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倒计时（4）
这一天日本首都东京天气很好，在“午后零时三十分顷”，从浙江衢县机场起飞的美军飞机突然飞临东京上空，进行了轰炸。这对正在向日本国民大吹“大东亚圣战”的胜利的日本当局，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4月21日日本最高决策层决定立即要占领中国沿海，以防备类似事件的再次出现。当时，日中国派遣军曾提出能否暂缓一步，先执行已完成部署的十九号作战（进攻广德、宁国）但日本大本营于22日即予坚决的否认，答复说：“根据全国形势，必须立即摧毁浙江机场群，为此，立即中止第十三军的十九号作战，迅速转入摧毁机场群作战。”“这样一来，连畑总司令官（指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畑俊六）也知道再提意见也无济于事，于是接受了上述指示。”
要达到日军预期的作战目的，需要40余个大队的兵力。仅靠第十三军还不够，只得由各地抽调。日华北派遣军自然也不能例外，日方文献声称：“华北方面军于26日前后接到中国派遣军的密令：派出最大限度的兵力，即以步兵约14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预计以三个月为期参加此次作战。当时方面军正在举行各兵团长会议，乃于27日夜，紧急召集各军作战主任参谋进行讨论，决定在不影响冀中作战的情况下，主要由各军分担任务。”
26日，也就是“五一”大“扫荡”的前5天，冈村宁次突然接到这么一个命令，要他抽出14个大队（约占驻华北日军138个大队十分之一强）的兵力，他不能不考虑：对冀中的“扫荡”是否还如期实施。当时冈村宁次无非面临着几种抉择：或是中止对冀中的“扫荡”，或是推迟对冀中的“扫荡”，或是按原计划执行。27日夜的会议上，一定有各种意见。最后，冈村宁次作出决定：如期“扫荡”冀中，调驻山东的日军第32师团主力等部队去南方，未从直接参加冀中作战的41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抽调兵力。但尽管如此，对冀中“扫荡”的日军实力，多少受到一些影响。“肃正建设计划从年度一开始就被削弱了。”1942年4月24日——距“五一”大“扫荡”7天。
冀中区领导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区党委书记黄敬、参谋长沙克、政治部代主任卓雄等开会，商定了分散人员、搞好侦察等几条反“扫荡”措施。同时，再次向各地委、各军分区发出反“扫荡”的紧急指示。“五一”大“扫荡”后，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他提到的指令，大概就是指的这个紧急指示。其实，此时冀中方面虽已觉察到敌人即将开始“扫荡”，但对日军“扫荡”的规模、作法，并不知晓。
据当年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冀中党政军委员会书记的卓雄讲，在“五一”大“扫荡”前，也就是4月份的样子，冀中区党委几位常委，有吕正操、黄敬、宣传部长张仁槐，公安部长张国坚及他本人等共七八个人，曾开过一个会，讨论形势。从当时的形势看已是“待不住”了，中央和晋察冀军区都有电报，说不要硬拼，不行的话先撤到山区。会上有不同的意见，卓雄讲，他是主张往山区走，避开一时，吕正操不想撤，并讲了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三四条经验。黄敬没有明确表态，那意思是能坚持下来也好。最后决定再待一段时间看一看。卓雄老人年事已高，他说，会议的准确时间和准确内容都回忆不起来了，但肯定是“五一”大“扫荡”前不久的事情。采访卓雄记录。或许，就是24日这次会议？1942年4月25日——距“五一”大“扫荡”6天。
驻保定的日军110师团对冀西地区发动“扫荡”。
1942年4月26日——距“五一”大“扫荡”5天。
在这一天夜晚，冀中九分区18团一举攻入博野、蠡县两县城，俘伪军、伪警及伪政府人员300多人，打开两城监狱，解放同胞50余人，摧毁两城碉堡工事，缴获各种物资甚多。冀中部队突然袭击敌伪占据多年的县城，给日本人很大震动，当时的日华北方面军编辑的《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称：共军“对于我方不断的扫荡，煞费苦心地研究对策，在军事上不见有主动的活动，但在平西、冀西、冀中、冀鲁各军区部署了对冀东的策应，或估计到对冀西的扫荡，而部署了晋西北、太行、冀中的策应。4月27日夜（此日期不确——引者注）对冀中军区的高阳、博野、安国一带发动了全面袭击。这些都是根据第十八集团军的统一命令进行的，其战略倾向值得注意。”显然，日本人非常害怕八路军再来一次“百团大战”，对我各根据地采取的统一行动——尽管规模并不是很大，也非常敏感，可以设想，在27日夜日华北方面军的会议上，18团的进攻，对于坚持按原计划“扫荡”冀中的意见一方，一定是个不小的砝码——连县城这样的大据点都失守了，再不“扫荡”，事态将难以控制。
在这一天，冀中军区变更了密码，日方“此后就以谍报人员的报告为主，而对特种情报（指无线电探测——引者注）已不能寄以过多的期望了。”日本人本已在3月破译了冀中军区的密码，以为稳操胜券。冀中军区忽然改变密码，日本人对此是很失望的。
1942年4月28日——距“五一”大“扫荡”3天。
日华北方面军召开会议，下达了对冀中“扫荡”的作战命令。日方文献记载说：“4月下旬，由于华中作战，突然抽调了兵力，而且对冀中地区的特种情报活动受到了挫折，尽管如此，方面军仍然按既定计划决定从5月1日开始冀中作战，在4月28日召开的兵团长会议上，下达了作战命令。”
进入倒计时（5）
1942年4月29日——距“五一”大“扫荡”2天。
日军对冀南地区我军及国民党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一被日军称为“十二号作战”的行动，“为了隐藏冀中作战的企图，迷惑并牵制敌人，”特地安排“在冀中作战之前进行。”日本人不仅在“五一”大“扫荡”前利用对冀南的“扫荡”“迷惑并牵制”我方，直至“五一”大“扫荡”已经开始，仍在利用对冀南的“扫荡”扰乱我方视线。5月7日，日军41师团万余人，从山西临汾地区东移，先是乘火车至邢台，企图使我方误以为是去“扫荡”冀南，10日突然乘火车北上至石德路衡水、辛集一线，“扫荡”冀中。
日军4月1日开始对冀东的“扫荡”（至6月方结束），4月25日开始对冀西的“扫荡”，4月29日开始对冀南的“扫荡”（5月15日结束），5月1日又开始对冀中的“扫荡”，我河北各根据地几乎全面受敌。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在这一系列“扫荡”中，日军的重点，是对冀中的“五一”大“扫荡”。而当时我方是难以一下判明日军的主攻方向的。等到我方明了了日军的企图，时间又已过去了。而日军要的，正是这个效果。几十年后，吕正操在回顾起“五一”大“扫荡”时，还特别指出：敌人在对冀中区作战之前，先于4月初由敌27师团对我冀东根据地进行“扫荡”；于4月25、26日由敌110师团对我冀西地区进行“扫荡”；于4月29日开始对我冀南军区进行了突袭。敌人的这几次作战，都是为了起佯攻牵制作用，用以迷惑我军，目的是为了隐藏即将对冀中区的重点作战。
1942年4月30日——距“五一”大“扫荡”1天。
上午：献县盖田庄一带九分区为庆祝“五一”节，召集党政各界干部聚餐，会间九分区政治部袁心纯主任把敌工科一位干部王闻介绍给地委组织部长，他说王闻即将带一个武工队去高阳、蠡县一带活动，请他给蠡县县委书记写封介绍信，让蠡县县委书记准许王闻列席县委会议，以便了解全县情况。当天晚上，这支由42区队三四十名老战士（1/3以上是班排干部）组成的武工队，就穿过肃蠡公路，向已被敌人蚕食的蠡县地区进发。上午，赵县西南角的中近村。六分区所属44区队九百多人，在头一天晚上刚刚秘密进入这个村子，这村有个三层高的岗楼，但无敌人驻守。部队进村后，立即在村边和街上放了游动哨，在岗楼上放了瞭望哨，然后才进屋休息。
这天早饭后，连长杨义山正和值班班长赵永清研究放哨的事，八点来钟，两个便衣哨急急忙忙跑回来报告说：“连长，来了三个狗子（伪警察），带的全是新三八大盖，要不要？”杨义山还未说话，赵永清就说：“这么好的事，又是送上门来的，还能不要？给我一个班，去去就来。”杨义山也未来得及细想，刚一点头，赵永清带着几个人扭头就出了屋。他们几个人正隐藏着向敌人接近，不料刚一拐过房角，就被狗子们看到了。几个狗子大叫“有八路，有八路”，一边喊一边顺着街就往村外跑。赵永清几个在后头打了几枪，也未打中。
这枪一响，目标就暴露了。队领导也顾不上批评他们，只是命令：“让岗楼上的瞭望哨随时报告情况，部队准备战斗！”这时在岗楼上站哨的，叫侯小保，原来是理发员，快到九点的时候，小侯报告说：“正北起了一流趟土，其他看不清。”过了一会儿，他又报告说：“北边是敌人的骑兵过来了，还有一些步兵，大约几百人，”敌人把村子团团围住，但地形对他们不利，冲不进来，丁当丁当一直打了一天。外头打得这么热闹，队政治部主任康万聚却坐在村里一处露天磨台上，和一个地方干部商量晚上突围的事。康万聚一拳头砸在磨台上，说：“当年诸葛亮还草船借箭，咱们也不能白打了子弹，临天黑，冲他一家伙，捞一把就跑。”
天黑下来了，44区队几百人一个猛冲，冲出了敌人包围，预先安排好的30名捡东西的战士，每个人都捡了点枪弹。打了大半天，44区队不仅无一减员，还多了一个人——捉了个俘虏。
中午，饶阳县张保村，冀中军区驻地。午后，村外土路上，几匹战马飞驰而来。他们是冀中军区骑兵团的马团长、汪政委和当时到骑兵团帮助工作的李健。李健回忆起那天的情景说：
我们到时，吕司令员、沙克参谋长、张学思参谋处长，都在作战室等候。张学思处长说：“你们走得怎么这么慢呀！”
我说：“不慢呀！接到电报就出发，一路快马加鞭。”看来首长都很急切，我们三人敬礼后，就让坐下了。
沙参谋长说：“吕司令员特地要向你们骑兵团交待任务。”
吕司令员神情严肃，一字千斤地指着地图说：“总的情况你们从军区的几次敌情通报已经知道了。今天要说的是根据现已掌握的情况看，驻定县、新乐的第26师团的坂本部队，明天可能倾巢出动到沙河以南的定县、邢邑一带，继续进至安平、深泽及滹沱河以北地区；驻安国、博野的第110师团的白龙部队，于同一时间可能出动到潴龙河以南与滹沱河以北的走廊地区；驻河间的第七独立旅团的小川部队，于同一时间可能分路出动到肃宁和滹沱河北岸的饶阳、献县地区。这三支部队可能反复‘扫荡’以上地区，将我军赶至滹沱河以南、石德路以北的中心地区，并严密封锁滹沱河。同时已发现由石家庄增援石德路敌人万余，正封锁石德路和沧石路。驻束鹿的第七旅团池上部队，沿石德路南侧东进‘扫荡’，企图将我军驱赶至石德路以北；驻衡水的骑兵十三联队的山崎部队，沿滏阳河北进，控制滏阳河中段，同时在小范镇以北筑坝以提高水位，封锁滏阳河。这样看来，敌人是企图对滹沱河以南、滏阳河以西和石德路以北的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和献县西南，我冀中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构成一个大包围圈。”
进入倒计时（6）
说到这里，吕司令员用手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大圈圈，并以轻蔑的口气说：“冈村宁次好大的野心啊！想在这个圈里消灭我们，不那么容易吧！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还准备开大会演大戏呢！”
李健说，接下来，吕司令员向他们几个交待任务说，骑兵团的任务，是“在内线坚持，牵制、吸引敌人，侦察情况和向人民群众宣传。骑兵目标大，容易吸引和牵制敌人，但骑兵走得快，也容易摆脱敌人。”最后，吕正操说：“如情况严重，可以连为单位分成几股活动。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在这之前，骑兵团一些干部议论过在这次反“扫荡”中骑兵的使用问题。他们建议应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把骑兵团放在前来“扫荡”敌人的侧后，袭击、牵制敌人，而不应把骑兵放在内线。李健说：“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很有道理，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会儿一听司令员让他们留在内线，“我们三个人心里都在想，让我们这‘四条腿’的部队，到外线快速袭击‘扫荡’之敌的后方和侧翼，岂不更好么？”但作为军人，在危急之际是不能提出这种意见的。我们三人几乎同时回答：“请司令员放心，我们尽一切努力，坚决完成任务。”任务明确后，他们几个就急着赶回去。沙克、张学思要留他们吃晚饭，可他们怎么吃得下？骑上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赶回在安平、深县之间活动的骑兵团时，天已黑了。可当他们走进团部时，却发现团的干部及各连干部，都在等候着他们，一双双眼睛无声地望着他们。当天夜里，李健和马团长，汪政委就研究好了分股活动的方案，几乎一夜没睡。李健回忆说，“五一”大“扫荡”的前夜，是个不眠之夜。
中午，饶阳张岗村。十分区35区队驻地。
1941年6月大清河北被敌占据后，十分区领导机关和一部分部队都退回到冀中腹心区。35区队，是在1941年12月，由原分区警卫营和五总队特务大队部分人员组建的新队伍。在这一天中午，35区队接到十分区命令，让他们立即向文安洼地区转移。当天黄昏，35区队由驻地出发，一路向北走，穿过数条公路，封锁沟，一口气走了百余里，5月1日拂晓时，已到了文安洼的皇甫村一带。跳出了敌人的合围中心区。
晚上。七分区部队开始分散活动。当时任七分区政委的吴西回忆说：“4月30日晚上，我们七分区党委开会研究决定，司令员于权伸带17团和分区机关到沙河南北安国、定县、无极一带，我带22团到滹沱河以南，副司令员尹诗炎带32区队东去饶阳。”
当天夜里，22团来到滹沱河南深泽县城附近，发现城里的敌人正在杀猪宰羊，哇哇乱叫。估计敌人明天很可能要“扫荡”滹沱河以南地区，遂连夜跳到了滹沱河以北。晚上，深泽县大兴村；在此前几天，冀中军区第4期摄影训练班的学员80余人，分成三个小队，分别由队干部石少华、焦国珍和梁明双带队，转移到安平、深泽交界的大兴村、马里村一带。来自22团，此时任教育干事的梁明双回忆说：就在“五一”大“扫荡”的头一天晚上，大兴村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携带护照，自称是吕正操司令员的爱人，村治安员及时向石少华同志报告了。石少华、焦国珍立即赶到村公所一看，根本不是吕司令员的爱人。因焦国珍同志给吕司令员当过警卫员，认识其爱人。经过严厉审讯，原来是敌人派遣的特务，专门来刺探我军情的。她以此身份蒙骗了许多人，通过了我军民设置的哨卡，直接窜入我们的驻地。
根据敌特乱窜这个征兆，说明敌人马上要大“扫荡”了。于是石少华等决定把这个女特务交给村干部处置，马上带队转移。
这一天，岂止是这一个女特务，还有货郎担子、小炉匠，捏糖人的，等等，陌生面孔愈来愈多。咱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