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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权知凤翔府滕宗谅和并代副都部署张亢贪污公使钱，这两人向为范仲淹所器重，矛头所向十分清楚。公使钱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官给，有点类似官衙的小金库，虽大部分不能私入，但在实用上有不少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不惜辞去执政之职为滕宗谅辩护，权御史中丞王拱辰也以辞职相要挟，并立即付诸行动，不到御史台供职。仁宗对滕宗谅在景祐初政时指责他“日居深宫，流连荒宴”记忆犹新，在台府之争中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两人贬官。
范仲淹入京参政后，郑戬出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他既是仲淹的连襟，也赞成筑城固守的方针，因而支持静边砦主刘沪修筑水洛城（今甘肃庄浪）。但郑戬不久调离，新知渭州的印洙原属韩琦主攻派，反对筑城，双方各有所恃，发生激烈冲突，尹洙命狄青率兵拘捕了刘沪。水洛城之争实际上是范仲淹的主守派与韩琦主攻派不同政见的延续，两位新任要人为自己器重的经世之才各执一词，最后仁宗只得将尹洙和狄青调离他用，平息了改革派内部的纷争。
就在这场纷争的高潮中，仁宗问范仲淹：“自古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吗？”范仲淹回答：“朝廷有正有邪，倘若结党而做好事，对国家有何坏处呢？”其后不久，欧阳修进献了《朋党论》，显然是针对仁宗朋党之问而发的。这是一篇议论风发的宏文，围绕“君子不党”的传统观点大做翻案文章，曲折反复，不说君子无朋，反说君子有朋，不说朋党不可用，反说朋党为可用，最后归结到一点：人君“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文学上的好文章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会是一着坏棋。这篇《朋党论》一是触犯了人主的忌讳，任何皇帝都不会鼓励臣下公开结党威胁皇权；二是触犯了被划在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以外的那些官员，按照欧阳修的观点，不是君子之“真朋”，就是小人之“伪朋”，这样，改革派就在无意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对派。正如南宋吕中所说：“君子小人之实不可以不辨，而君子小人之名不可以太分。有用君子之名，则小人者岂甘小人之名哉！正人既指小人为邪，则小人亦指正人为邪。”这样，党争就不可避免。
在反对派中，夏竦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前文提到，他原先是被仁宗任命为枢密使的，王拱辰率领包括余靖和欧阳修在内的台谏官先后上了十一疏，拱辰甚至拉着仁宗的袍裾要求他改变任命（由此也可见王拱辰最初与改革派并无成见），仁宗才改命杜衍。从到手的枢相到改判亳州，对夏竦来说当然是奇耻大辱。这事令支持范仲淹的国子监直讲石介异常振奋，写了一篇流传一时的《庆历圣德颂》，文中明确把仁宗起用改革派称为“众贤之进”，而把夏竦灰溜溜的与枢密使无缘说成是“大奸之去”。
夏竦的反击就是从石介入手的。庆历四年，他唆使家中女奴模仿石介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伊指伊尹，周指周公，都是古代辅佐天子的贤臣；霍指霍光，他是西汉废立国君的权臣。此事传出，范仲淹与富弼都心不自安，请求出朝巡边。六月，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也出为河北宣抚使，庆历新政陷入僵局。
九月，仁宗罢了晏殊的相位，杜衍升任宰相。晏殊与新政集团保持着距离，但他是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人才的引荐者，又是富弼的泰山，人们容易把他的罢相与新政派的失势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仁宗任命陈执中为参知政事，新政派的谏官蔡襄和孙甫上奏说他刚愎不学，仁宗硬是把陈执中从外地召入朝中。蔡襄和孙甫见轰不走陈执中，便自求外放，仁宗同意，改革派至此丧失了与反对派较量的喉舌，台谏官清一色都是反对派。这时，改革派的领袖与骨干几乎都已经被排挤出朝，但反对派还是要把范仲淹的追随者从馆阁中清除出去。
当时京师官署每年春秋都举行赛神会，同时置办酒宴，同僚欢饮。这年监进奏院苏舜钦发起进奏院的秋赛宴会，与会者王洙、刁约、王益柔、江休复、宋敏求等十来人都是范仲淹引荐的一时才俊，酒酣耳热，王益柔在即席所赋的《傲歌》中吟出了“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王拱辰打听到这事，立即让监察御史刘元瑜弹劾苏舜钦和王益柔诽谤周、孔，并犯有大不敬之罪，要求处以极刑。仁宗连夜派宦官逮捕了全部与会者，令开封府严加审讯。后经韩琦等反对，才从轻发落，苏舜钦永不叙用，其他人受降官处分。王拱辰高兴得声称：“被我一网打尽了！”
十一月，仁宗颁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不点名的批评有人“阴招贿赂，阳托荐贤”。范仲淹一见到诏书，就上表自求罢政。庆历五年正月，仁宗免去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让他出知邠州，富弼也同时罢政，出知郓州。二十天后，杜衍罢相，指责他“颇彰朋比之风”，把他视为新政朋党的总后台。韩琦上书指出不应轻易罢黜富弼，三月，他也被仁宗罢去了枢密副使之职。至此，新政派被悉数赶出了朝廷。在此前后，新政所退行的部分改革措施几乎全部废罢。
宋代后来的学者批评仁宗对庆历新政“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并对其原因大惑不解。实际上，仁宗当初锐意改革是出于应付庆历初年内政外患的需要。到庆历四五年间，宋夏和议已成定局，京东西的兵民骚乱也已经平息，宋朝统治不仅解决了燃眉之急，还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而改革派公然不避朋党之嫌，迫使仁宗把消除朋党之争的棘手局面放在首位，既然小人结党而不承认，那就只有把不避结党之嫌的君子逐出朝廷。欧阳修乃至范仲淹这些君子们，在朋党问题上的见解从道理上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政治斗争并不一定是道理之争，因而他们最后只能被小人欺之以方，被仁宗敬而远之。
细说宋朝31：宋仁宗与他的名臣们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宋史》本纪说他“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对仁宗朝四十二年治迹的总体评价是：“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这段评价还是相当公允的。尽管有种种外患内政上的问题，但仁宗一朝无论如何还是宋朝的治世，除却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
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他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在历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游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软，对后宫女色也有相当的兴趣。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从不挟愤报复。
有关仁宗仁慈宽厚的遗闻轶事特别多，虽不无箭垛效应，但也折射了历史的光影。有一天早晨，他对近臣说起昨天夜里失眠腹饥，想吃烧羊肉，近臣问他为什么不降旨取索，他回答说：“宫禁每有取索，外间便为定制。我怕自此以后每夜都要宰羊，杀生害物。”
大臣王德用进献佳丽送入后宫，谏官王素极论此事，仁宗对他说：“你是王旦之子，我是真宗之子，与他人不同，自是世交。德用确有其事，她们在朕左右，也很亲近，且留之如何？”王素说：“我欲所论，正是亲近！”仁宗有所感悟，命近侍赐德用所进之女各钱三百贯即令出宫，当即报来。王素表示：只要采纳进谏，不必如此紧急。仁宗说：“朕虽为帝王，但人情相同。倘若见她们眼泪鼻涕的不愿出宫，恐怕也就不忍心赶她们了。你就在这里等回报吧。”不久，内侍来报“事已了当”。
君主制是家长制的放大。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下，毕竟是才俊如云；但有时，在一个平易而宽厚的家长下，子弟倒也颇有出息。仁宗朝人才之盛，似属后者。在他的治下，不仅台谏官，即便其他官员和士大夫，也都能畅所欲言，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
有一件轶闻最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尤恶深文”，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诗是完全可视为反诗的，知府囚械了此人，上报了此事，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可给他一个远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做做。”不必究诘这事的准确度，即便是附会，也真实反映了仁宗的为政风格。这种仁恕宽容对“忠厚之政”的风气，对人才的作育培养，都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说到仁宗朝人才，在宋朝历史上真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政治上被称为名臣的就有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陈尧佐、韩亿、杜衍、庞籍、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余靖、胡宿、田况、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王德用等；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赵槩、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挕⒙阑濉⒎墩颉⒃痢⑼醢彩⑺韭砉狻⒙拦⒙拦觥⒙来蠓馈⒙阑萸洹⒃肌⒄聬⒑⒑⒑已濉⒏狄⒂帷⑴砣觏隆⒎洞咳省⒎洞坷瘛⒘踔俊⑼跹役诺纫淮笈瞬牛导噬弦捕际侨首谝怀傻摹Ｎ难б帐跎嫌姓畔取⒘馈㈥淌狻⑺吴浴⑺纹睢⒁ā⒚芬⒊肌⑺账辞铡⑺珍⑴费粜蓿ㄒ陨衔难В臻⒒仆ゼ峒嫔檬榉ǎ⒉滔澹ㄊ榉ǎ⒀辔墓蟆⑽渥谠⑿淼滥⒄圆⒁自⑽耐⒐酢⑼踮罚ㄒ陨匣婊┑取Ｋ枷胙跎嫌兴飱＇、刘敞（以上经学）、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以上哲学）、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吕大临（以上理学）、宋敏求、范祖禹、刘恕、刘攽（以上史学）等。科学技术上有王惟一、钱乙、燕肃、毕昇、沈括、贾宪、苏颂等。正如苏轼所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而明代李贽更认为：仁宗一朝，“鉅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这里只就政治人才略说起荤荤大者。
第一个是范仲淹。南宋人以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元朝人说他“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宋代是士大夫自觉意识最高涨的时代，一种崭新的政治面貌已经浮现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要说有宋儒气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则开出来的，故而朱熹说“本朝为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文正是仲淹的谥号）。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他对后人影响深远，完全当得起他在《严先生祠堂记》里所推崇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在《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是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李贽对他的人格精神评价最高，甚至以为“宋亡，范公不亡也”。
欧阳修说范仲淹事上待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当礼官请仁宗率百官为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献寿时，他认为这是“亏君体、损主威”，上书明确反对，太后不悦，命宰执讨论，晏殊把他叫来，怒责他轻率坏事。虽说晏殊于他有推荐之恩，但他却坚定地说：“真没想到因直言正论而开罪于你。但倘若以为我疏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而今而后就不知所守了！”晏殊惭愧的无以应对。
范仲淹曾与吕夷简议论人物，吕声称阅人很多，却没见过节行之人，范说：“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无怪乎节行之士不来。”范、吕人格高下，顿时立判。
范仲淹一贯主张，“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他曾就废后和用人问题，多次激烈抨击吕夷简。宋夏战争爆发后，吕夷简再次入相，推荐范仲淹经略西事，仲淹深知倘若没有夷简在朝支持，边事将“无以成功”，便主动修书消解旧日龃龉，说过去以公事冒犯，不意仍如此奖拔。为了公事，两位名臣尽释前嫌。
在对待西夏问题上，范仲淹主张防御，韩琦主张进攻，朝廷一开始接受韩琦意见，尽管事实不久就证明防御比进攻更有效，但仲淹却毫无芥蒂，与韩琦不但交厚，而且言深。新政失败，仲淹对比他年轻的韩琦更是期待殷殷，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到宰执大任上来，展示了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襟怀和人格魅力。
范仲淹自奉节俭，妻子衣食，仅能温饱，却轻财好施。他的宗族多聚居苏州，他在苏州近郊购置良田数千亩，作为义田，设立义庄，赡养饥寒贫苦的族人，每日米一升，每年布一匹，学试嫁娶病医丧葬都有赡给。范氏义庄对宋代以后的义田、义庄、义学做出了示范，加强宗族制度下人际关系的亲和力。
再说富弼。司马光称赞他“温良宽厚，凡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正色慷慨，莫之能屈”。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瞅准宋夏交战之际，乘火打劫挑起边界争端，派遣使者向宋索要所谓关南之地。宋朝正被西夏折腾得焦头烂额，更担心与辽朝激化矛盾，落得腹背受敌的境地，想遣使赴辽，被选者都因恐辽症推诿不行。吕夷简一直对富弼不满，便让他出使。好友欧阳修引用唐朝颜真卿出使见李希烈而被害的故事，希望富弼不要去，他置之不理，临行对仁宗说：“主忧臣辱，我不敢贪生怕死！”
这年四月，富弼出使辽朝。辽兴宗仍以武力相威胁，声称“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富弼针锋相对的指出：“北朝难道忘了真宗大德吗？澶渊之役，真宗若听诸将建议，北兵就不会安然北返。现在北朝要打，能保必胜吗？即便取胜，掳掠所得，归于臣下，还是归于人主？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却是一无所获。”辽兴宗被说得不住点头，但仍要争回祖宗的故地，富弼争辩说：“晋高祖割地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都是前朝旧事。如要各复旧疆，恐怕对北朝不利。”至此，辽方在富弼还击下，已完全理屈词穷，只能进入议增岁币的实质性谈判。
七月，富弼带着宋朝的国书与仁宗的口谕再次使辽。辽朝要求宋朝在所增岁币的名称上，改称为“献”或“纳”。富弼据理力争：“宋辽乃兄弟之国，宋帝为兄，辽帝为弟，岂有以兄献弟之理！”辽兴宗无法折服富弼，派刘六符使宋再议。富弼回朝奏明他在辽廷已拒绝献纳之说，对方已知理屈，万勿答应其无理要求。但仁宗与吕夷简急于讲和以摆脱困境，在增岁币银绢十万两匹的同时，仍允许以“纳”为名，自折了锐气。富弼再次使辽，一次女儿死亡，一次儿子出生，都毅然不顾，慨然登程，显示了公而忘私的感人襟怀。他在宋朝明显不利的情势下，不辱使命，在对辽外交上展现了卓越才能，次年就迁为枢密副使。其后，他在任宗至和二年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两度入相，与韩琦同为三朝重臣。
文彦博早在庆历七年（1047年）就位至参知政事，年仅四十二岁。这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