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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是玄事，那就是说，最终还算万幸，没有出事。可在许多情况下，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藁无县三区一位抗日干部蒲小偏，被敌人抓去后严刑拷打，1942年12月27日，日本人把四肢伤残、血肉模糊的蒲小偏用马车拉到赵户营村东头，四周架上机枪，几个骑兵围着乱转，中间圈着三四百被日本人赶来的百姓。百姓们都认识蒲小偏，看到年仅24岁，从小干农活，一副好身板的蒲小偏被打成这个样子，都难过地低下头。一个汉奸过来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吸锅烟再说。”蒲小偏毫无惧色，一边吸烟袋锅，一边大骂。日本人气极了，先剁去了他的双脚、双手，又剁去他的四肢。接着又强迫老百姓每人用红缨枪刺一枪。蒲小偏大骂敌人，并用目光示意一位干部刺死他。这位干部忍着悲痛，咬紧牙关，“噗”地一枪，受尽残害的蒲小偏才死去。在场的百姓泣不成声，日本人也没趣地又叫嚷了一通，滚蛋了。日本人一走，百姓们扑过去收拾着蒲小偏被剁成七八块的遗体，无不痛哭失声。齐岩老人是这样叙述那段岁月的：“我们白天隐蔽，晚上出来活动，开会研究工作，或找村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工作完了，还要转移到另外堡垒户家或到别的村去。在最残酷时，每晚集合听到的不是某某同志被捕了，就是某某同志牺牲了。”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8）
有的老人说，那段日子，真是“阴森岁月，度日如年”。有的老人却说，当时也不觉得苦，反正横下一条心，大不了是个死。大概是各人的体验、个性不同吧。不过共同的一点是，谁也不愿过这样的日子，都盼着早日熬出来，盼着能到没有太阳旗的地方去。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1）
◇一位旅美女作家，曾写过一部在国内也颇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反映了大陆一些人出国去美国的骚动和热望。一次采访时，我们曾随意问过一位冀中的老人：
问：您看过一部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吗？答：看过。（笑）如今的年青人，一说去美国，就跟我们当年奔延安，从“五一”大“扫荡”后的冀中去路西根据地一样。
去往路西的路程是难忘的，又是充满艰辛的。当时到路西去有两种方式，一是组织上通过收容，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走；二是自己单独走。过路的方向，一是从北边白洋淀走，转到平西（北平以西）去；二是在新乐等处过路。
每个人到路西去的过程，都是一个出生入死的故事。
■大树刘庄——大马庄——议庄“五一”大“扫荡”后，许多部门组织了收容队，悄悄在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冀中各地收容失散的干部、战士，然后视情况，组织他们一批批分头到路西去。
冀中军区火线剧社也组织了收容队，就驻在离河间县城八里地的八里堡村一带。火线剧社的李惠老人回忆说：“一天，火线剧社的社长苏路同志来，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军区政委程子华同志电令九分区政委魏洪亮同志，将火线剧社的同志们集中起来，派队伍护送到平汉路西，以便担负新的任务。苏路同志说：‘我已设法通知所有能找到的剧社同志，今天都到这里集合，’顿时大家活跃起来，奔走相告，心中有抑制不住的喜悦。到傍晚时分，陆续集中了四十来位同志，见面后来不及谈论别的，首先讨论行动计划。就在郭家村郭鹏举家一间房子里，炕上炕下都坐满了人，不能点灯，在黑暗里大家热烈讨论起来，先由苏社长谈了打算，‘明早魏洪亮政委到达蠡县军庄，约我们明天八点以后到军庄找他联系，看他有什么指示。现在需要派个同志即刻出发。’苏路同志话音刚落，好几个同志争着要去，最后还是决定由我去取得联系。”
李惠回忆说，从河间郭家村到蠡县军庄，打一个来回要120里，所以他即刻出发，大伙都眼巴巴地等着好消息呢，一路猛走，几次遇险。他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夜，”他写道：
我一路上飞奔前进，一口气就跑了二十多里地，忽然，雷闪交加下起雨来，把我浇了个落汤鸡，而且，因找不到北斗星而迷失方向了，只好到村里去找向导。夜深人静，不了解村里有无敌人，敲了好几家的门也无动静，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见远处有微光闪闪的灯火，我跑过去悄声叫“老乡”，连叫数声不答应，走近一看，旁边躺着一个人，上去用手一摸，原来是一具冰冷的死尸，我立即出了一身冷汗，三步并作两步跑开了，到了村外才停下脚步。眼前好几条路究竟走哪一条呢？万一走错了路，误了大事岂不糟糕！我想了想，还得决心去找向导。我在村边找了一家，用最大的耐心敲起门来，敲敲，停停，约摸有半个钟头，忽听墙头有人悄声问道：“你是哪边的？”“老乡，我是八路军，咱们这边的呗！”“我在墙上瞅了你半天，看你不像那边的”，说着他给我开了门，告诉我说：“敌人特务经常化装成八路军，半夜三更来叫门，我们上了好几回当了，所以不能冒冒失失开门。”我请老乡给我带路，老乡二话没说就领我走了十多里地，然后告诉我：“从这边往西顺大道再经过三四个村庄就是军庄。”我连声道谢，辞了老乡，又踏上了旅途。一路上尽是高低不平的水洼，深一脚浅一脚，不知摔了多少个跟斗，约摸走了二十来里地。过了三个村，似乎应当是军庄了，我顺着村中的大道蹒跚前进，忽然看见旁边有个大门开着，心想这倒不错，不用叫就开了，我且进去看看。进了大门，只见横躺竖卧睡了一院子人，四处鼾声大作。我往身边仔细一看，一个皇协军正坐在那里抱着步枪在打盹呢，我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紧退出门来撒腿就跑，一气跑了足有十几里地，又到了一个村庄，脚步才慢下来。究竟哪是军庄呢？刚才那个村敌人正集中民工修炮楼，不像是军庄，这个村是不是呢？一旁又一处门开着，有上次教训这次不敢贸然进去了，我贴着墙根偷眼向里张望，哈哈，我顿时心花开放，我认出了这个地方，一年前我们和42地区队在这里赛过球，那就是那个篮球场。没有错，这就是军庄。
夜晚去叫老乡是困难和危险的，于是我退出村来找了一块苇地想先休息一下，找到了军庄，心里踏实多了，在一块草地上一躺，立刻酣睡过去。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到村里找到村干部说明来意，干部回答说：“昨天晚上魏政委已经走了，告诉说如有人来联系，就到白洋淀去，去后到大马庄打听即可。”我听后如获至宝，吃了早饭，请村干部派人把我送回郭家村，白天的情况容易掌握，一路很顺利，不到傍晚就回到目的地。
李惠回到郭家村，说了说情况，大伙上路心切，决定当晚就走。这一天，是1942年的8月13日。
自“五一”大“扫荡”以来，好几个月，大伙一天到晚东躲西藏，成天在刀尖上过日子。今天又在一起夜行军，仿佛又回到了大“扫荡”前安定的岁月。人人心情都很愉快，有人还情不自禁地轻声唱起歌来，几乎忘了是在敌占区行军——已不是昨天的冀中根据地了。一早，到了白洋淀边的大树刘庄。大马庄三面环水，要去大马庄，必须上船走水路。从大树刘庄上船，是最近的一条路。这里属游击区，离敌人据点很近。不能久待。所以进村后，社长苏路立即派人去找船，大伙就在堤上等着，看着堤上的绿树，看着白洋淀的湖水，心里都很高兴，不管怎么说，再有最后一段水路，就到“家”了。一些人蹲在湖边洗脸，小声哼唱着歌曲。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2）
然而，13日似乎真的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正在大伙等着上船时，忽听街上的人像炸了营似的乱嚷乱跑起来。枪声也响了起来，焦脆的枪声一声声就像在耳边一样。派去找船的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嚷道：“敌人从东边进村了，快跑！”这边立刻乱了营，有的跑散了，后来自己去了大马庄，有的被捕，有的则不幸牺牲了。
跑散后自己到了大马庄的高峰回忆说：我们这十七八个人，只有苏社长带着一支小手枪，他又是指挥员，本应都听他指挥，可是，由于大家缺少经验，一听有敌情，都跑散了。有的钻了苇塘，有的跳到水里，有的爬到老乡的房顶上……苏路同志的喊声，大家好像都没有听见。我随着苏社长顺千里堤往西跑去。跑了不远，苏社长和张民同志闪进堤南一个门洞里。他们叫我跟进去，我想：门里是死胡同，不是等叫敌人捉活的吗？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继续顺千里堤向西跑去。“别跑！再跑打死你！妈那个×……”汉奸车子队，边打枪，边骂着追过来。我心想：别咋呼，打死归你，打不死是我的！我和老乡们一起，顺千里堤，一口气跑进高粱地，才算脱开了敌人的追击。敌人烧房的黑烟，笼罩了整个村庄。老乡们在村外远远的站着叹气。我第一次来这个地区。人生地不熟。哪个方向是什么村庄都闹不清楚，只好看哪里有老乡，就凑到哪里去打听。可是，老乡们见我是个陌生人，口音不对，立刻就向我投来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怯生生地溜走了。他们吃够了化装汉奸的苦头，怀疑我也是个化装的汉奸。这在“五一”大“扫荡”后的残酷岁月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大树刘庄南边远离村庄的庄稼地里，我像个失群的孤雁，由这个井台走到那个井台，由高粱地钻进玉米地，再由玉米地钻进高粱地。转来转去，观察村里敌人的动静。从头天下午出发，走了一夜，眼看快到中午了，还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碗饭，肚里叫，口内渴，太阳晒，又不知道同志们在哪里。急得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
下午一点多。在一个有三四棵树的井台上，我和王涛同志相遇，亲人相遇，高兴极了，我们互相交换了各自知道的情况，估摸了大马庄的方向以及大概距离。
村里的枪声停止，烟火虽已熄灭，老乡们还是不敢回家。这里因为有高粱秸子和千里堤上的柳树林挡着，看不清楚村子里的情况，敌人是不是撤走了也搞不清楚。我和王涛同志合计了一下，决定绕道去大马庄。
下午三点多钟，我俩正在芦苇丛中，沿着蜿蜒的小道向前钻行时，大树刘庄周围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由于离我们较远，我们没有理它，继续向大马庄奔去，本来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的路程，由于绕道太远，在苇塘里钻来钻去，太阳快落的时候，才到大马庄。一到大马庄就像到了家，立刻受到分区负责同志的接待和安慰。在亲人面前，我们犹如还乡的游子，含着温暖幸福的泪水，使劲地握着首长和同志们的双手，喉咙里梗着一块东西，说不出一句话来。
不幸被捕的管林同志回忆说：在这突然的袭击下，我们的队伍乱了。敌人很快出现在堤坝上，并把我们的退路切断了。一边是望不到头的湖水，一边是步步逼近的敌人，我们的队伍进退两难。敌人继续向堤坝推进，我们已无路可走，怎么办呢？只得扑通，扑通的跳进水里，向淀中游走，越走水越深，很快就没到胸口了。因为我不会游水，一沉入水中就感到迷迷糊糊，失去记忆了。突然感到有人用手把我托了起来，一看原来是火线剧社的音乐教员张刃先同志。他用手托着我，把我送到一块四面环水，不到几百平米的园子地背坡上。与此同时我发现黄枫（火线剧社的男演员）托着张子舫也来到这块园子地的背坡隐蔽。我们四个人上身伏在斜坡上，下半身泡在水里。密切注视着对面敌情。这时听到敌人正在堤坝上喊叫，他们要下淀搜索，堤坝离我们也不过百十米远。我想：完了。今天很可能遭到不幸。要是自己会游水不就可以脱离险境吗！我恼恨自己偏偏生在一个大家族的封建家庭里，不要说游泳，在家连看别人游泳也会受到干涉。现在怎么办呢？看到张刃先、黄枫同志为了我和张子舫冒着生命危险在陪伴着我们，我实在不忍心，本来他们是完全可以游走的。我向张、黄说：“你们潜水逃走吧，不要为我和老张（子舫）做无谓的牺牲！”
张刃先听后操着广东口音说：“活，活在一块；洗（死）洗（死）在一块！”听了他的话，我被感动的流下了眼泪。只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才可能有这种胜过亲兄弟的阶级友爱。正在这时，忽听一声枪响，见一个人从对面园地沿上跌落下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是新世纪剧社的罗品同志。他倒下了，鲜血染红了白洋淀水。我们心中都感到失去战友的悲痛！我很想让张刃先，黄枫他们离开我们潜水游走，他们不肯。我想只有我和张子舫能给他们创造逃走的条件，他们才会走。于是我便慢慢地向园地面上爬去。可恨的园地上的玉米只长了二尺多高，长得又是那样的稀疏，掩蔽不了我们。我看敌人还未到这块园地上来，正想叫张子舫过来，只听到张子舫悄声地叫我“老管，老管”，我随即答腔：“老张，你过来吧！”于是张子舫和我爬到一块。这时堤坝上的敌人喊闹声和老百姓哭叫声混在一片。我想：我们逃脱是不可能了，我按照反“扫荡”动员时上级布置的精神：“要注意保存实力，不做无谓的牺牲。万一被敌人包围，要借群众掩护，随时准备口供灵活机动地应付敌人。”想到这儿，我就和张子舫商量如何准备口供。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3）
我们刚把口供准备好，就发现面前两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向我们走来。到了跟前，他们站住问道：“你们的，妇救会的干活？”我们回答说：“不是妇救会，我们是老百姓。”之后鬼子便把我们俩用船运上堤岸。临下船时，我突然发现我衣袋里有半支铅笔，心想若被敌人搜出来会带来麻烦，便乘敌人不备，随手将铅笔扔到水中。
我们被鬼子带上了堤坝，敌人又说我们是妇救会的，我们仍坚决否认。鬼子拿起木棒朝着我的肘关节狠狠地打来。当时因心情紧张和对敌人的仇恨，并没有感到十分痛疼。一棒子下去我的肘部立即肿起来。接着鬼子又用穿着大皮靴的脚在张子舫肚子上踩。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怕被敌人奸污。我们是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敌人若是糟蹋，我们就和他们拼，无论如何也不能叫敌人糟蹋。
我们来到堤岸上，突然看见黄枫也被捕了，胳膊上拴了一条手指粗的绳子。我们心中立刻扑通一声，暗想这可糟了！在堤坝上，我们看到同志们的衣服，床单被敌人散乱的抛了满地。还看到张蕊，刘桂两个小女同志，赤着膊坐在堤坝上呕吐。我和张子舫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心中说：“怎么我们剧社这样倒霉！”
日本鬼子把我和张子舫带到用床单盖着一位牺牲者的遗体前，鬼子把床单掀开让我们辨认。当我们认出牺牲者是我们的导演路玲同志时，我的心好像被撕裂了。一条折叠起来的毛巾，捂盖在她的胸口上。显然，她是被敌人用刺刀捅死的。从她的面部遗容，可以想见她被俘后与敌寇搏斗的情景。我们心中万分悲痛，但强忍住泪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