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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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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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起刘邦斩蛇的故事,那是后来的附会。尽管家境还优裕,他却从少年时代就独自走南闯北。这是一个靠武力和兵权夺天下的动乱年代。后汉乾佑元年(948年),他投到枢密使郭威的账下当一个普通的士兵,开始其戎马生涯。郭威建立后周,赵匡胤受到郭威的养子柴荣的赏识。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柴荣即位不久,匡胤因战功卓著,两年以后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
跻身禁军高级将领的赵匡胤,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匡胤任职的殿前司系统,兵员虽少于侍卫司,确是禁军的精锐所在。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卒于显德三年,位至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因而匡胤在侍卫司里也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以拜把子兄弟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铁哥们,号称“义社十兄弟”。
这十兄弟是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和赵匡胤。这些人大多是后汉初年投奔郭威麾下的,现在已是禁军中手握兵权的中高级将领,而赵匡胤是他们的领袖。除了义社十兄弟,匡胤还有不少身为禁军将领的好友,例如慕容彦钊、韩令坤、高怀德、赵延徽、赵晁等。这张名单与任职足以说明:代周前夕,匡胤已在后周禁军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
与此同时,赵匡胤也蓄意构筑自己的智囊班底,其首席人物当然就是那位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其他还有匡胤之弟赵光义和吕余庆、刘熙古、沈义伦、李处耘、王仁赡、楚昭辅等。
除了赵匡胤,当时觊觎皇位的至少还有二人。一是张永德,周太祖郭威的女婿,一是李重进,郭威的外甥。郭威去世前,任命张永德为殿前都指挥使,让李重进担任马步军都虞候。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奉世宗之命整顿禁军,把武艺超群者选入殿前司,殿前司的实力和地位进一步上升。但张永德官职依旧,他对李重进升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大为不服,向世宗密告重进有“奸谋”,挑明了两人的勾心斗角。世宗便特设殿前都点检让永德担任,让他在地位上与李重进平起平坐,而他的殿前都指挥使就由匡胤顶替了。
显德六年,周世宗在北征契丹的途中,忽从地中得一木牌,上书“点检做”,联系京师流传的“点检作天子”的谣传,很显然是中伤张永德的。这块一箭双雕的栽赃木牌出自谁手,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李重进一派,一是赵匡胤一派。但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赵匡胤属于张永德派系,要完全摆脱永德的控制,必须把他从殿前司最高的位置上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赵匡胤北征时始终拱卫在世宗身边,最有机会作手脚。
世宗北征回京,即身染重病,安排后事。他命宰相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魏仁浦兼枢密使,三相并掌军政大权,以辅佐年仅七岁的幼主。武臣方面,他命李重进率部防御河东,罢免了永德殿前都点检之职,让他出镇澶州,而改命匡胤任殿前都点检。世宗对张、李固然不信任,对赵匡胤也是忌防的,下令军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同平章事韩通裁决。世宗托孤的文武大臣很明确,张、李、赵都不在其列。
六月,世宗去世,恭帝即位。不久,李重进移守扬州,张永德改镇许州。这时,殿前司前四位实力将领依次是都点检赵匡胤、副都点检慕容彦钊、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审琦;侍卫司前五位实力将领依次是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在扬州)、副都指挥使韩通、都虞候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可见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了韩通,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
五代仅五十三年,先后竟出了十四位君主,而禁军将领在政权更迭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分获了巨大的好处。五代皇帝多由军将拥立,已成惯例。原因就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所说:“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挟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周世宗死后,主幼国疑,一场新的政变在酝酿中。
十一月,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定州(治今河北定县)上奏说:契丹与北汉联合进攻边境。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带兵北上抵御。
一般都说这一军情是谎报的,也有人认为不可能谎报军情,因为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不属赵氏集团,不可能合谋谎报;即便合谋谎报,后周也未必一定派赵匡胤出征。实际上,是否谎报军情并不重要,这只不过给陈桥兵变提供一次契机而已,而契机总是可以寻找的。
大军将出,都城已传开了谣言:“将在出征之日,册立点检为天子。”一个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名叫苗训,也指点了“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宣传开了改朝换代的“天命”。
初三晚上,大军抵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将士们相聚议论道:“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不如先册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为时未晚!”都押衙李处耘把将士意图报告给匡胤之弟、时任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和匡胤的掌书记赵普,他俩是这次兵变的直接指挥者。
见军心已被煽动起来,赵光义与赵普一方面派快骑入京,通知匡胤的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让他们做好应变的准备;一方面部署诸将,环列待旦,准备拥立劝进。
次日黎明,诸将校露刃环立匡胤帐前,光义与赵普入内,匡胤才作乍醒欠伸状,黄袍已加其身。匡胤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必须听我命令。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上。”接着,他颁布了入京以后的约束,率大军返回开封。
城门早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大军顺利入城。时正早朝,韩通闻变,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殿前司勇将王彦昇率兵迫逐,合家被杀。这时后周将相中唯一的反抗行动。
当宰相范质、王溥被军士挟持来见时,赵匡胤还辩说自己被六军所迫,惭负天地。列校罗彦瓌不等二相回答,就扬剑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于是,当日就行禅代礼,正愁没有禅代的文告,原后周翰林承旨陶榖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就的禅位诏。赵匡胤完成了禅让大礼,他就是宋太祖。
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是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的,以便洗刷篡夺政权的千古骂名。实际上,匡胤完全是预知兵变的主谋,有关蛛丝马迹也并没有抹尽。例如,大军将出之际,为何先有“点检作天子”的谣传?为何军将(或说是高怀德)和陶榖敢于预备足以杀身的黄袍和禅位诏?还有两件家庭佚闻也泄露了天机。
其一,北征前夕,点检作天子的谣传令京师人心惶惶,富室或举家逃匿外州,赵匡胤密告家人,说:“外间汹汹,将若之何?”他的姐姐拿起擀面杖要揍他,说:“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应自作主张,到家来吓唬妇女干吗?”
其二,赵匡胤兵变成功,回师京城,有人报其母杜氏,她说:“我儿素有大志,今天果然。”两事也都证明匡胤是欲知其事的幕后谋主。赵匡胤之所以在代周以后遮遮盖盖,还是拘泥于儒家正统思想。实际上,他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政局动荡和政变频仍的局面,有功于历史甚多,后人已经并不在意他如何得位的细枝末节了。
次日,因太祖曾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故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仍定都开封。五代除后唐建都洛阳,其他四朝皆都开封。除了北边还有黄河,开封所处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易攻难守,故而直到太祖晚年,还有迁都之议。开宝九年(976年),他准备迁都洛阳,群臣力谏不便,太祖表示将来还要再迁都长安,理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还有一个原因,据说是为了避开其弟光义在开封形成的势力集团)。光义谏道:“在德不在险。”太祖默然良久,放弃了迁都的打算,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确实,从军事地理学上看,定都开封的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它势必要求有重兵拱卫京畿,造成守内虚外的结果。而澶渊之盟、靖康之变,也与开封四战之地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但从经济地理角度看,定都开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因为:晚唐以来国家财政主要仰赖江南经济,而江南漕粮能够顺抵开封,却难到洛阳。太祖在吴越献宝犀带时说:“我有三条宝带,一是汴河,一是惠民河,一是五丈河。”首当其冲的汴河就是连同大运河以专运江南漕粮的。因而,太祖最终放弃迁都洛阳、再迁长安的计划,只得定都开封,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再回到太祖开国的话题上来。太祖代周,有两个握重兵在外的将领并不买账。一个是驻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原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一个就是以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驻守扬州的李重进。太祖即位后,即遣使加两人中书令的荣衔,试图稳住他俩。
李筠先是拒见使者,既而会见使者时对着周太祖郭威的画像涕泣个不停,却犹豫不敢立即起兵。其后,他与后周的世仇北汉结盟,迟至四月才公然揭旗反宋。他命其子守节镇守潞州,大军兵锋直指开封。太祖派石守信、高怀德等分道迎击,扼断其退入太行山的关隘。六月,太祖亲率大军进讨。李筠退保泽州(今山西晋城),城被攻破后,他投火而死。宋军进攻潞州,守节投降。
在李筠举兵以后,李重进派亲吏翟守珣亲往联络。不料守珣先到开封见了宋太祖,太祖让他说服李重进暂缓发兵,以免南北呼应,局面复杂。守珣回去照办,重进信以为真。太祖遣使赐重进铁券誓书,重进竟准备治装入朝,被左右劝阻,这才拘留了宋使,修城缮兵,还向南唐求援。九月,李重进在扬州起兵。其时李筠之乱早被平定,正给太祖一个出兵平叛的理由。十一月,太祖亲率大军围扬州,当日破城,李重进合门自焚而死。
《宋史》把二李与韩通并列为周三臣,实际上三人并不能一概而论。韩通死于赵宋禅代之际,称得上是后周的忠臣,宋太祖赠官礼葬,也是表彰其节概。据说,太祖见到开宝寺壁画中韩通的画像,即命人涂去,在韩通面前,太祖自知是有愧于后周的。而二李不在宋太祖禅代之际起兵,与传统的忠义已经有亏,却举旗于局面安定之后,对天下的大势更是昧然。尤其是李重进,完全出于一己的盘算,进退踯躅,举措乖张,结局可以想见。说二李是逆潮流而动的叛乱,绝不算冤枉。
宋太祖削平二李,使那些心怀不满而实力不大的地方藩镇不敢再萌反志,标志着宋代后周的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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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7:杯酒释兵权
后人往往用这一题目来标举宋太祖收兵权,实际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太祖收兵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内罢典领禁兵的宿将,一是外罢拥兵自重的藩镇。这里说的杯酒释兵权仅仅是关于前者的故事,至于后者将另有细说。
五代后期,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主要已不是在外拥有兵权的藩镇节度使,而是在中央典领禁兵的宿将。太祖自己就是以殿前都点检发动兵变取代后周的,他何尝不明白这点。因而宋代后周不久,典领禁军的宿将就有一番调整。
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分别出任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最高将领,不过,太祖有意派他们领兵在外,使他们难有作为。石守信和高怀德成为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实际上的最高长官,石守信是太祖的义社兄弟,高怀德则在当年成为太祖的妹夫。太祖还把另一个义社兄弟王审琦提为殿前都指挥使,让自家兄弟赵光义顶替了审琦出缺的殿前都虞候。这样,除了马军都指挥使张光翰和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外,禁军两司都控制在太祖亲信的手中。
到建隆元年岁末,太祖又以义社兄弟韩重赟和心腹将领罗彦瓌取代了两人。对后周时在禁军中声望资历不在己下的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太祖还是放心不下,建隆二年闰三月,他决定不再任命自己出任过的殿前都点检,同时以石守信替代了韩令坤,从而使禁军高级将领成为太祖清一色的嫡系亲信。
太祖认为,由亲朋故友执掌禁军,就不再会发生推翻宋朝的兵变。开国宰相赵普却不以为然。君臣有一段对话。太祖说:“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的,你何必那么担忧呢?”赵普说:“我倒不是担心他们反叛,只恐怕他们不能控驭部下,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到那时就由不得他们了。”这几乎是以陈桥兵变的前例来提醒,太祖立即领悟了。
建隆二年七月,一天晚朝结束,太祖与石守信、王审琦等故人饮宴,待酒酣耳热之后,他屏去侍从,对这些禁军宿将说:“我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的快活。我现在是长年累月不敢睡上一个安稳觉啊!”
守信等人忙问何故,太祖说:“这不难明白。天子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守信等都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怀异心!”
太祖说:“你们没有异心,你们麾下的人要贪图富贵怎么办?一旦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你要不干,也办不到啊!”宿将们知道受到猜忌,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便一边叩首,一边流泪,请求太祖指示生路。
太祖开导道:“人生在世,就如白驹过隙。所以企求富贵的人,不过多积攒点金银,自个好好享乐,让子孙也不再贫乏。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守大藩,选择好的田宅买下来,为子孙置下永久的基业;再多收些歌儿舞女,每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与你们互结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很好?”
将领们见太祖交代得如此明白具体,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瓌等都上书称病,求解兵权。太祖一概允准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除天平节度使石守信还名义上保留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空名外,其他宿将的禁军职务都被撸去了。到建隆三年,石守信的虚名也被剥夺了,从此,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一职位不再任命。
为了履行互结婚姻的诺言,太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其弟光义做了张令铎的快婿。太祖通过政治联姻,让这些高级将领消弭离心倾向,共保富贵。这就是罢去宿将典禁兵的“杯酒释兵权”。
不过,有史家考证,太祖虽有收宿卫大将兵权一事,但酒酣耳热的那个细节纯属戏剧化小说性的传闻。我们尽可忽略“杯酒”的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实际上,太祖在这里推行的是经济赎买政策,即以土地财货收购兵权。其后宋代武将普遍热衷于兼并土地,贪黩财货,与这一赎买政策也不无关系。
从上表可以发现,杯酒释兵权后,禁军发生明显变化。
其一,禁军将领权势大为削弱,原先九个将领减为四个,殿前司的正副都点检和侍卫亲军司的正副都指挥使,不再设置,侍卫马步军都虞侯长期空缺。仅剩下四个职位较低的将领,朝廷也总是任命资历浅薄、才干平庸的将领充任,例如韩重赟、刘廷让、崔彦进、张琼,都是比较容易驾驭的,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
有一个故事可以为证。乾德元年,太祖曾打算招符彦卿典掌禁军,赵普极力反对,以为彦卿在后周末已为藩镇,又是周世宗和赵光义的岳父,名位太盛,不宜再委以禁军兵权。太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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