自杀的策略，连太子德任也看不下去，对神宗说：“金朝兵势尚强，不如与其约和。”
神宗错误借鉴了夏崇宗附金扩地的成功经验，而没有看到金朝当时取代辽朝以后，与宋朝是主要对手，因而西夏可能在夹缝里求生存乃至讨便宜；而蒙古实际上已把西夏选为第一打击的对象，金、宋则是依次其后的目标。因而他刚愎自用，认为此非太子所知，当太子力谏无效，愿意避位为僧时，神宗便把他禁闭在灵州，不顾国破民弊继续倾国攻金。
成吉思汗对他的出尔反尔也大为不满，好几次遣使命他让位。光定十三年岁暮，他被迫让位给次子德旺，做上了西夏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太上皇，三年以后寿终正寝。但他在位的十余年间，面对蒙古勃兴的历史大变局，对金朝发动自杀性的连年战争，措置乖张，自耗实力，坐视时机，对西夏灭亡是难辞其咎的。
德旺继位，此即夏献宗。他改变国策，遣使奉表与金重修旧好，实行联金抗蒙的方针。乾定三年（1225年），两国达成和约：金、夏为兄弟之国，西夏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双方有难互相支援。但一切为时已晚。当时的金朝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而献宗却只把希望押在金朝一方，联金抗蒙成了恃金抗蒙。
成吉思汗这时已决心解决西夏。次年春天，他亲率十万大军再下黑水城；夏天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