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明珠的说法,教民比汉人更团结,更有组织力。陡然起事,明朝官府无备,教民能在短期内造成极大的破坏力和冲击力,这比分散各地,各怀想法的士绅们更能成为破坏江南的利器。虽然一直对赵祥伟等人说江南一旦起事,清廷大军就立即从徐州南下,但事实上明珠清楚,哪怕江南真的大乱,只要中原还被吴三桂威胁着,清军就不可能越过长江,甚至于徐州方面的贝勒屯泰都不敢派一兵一卒往扬州进发。
明珠真正要做的就是让江南大乱,让太平军的钱粮重地变成赤地,让这里尸山血海。只要江南乱了,贼秀才就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北上,原本先帝担心的两面作战就会变成对付吴三桂一路,这极大的减轻大清压力。只要能稳住中原,击退吴三桂,大清就能获得喘息之机。
换言之,清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他明珠想通过一己之力为大清争来。至于死多少人,他浑不在乎。他是满州人,不是汉人。只要教民能够充当这次动乱的急先锋,将燎原之火点燃,明珠对他们的要求也是有求必应。要是教民们真能上演一出奇迹,那就是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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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真被明珠说中了,杀害了主薄丁喇东,又亲手杀害了自己妻子和一双儿女的马大龙煽动裹挟了嘉定教民发动起事。不过马大龙等人却没有按明珠说的那样,立马杀进县城,处死明朝官吏,控制城池,然后整顿兵马,配合各地起事的士绅向府城、省城乃至南都发起进攻,而是将屠刀对准了附近村庄的汉民百姓。
嘉定城外最先生灵涂炭,教民不为谋财,不为占地,没有任何计划,只知道围猎周围村庄的汉人,对汉人不分男女老幼,挨村挨户,全部用竹枪剌死,用火烧死,纯为杀人而杀人。
起事教民人数其实并不多,最先动手的马大龙部不过一千多人,而他们所在区域内的汉人百姓却有数万之多。然而,几十个有组织的教民冲进汉人村庄时,庄子里上千汉人却没有一个敢反抗的,也无法组织起任何反抗的力量。汉人完全没有防备,要么是被当场杀死,要么就是吓得四处逃奔。少数有血性的汉人拿着菜刀、镰刀挺身而出和教民拼命,却因寡不敌众被教民砍杀当场。
暴乱向着各地迅速蔓延,在官府回过神来组织官兵围剿前,松江的汉人百姓已然死伤大片,遇难者不下三万余。之所以如此,除了教民起事突然,事先汉人百姓毫无察觉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经过清欠,松江等地的宗族力量被太平军摧毁了大半,导致汉人无法迅速组织起来,从而被教民各个击破。
就连纳兰明珠也没有想到,他单纯只想利用的教民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
教民起事钻了一个太平军政策的极大空子,那就是在打击江南士绅地主力量之时,并没有迅速组建起属于自己的力量。
组织百姓最好的办法显然就是“建村设乡”,村有保安小队,乡有保安中队,县有保安大队,村村联保,乡乡互保,县县团保。这样一有事生,地方就能马上组织力量自保,而不是被立即摧毁。
周士相在发动清欠时,已然决定在江南推进建村设乡,组织从下至上的民众保安力量。可是,他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江南之地不比广东,本地人口数量极众,并且极度排外。
建村设乡,成立民众自保力量的前提是,太平军要能牢牢掌控乡村,基层的村长和乡长、保安队长们都要是太平军的人,或是亲近太平军的人,并且在当地百姓中要有极大的威望,更重要的是,基层官员要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被他们接受,唯有如此,才能动员百姓,指挥百姓。
然而事实却是,太平军占领江南不到两年时间,还没有在江南大规模征兵,从而导致军中退役出来,转任地方乡村长的太平军大多并不是江南本地人,而是两广、湖南甚至是北方绿营出身的士兵。
这些在江南百姓眼中的外地人,显然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做到让当地百姓接纳。哪怕太平军的官府推行了一系列有利农民的政策,打击了一大批剥削农民的士绅地主阶层,将农民和佃户从宗族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却仍是没有得到江南百姓的真正拥护。很多乡村长能够暂时压制当地,在表面上将工作做好,完全是因为当地百姓惧怕他们背后如狼似虎的太平大兵,而不是真心感受到太平军的好,从而积极拥护太平军。
“哭庙案”、“清欠案”、“通虏案”是严重打击了江南士绅阶层,并未触及到百姓利益,但士绅之心就是人心这个千年定律,却并不是周士相单纯一句刀握在谁手中,谁就有人心能够代替的。
江南尚文,百姓对读书人极为尊重,对有功名在身的士绅更是发自内心的敬仰,这不会因为士绅被锁拿下狱就会改变。仅以“哭庙案”而言,对金圣叹等人的处置可谓是雷厉果断,但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很。
第一千九十五章 江南平乱
要想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势必就要打击禁固中国数千年的宗族势力,而宗族势力的幕后又是地主士绅阶层,打击这些人,哪怕出台了种种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却得不到农民拥护,这不得不说是周士相的一个极大失误,也是他性格的最大弱点,凡事都操之过急了。
周士相总想在有生之年把事情都办好,结果却是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到时代特征和现实。有句话说的好,理论要和实际结合才有效,脱离了实际的理论,构思再好,都是恶政。
农民不识字,识字的又是太平军的天然对立面,在无法以自身培养出的官吏全部取代旧士绅,并且扶植属于太平军的新军功阶层前,引导新占领区百姓成为其中一分子,并且享受好处,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前,一昧强制推行相较时代而言很“激进”的政策,必然会引发南橘北枳的后果。
读书人好杀,一个金圣叹看着算不了什么,几个探花榜眼也没什么大不了,一大堆进士、举人老爷的帽子更不被周士相放在眼里,可江南的百姓却看重,却将他们当回事!
百姓不识字,想要改变命运,就拼命供养子弟读书,好让他们成为读书人一员,成为士绅一员,成为家乡宗族力量一员。这,上千年来都是农民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也是人人羡慕,人人称颂的好事;但,太平军一到,那些人人羡慕,人人敬仰的对象却一个个进了大狱,可以庇护自己的宗族也被摧毁,这显然,让人心乱了。
太平军能够在广东、广西甚至江西等建立有效统治,成功的前提是因为那些省份的人口大量死于战乱和清军屠杀。仅广东一省而言,全省不过百余万人口。这百余万人口又分散在那么多府县,有的一县之地不过几千人。人口少,土地多,太平军本身很多军官和士兵又是广东本省人,士兵家眷也多,将他们安置在各地和当地人结合,自然能够有效的建村设乡,成立基层政权。
江南却不同,人口数百万之众,甚至于有近千万之众,而参加太平军的新兵却不足万人,涉及到的家庭数量只有几千户。显然,这点和太平军搭上关系的家族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旧势力对地方的影响。那些被当地人视为外人的乡长、村长们也得不百姓拥护,哪怕他们是在为当地人谋利,可在大量读书人对定武朝廷,对周士相和太平军不满的前提下,官府出行的有利于百姓的政策和榜文在读书人的解读下都成了苛政。
不相信“外人”,只相信家乡人,只相信读书人的江南百姓哪怕迫于压力服从了太平军委任的官吏,参加了当地的保安队伍,可真当有事发生时,所有的一切就变得十分脆弱。
松江等地的基层力量在暴民起事面前不堪一击,甚至都没有半点反应,就是这个后果的典型表现。很多村庄,当教民杀过来时,百姓们不是想到团结在乡村长身边反抗,而是一跑了之。一些地方甚至发现了百姓不去寻求官府,也不去寻找当地保安小队,而是去找那些被打击过的士绅和宗族力量,结果这些宗族力量和士绅却带着他们一起造反。
历朝历代,宗族本身就是汉人自保的一个强有力,也十分有效的手段。只要宗族在,汉人可以马上组织起类似团练一般性质的武装力量,或自保,或争天下。历朝历代,以宗族起家的枭雄有很多。可以说,宗族的存在是一把两刃剑,一方面它能给予汉人自保反击的力量,另一方面却牢牢把控了乡村,使得皇权无法下乡,中央朝廷无法动员乡村的人力和物力。
周士相搞建村设乡,自是想动员汉人的所有力量反清,恢复华夏江山。可是他却没考虑到江南的实际情况,这就使得江南各府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真空,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江南之地在这次动乱中人口锐减了十二万。
受灾最严重的就是松江,有四十多处村庄被屠戮一空,男女老少皆被杀害,没有一个活口。可笑的是,当动乱消息传来时,松江知府蒋文唤竟然为了安抚教民,不许下面的一些已经行动起来的乡村保安队联合起来反击,而是要求城外的士绅和教寺代表来官府起誓,发誓不参与造反。可第二天,城外的教寺就动起手来,杀害了官民男妇三千余人。
华亭有个乡,一天上午就被杀了五千多人,紧接着教民进攻县城。城中百姓在官府的组织下进行了顽强抵抗。一个在六房办差的教民在接到教寺杀人传贴后,立即禀报知县,然后回家。他知道教寺不会放过他,于是杀了自己的父母妻儿自尽,事后,华亭县为他上奏朝廷请祠。因为这个教民的及时报讯,华亭知县紧急关城才保住了城中十余万百姓。而下面的九个乡,却有四个乡的汉人被全部杀光。
教民是比汉人有组织,更加团结,初期造成的破坏也大。但真正让江南上空笼罩在大乱阴云下的却是那些对太平军不满的士绅造反。
松江乱了,苏州乱了,常州府也乱了,南都附近也乱了,到处都是杀官造反的士绅。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教民都参与了造反,南都最大的教寺清觉寺的经师们就拒绝接受松江教寺的杀人传贴,他们对教民说,我们也是汉人,不过是信教汉人,世上哪有汉人杀汉人的道理。
江苏巡抚蒋国柱接到奏报时,吓得脸都绿了。而在此之前,他刚刚收到军帅府转来的公文,要他筹备处置教乱一事。
得知江南大乱后,周士相也是怒火丛生,他在浙江一天也呆不住了,快马赶回江南处置。江南各地的驻军也全部出动,开始绞杀暴民。王辅臣作为平乱总指挥,最先赶到松江。从金厦长途拉练的两个镇也被立即投入平暴当中,从海路抵达崇明的苏纳一下船就接到了平暴命令,所部第六镇和水师抽调组建的部队也迅速上岸集结,向着各地扑去。
发出提前起事秘令后,纳兰明珠就从赵祥伟府上秘密前往苏州。只是,在半道的周庄,明珠发现自己被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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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弥勒教徒马某杀妻灭子起事,取自史实改编,本书所有情节都不是骨头凭空想象。有关教民故事到此为止,不细写。
第一千九十六章 锦衣内卫
包围明珠一行的是数十着飞鱼服的锦衣卫,不过和南都城中的锦衣亲军不同的是,这些锦衣卫的臂膀上印有“内卫”二字,南都的亲军臂膀上却什么也没有。
太平军中知道锦衣内卫存在的人并不多,南都朝堂也只寥寥可数几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作为军情司直属的武装力量,锦衣内卫不归任何衙门统率,也不向皇帝负责,他们和南都的锦衣亲军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听命于军情司大使张安,而张安则唯周士相之命是从。
在渊源上,锦衣内卫和几年前太平军刚刚成立时,以死囚和重犯组成的“特种兵”有很大的关系。当年负责指挥特种小队的陈默焚烧广东水师营地壮烈殉国后,残存的“死士”便被周士相拨到了军情司属下。原本只是想让张安手下能有更多的人手可以调用,不想张安却着实是个人材,对情报机构组建无师自通。经他几年发展,如今的军情司早已不再是当年赶鸭子上架的空壳,而是成了一个拥有情报及后勤支援人员三万余的庞大组织,俨然已经成为军帅府的最大机构。
如此庞大的军情司,每年耗费的钱财自是天文数字。自始至终,周士相都是将军情司的经费列为独立拨款,由现在改名为大明银库的原广东银库直接拨付,不经朝廷户部,也不经军帅府的户科。若用军费核算,军情司一年的花费足够四个镇的开支。这对于哪怕获取了江南这等钱粮重地,财政也不算十分宽裕的周士相而言,也是一个让他时常会抓狂的无底洞。
好在,军情司的投入虽大,但收获也大。至少,周士相现在不用担心对于外界情报的两眼睁瞎。每天,都有从各地传来的情报汇集到军情司,再一批批的呈到周士相案桌上,让他能够清楚知道除了他以外,他的对手和朋友们都在做什么。
一张详细的地图,一份详细的情报,二者结合的威力绝对不弱于一支最能打的精兵。
孙子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周士相想要知己知彼,就必须重视情报工作,由此军情司的壮大在所难免。
不过为了控制军情司,免得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在将来会反噬,或尾大不掉,成为自己继任者的大麻烦,周士相严格审计军情司的每一项拨款,更不许军情司通过他们自身的渠道经商,也不许他们开辟任何“财源”,种种限制加上张安对周士相的忠诚,军情司的运转暂时还是让周士相十分满意的。
但再满意,周士相总有担心,当初张安未经他同意就擅自处置了耿精忠一事,让他始终耿耿于怀。他有疑惑,自己在,能够控制住军情司,但若哪一天,自己不在了,这个庞大机构会做些什么,会不会服从新主,他却是无法预知。
周士相将这个担忧告诉了宋襄公,未料,宋襄公在回信中却让他不必担忧军情司会反噬。
宋襄公告诉周士相,当年的东厂可比现在的军情司更为庞大,权力也更大,可有明一代,可曾听闻东厂噬主的?
周士相一想也是,明朝历史上,有东厂,有西厂,还有内行厂,涌现了那么多的权监,可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厂卫尾大不掉,反噬朝廷的事。由此证明,情报机构哪怕规模大到吓人,权力也大到让人谈之色变的地步,其也不具备操控朝政的能力,更不可能会影响国策。换言之,只要中央政府和各级官府与军队不烂掉,情报机构永远也不可能独立来一场“改朝换代”,甚至发动宫廷政变也不能。他们只会是决策者的助手,提供情报的来源,而不是决定决策的主导。
周士相唯一要做的就是牢牢掌控军情司的人员任免,不使一人长期在位。比如张安再忠诚,耿精忠之事也隐隐有了自作主张的苗头,这是万万不能容许的。周士相考虑辽东事毕,就将张安调离军情司,对司中要害人员进行定期更换。为了安抚张安,也酬其这些年的劳苦功高,周士相拟授张安为伯爵。若此事得以实施,那张安就将成为有明一代,第一个以“番子”身份晋爵之人。这倒和周士相前世某位晋升大将的情报人员很相似。
当初在周士相的默许下,张安成立了直属军情司的情报武装力量,初期只是负责接应和剌杀、剌探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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