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作为一个从部落联盟向文明社会过渡阶段的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辽太祖及其继承者发动的向外掠夺劳动力的战争，给周边民族和华北汉地社会经济以严重破坏。但他在政治、法律、经济等制度上采用蕃汉分治的做法，给辽朝国内的契丹和汉族人民的生存、发展和融合，提供了一种能够共同接受的统治形式，体现出足够的政治头脑，不但有效缩短了契丹境内社会演进和民族融合的磨合期，而且充分弱化了这一磨合过程中带有血和火的阵痛感。
当然，耶律阿保机和辽朝的勃兴除了契丹社会内部和他个人的因素，与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历史大环境也是密切有关的。一度称雄漠北统治契丹的突厥、回纥已经风光不再，而晚唐五代之际中原政权衰微分裂，自顾不暇，都给辽太祖和契丹民族的登台亮相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倘若当时蒙古草原上已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倘若当时中原王朝之强盛统一仍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时，那么，辽太祖和契丹也许会如流星一闪，就黯然失色。从这点说“有运数存焉”，倒也可以。
细说宋朝3：兄弟母子
辽太祖的遗孀是一位铁血皇后。她叫述律平，小字月理朵，回纥人的后裔。《辽史》本传说她“简重果断，有雄略”。在伏兵尽杀前来犒宴的七部大人的献策上，我们已领教过这种果断的雄略。她随太祖东征西讨，也谙弓马征战。她生下三个儿子：长子即被太祖立为皇太子的耶律倍，次子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幼子耶律李胡是她最偏爱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辽太祖曾对他说起，次子德光必定会振兴契丹。天赞元年（922年），太祖命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有意在军旅上让其历练。而皇太子对汉文化十分钦慕，曾劝太祖说：“孔子，万世所尊，应先礼祀”，太祖遂建孔子庙，命他春秋祭奠。辽灭渤海，述律后力赞太祖册封皇太子为东丹王，也有意让皇太子避开德光。在讨灭渤海残余势力中，德光显现出军事才略。
天显元年（926年）七月，辽太祖去世，皇太子继位按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述律后却自个儿临朝称制，摄军国事。她决心尽可能的为继位的儿子铲除些异己力量。当月，他召集一些从征渤海的大将的妻子，说：“我现在寡居，你们怎么可以有丈夫！”接着把这些大将找来，问他们想念先帝否，回答说：“岂能不想？”她就说：“真想的话，就应去见他！”于是，杀大将百余人。见左右有桀骜不驯者，说一声“你与我传话给先帝”，就杀之于太祖的墓所。
据说，在安葬太祖时，他问汉军将领赵思温：“你追随先帝最亲近，何不同去？”答道：“亲近不如皇后。你去，我就跟上。”述律后说了一句心里话：“嗣子幼弱，国家无主，我不能去！”最后，他没杀思温，但为堵人之口，便忍痛自断右腕，随葬墓中。实际上，他的长子28岁，次子也已25岁，早不再年幼。她大杀太祖旧臣，既有类似明太祖晚年杀功臣为后继者扫清障碍的政治原因，又有随心所欲报复反对者的性格因素在内。例如，耶律铎臻就因为曾建议先西讨再东征而与他的设想相左，她一称制就把他关起来，诅骂道：“铁锁朽，当释汝！”
述律后不太喜欢深受汉族儒家文化影响的长子耶律倍，而希望次子德光继位，但长子早立为皇太子，令她棘手难办。在一次朝会上，她暗示己意，南院夷离堇耶律迭里坚持“帝位易先立长”。述律后以党附东丹王的罪名将其下狱，加以炮烙之刑，最后处死抄家。杀鸡儆猴，群臣遂不敢再与争议。
次年十一月，述律后临朝称制已一年四个月了，见群臣不可能再违拗自己的意志，始行立帝大计。她命二子各自骑马立在帐前，对诸将说：“两个儿子我都喜欢，不知立谁好。你们选择可立的，执其马辔吧！”大家心知其意，争执德光的辔头。她振振有词的说：“众心所欲，我怎敢违背？”耶律倍不得不向众人表示愿意让位。于是，当天就立德光为帝，此即辽太宗，尊她为皇太后，称耶律倍为让国皇帝。
耶律倍被迫让位不久，愠怒之下即率数百骑准备南投后唐，被巡逻发现而阻遏。述律太后倒不怪罪，仍让他回东丹国。但他明显“见疑”于太宗，其中或许也有述律皇太后的因素。天显三年，太宗升原渤海国辽阳为南京（今辽宁辽阳），命自己的长兄从东丹国的都城天福（即原渤海国都城，在金黑龙江宁安西南）徙居于此，又派卫士暗中窥伺其动向，将他监管起来。后唐明宗闻知，一再派人秘密携信希望他南下归唐。他慷慨的说：“我把天下让给了主上，反被疑忌。还不如前往他国，以成全吴泰伯让国的美名。”
天显五年十一月，他携带亲从，乘船载书数千卷，浮海至登州（今山东蓬莱）。后唐以欢迎天子的仪仗来接待他，明宗还赐他改姓李，改名慕华。其后，耶律倍虽在异国，与契丹亲属却问安之使不绝于路，述律太后也遣使通问。耶律倍南奔，后唐不以其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契丹也不以其为叛国而大张挞伐，双方宽容的心态难能可贵。
天显九年，后唐李从珂杀唐闵帝自立，耶律倍密函辽太宗：“从珂弑君，可来征讨。”两年后，李从珂灭亡在即，欲找耶律倍一起自焚，他因拒绝而被害。契丹大军到达，辽太宗诛杀了凶手，算是为兄长报了仇。太宗对耶律倍的长子耶律阮（小字兀欲）视同己出，封其为永康王。
太宗即位以后，述律太后虽不再摄军国事，但影响仍不可忽视。太宗的应对稍不满她的意，她竖眉一看，太宗就趋避不及。天显五年，太宗立其帝耶律李胡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显然有太后让幼子继承皇位的意思在内。但李胡生性残酷，稍怒就黥人脸面，或扔入水火，很不得人心。
大同元年（947年）四月，太宗在南讨后晋回师途中突然病死。当时，太后和李胡留守都城，而耶律阮恰在军中。大军行至镇阳（今河北正定），主宿卫之职的耶律安抟因与述律太后有杀父之仇（其父即迭里），就与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合谋，矫诏在太宗灵柩前拥立耶律阮为帝，此即辽世宗。诸将还记得述律太后在太祖死后大肆杀戮的往事，无不欣然从命。世宗派人先护送灵柩到上京，自率大军隔日缓缓开拔。
太宗灵柩抵上京，述律太后不哭，却抚摸尸体说：“待国中人畜安定如故，再来葬你。”她对长孙继位大为恼怒，既派李胡率京师留守军和宫卫军前去攻打。在泰德泉，两军相遇，李胡被世宗率领的原迭剌部精兵强将所击败。
闰七月，世宗军继续北上，再潢河石桥（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南）与述律太后和李胡卷土重来的军队对阵，李胡押着世宗群臣的家属作为人质，扬言：“我如打不赢，就先杀了这些人！”眼看祖孙叔侄就要自相残杀，形势一触即发，双方在潢河上隔岸对峙了好几天。
惕隐耶律屋质对太后说：“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则就应速战，以决胜负。但人心一摇，祸国不浅。请太后裁察。”见太后不反对，他继续说道：“都是太祖子孙，皇位未移他族，有何不可和议？”太后这才派他携函去见世宗。不料世宗也不听劝谏，答道：“那些乌合之众，怎能敌我？”屋质说：“还不知谁胜？即便侥幸获胜，被李胡扣押的群臣家属就要被斩尽杀绝了。”世宗沉思良久，才同意派人与太后约和。
然而，双方见面时，仍然怨言交加，绝无和意。太后对屋质说：“你应当为我们断个明白。”
屋质拿过一把算筹，向太后：“当初皇太子在，何故另立？”太后答道：“太祖遗命。”
屋质又问世宗：“何故擅立，不禀尊亲？”世宗答道：“父王当立而不立，这才去国的！”
屋质正色对世宗道：“大王见太后，绝无歉意，唯寻怨隙。”转而对太后说：“太后出于偏爱，妄托遗命。你们这样，还想和好？应该立即交战！”说完，掷筹而退。
太后哭着捡起一根筹，表示和解：“当年，太祖遭诸弟之乱，疮痍未痊，岂能再演？”世宗也说；“做父亲的不违尊名，做儿子的却不禀尊亲，还归咎谁呢？”也拾取了一筹。双方都有所悔悟，大哭起来。
太后又对屋质说：“和议已定，皇位谁属？”屋质以为应立永康王。李胡在侧厉声喝道：“有我在，兀欲岂能继位？”
屋质指出：“礼有世嫡，不传诸弟。当初先帝之立，尚以为非，何况你暴戾残忍，人多怨愤？”太后见大势已去，对李胡说：“以往我和太祖宠你超过诸子，但谣言道：偏怜之子不保业。我不是不想立你，你自己不争气啊！”于是，双方罢兵回上京。
耶律屋质临变直谏，使辽朝安然度过了一次皇位继承危机，使契丹民族避免了一场内战悲剧。述律太后能在紧要关头悬崖勒马，说明她还是以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为重的，有人认为她是旧制度的代表者，未免言过其实。
不久，世宗借口述律太后与耶律李胡还准备废立，把他们母子迁往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监管起来。这年，世宗的这位亲祖母已经六十九岁了，她将在幽禁中度过余生最寂寞的六年。至于李胡在辽穆宗时，因其子谋反，牵连入狱，最后死在狱中。《辽史》本传说：“李胡而下，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乱，与国始终。”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辽制赋予宗王以相当大的实力和相当高的权位，而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一有气候就会酿成一幕幕兄弟叔侄操戈相向的闹剧。
细说宋朝4：也算是一国两制
作为由游牧民族的契丹族建立起来的辽朝，其建国过程与契丹民族由部落联盟晚期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几乎是同步的，其后辽朝又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开始了向封建制的过渡。参与并推进这一系列的社会巨变进程的，既有作为统治民族的契丹族，也有辽朝境内人口最多的汉族居民。作为统治阶级的契丹贵族，在维护本民族本阶级的经济社会特权同时，如何在民族关系上协调与汉族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是关系到辽朝能否长期在北方立国并与中原王朝形成南北对峙政治格局的关键所在。辽太祖和辽太宗在位各二十年，这四十年是辽朝典制得以基本确立的重要时期（当然，其后也有局部的完善）。其中若干具有契丹国家特色的制度建设，尤其值得一说。
先说南北面官制。太祖时以契丹官制为主，但已采用汉制，任命汉官，中央置三省，地方设州县，又有汉儿司，是统管汉官系统的，以韩知古总知其事。太宗得燕云十六州，当地汉制政权组织纳入了辽朝的地方官系统。不久，太宗进军中原，颠覆后晋，也把中原王朝的官制带回了辽朝，全面确立了南北面官制。南北面的叫法与契丹习俗有关：契丹有拜日之俗，故皇帝宫帐必坐西面东，而且辽俗尚左，故契丹官衙都在皇帝宫帐之左，即在北面，汉人官衙则在其右，即在南面，此即南北面官制的由来。但北面官制中也有分称南北的，例如南枢密院和北枢密院，这里的南枢密院与南面官制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北面官制也称“国制”，主要有：大于越府，设于越，位居百官之上，无职掌，为契丹最尊之官，终辽之世仅受耶律氏三人，即曷鲁、屋质和仁先；北、南枢密院，为辽朝最高行政机关，各设枢密使为长官，分掌契丹的军政和民政；北、南宰相府，分别以后族与皇族为北府宰相与南府宰相，佐理军国大政；北、南大王院，设北、南院大王，分掌契丹各部族的军民之政；北、南宣徽院，各设宣徽使为长官，职掌略同工部；大惕隐司，长官为惕隐，掌管皇族的政教事务；夷离毕院，设夷离毕主管刑狱事；敌烈麻都司，长官为敌烈麻都，主礼仪；大林牙院，设都林牙、林牙承旨、林牙，主契丹文翰诏令。
南面官制也称“汉制”，主要有：枢密院，由汉儿司改，以枢密使为长官，掌汉人兵马之事；尚书省，设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侍郎及六部，主管赋税财政；政事省，后改名中书省，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管理汉人官民的一般政务；门下省，设侍中、常侍，为有名无实的机构；御史台，设御史大夫、中丞等，名义上纠察百官，但也形同虚设（实际纠察权归北面官中的中丞司）；翰林院，掌皇帝汉文书翰，有总知翰林院事、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契丹士人任此职者称南面林牙。
辽朝的南北面官制也贯彻于地方统治中。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地区实行部族制，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和奚六部为四大部族，其他还有数十个小部族，各部族在地方上逐级设节度使司、详稳司、石烈（相当于县）和弥里（相当于乡），分别设节度使、详稳、石烈夷离堇（或令稳）、辛衮为其长。汉人和原渤海人地区则实行州县制，大体采用唐制，分设刺史、县令。大致从辽太宗时期，就确立了“因俗而治”的立国原则，南北面官制业已健全，立朝时，皇帝与南面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面契丹臣僚则契丹服饰，“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朝的南面官制大体以唐制为主，后又兼用宋制而略加变通，故而官名略有紊乱。担任南面官的也颇有契丹人，他们也称汉官，也着汉服。而汉人出任北面官的凤毛麟角，其中当然有民族猜防的因素在。
次说五京建置。辽太组建皇都，后经扩建，北城为皇城，南城为汉城，其城市布局不同于汉地城市的“前朝后市”，而采取“先市后朝”的设计，正体现了契丹“东向而尚左”的习俗。会同原年（938年），太宗改为上京，治临潢府。同年，后晋献燕云十六州，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即治幽州府（后改称析津府，即今北京）；而将原来监控东丹王的南京改为东京，治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辽圣宗仿长安与开封等中原都城的规制，建造中京，治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南）。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兴宗升大同军为西京，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至此，五京皆备，全国以五京为中心，化为五道。五京既是行政首府，又是经济中心、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当然，各京的作用也有所侧重：上京是名以上的皇都；中京则担负起接纳北宋、西夏和高丽等国来使的功能；东京显然是为了控制东北渤海故地；西京更多具有镇抚西南的军事作用，故多边防官；南京是接受中原文化的主要窗口，在五京中规模最大，经济发达，商贸繁荣，因而财赋官比东京还多。辽朝的五京建置后为金朝直接继承。
然而，辽史专家却说：五京之中的任何一京都没有在政治上成为全国最高的司令台。这是否故作惊人之语，还要从辽帝的四时捺钵说起。契丹皇帝在建国以后依旧保持着游牧民族四时转徙、车马为家的生活方式，采取四时巡狩制。每到巡狩地的居所，即称“捺钵”，系契丹语“行在”和“行宫”之义。因自然气候等条件，辽帝四时各有捺钵之地，有时同一季内的捺钵地也无定所。春捺钵往往在鸭子河泺（在今吉林大安境内），夏捺钵多在吐儿山（今大兴安岭南麓），秋捺钵常在伏虎林（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东），冬捺钵一般在广平淀（今内蒙古奈曼旗东北）。捺钵期间，辽朝中央的北面臣僚都须随从，南面官则只有枢密院和中书省的要官前往。四时捺钵中以冬夏两次最为重要，军国大政都在这时的南北臣僚会议上讨论决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