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怪异的脚步声。接着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谁？”高良杰转过头连问几声。
没人回答。敲门声却越来越急，还听见抖抖地摸索门环的哗楞楞声响。这在山区深夜显得格外清脆震耳。满窑洞的人都感到蹊跷，在黑暗中相互交换着警怵的目光。高良杰伸手摸着放在炕边的手电，摁亮了，和在枕头上抬起头的妻子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目光。照了一下枕头下压的手表，才三点多，窗外一片漆黑。深夜的山风在呜呜地刮着。他灭了手电，在暗黑中站起来，顺手摘下墙上挂的半自动步枪，轻轻磕上了刺刀。这一两年来，他总有些不安全感，夜黑走路总要带上枪。特别是前几天，他刚分到家的五只羊夜里被人从院里偷走后，他更警惕了。
门一打开，一个人一头跌进来。他和众人一惊，再一照手电，是闷大爷。
“怎么了，大爷？”他赶忙撂下枪，蹲身扶起口吐白沫、嘴角流血的老人。淑芬闻声也立刻披衣下炕同他一起搀扶。众人也围拢上来。
闷大爷对高良杰有救命之恩。三十八年前，一个寒冬大雪天，闷大爷从山沟沟口的雪地上拾回一个冻僵的婴儿，抱回来用怀暖醒了，然后提上自己仅有的几升老玉米，抱着他送回了三天没揭开锅的婴孩的父母家，这个婴孩就是现在的高良杰。
闷大爷两眼直愣着，被喂了几口水，才醒过神。借着手电的光亮他看见了周围的人。“小良子，”他叫着高良杰的小名，挣扎着从椅子上往起站，“你快去管，他们要砍凤凰岭。”他哆嗦着粗声瓮气地说出了第一句话。
“怎么回事？大爷，你慢慢说。”高良杰用仅有的一只右手扶着他问道。
“你快去管，他们要砍凤凰岭。”老汉翻来覆去地说着这句话，嗓门越来越高。最后，总算问明白了：老汉是刚从黄龙滩三十里山路摸黑赶回来。他去木料黑市抓偷伐白桦树的人了，有人天一亮就要去哄砍凤凰岭。
“你管不管，小良子？”老人瞪着他大声问。
“我……管……”高良杰点头答应着，眼睛不禁有些发湿。他搀扶着老人，感到了老人那干瘦身体的颤抖。他的身体散发着衰朽的、毫无底蕴的烘热。浑身是泥的黑布衣服皱巴着。淑芬正用湿毛巾在手电光下擦拭着老人嘴角的血迹。
“好，好，你管吧，你管吧。”闷大爷不停地在喉咙里咕噜着。怎么拦劝他歇会儿都拦劝不住，又直愣着两眼背上背篓驼着背，踉踉跄跄往门外走，要回他的凤凰岭了。
“大爷。”高良杰最后一次上去拦他。
“你管不管，小良子？”闷大爷抬起头又直愣起眼吼道，“你不管，我死在你跟前。”
“我管。”高良杰说着让开了道，他转头对窑洞里交待了几句，就背上枪拿着手电跟了出去。
天上寒星闪烁，远近山影黝黑，深夜的山风寒凉透骨。他打着手电，沿着山路送老汉下了高家岭（他所在的高家岭村是凤凰岭大队的一个小队），转过山脚，入了西沟。夜黑中他一抬眼，心中猛一震：那棵一直立在沟口峭壁下的驼背老榆树不知什么时候也被人砍了。三十八年前，他就是在这棵老榆树下的雪地里被闷大爷拾起的。他从小对这棵驼背老榆树抱着亲切的感情，它在寒风中佝偻着身子黑苍苍地站着，总让他想起闷大爷这个善良的老人。闷大爷驼着背从榆树桩旁蹒跚地走过了，木呆呆地什么都没看见。高良杰心中蓦然联想到什么，胸中涌起一阵酸楚。
不远处，在黑魆魆的山凹凹里，西沟小队村口有一间窑洞灯火通明，人声喧嚣。后半夜三四点了，这是在干什么？
他预感到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在这深夜中酝酿着，但他来不及过去察看。
闷大爷在前面走着，他在后面打着手电一步不落地跟着，三弯八转，一路上山。风声，树声，还有高良杰脚下踏滚的碎石，一路响着，老人在前面驼着背机械地走着，好像他不曾用眼看，是凭几十年记忆一步一个落点地走着，没有踏滚一块石头。终于，到了他那间看林小屋。老人木呆呆地打开了篱笆院门，又瑟缩着从怀里摸出钥匙，打开草房门。高良杰打着手电要跟进去，想安顿一下老人，老人却把他挡在门外：“你管不管，小良子？”他又直愣起眼瞪着他。
“我管……”
老人愣怔着昏花浑浊的眼睛，好像辨认陌生人一样盯着他，然后低下头喃喃着：“好，你管，你管，告他们，找县委书记，他明天来。”就把草房门从里关上了。
高良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冰凉的山风嗖嗖地吹着他的衣服，吹着他的脸。油灯亮了，光线从门缝里透出来。听见屋里面的声响，好像是在开箱子。他想了想，转身下山。
他要赶紧到西沟村看看。
他走近路，穿过东沟去西沟。可路过东沟村，他震惊了：只见夜色漆黑中，山坡路口那棵黑苍苍的大槐树下，一间大房也是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怎么都在通宵开会？他往上背了背枪，灭了手电走过去。这间房是东沟村一年级学生的教室，三面都是玻璃窗。里面点着三四盏马灯，烟气腾腾中满满一屋子人。
一个长着吊眉丹凤眼的壮大小伙子正蹲在课桌上讲话，高良杰知道他叫凤来。他五指张开拍着课桌：“凤凰岭过去一多半就是咱们东沟的，西沟凭什么说是他们的。高家岭、小寨也都来伸手抢，现在跟他们没商量的，咱们天一亮就上山把树砍了。”
“就是。”许多人拍桌子振胳膊地应和着。
有个黑黄脸的矮个农民，高良杰知道他叫庆有，正低下头叼着烟准备和别人的烟袋锅对火，这时转过头来添了一句：“天不亮就去。”
有几个老汉蹲在墙角一声不响地抽着旱烟袋。还有的蹲在地上耷拉着头打瞌睡，头越来越低，一闪失，醒了，睡眼惺忪地抬起头左右张望着，想弄清商议到哪儿了。
“就这样决定吧，大家通过不通过？”说这话的是小队长赵道增，血红的眼睛，额头有很深的两道横纹，胡茬有些花白。
“这犯法不？”一个戴着瓜皮帽一直低头抽旱烟的老头提问道。
“这犯什么法？”凤来又拍开课桌了。
于是，眼看就要下结论的事情又从头争议开了。通宵会就是这样翻来覆去。只要天一亮，最后结论也就有了。
高良杰走到门口，想推门进去，却没推。
现在不比前两年了。那时，他只要推门往那儿一站，满屋人就会静下来，大气也不出，他什么话不用说，目光一扫就把人头都割倒了。这会儿，什么都散架了，很难说会怎么样。而且他什么事都有他的原则，搞运动，批判人，他让副支书去出面；宣布撤换队干部，他让大队长去出面；批判偷盗庄稼的社员，他让治保主任去出面。虽然一切决定都是他做出的，但是凡事他绝不出面。这样既能发挥每个大队干部的积极性，又能使他保持集中领导的真正权威，在需要团结被处罚的对象时，他又能有出来讲从宽的余地。
他匆匆离开东沟小队。到西沟小队时，暗黑的天已经露出一丝曙色。开了一通宵会的人，正嘈嘈杂杂地从窑洞里提着马灯涌出来。不知是谁的嗓音在黑暗中嚷着：“大伙快吃饭。都带上家伙。他们砍，咱们就砍。谁砍的归谁。”
他不让他们发现，悄悄地大步从村边走了。出了沟口，拐过山脚，要上高家岭时，发现对面黑魆魆的山上，葛家岭，小寨，远远都有手电光、马灯光在星星点点地晃动着。大概都是开了通宵会刚散吧。看来事态是严重的，自己事先却毫无消息。
他回到家，一窑洞人早就散了，天也麻麻亮了。见他回来，妻子从灶台旁直起身来。“大爷送到了？……凤凰岭快翻天了，我看你快要倒大霉了。”淑芬一边围着灶台叮叮哐哐地盛饭搡碗，一边麻嘴利舌地数落他。
他胸中有数地笑了笑，照常一手端上蓝花大海碗，挺着他那一米八高的魁梧身材，到门外去吃早饭。事情越严重，他越冷静，不露声色。
他家窑洞在高家岭村的最高处，门口有一块不大的场院。场院靠边，有一棵黑苍苍的盘顶松，几里地以外就能看见，像个亭子似的。再外边是几丈的黄土峭壁，直落下去，下面是又一排窑洞和几个院落，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下面人家在院内的举动。下边人家做饭，上边人家见烟。整个村子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多少层窑洞、院落。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远近一个个灰蒙蒙的山头。下边，那被山岭相夹的几十里长的川谷被乳白的浓雾海一样淹没着，看不见山脚下的铁路，只听见下面凤凰岭火车站的机车哧哧冒气的声音。
有钟点似的，其他六七个大队干部也都端着冒热气的大碗聚到他家门口，围着圈在盘顶松下蹲下，开始了每天早晨的必定课目。
凤凰岭大队有十四个小队，三十多个自然村，散落在这二十里川谷两边的几十个山头上。最远的小队之间相距二十五里山路。像满天星，非常分散。十年前，他一回村担任大队支书，就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集中。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集中。他上任第一天就决定把小队核算搞成大队核算，越是分散的山区，越要加强集中领导。他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把几个大队干部从各个山村统通迁到高家岭集中居住。大队干部离开自己村，隔山隔岭往一处搬，这太破天荒了。要是再免职呢？再搬回去？房子呢？他不管，一句话，说做就做到了。开会议事，集中方便。每天清晨，大队干部就端上碗在盘顶松下一蹲，一边喝着开水泡馍，一边就把一天的事安排了。大到春耕夏收、运动斗争，小到婆媳吵架、芝麻琐碎。然后敲钟上工。现在凤凰岭开始包产到户了，大队对生产的集中指挥权基本解体了，可大队干部们每天早晨有事没事端碗一聚却仍成惯例，而且比过去还早，人还齐刷，还不耽误。人人都拿它当做一个重要事情，好像以此证明什么似的。这不是，下面高家岭各家各户的人，悠着空桶下山担水的年轻后生，开窝放鸡的婆姨，背着手牵着分到户的黄牛、黑驴在山路上遛牲口的老汉，都在抬头朝这高高的盘顶松下张望一眼，就连对面葛家岭上的点点人影，也隔着淡淡雾气远远朝这儿眺望。这近近远远的目光，高良杰和围蹲着的大队干部们都非常在意地感觉到了。大队干部们每天早晨还在盘顶松下议事——这就是他们每天一大早聚蹲在这儿造成的印象。这也是他们谁也没明说，但都在共同支撑着的一种舆论。当然，聚会的内容是变了，过去是一二三四安排生产，现在一多半是发泄牢骚。
今天没时间天南海北地发牢骚。情况比较严重：几个小队连夜酝酿要哄砍凤凰岭。县委书记要来。他肯定要“解决凤凰岭问题”。横岭峪公社可能已经撤换了领导。高良杰碗放在膝盖上，一边用筷子划着碗边喝着滚烫的拌汤，一边平静地看着大家，把事情讲明了。
大队干部们相视了一下，气氛沉闷。
“咱们前几年拚命干，倒是干出不是了？”说这话的是副支书兼民兵连长罗清水，粗实黑壮，端着碗像虎一样蹲在那儿。他察看了一下高良杰的表情，接着用筷子转圈气愤地一指，说道：“咱们凤凰岭大队的干部，哪一个不是一年劳动三百天以上？良杰，你冬天领着修渠搞水利，”他看了高良杰的空袖一眼，但没往这上面说，“几次累得吐了血，塌方把肋骨都砸断了，这都有罪了？”
高良杰淡淡地一笑：“咱们路线错了嘛，干，当然不如不干。”他说话的神情口气既像是和蔼敦厚地说服对方，又像是灰心无怨的自嘲，还似乎含蓄着深刻的不满和讽刺。
“多打粮食有什么罪，现在凭哪条收拾你？”罗清水愤愤不平地说，顺手把碗给了刚从下面上来的六七岁的闺女。小丫头是专门来给爹拿碗添饭的。
“凭哪条？”淑芬也从窑洞出来给高良杰拿碗添饭，“哼，凭凤凰岭把树快砍完了，也够处分他了。”
“可现在政策大撒手，分山分林，谁还能管住？”罗清水说。
淑芬刚要张嘴争辩，高良杰看了她一眼，她咽下话，转身回窑洞了。
“尽量管吧。”高良杰略沉下脸说了一句。
立刻烟消云散，没人再敢分辩了。
“可到底怎么管啊？”沉默了一会儿，人们小心翼翼地察看着他的脸色问道。
高良杰感到了他的话在这群人中仍有的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的权威，也感到了人们看着他脸色小心说话的目光。这都让他感到了权力集中的满足。但是，到底怎么管呢？出了眼前这一伙人，在整个凤凰岭，那种令行禁止的集中领导正在解体崩溃，这是他每天都感觉到的。他望了一下在雾气中渐渐显露出来的远近几十个山头，为了在这个分散落后的山区建立统一集中，他费尽了心血。那一整套领导系统像是他的神经网，几十里山路就像他的身体四肢，他的每个意志都影响到凤凰岭山区各个角落。现在，都破解了，什么都抓不住了。他两手空空，凭什么去管呢？但是，眼下情况很紧迫，不管也得管。他再不满，可现在还没被免职。就这一条，他也不能撒手放任自流。
他刚要张嘴。
“哎，我说良杰啊。”一声气喘吁吁的喊嚷，使他们都扭过了头。一个络腮胡子的中年胖子正从一边陡坡小路上往这小场院来，刚上升着露出上半身。他低下头，手撑着膝盖又吃力登了最后几步，嗨的一口粗气，终于上来了。这是凤凰岭车站的站长老董，刚从部队转业下来。“你这儿可真够高的。”他满头是汗地掏出手绢来，说话有些大舌头。
高良杰请他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他和董站长很亲切，他这面学大寨红旗在农业战线上早就灰溜溜遭人白眼了，可在穿军装、穿工作服的人眼里，并没遭到什么嫌恶。他敏感到这个差异。
董站长一边喘着擦着汗，一边摇了摇手。他捏提起衣领，搧抖着粘身的军衣，说：“赶快给派五百个民工。昨天那场大雨，山上下来的洪水、泥石流把铁路冲断了两处。我说良杰，这事越快越好。路局今天可能要来人。停运一天，损失几十万。”
“现在都各种各家的，一下子从哪儿给你集中这么多劳力啊？”
“你们凤凰岭大队还能号召不动人？没问题，良杰有办法。”董站长不容分辩地一摆手，“再说社员又不无偿劳动。”凤凰岭这一段十几里的铁路养护，铁路与大队在动用民工上有合同。
“我们想办法吧。”人们还想表示为难，高良杰沉稳地说了一句。董站长对他的信任，无疑刺激了他的自尊心。
祸不单行。对面山岭上玄中寺的讲解员小红也气喘吁吁地爬上山了。这是个打扮入时的姑娘，白纱短袖衬衫，粉红背带裙，烫发披肩，额前还留着齐齐的压眉短发，白嫩的小菩萨脸。一有什么对外交涉，寺庙管理处就把她派出来了。“高书记，”她央求的声调又急又快，“山上冲下来的石头泥巴把玄中寺的后墙都埋了。压得墙都往里斜了，就要塌了。老程让我找见您，找上几十个社员帮我们清理一下，工钱以后再算，今天还要来外宾呢。”
“县委书记今天啥时候来？”一个核桃脸的大队干部惴惴不安地看着高良杰小声问。
“十点半在乌鸡岭上召开现场会。”另一个大队干部答道。
人们都抬眼望了望高家岭后面更高的乌鸡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