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岂止是这一个女特务，还有货郎担子、小炉匠，捏糖人的，等等，陌生面孔愈来愈多。咱们自己的队伍又纷纷转移。老乡们都有经验了，一看这阵式，都知道日本人要大“扫荡”了。有的老人回忆说：“四月的最后一天，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十分混乱。敌人据点大量增兵，使气氛更加紧张。少部分群众已开始逃难了。”
往哪逃难呢？老乡们也有经验了！往敌人的“爱护村”逃。敌人大“扫荡”时，位于敌占区或近敌区的“爱护村”反倒安全。在这一天冀中乡村的土路上，不像往常那么平静，来来往往，都是人，有携幼扶老逃难的老乡，有全副武装的军人，有飞驰而过的骑兵，还有贼头贼脑的特务……
这一天，在饶阳往安平的土路上，走着两个神色疲倦的男人。他们一个是之光县（今清苑县东半部）的干部窦森瑜，一个是警卫员孟庆善。4月26日，县长董杰不幸被捕。他们两个是专程去找上级领导汇报的。当时谁也说不准分区和地委在哪里，他们俩只好沿着潴龙河南堤，挨村去问，每天走七十多里地。转了几天，总算找到了地委书记吴立人。吴说：“老董被捕，县委已有报告，地委与专署研究，由你任县长。”并要他们去见一见专署赵专员。4月30日这天，他们找到了专员赵介，汇报了之光县的情况和董县长被捕的经过，还吃了一顿红高粱米饭。赵介告诉他们，明天敌人要“扫荡”这一带，分区机关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走。你们过两三天回来再详谈。傍晚，窦、孟两人到了潴龙河北岸，走到博野县一个村庄，刚要进村，见村边插着日本旗，估计村里有敌人，只好又返回河南岸，这会已是半夜光景，两人索性就露宿在一块麦地里。第二天天刚亮，他们一睁眼，就看见四周村子的百姓都往外跑，日本人的骑兵在后头追。“五一”大“扫荡”已经开始了。
进入倒计时（7）
参考文献：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②《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8期、39期、44期、第7期、第2期、第24期、第5期、第2期、第49期、第21期、第50期、第2期、第32期、第35期、第33期、第46期、第46期、第40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
③《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④《帅容回忆录》，1990年油印本。
⑤《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⑥《历史的记忆》，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⑦《冀中区在石门的地下斗争》，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征编室，1987年铅印本。⑧《河北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1992年铅印本。
⑨《连天烽火》，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⑩《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腹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冀中一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老骥忆烽烟》，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回忆十二个春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史实》，刘剑华著，油印本。《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8年版。
《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杜敬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烽火情：冯佩之和他的战友》，吴继路等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冀中熔炉》，抗大二分校三团史编委会，1986年编印本。
《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徐光耀著，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一期。
《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五章 五月一日……
5月1日至10日（1）
什么叫“拉网扫荡”呢？一位老人回忆说，所谓“拉网扫荡”，也叫“鱼鳞式铁壁大合围，”“就是‘扫荡’时，前头是特务先行，第二层是警备队，第三层是治安军，最后日军出动，没有空隙，群众称作‘拉大网’”。
作战第三期（自5月16日前后开始约25天），是敌人觉察到“铁壁合围”未达目的，从而在我腹心区反复“扫荡”，“剔抉清剿”，“围剿”我方小部队和零散人员，设据点，强迫建立维持会，摧毁我方基层组织。并对平汉、津浦、石德路沿线等原来“不起眼”的地区进行“清剿”。整个大“扫荡”，持续了约两个月，参加“扫荡”的日军就有约5万人，还有伪军约4万人。日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亲自策划并指挥了这场“扫荡”，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1942年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八天。”据日方资料，石门战斗指挥所，是5月4日设立的。那么，冈村宁次最早在5月4日来的石门，最早12日离开的石门。这时“拉网扫荡”已经开始。当年，冈村宁次大概也像一个正在收网的渔夫一样，也在焦虑地等待着：这一网能打上多少呢？15月1日至10日：“要先从上面轰赶，藏起的鱼入网后再拉网才行”
■吕正操指着在天上转悠的飞机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我们了”日军第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大佐，回忆起对中共军的“扫荡剔抉作战”，曾用撒网捕鱼来打比方，他说：在急流里捕捉鲇鱼，不能在投网后立即拉网，以免隐藏于石缝的鱼逃脱；要先从上面轰赶，藏起的鱼入网后再拉网才行。
既然如此，那么吕正操所率领的冀中领导机关，在日本人看来，就是那条最大的鱼了。为了捕捉到更多，更大的“鱼”，日本人是颇花了些功夫，用了些
“五一”反“扫荡”示意图
心思的。从1941年1月起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人步步紧逼，进行“蚕食”。我方的巩固根据地已缩小了三分之二，十分区全区沦为敌占区，六、七、九分区的西部和八分区子牙河以东地区均被敌人蚕食。“鱼”们可以自由遨游的水域已经很狭窄、很拥挤了。可以说是“水少鱼多”了。
“五一”大“扫荡”一开始，日本人的第一步棋，不是漫天撒网，而是筑坝拦水，进一步压缩我方已经十分狭窄拥挤的“水域”。据说，古人看史书是讲究“左书右图”的。下面，如果我们拿一本地图放在手头，对照着看，一定会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人在当年是怎样行动的：
东面和东北面：主要是日军独立混成第7旅团所属小川部队（部队长独立步兵第29大队大队长小川雪松大佐）在活动。当时，小川部队队部设在河间县城。5月1日前，小川部队在小范镇附近的滏阳河上筑起一道拦河坝，截满河水构成障碍。滏阳河是往东北方向流的。这样，日本人筑坝后，从衡水往北到小范镇这一段，就主要靠河水形成障碍，由小范镇往北到献县这一段，则主要靠人力实施封锁。4月30日夜，小川部队即开始活动，5月1日拂晓，小川部队首先合围了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北地区，2日，则回过头来，合围了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地区。从3日到9日，小川部队以河间、肃宁为据点，主要在子牙河以西，滹沱河以北、河间、肃宁公路以南这一块地方反复“扫荡”。北面和西北面：在这两个方向活动的日军，主要是日军第110师团白泷部队（旅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直接指挥的四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及归其指挥的第26师团坂本支队（独立步兵第12联队联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指挥的步兵两个大队为基干）。共有日军约六七千人。“五一”大“扫荡”前，坂本支队驻扎在平汉线上新乐、定县一带。队部设在新乐。白泷部队驻扎在安国、博野、蠡县一带。队部设在安国县城。5月1日凌晨，白泷部队由安国、博野、蠡县等驻扎地出发往南，坂本支队由新乐、定县出发往东，集中“扫荡”潴龙河以南、滹沱河以北的狭长走廊地带。5月2日至3日，对滹沱河北邢邑、深泽、新营一带，进行了合围。4日至9日，仍在上述地区进行反复搜索。进行所谓“精密扫荡”。
正西方向：驻无极的日军加岛部队（骑兵第110大队，大队长加岛武中佐）对无极附近，主要是无极以北、以东地区进行了“扫荡”。
正南方向：主要是日军池上部队（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指挥约二个大队）和骑兵第13联队（联队长山崎武四大佐）在活动，共有日军七八千人。“五一”大“扫荡”一开始，池上部队和山崎联队在严密封锁石德路的同时，向南、向东“扫荡”我六分区的部队。看得很清楚，从5月1日至10日，日伪军并未深入冀中根据地腹心区，而是想尽可能把我方的人赶到滹沱河、石德路、滏阳河构成的三角地带，然后再拉网捕鱼。用日本人制定的“五一”大“扫荡”作战计划里的话说，这一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将敌人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阻止敌人从该地带逃出。”因而这10天左右，冀中腹心区有如台风的中心，反倒相对平静。当时在冀中妇救会工作的齐岩，这几天正带着几个人在饶阳东南靠武强县境的一带村庄活动，她回忆说：这时因敌人刚开始在边缘地区“扫荡”，修据点，安岗楼，逐渐向中心地区压缩，所以我们所在的一带村庄还不十分紧张。只是谣言很多，人心惶惶，特务汉奸造谣说：“这次‘扫荡’是光打八路军，不打老百姓。”“在野外的是八路军，在村内的是老百姓。”“参加集会的是老百姓，藏在家里的是八路军。”等等。
5月1日至10日（2）
在“五一”大“扫荡”前，冀中领导机关驻在安平县滹沱河北东西张岗村地区，就在“五一”大“扫荡”前夕，却一反常规地转移到饶阳县东西张保村地区。5月1日晚上，在村外一片枣树林子里，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人员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据吕正操讲，经过大力缩减，这时“冀中的党政领导机关由原来的四千多人减到不足千人，”再加上警卫部队“二十七团不足两千人”，还有一些来看热闹的老乡，也还有个二三千人。二三千人席地而坐，也是黑压压的一大片。那时没有电，但点着汽灯，也是雪亮雪亮的。大伙坐在荡漾着春意的晚风中，听黄敬和吕正操讲话。据当时担任记录工作的齐岩回忆，他们主要是讲了讲形势和任务。说“现在进入我根据地的敌人约有一万人，可能北沿滹沱河，东沿滏阳河，西沿深（县）安（平）路，南沿沧石路，构成四面封锁后，对深县、武强、饶阳、安平中心地区‘扫荡’、‘合围’。反‘扫荡’的任务就是要突破敌人包围，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吕正操正讲着话，空中突然传来“嗡嗡”的飞机声。敌人的飞机来盘旋侦察了。吕正操指着在空中瞎转悠的飞机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好，那就让他看吧，晚上再演出戏给他看。”这天晚上，还真是演了戏，吕正操回忆说：“这天晚上演的是《日出》。明亮的汽灯照耀周围十几里，好像故意让敌人知道，我们就在这里。”
在没有电影、电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年代，能看上一场大戏，可真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何况，今儿演的是《日出》呢！据当年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郭筠回忆，最初演《日出》，是一年前的事，他说：“1941年春，冀中的环境是相对平静的，敌人占据着城市和交通线，广大的农村是我活动的广阔领域，在3月末4月初，火线剧社驻防在安平县义里村，一天，从社部传来消息：我们准备排演大型四幕话剧《日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上演《日出》这样的大型话剧，真是困难重重。先说分配角色难。当时的演员，有些虽说也是北京、天津这样大城市来的，但多是学生出身，不了解资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的生活。开始分到个角色演还挺高兴。可一看剧本，一问剧情，就傻了，不愿演了。像女演员张子舫，家里是书香门第，参加革命前在保定女二师中学部读书，平时听到句粗话都不舒服，有一次她正关着门在洗脚，一个男同志突然闯进来，她的脸都“刷”地一下子红了。可现在却让她去演一个三等妓院的妓女翠喜，有些台词还非常粗鲁难听，如翠喜对小翠说：“妈那个×，四面叫人家搂着三面，人家愿怎样就得怎样，这上他妈哪里讲理去！”这样的话她怎么讲得出口？所以她开始是坚决拒绝出演这个角色。再比如女演员宋珍，当时不过是个参军才半年，小学毕业的十三四岁的乡村女孩子。听别人说她演的小翠是个“窑姐”，还不懂“窑姐”是什么意思。等弄明白了，说什么也不愿意了。不过，那会儿的人觉悟高，领导劝说劝说，说一说演这个戏，就是为了揭露这种腐朽生活，也就都接受下来了。
再说这筹措道具难。《日出》这出戏，场景按说并不复杂，只有两个，一是一、二、四幕的场景，一家豪华大旅馆里“最好的房间”，一是三等妓院里一间低矮小屋。这后一个还好说，前一个可怎么办？再说剧中的人，大多是有钱人，这皮大衣、西服、大礼服、绸缎绣花旗袍、高跟鞋、大沙发、落地灯……在当时的冀中农村，真是有钱也没处买去，何况没钱。当时剧组的全部“经费”，就是上级批的一百三十匹一尺三寸宽的土布。这土布怎么能变成上面提到的那些道具呢？大家都愁得没有办法，而导演凌子风却觉得不成问题，只见他白天指导排戏，晚上忙着做道具。一件件道具，就神话般地在他手里诞生了。到了4月底5月初的一天，军区首长来审看时，看到这漂亮的布景和服装，都不由露出了惊奇的目光。他们不知道，演员穿的绣花旗袍，是凌子风用彩笔画出来的，脚下的“高跟鞋”，是凌子风和村里给马上掌的老铁匠一起打制出来的，摆的“沙发”，其实是几把破椅子架上几个背包，上头再蒙上层毯子。这“手绘旗袍”如今也是最时髦的，这钉马掌的铁匠做的高跟鞋，样式虽不好说，但场上一走，也还像回事。吕正操、程子华等看得十分开心，喜欢摄影的吕正操，还不时站起身来，抓拍个精彩镜头。
不用说还有演出难。在冀中，四周二三十里就有敌人据点。要在一个地方待下来，演这么一出长达大半夜的戏，不惊动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日出》第一次公演，本来定在1941年“五四”青年节。可安平、深县的敌人听到了风声，来了个突然袭击，结果戏没演成，先忙着转移了。
可正因为这难那难，能看上一场《日出》才显得格外有吸引力。看过这戏的人都说那房子，太漂亮了。说这个戏看起来真过瘾。当年，城市里有钱人的生活，差不多像今天的西方生活一样，让人们感到好奇。何况，戏里还有一幕是讲“窑子里的事”，最初看这个戏还有一定级别限制，军队要连级以上，地方上也限于干部。这就更让人感到神秘了，这戏非看不可！ 1942年5月1日这一天，演员们演得格外投入，观众们看得也格外认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此后不久，就在大“扫荡”中牺牲了。作为演员，这就成了他们最后一场演出；作为观众，这次看《日出》，恐怕就成了他们活着时最留恋的一次精神享受。
5月1日至10日（3）
当然了，毕竟是大“扫荡”时期，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看戏的。一些战士，必须去站岗放哨；一些干部，也必须要坚守岗位。当年任冀中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