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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业出战以后，王侁派人登高瞭望，不见契丹队伍，误认为敌人败走，欲争战功，便领兵离开谷口，沿马邑川行进二十里，后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了。作为久经争战的主帅，潘美完全知道撤离防地的严重后果，却听之任之，不加阻拦，他确实有妒功嫉能、坐视其死的责任。
杨业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前来，佯败退兵至狼牙村，辽将萧挞凛率伏兵从四处杀来，宋军大溃。这时杨业麾下还有百余人，他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以突围还报天子。”众人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肯离去。
杨业且战且退，从日中战至日暮，转战到陈家谷口，见空无一人，抚胸大哭。他身上已受伤数十处，仍率帐下勇士力战，手刃敌兵数百人，转入深林，被射中坐骑，坠马被俘。
耶律斜轸责问：“你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有何面目相见！”杨业叹息说：“主上期望我抗敌捍边，不料反为奸臣所迫，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于是三日不食而死，首级被送往辽朝。他的儿子延玉也死于陈家谷之战中，将士无一生还。
杨业所说的“为奸臣所迫”，所指为谁是不言而喻的。他与部下全部壮烈战死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愤叹。迫于舆论，太宗将王侁除名配金州，而潘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实际上，潘美、王侁之所以有恃无恐的诬陷乃至迫害杨业，正是太宗“行不测之威福以固天位”的统治政策的必然产物。
然而，人民自有他们的好恶标准，杨业的威名和节操赢得了宋辽两国人民的崇敬。至迟在宋仁宗中期，辽朝在古北口为杨业建立了杨无敌庙。而关于杨家将的传说，仁宗时期也已经在民间流传开了。皇祐三年（1051年），欧阳修就说其“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杨业的儿子见诸史籍记载的有七人，戏曲小说中倒与此相符。七人之中，除延玉战死，其他六人依次为延朗、延浦、延训、延壤、延贵和延彬。《宋史·杨延昭传》说得明明白白，“延昭本名延朗”，这是真宗时为避所谓圣祖赵玄朗的讳。但后来的戏曲小说却误作两人，还以为延昭排行第四，延朗排行第六。尽管《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和《东都事略》都说契丹忌惮延朗，“目为杨六郎”，但据学者考证，他却不是杨业的第六子。因为在这些史书记载朝廷为杨业诸子加官时，都是延朗领头。按照当时赠官长幼有序的原则，又由于战死的延玉排行不清楚，不能排除延玉是长子的可能，但延朗不是杨业的长子就是次子。但为什么史书又称延朗为六郎呢？比较和情合理的说法认为，六郎是延朗在同一先祖的兄弟中的大排行，宋人以长称幼或平辈相称时，这一习惯颇为盛行，而契丹因屡为其败，便也以宋军盛传之称相呼，后人不察，遂以为他是杨业的第六子。
杨业诸子，就数延朗的事迹最为详细，《宋史》有他的传。杨业生前认为“此儿类我”，每次大仗都带在身边。雍熙北伐时，他担任先锋攻打朔州和应州，流矢中臂仍奋战不止。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他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驻兵遂城（今河北徐水西）。辽承天太后率大军南下猛攻，遂城危在旦夕。时当十月，北方已天寒地冻，他命令士兵汲水浇灌外侧城墙，一夜之间凝为冰城。契丹兵见滑溜溜的无法攻城，只得退兵。延朗乘机出击，截获许多武器。
澶渊之盟时，他向真宗建议，趁契丹去国千里、人马俱乏之际，部署驻军，扼其要道，不仅屯驻在澶渊的敌军可以歼灭，幽、易诸州也可袭取。被契丹骑兵吓破胆的真宗不同意这一建议，延朗就自己率兵“抵辽境，破古城”，斩获颇多。真宗听说，立即派人前往监视他的行动，不许他闯下乱子。他终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死在高阳关副都部署的任上，享年五十七岁。
延朗的儿子杨文广，《宋史》也有传。小说戏曲里说文广是宗宝之子，在延朗与文广之间加了一代，与史无据，史书里也没有宗宝其人。文广曾任秦凤路副都总管，筑筚篥城，长期抗击过西夏。熙宁七年（1074年），辽朝遣使与宋争代州地界，文广献上了攻取幽燕的计划，但不久就去世了。在抗击契丹的问题上，他是继承祖、父遗志的。
至于戏曲小说中所说杨业之妻是佘太君，文广之母是穆桂英，都与史无据。佘太君最早见于元代杂剧，到清代方志和笔记里，才出现杨业娶折德扆之女，而佘太君是折太君音讹的说法。宋初武将中却有折德扆其人，但这些方志和笔记颇有倒果为因的作派，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宋代史籍和碑刻还不能验证这一说法。
杨业父子的事迹虽然在仁宗以后已流传在里儿野竖之口，但通过文艺方式广为传播似在宋室南渡以后。对杨家将故事进行全面考证的余嘉锡推断：“今流俗之所传说，比起于南渡之后。时经丧败，民不聊生，恨金人之侵扰，痛国耻之不复，追惟靖康之祸，始于徽宗之约金攻辽，开门揖盗。因念当太宗之时，国家强盛，倘能重用杨无敌以取燕云，则女真蕞尔小夷，远隔塞外，何敢侵凌上国。由是讴歌思慕，播在人口，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遂盛传于民间。”
宋代市民文艺的兴起，也为杨家将传说的不胫而走提供了载体，在已知宋代话本中就有《杨令公》和《五郎为僧》等名目。宋元易代，又是中原国家输给了北方游牧国家，几乎是宋辽、宋金关系的翻版，于是杂剧扮演杨家将题材，也成为当时民族感情的一种寄托。不说已经亡佚的，现存元杂剧中，《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昊天塔孟良盗骨殖》和《八大王开诏救忠》都是演述杨家将故事的。《谢金吾》有一段唱词道：
他他他也则为俺赵社稷，
甘心儿撞倒在李陵碑，
便死也不将他名节毁。
他也曾斩将夺旗，耀武扬威，
普天下哪一个不识得他是杨无敌！
谁听了都会热血沸腾、胆气贲张的，不过撞到李陵碑只是艺术夸张，于史也是无据的。
细说宋朝16：太平兴国
中国皇帝的年号是大有讲究的，这里难以细说，但宋代许多年号，实际上可以看成是这个皇帝在这一时期的施政纲领。宋太宗即位当年，就迫不及待的把太祖开宝年号改为太平兴国，就有发表施政演说的味道。完成统一，收复燕云，是太平兴国的武功方面，可谓是成败参半，这里再说说其文治的内容。
先说科举取士。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唐，宋承唐制，但也有不少完善和改革。太宗在这一方面的重要举措，就是大开科举之门。他说是“欲博求俊乂”，“为政治之具”，也夹杂着迫不及待的培养“天子门生”的私心。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是太宗即位以后的第一次开科，即所谓的龙飞榜，共取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二百零七人，特奏名一百九十一人。这一榜的进士受到特别的礼遇，据说是因为张齐贤的缘故。有记载说，太祖晚年去洛阳，洛阳人张齐贤献下北汉、富民等十策，太祖召见他，称赞他有四策不错，他坚持说十策都可行，太祖一怒之下命卫士将其拽出。回来后对其弟光义说：“我这次到西京，只得到一个张齐贤，留给你取他自辅吧。”而此时张齐贤虽中了龙飞榜，排名却在数十名以后，为了起用齐贤，太宗干脆大部分录用了。这个故事旨在说明太祖在生前就决定传位给太宗，即便不是子虚乌有，也很可能经过太宗的加工和改造。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有龙虎榜之称，李沆、王旦、寇准和张咏都是这榜取中的，都是北宋前期第一流人才。这榜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官也有举进士赴殿试的，说明科举的市场价与含金量在攀升，好比现在做了处长还要拿博士一样。从太平兴国八年开始，及第进士赐宴琼林苑成为一种定制，这也是为了提高进士的身价和地位。
雍熙二年（985年）的礼部贡举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首次实行试官亲戚别试制度，即另设考场，另派考官，这一回避法后来也推广到乡试中。二是进士唱名赐第制度由这科开始，这也是曾强进士自豪感的有力手段，以至后来韩琦敢对名将狄青蔑视地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尹洙更是说：即便是统兵数十万，恢复幽燕，奏凯太庙，也比不上状元及第那么荣耀。
端拱元年（988年）贡举确立了贡院制度，以后省试都基本遵行。制度规定：省试前，由御史台派一名官员监门，在都堂帘外设立桌案，唱名给每个应试士子印试纸。阅卷合格，录进士试卷供皇帝审阅，诸科则只录姓名。皇帝御定以后，先各书姓名分散报捷，次日再放榜唱名。向皇帝谢恩以后赴国子监谒见孔子像，接着在琼林苑举行两天闻喜宴，首日宴进士，次日宴诸科，都算是皇帝赐宴。宴罢及第者题名刻石于贡院，再由状元牵头，召集同科举人择日聚会，称为期集，列叙姓名、乡贯、三代，叙同年关系。然后登科之人赴吏部试判三道，称为关试，作为吏部选官时的参考。
淳化三年（992年）是太宗朝最后一次开科，也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对主考官实行锁院制度，即考官在奉诏知贡举时当场就入贡院，与外界隔绝往来，使其不能预先接受请托贿赂。二是殿试时首次实行糊名考校法，即把举子的姓名籍贯糊去，防止徇私舞弊，这一制度后来也推广到科举制的各种考试中（真宗朝还实行试卷誊录，只把试卷的抄件交考官评阅，使其无法辨认考生字迹）。
纵观太宗朝的科举，有两大特点，即取士多，提升快。取士多当然是与太祖朝相比。太祖朝几乎年年开科，共取士十五榜，取进士最多一榜是开宝八年的三十一人，最少一榜是乾德四年仅六人；十五榜共取进士一百八十八人，平均每榜仅取十三人不到；倘把诸科和特奏名的二百六十七人也计算在内，每榜也仅取三十人略强。太宗朝开科八次，取进士最多一榜是淳化三年达三百五十三人，最少一榜是太平兴国三年也有七十四人；八榜共取进士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平均每榜竟达约一百八十六人，是太祖朝的十四倍；倘把诸科和特奏名的四千四百零六人也计算在内，每榜取士多达七百三十五人，将近太祖朝的二十四倍。太祖开科从开国到去世共计十七年，平均每年取士约十七人，其中进士十一人。太宗从即位次年开科取士，淳化三年以后就不再开科场，年代跨度为十六年，平均每年取士约达三百六十八人，其中进士九十二人，分别是太祖时代的二十一倍和八倍。太宗朝人才当然不会一下子比太祖朝十倍二十倍的涌现出来，这完全是太宗政策导向的结果。
再看提升快。唐代进士往往并不立即兑现官职，而宋代只要一举进士就直接授以京官。在以后升迁中，宋代特别讲究所谓资格出身，中过进士的称为“有出身”，出自荫补的叫做“无出身”，科举、荫补以外途径入仕的则是“杂出身”，而进士出身是最受优待的。太宗即位次年开科取中的进士，七年以后吕蒙正和张齐贤已位至执政，十二年后吕蒙正已担任宰相。据统计，太宗朝的进士中，有十八人在本朝已位居宰执。难怪宋人有“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的说法，凤凰池指宰相府。也就是说，到太宗后期，太宗通过大开科举之门，已经使由自己录取的士人，占据了从中枢机构到州县幕职的大小官位，从而宣告了宋朝文官统治的真正确立。
接着来说文官统治。太宗对文官统治是倾力扶植的，在雍熙北伐失败以后，更是片面强调文治，走向另一极端。除了通过扩大科举，培育文官人选外，太宗还采取了相关措施。
其一，身为表率，好书重文。他曾指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政。”他自称每天退朝，“不废观书”。他请国子博士李觉张幕设座，为自己与中央大员讲解《周易》，听后大说“足为鉴戒”。太宗还力劝武臣读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对枢密使王显说：“今掌枢机，无暇读书，读此可免面墙。”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文臣向学，武将也读起书来。一天辞朝，不识一字的党进忽然对太宗说：“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左右莫名其妙，他说：“我见措大们掉书袋，我也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
其二，文臣统兵，以文制武。太祖虽用文臣知州，但边境州郡一般仍用武将。太宗以为武臣不知政事，开始兼用文臣。他让进士出身的柳开出知宁边军（治今河北蠡县），并历长边州；同时把一批文臣调到军中任职，以致宋人后来把文臣领兵管辖边郡称为“至道故事”。淳化五年，又名文臣、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陕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其后文臣出任安抚使、经略安抚使或兼任驻泊一方的马步军都总管督帅武将渐成惯例。宿将曹翰曾在太宗面前赋诗道：“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家贫卖刀只是说说而已，却表达了武将对权力地位日渐下降的满腹牢骚。
其三，官职差遣，成为制度。太宗先后设立了差遣院、三班院等专门任命差遣的机构，标志着宋初以来官、职、差遣分离现象渐成制度。宋代的“官”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也称寄禄官；“差遣”才是实职，也称职事官，往往带有知、直、判、权、提点、提举等前置动词；“职”指馆职和贴职，馆职即馆阁之职，贴职指职事官不任馆阁实务而监领馆阁之职，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名衔，完全用来礼遇文官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宋史》本传说包拯以龙图阁直学士，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这里的龙图阁直学士是贴职，权知开封府才是差遣，右司郎中是寄禄官，指可以享受这一级别的俸禄。官职差遣分离制度的推行，其积极作用是使整个文官系统更加灵活适用，负面影响则是冗官问题的日渐严重。
其四，词臣宰执，重用文官。词臣指为皇帝起草内制的翰林学士和起草外制的加知制诰，太宗简选时尤其注意德行与文学并重。当时有一种说法：朝廷任命一制诰，好比一佛出世。而太宗则表示，翰林学士之职亲近贵重，他恨不得自己来干。太宗一朝执政中，有七人是从翰林学士升任的，词臣成为最优先考虑的宰执人选。再看太宗朝宰执的构成，宰相九人，全部是文官，有出身者六人；正副枢密使三十五人，文官出身的有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六十；参知政事十八人，全部是文官。一个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官政府，正是在太宗朝正式形成的。
最后说说文化工程。没有文化大工程的衬托，太平盛世总显得气象不足。明代永乐和乾隆修大典与全书那样的用心，宋太宗早着先鞭了。太宗朝文化大工程主要有三项。
其一，搜访图书，组织校勘。太平兴国九年，太宗命令三馆将现存藏书与唐代《开元四部书目》进行核对，将阙目公布中外，凡献书三百卷以上者，酌情授官或另行安排。至道元年（995年），太宗又专程派人前往江南、两浙购求图书。这类诏书与措施，在太宗一朝并不少见。在访寻图书的同时，太宗还组织学者校勘典籍。太宗朝官方组织校勘的典籍主要是历代重要的正史、字书和医书。官方组织传世典籍的校勘，成为宋代的一种传统，对文化的传承是有好处的。
其二，健全馆阁，养育人才。宋太祖时以昭文馆、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