⒌鞫耸易�500余人东援。沉重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山区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1940年，华北日军虽然已把冀中列为本年度“讨伐重点地区”，但由于百团大战的打击，日军未能达到目的。
相反，冀中部队倒主动发起了三次攻势（百团大战、任河大和冬季攻势）。故而吕正操在谈到1940年的形势时，说：“1940年，敌人不断增兵，回师敌后。这一年，敌人对冀中进行了春、秋两次大‘扫荡’，但由于我军民密切配合作战，及时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当时的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
正因为“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冀中才有可能在这一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丰收。吕正操将军回忆说：“1940年的麦收，是抗战以来最好的麦收。”“1940年，冀中开展了全面建设政权、建党、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工作。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实行‘双十纲领’，建设‘三三制’政权等等，还有整党、党员登记，这些工作都搞得扎扎实实。全面加强和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这时，冀中已经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国民党再没站脚之地。”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说，这一年，对冀中来说，是抗战以来空前的胜利的一年。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指出：“假如说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是以反‘扫荡’的胜利打破敌之确保占领地的企图的话，那么，这半年多，则是以主动的出击，严重打碎敌人‘迅速肃清平原’之计划。我们的力量，不但未被敌人摧毁，而是恰恰在紧张残酷的锻炼中，更显著的提高了。这就使得敌人不得不全部的来检查和考虑它过去对冀中区的一切方针与方法，而实行迫不得已的转换。”
相反，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一年，是十分痛苦难熬的一年。1940年，日伪军在冀中的兵力大约是40000左右。据这年7月的调查，其中日军17923人，伪军21080人。日军人数与1939年大体持平，伪军人数则有较大增长。全区据点约540个，“这些据点的分布，以十分区为最密，共有204个，占全冀中据点38％。”据点总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63个。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
◇风水轮流转，如果说，1940年，是八路军十分得意的一年的话，1941年就倒过来了。“1941年是华北日本侵略军十分得意的一年。”
当年在华北前线的将帅们，都谈到1941年是个转折点：如当年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指出：“从1941年开始，晋察冀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
吕正操将军也说，这一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遭到了空前严重的困难”。程子华则指出：“今年（1941年）春季以来，敌人采取许多新的花样来‘扫荡’冀中”。
我们在冀中腹地深、武、饶、安一带采访时，当地的老人们也都说1941年是个“坎”：“37年日本人是打这过路，没怎么到乡下来。”
“38年日本人占了县城，可别的地方，还是咱们自个地国家。”
“39年光记得闹水了，日本人也没怎么来。”
“40年日本人倒是来得勤了，可咱们不是来了个 ‘百团大战’吗？把小日本给顶住了。”
1941年，在冀中秋季反“扫荡”中制订作战计划，
左一为程子华，左四为吕正操■彭德怀吼道：“我有罪，我的罪就是消灭了二万多日本兵”
1940年百团大战，消灭日军20000多人，刚刚打出一片晴朗的天空，怎么一下子又乌云密布了呢？八路军的将帅们对此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作了解释。聂荣臻从全国抗战形势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斗争形势的变化，是同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密切联系着的。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华北的百团大战，更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从而把进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的确令日本人震惊。
日本政府的“要人”们震惊了。1941年1月，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贵族院、众议院的军事报告中曾说：“昭和15年度（1940年）敌人迄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是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日军在侵华之初，虽也在平型关等地连连吃过八路军的苦头，但总以为八路军不过三万之众，掀不起多大的浪来。随着八路军抗日活动的发展，日军的认识也逐步升级，1938年、1939年在日军文件中已屡屡提到“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一些所谓日方“有识之士”也频频指出要重视共产军。但这些意见，见诸文字的多，落实行动的少。在第一线与八路军交手的军官重视得多，后方的“大员”、“要人”们重视得少。
而经过百团大战的教训，日本朝野都看到了八路军不是区区三万之众，而是三十万甚至更多，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要论抗日，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也抵不上一支八路军。
1940年9月下旬，八路军攻克日军据点后欢呼胜利
日军华北派遣军的将领们震惊了。日方文献声称，“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从此以后，对共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并使治安肃正工作得到彻底改善。”为此，日华北派遣军一面把过去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上升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并将此列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另一面请求增兵华北。战后日方文献称：“那时候华北的兵力密度，平均1平方公里为037人，每个师团被平均分散配备在约200个地点。方面军以此次百团大战为契机，强烈要求总军（日中国派遣军总部）增加兵力。”
此前，华北派遣军虽也多次要求增加兵力，但都没获批准。这一次事情却出乎意料地顺利。日华北派遣军是在1940年12月9日提出“需要给华北增加3个师团，增援华北的时间最少要两年”的请求，1941年2月14日，日中国派遣军即“决定从华中调出不到两个师团的兵力给华北。”具体地说，是日军第11军的第33师团（缺一个步兵联队）和第13军的第17师团。
日军华北派遣军基层的官兵也震惊了。在百团大战前，一般的日军士兵虽说也很害怕八路军的游击战，但心里并瞧不起这种“不道德”的偷袭战、伏击战。1940年前后在冀鲁边日军长田部队当上等兵的水野靖夫回忆说：在这里我愿附带地说一下，以往关于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在我的头脑里根本没有什么认识，关于他们的性质和本质也是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不同于土匪，是一种所谓的正规军，拥有一定的武器装备。作为日军的常识，也只是知道他们的打法是：敌众我退，敌寡我进，抓住战机，全面出击。即便如此，我们也一直认为，在本质上和其他的马贼、土匪还是没有两样的。
“所谓的正规军”，可见那时在日本兵眼中，八路军不过是打着正规军的牌子，却是“马贼”、“土匪”的打法，“百团大战”后，日本兵才知道八路军不仅能打游击战，也能打正规战，且士气高涨、战术灵活，作风顽强，比国民党军要强百倍，心中惧怕与日俱增。冀中作家刘流创作的小说《烈火金刚》中谈及，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日本兵已是十分害怕八路军，特别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战士，称之为“虎子地”。这是有历史根据的。
总之，确如聂荣臻所指出的，1940年“百团大战”，一方面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一方面也引起日方高度重视，从而进一步把进攻矛头指向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的根据地。结果1941年华北各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如果说打击了敌人，振奋了精神，这是“百团大战”的积极方面的话，那么，暴露了实力，加大了压力，则是“百团大战”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2）
的消极一面了。在1940年，毛泽东大概看“百团大战”积极的一面多些，曾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到了后来，毛泽东大概又看“百团大战”消极一面多了一些。聂荣臻说：毛泽东同志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我们到延安参加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这件事……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一百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彭德怀在前线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人在批斗彭德怀时，非要他承认“百团大战”是一大“罪状”。“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七次！”气得彭德怀一拳擂在桌子上，吼叫道：“我有罪，我的罪就是消灭了二万多日本兵。”
想当年，彭德怀真是置生死于度外。在“百团大战”后期关家垴战斗中，彭德怀曾抵达距敌仅500米处观察敌情。当他足抵壕沿，手持望远镜，仔细观察敌人阵地时，随军记者徐肖冰拍下了这一历史瞬间。不久前，著名作家权延赤曾采访了徐肖冰，徐肖冰说：你再看这幅照片。这是1940年彭总在关家垴指挥战斗。我的快门按下来时，正有两颗子弹从彭老总耳边擦过，可你看他的神态，有一点受惊的样子吗？你看他举着望远镜，一脚蹬在壕边的土块上，你仔细看，看清了吧？土块上有几个弹眼？少说四五个！子弹就往脚底下钻。子弹钻土是噗噗的声音，彭老总却毫不理会，我曾对警卫员说：“太危险了，你们快把他拉下来。”警卫员朝我翻一眼：“找挨骂呀！小心‘著’你！”彭德怀是湖南人，揍你说“著”你。警卫员学得活灵活现。
在我军元帅级将领中，像彭德怀这样跑到距敌500米处的，能有几人？可怎么一下子过去打的那些硬仗、恶仗，都成了罪状了呢？彭德怀对此怎么也想不明白。直至1970年彭德怀写所谓“交待材料”时，仍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恨。他写道：“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了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说百团大战和皖南事变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牵强附会，说百团大战和1941年日本人增兵华北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倒还有些事实根据。用日本人的话说，正是“由于共军大规模的奇袭攻击，导致华北方面军更大规模的反击战，进而发展到消灭共军根据地的作战。”而为此则必须增加兵力。据日方文献记载，“在昭和15年（1940年）底的兵力密度，以华北占据地区的兵力密度为1的话，武汉地区则为9，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35，华南为39。”
而据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第一科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1940年11月28日向东京的汇报：“目前占据的重要地区治安状况，可按蒙疆、长江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顺序排列，华北为最差。”“最差”的地方兵力反倒最少。1940年，华北日军仅9个师团及12个旅团，共25万人。且分布在数百上千个据点中，师团长在多数情况下，只掌握一个大队的预备兵力。当年日华北派遣军曾愤愤不平地提到：“华北是解决事变的重点方面，而兵力密度最小，是奇怪的现象。”日本方面的资料声称，“当时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按110师团的平均驻兵密度计算，大致在42078平方公里约驻一个师团，568平方公里约驻步兵一个中队。”42078平方公里是多大呢？今天北京市区加郊区县，不过17800平方公里。就是说，在差不多二个半北京这么大一块地方，才驻有一个师团的日本兵。568平方公里是多大呢？杭州市市区面积，不过430平方公里，就是说，在比杭州市区还大130多平方公里这么大一块地盘，才驻有100多个日本兵。而“到1941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已增至3个军团，1个直辖兵团，11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共325万余人，占侵华日军总数40％以上。”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大大增强了。这样一来，华北各根据地所承受的压力自然增大了。
■“最终目标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向我方”
彭德怀认为1941年困难局面的出现，与在这一年新上任的日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1945年2月，彭德怀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谈及冈村宁次时，曾记忆犹新地说：他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斗争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K（国民党）特大肆活动。人民中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落后的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3）
其实，也不好说冈村宁次搞的这些“名堂”，“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像什么“三光”政策、“囚笼政策”、“治安强化”、“蚕食”等，都是在冈村宁次来前就已出现。冈村宁次不过是总结了前任的经验教训，并把这一套东西加以发展，且执行起来更坚决、更细致罢了。同样的政策，由不同的人实施，会出现很不相同的结局。这一点，过去和现在并无什么两样。
比如说，“囚笼政策”，就不是冈村宁次首先提出来的，而是他的前任，1939年9月始任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多田骏提出来的。而多田骏又是从他的前任杉山元的“点线”封锁方针得到启发，发展而来的。所谓“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从而构成网状“囚笼”，以围困八路军。多田骏上任后，就开始搞这套把戏，一时间给华北抗日军民带来很大困难，在便于敌人分割封锁的冀中平原地区，闹得尤其厉害。1939年12月，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专门打电报给八路军总部，以焦虑的心情向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汇报说：“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其修法：“一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城、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五尺，两旁沟深八尺到一丈，沟底宽六尺，沟面一丈六，把根据地划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援的孤立的小块，部队也不能转移，便于敌逐次分区搜剿。第二种修法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筑，安国县已完成三层，敌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出入其圈内。”程子华、孙志远十分急迫地说：“绝不能让敌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
公路高出地面，便于敌人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公路圈圈相连，环环相套，便于敌人实施机动往返运动。本来，敌人高度分散兵力，大力发展据点，这里驻几百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