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艮建在景龙门内。茅山道士刘混康信口开河说这里风水好，地势如果增高，皇室就能多子。政和七年，由梁师成主持，仿杭州凤凰山在这里堆造万岁山，宣和四年（1122年）竣工，由于位在道家八卦的艮方，改称艮岳。周围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因大量征发花石纲，天下奇石怪木荟萃一地，集天台、雁荡、庐山之奇伟，两川、三峡、云梦之旷宕，宛如名山大川、阆苑仙葩装点成人间胜境。延福新宫和岳艮的构思与布局完全是艺术的，只可惜竭天下之力而奉一人，落成不到十年就金兵南下，落得个千秋骂名。
说到岳艮是崇道的副产物，不妨就来说说徽宗对道教的迷狂。在这点上，他与真宗倒是在伯仲之间。徽宗在崇宁、大观间还只是一般的崇道，政和以后就渐入迷狂。政和初年，他自称太上老君在梦中对他说“汝以宿命，当兴吾教”。
政和四年正月，徽宗下诏置道阶二十六级，有先生、处士等名号，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好比官制中的阶官系统；后来又置道职八等，有诸殿侍宸、校籍、授经等，以拟待制、修撰等，好比官制中的馆职系统；另置道官二十六等，有知左右街道录院事等名目，好比官制中的差遣。
政和六年，徽宗在京师设道学，分元士至志士等十三品，后命太学、辟雍设立《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各二人，命各州县招收学道生徒，教材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以《庄子》、《列子》为小经，学生通大小经各一部，即可参加道学考试，中举即授以宫观官或补以道职。
政和七年，徽宗对道箓院说，自己是神霄帝君，怜悯中华受到金狄之教（即佛教）的影响，愿意以人主的身份让天下都归正道，授意他们册封自己。于是，道箓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他很满意这个称号，民间也都以道君称他。贵为帝王之尊，以厕身佛道为荣，前有南朝梁武帝出家为僧，接下来就属徽宗自封道君了。不过，这个称号只用于道教章疏，而与政事无关，他似乎还知道政教得有所区别。
在中国历史上，佛道两教一般是相安无事的，两者争胜往往是最高统治者轩轾扬抑的结果。宣和元年（1119年），徽宗下诏：称僧人为德士，尼姑为女德，冠冕衣着悉从道流；佛祖改称大觉金仙，其余佛教诸神改称仙人、大士等道教称号；寺院改称宫观，主持改为知宫观事，原先管理佛教的僧录司改称德士司，隶属于管理道教的道德院。这种崇道抑佛的政策，激起佛教徒的强烈抗议，个别僧徒甚至不惜以身殉教。
另一方面，一些自诩道术高明的道士却被徽宗尊为上宾，著名的有王老志、王仔昔和林灵素。王老志入住蔡京府第，徽宗派人来问已故刘贵妃的事情，老志居然能写出刘贵妃生前侍奉徽宗的悄悄话，名声大振。老志死后，王仔昔取而代之，人称小王先生，他因未卜先知治好徽宗爱妃的眼疾而走红京城，林灵素得宠，他受其倾害，瘐弊狱中。林灵素受召，徽宗问他是否见过，灵素大言：“往年上朝玉帝，曾见圣驾起居。”徽宗也煞有介事说：“记得你当年骑青牛，现今何在？”答道：“寄牧外国，不久便来。”政和七年，高丽果然进贡青牛，徽宗惊异之下，赐他骑乘。
林灵素胡诌徽宗是上帝的长子神霄玉清王，号称长生大帝君，徽宗便命天下所有天宁观都改称神霄玉清万寿宫。徽宗对他特别青睐，特许他随时出入宫禁。他有恃无恐，作威作福，其徒美衣玉食者近二万人，最后甚至敢与太子争道，与宦官近悻分党争胜，惹怒了徽宗，再也不顾他俩当年同“朝玉帝”的情分，让他死在了贬逐的路上。
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其游冶享乐也别出心裁。他在宫掖设立市肆，让宫女当垆卖酒，自己化装为叫花子行乞其间。后宫声色已圈不住那颗放荡的心，政和以后，徽宗开始微行出游，专设行幸局，凡有微行，就说是有排当（排当原指宫廷宴会，这里是微行的隐语），次日未还，就传旨说生了疮痍不能坐朝。蔡攸进言：“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几何，岂可自苦！”梁师成更是曲解范仲淹的名句说：“也该陛下后天下之乐而乐了！”于是，徽宗毫无顾忌的微行于妓馆酒肆之间，追声逐色，寻花问柳。野史笔记说他嫖娼，说他与名妓李师师那段风流艳事，细节虽未必可靠，但其实却是难以否认的。
有什么样的君，就有什么样的臣，徽宗与他周围奸佞邪恶的大臣们已经分不出谁是因谁是果，他们确实达到了君臣一体的地步。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和梁师成当时号称“六贼”，是最著名的奸谀之臣，蔡攸、高俅、杨戬、李邦彦等也都是巨恶大憝。
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徽宗朝的黑暗政治就是他与道君皇帝相辅相成的产物。蔡京既敢于结党营私，又善于窥测逢迎。他见徽宗殚于政事，耽于游乐，就拟成诏书，让徽宗抄示给有关部门照办，称为御笔，不遵者以违制论处。这样，徽宗的越轨要求就能畅行无阻，蔡京也能上下其手，以致后来事无巨细，他都假托御笔。
宋代重大政事的决策执行，原有合理的程序：宰执议定，面奏获旨，再下中书省起草政令，经过门下省审议，凡有不当者，中书舍人和门下省的给事中都有权封驳（即说明理由拒绝通过），然后交付尚书省执行，与此同时，侍从官还可以提不同意见，台谏官可以论谏弹劾。御笔绕过了封驳、论谏等制约程序，导致君权恶性膨胀。任何权力一旦失控，政治污浊就不可避免。
蔡京第四次入相，已两眼昏花不能视事，当仍让小儿子蔡絛代为处理。他以太师而真拜宰相，父子祖孙亲任执政的有三人，至于成为侍从近臣的不下十余人，另有一个儿子娶了徽宗的女儿，势力盘根错节，遍布中央地方。
蔡京的长子蔡攸与徽宗在即位前就厮混一起，获宠不下其父，后来竟父子交恶，倾轧争权，自立门户。蔡攸不仅能随时出入宫禁，还可以与王黼一起参加宫中秘戏，涂红抹绿，短衫窄绔，给徽宗说些市井荤段子。有一次，蔡攸在宫中粉墨登场扮演参军戏，戏言道：“陛下好个神宗皇帝。”徽宗以杖鞭打说：“你也好个司马丞相！”这样的人竟然官至领枢密院事。
同预宫中秘戏的王黼是投靠蔡京、拜宦官梁师成为父才起家发迹的。宣和二年，王黼取代蔡京为相，一反旧政，一时称为贤相。但一旦得势，他就设立应奉司，自兼提领，梁师成为副，专门搜刮天下财物和四方珍异，但十有八九进入两人的私囊。他让天下丁夫计口出免夫钱，刮得六百二十万亿贯，迫使河北农民揭竿而起。他明码标价，受贿卖官，当时谚语说他“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有一次，他与蔡京打算翻越宫墙微行出游，徽宗站在他的肩上，仍够不着宫墙，便低声叫道：“司马光，耸下来！”王黼也应声说：“伸下来，神宗皇帝！”这哪像君相，活脱脱一对无赖。
朱勔因花石纲而大得徽宗宠幸，他怙权恃势，招贿成市，那些卖官跑官的密集其门，时称“东南小朝廷”。他穿的一件锦袍，曾被徽宗抚摸过，他就在那个位置绣上一只“御手”。他参加过一次宫廷宴会，徽宗亲拉他的手臂拉话，他就用黄罗把手臂缠起来，与人作揖也不抬那只被当今皇帝握过的手臂。他的家奴都补授朝廷使臣，配上了金腰带，以至时人唱道：“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李邦彦自小喜欢鄙琐玩艺儿，自号“李浪子”，做上宰相后被人称为“浪子宰相”。他没有治国安天下的能耐，却擅长把市井间的鄙俚词语编成小曲，便仗着会唱俚词、善说笑话取悦徽宗。他自称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无赖子。
杨戬是宦官，他曾经主持西城所，在京东西、淮西北根括所谓隐田、天荒田入官，实际上却把许多民间良田都指为天荒田，没收作为官田，再强迫原业主承佃交租。后来，李彦代主其事，更是变本加厉，巧取豪夺，鲁山县（今属河南）竟全部扩为公田，百姓持有的田契全被焚毁，强迫他们永久租佃公田，把许多农民逼上了梁山。当时人说“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这两个地区正是方腊与宋江起事的中心区域。
高球原来是苏轼的小书童，被转送给画家、驸马都尉王诜，有一次，他到端王府公干，适逢王府蹴球，他也露上一手，就被后来成为徽宗的端王留在身边，恩宠异常。徽宗即位以后，数年之间，他就做到使相，遍历三衙，由一个胥吏下人而领殿前司，看来球技帮了大忙。从龙随从要求徽宗一视同仁，徽宗竟说：“你们有他那样的好手脚吗？”
梁师成起家于侍弄文墨的小宦官，徽宗的御笔号令都出自其手。后来他竟胆大妄为，择取善书小吏，模仿御笔，夹带私货，外朝也真伪莫辨。蔡京父子都唯恐巴结不上他，执政、侍从出其门下的不可胜计，当时人都称为“隐相”，以区别于蔡京称“公相”（以三公为相）和童贯称“媼相”（以阉人为相）。
童贯以宦官而位至知枢密院事，攻打燕云，镇压方腊，在徽宗朝政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宋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后面还将细说到他。至于他招权纳贿，植朋树党，专横跋扈，误国乱政，在六贼之中仅次于蔡京，以致民谣愤怒唱道：“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宋史·徽宗纪》说，徽宗既不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也不是孙皓那样的暴君，最终导致“国破身辱”，是其将“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确实，六贼等奸佞之臣虽然为非作歹，但势力并没有盘根错节到足以威胁君权。仍不时有正直的台谏官弹劾他们，徽宗也还没有完全丧失刷新政局的权威，他多次将蔡京罢相就是明证。
徽宗在位二十七年，除去昙花一现的建中初政，还“粲然可观”，其余二十五六年是北宋政治史上最污浊黑暗的年代。王夫之在《宋论》里这样评述：“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徽宗晚年，北宋正处在这一将亡未亡的临界线上。
细说宋朝42：宋江、方腊与摩尼教
徽宗君臣的黑暗统治，终于在政和、宣和之际激起了民众起义，其中以北方的宋江和南方的方腊规模最大。
宋江起义因有《水浒传》的渲染，几乎家喻户晓。其确切的起事年代缺少记载，大约在政和末年；活动地区相当广泛，北到京东河北，南到两淮的楚州、海州、淮阳军，“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史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军转战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夺取了官军巨舰十数艘，但最后中了知州张叔夜设下的埋伏，副帅被俘，无复斗志，便接受招降。当年六月，随童贯南下镇压方腊。宋江起义有史可案的情况，大概如此。关于这次起义，宋元之际已有《宣和遗事》加以描写，虽不无历史的影子，但毕竟小说家言，不能完全征信。至于《水浒传》，更是艺术虚构。
有两个问题有必要说明一下。其一，起义是否以水泊梁山为根据地。梁山泊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元祐元年（1086年）前后，有个叫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出入水泊，绝其粮食以迫使这些小聚者散伙。但崇宁以后，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杀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年）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是在其后。从宋江在短短几年中横行河北、京东、淮南，似乎是流动作战为主，当时史料称宋江为“淮南盗”，也证明他们没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但从宋江军队在海州夺取官军战舰进行水战来看，他们完全可能在梁山泊活动过，这在地方志和口传史料里还留有痕迹。但未必如《水浒传》描写的以方圆八百里水泊作为梁山好汉的根据地。
其二，宋将是否受招安打方腊。毛泽东在评《水浒》时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引得文史学界争辩不休。但李若水《忠愍集》有《捕盗偶成》诗说：“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留下了宋江受招安的铁证。至于宋江参与镇压方腊，《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和《皇宋十朝纲要》等权威史料都有确凿记载，也是无可否认的。大概就在镇压方腊以后返师时，武将折可存奉御笔讨捕“草寇”宋江，落得个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场。
接着说方腊起义。花石纲之役不仅把广大农民逼上绝路，连许多中小地主也濒临破产。方腊是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的漆园主（有人说他是雇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其革命性），也是造作局压榨的对象。于是他以诛朱勔为名，在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杀牛酹酒，在漆园誓师起义。
这时，两浙饱受盘剥压迫的各阶层人民就如一堆干柴，一经点燃就成燎原之势，数日之内，起义军就从千余人发展到十万之众。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署官命将。不到三个月，起义军分路出击，控制了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歙州（治今安徽歙县）、杭州、婺州（治今浙江金华）、衢州（治今浙江衢县）何处州（治今浙江丽水）等六州五十二县。
东南重镇杭州的陷落令徽宗君臣大为震惊。徽宗被迫下罪己诏，撤销造作局，废除花石纲，宣布免除起义地区三年田赋，以收拾人心，瓦解其斗志。与此同时，徽宗命童贯急调西北十五万健卒赴浙。宣和三年正月，起义军首领方七佛率兵六万进攻秀州（今浙江嘉兴），官军固守顽抗，童贯手下大将王禀率大军赶到，成两面夹攻之势，起义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守杭州。官军重兵压境，起义军的地盘日渐缩小，次月，杭州也终告失守，方腊只得率余部二十余万死守清溪帮源洞。四月，起义军终于被官军与地主武装联手攻破，帮源洞惨遭血洗，方腊也被宋将韩世忠俘获，八月押赴开封处死。
方腊起义的规模远较宋江为大，童贯在镇压过程中残杀的起义将士和平民不下二百万。这次起义，方腊登高一呼，两浙应者云集，除了花石纲之役的骚扰，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腊以摩尼教组织和发动民众。这种秘密宗教的参加者不喝酒，不吃荤，互相以财相助，很受贫苦民众的欢迎。方腊故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来引导民众认识现实世界的不平等，积聚起义的力量。
这里有必要补说一下摩尼教。摩尼教属外来宗教，关于其教义与传来的路径，此处略过不表。仅指出一点，在其流传过程中，佛道色彩越来越浓，倒可以视为外来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范例。唐武宗灭佛后，摩尼教转入地下，转而向东南沿海秘密渗透。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年），母乙、董乙以摩尼教为旗帜，在陈州（今河南淮阳）起义，据说，其徒“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宣称“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之乘”，也就是说教主摩尼比释迦牟尼还要高明。入宋前后摩尼教改称明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