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情绪。”李向南看着手里转动的铅笔，说道。
“那可以再通报嘛。”
李向南沉默了一下。关于电业局的种种不正之风，县委最近已发了通报。“如果你对整党试点这件事缺乏思想准备，可以提出来。”他严肃地说，“在一个党委书记没有决心的单位，任何整党整风都是无法搞的。”
“可以派工作组嘛。”
“那没必要。党委主要负责人是否得力，是这次选点非常重视的因素。”
“为什么没必要？电业局问题最多。”
“有多少？一个问题，王村演戏的事，通报了你们。还一个，干部搞吃喝风，头一个又通报了电业局。是吧？”
典古城俯身抽着烟，沉默不语。
“为什么两次都通报到了电业局头上？是不是有人说你是老顾的人，李向南就先从你身上开刀？”
典古城身子略动了一下，一只脚往前放了放，仍然低着头抽烟。
康乐从外屋推门进来：“要通了——煤炭燃料公司的电话。”
“好。”李向南站起来，走到外屋拿起电话，“燃料公司吧？是你这个大经理啊？我是李向南。我还是问那件事，李村学校要解决喝水的那两吨煤你们批了没有？不能总让娃娃们喝凉水啊。……批了。……他们拉走没有？……还没有？你们是不是帮忙帮到底，有顺路的车给他们送去行不行？……有困难吗？已经这样考虑了？好，那我非常感谢了。什么？我惦记这事？噢，七品芝麻官就要抓芝麻事嘛。”
李向南放下电话回到里屋，在屋里踱了两步站住。“我们接着谈。”他坐下来，说道：“之所以选电业局试点，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一条。”他把铅笔放在桌上，写字台玻璃板上一声轻轻的脆响，“这次提意见大会上，群众对干部特殊化、违法乱纪提了很多意见，可是，对我们电业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这个最有油水的衙门的第一把手，没有提出一条这样的意见，大小都没有。这一点难能可贵。”
“那是他们不了解。”
“1979年，电业局基建科筹划着要给你盖个独家小院，叫你骂了一顿。群众没造谣吧？”
沉默不语。
“但是，另一方面，电业局整个说来，党风不正的问题比较严重。为什么这个第一把手只管自己不管部下呢？”李向南又站起来，在屋里踱了两步，面对着典古城站住：“那次宴会你不但没有管住，因为怕和部下闹僵，自己不也卷到里面去了？”李向南沉吟了一会儿，严肃地说：“这正好说明问题的严重。党委书记虽然知道原则在哪儿，但是只能律己，不能律人，一管别人，自己就可能站不住脚，所以只能是嘻嘻哈哈打马虎眼。”李向南目光严厉地接着说道：“要在整顿电业局党风的过程中也整一整这个当书记的软弱无力。如果他不能强硬起来，这个第一把手就应该撤换。不看他是谁的人，看他为不为老百姓做事。”
典古城一声不吭，嚓地又点着了一支烟。
“我做了点民意测验。”李向南继续说道，“现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把党风不正当作大问题。我们不应该重视吗？把这样先走一步摸索经验的任务交给你，你为什么东猜西想呢？”
典古城咯吱吱压着椅子坐直身子，把烟头摁灭在写字台桌腿上，垂着眼粗着嗓门说了一句：“我可以接受任务。”
李向南看了他一眼，神情严肃地说：“不，你回去再重新考虑一下，县委也要重新考虑一下。”说着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页稿纸递给典古城：“这是县委通报电业局后你做的检查，你拿回去。”
典古城惊愕地看着年轻的县委书记。
“退还给你。”李向南说，“这样的检查我不要。”
典古城沉默着，把刚抽出的一支烟一下掐断。康乐推门进来，看见这情景一下站住了。
“我的话，都写在你的检查上头了。”李向南说，“什么时候，你把电业局的不正之风整顿了，那时候再检查，连同总结经验。”
典古城把那几页纸抓过来塞到口袋里，站了起来：“我走了，李书记。”他简单说了一句，弯腰拿起靠在墙角的雨伞，拉开门步伐很重地走了。
“他怎么了？”康乐问。
“没怎么。”李向南站在窗前若有所思地说。
“向南，这两天气氛可不对。”康乐大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倒，跷起二郎腿说道。一没旁人，他对李向南就变得同学之间一样随便。
“怎么不对？”李向南问。
“顾荣去了一趟地区，他……”
“这我知道了，还有什么？”
“有人说你顶多在古陵呆一年，省里让你锻炼锻炼，过一年就走了。这是让干部不敢往你这儿靠。你不要小看这一条。”
李向南看着窗外点点头。
“呆会儿，”康乐指了指外屋，“会上也要冲突一场。龙金生、小胡都参加。”
“有思想准备，就不要紧。”李向南说。
农村发展战略研究讨论会开到最后，果然冲突起来。
本来纯粹是个观点分歧。
“我认为，”庄文伊扶了一下眼镜，从两张方桌拼成的长桌边拉开椅子站起来，指划着背后墙上的古陵县地形图对大家说，“咱们古陵好比是中国的一个缩影。西部是山区；中间是半山半川的丘陵；东部是平川。总的来讲，可以把全县分成东、中、西三部分。我们的农业发展，对西部山区应采取放宽政策，农业上广种薄收，让农民自己解决好吃饱肚子的问题就行了，同时大力发展家庭和集体副业，大搞多种经营。对于东部，这里是平原，有水利灌溉网，我们近几年应把主要资金投放在这里，搞集约化，提高这儿的粮食、经济作物的商品率。对于中部，这是西部山区和东部川地之间的结合部，我们近几年可以采取维持现状有所发展的方针。这里潜力很大，几年以后，我们应该把资金大部分转向这里。总起来从地理角度讲，战略方针应该是：现在重点发展东部，将来重点发展中部，用放宽政策和适当投资发展西部。”他摘了眼镜，擦着额头的汗，坐下了。
“我不同意这个方针，不实际。”坐在他对面的龙金生一边垂着眼卷烟一边说。
“这是战略研究，不是确定投资额。”庄文伊脸有些涨红了。
“那也不实际。”龙金生还是慢腾腾地卷着手里的烟。
“为什么不实际？一个是现有耕地集约化经营，一个是综合利用资源多种经营，这两条是农业发展方向。”
“我不懂集约化。我只懂要讲实际。”
“连集约化都不懂，那还研究什么农业发展战略？”庄文伊说。
“什么战略也不能守着地图研究出来。”龙金生执拗地说。他搞了几十年农业，对一套老经验又习惯又熟悉。
对经验和知识的占有也是一种财富，触犯它同触犯一个人的经济利益和权力地位一样，也会引起强烈反抗。
“老龙，你不要带情绪，”庄文伊觉得自己刚才那句话有些过激，所以极力克制着说，“你家是西山上的，可能感情上抵触这种战略。可我们要搞现代化农业，就不能小家子气。要有从全局出发的战略眼光。”
“你这是啥话？”龙金生一下感到受了侮辱，“你们根本不懂实际。”
“你们是指谁？”庄文伊也有些激动起来。
“好了，大家不要太激动。”李向南坐在长桌的一端，举了一下手中的铅笔笑着说，“都是为了把农业搞好。理解问题、看待问题上有分歧是正常的。但不要涉及同志间的关系。我倒希望你们能在观点上进一步深入地谈谈，争论争论。”
两个人都不说了。
“我说两句。”一直与李向南面对面坐在长桌另一端的小胡这时打破了沉默。他咬了咬嘴唇，目光落在眼前的桌子上，很不自然地静默了一会儿，“为什么一谈问题就要涉及到同志间的关系？为什么古陵会出现这种不正常？”
非同寻常的话语与非同寻常的声调，使气氛一下子紧张了。
“小胡，和今天开会内容无关的事等会下再说。”康乐劝阻道。
“讨论不是差不多了吗，我提点意见不行？”
“那也是在会下谈为好嘛。”
“在会上说，当着大家的面，有什么不可以？”
“你这可有点像搞突然袭击啊。”康乐依然笑着说。
“什么叫突然袭击，提意见还要节目预告吗？”小胡一下子恼了，他转向李向南道，“书记，我能不能说？”那气势颇有不让说站起来就走的劲头。
“说吧。”李向南慢慢转着手中的六棱铅笔，很宽和地看着小胡，“看来你是有准备的。但最好丢开你的准备，放开说，越坦率越好，不要有任何顾虑。”
由于出乎意料，小胡的目光在眼镜片后面迟疑地闪烁了一下，但立刻又变得坚决了，“我只要提七个为什么。”他说，振振有辞地把一个又一个“为什么”抛了出来：“第一，为什么要全盘否定古陵县以前的工作？第二，为什么不信任本地区的干部？第三，为什么不尊重老同志？第四，为什么下车伊始哇啦哇啦？第五，为什么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 第六，为什么搞团团伙伙？第七，为什么不尊重其他同志的实际工作经验？”他每说完一个“为什么”，都有意停顿一下，以加重语气，“最后，当领导的应该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干部对你有这样大的意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要说的完了。”他合上笔记本，站起身，拉开椅子就往外走。
“嗳，”康乐站起来，伸手指着他，带点开玩笑地批评道，“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的态度一点不过分。”小胡从墙上摘下雨衣，呼塌一拉门，走了。
办公室顿时一片难堪的沉寂。“这是闹什么情绪。”康乐无奈地一耸肩，摇着头坐下了。他用这种大大咧咧的态度帮助李向南化解难堪的气氛。
“大家接着讨论吧。小胡，我到会下再个别找他谈。”李向南说道。
讨论会一结束，人们刚一散，庄文伊就克制不住了：“这不是人家跳出来了。你越迁就，他们就越顽固。”办公室只有李向南、康乐和他三个人。
“那你说怎么办？”李向南拈着一支香烟，思索地看着他问道。
“不要这儿动一下，那儿停一下，要全面推开。全局不动，一切局部改革都改不动。”
“可不管什么改革也是从局部开始的呀。”
“你总得有全局的决心。”
“决心当然有。”
“我看不一定。”庄文伊说着欠起身，隔着桌子拿过李向南面前的火柴，嚓地为自己点着了烟，“向南，我说话不客气，你也是决心不彻底，一边搞改革，一边又怕得罪那伙人，老是顾虑某些干部中的保守情绪。”
“改革，总要考虑多方面情况，总要估计力量对比。”
“老百姓都是拥护改革的，这就是最根本的力量。你只要大胆改革，老百姓得了利，就会坚决支持你。”
“你接着往下说。”李向南蹙着眉说。
“我觉得现在要搞好改革，主要是几条：一条，坚决果断，不要拖拉；二条，用经济手段取代行政手段，大胆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用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淘汰一大批庸吏。 工厂也要搞定员编制，精简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条，大抓智力投资，我同意你抓教育这一条，要舍得花钱；第四条，加强法制。再一条，内外开放，要开够，大胆引进外资。至于搞农业，关键一条要有大农业、大食物观点，不说别的，光渤海大概就有几亿亩水面吧，假如一亩能产到五十斤鱼，光这几十亿斤鱼，就能折合多少粮食。”
“说假如有什么意义？怎么就叫一亩海面产出五十斤鱼来了？老兄，那是一句话说着玩的？”康乐忍不住插话道。
“那些具体问题都好办，关键在于敢不敢大胆改革。”
“正好相反，恰恰是很多具体问题难办。”李向南眼里露出深思熟虑的神情，“你说工厂搞定编，提高劳动生产率，那多余的工人到哪儿去？普遍就业这个压力就牵制着你搞定编。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相互制约的。你要闹出一千万人失业，不要说改革，连政局都不稳了。”
“多余的人可以搞劳动力输出嘛，到欧亚非各国去包揽施工，修铁路，搞基建，都可以干嘛。”
“那也得一步步来，没那么简单。”
“真理从来是简单的。”庄文伊扶了一下眼镜固执地辩论道，“现在，许多问题都是人为把它复杂化了。又要改革，又要顾及一套臃肿体制。就像你吧，明明是主张改革，可现在处在掌权的位置上，首先就要考虑自己的地位。左思右虑，和小胡、龙金生这样的人费时间磨嘴皮子，被束缚住了。”
“不，”李向南严肃说道，“中国的国情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得多，我们要多方面考虑，改革面临着压力。”
“有压力，当然谁都承认。”
“真正知道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只是看到某一两点。有的人看到的是经济上某个困难，有的人是看到政治上某个阻力。但实际上，我们的改革面临的是一个总体的压力。”
庄文伊看着李向南，弹烟灰的手在烟灰缸上停住了，他没有听到过这个概念。
“从经济上讲，我们遇到的压力就很大。”李向南说道，“资金短缺，资源紧张，就业问题，许多方面都对我们有压力。而压力远不只是经济上的。对经济的改革，因为牵动利益，既有物质利益，也有权力地位，还引起了政治上的矛盾。农村新经济政策不就曾经引起党内部分人强烈的抵触情绪吗？现在虽然大为缓和了，但也不能说完全消除，还在一定程度上潜存着，并且总是和目前农村中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相联系。老龙的情绪不就是这样吗？又比如现在搞体制改革，用经济手段取代某些行政管理，按经济规律办事，这都在实际权力和管理上冲击了相当一批干部。你才搞一个改革设想，像组织部长老罗那样的人不就情绪很大吗？至于精简机构，必然要裁汰干部，这会引起这些干部及他们亲属的不理解。我才精简了县委办公室，小胡不就闹得不亦乐乎了？各种各样的压力还很多，它们在和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传统的习惯势力、‘左’的思想影响都联系起来，包括和现在党风不正、社会治安、青年人教育等社会问题在社会上引起的不满都联系起来，这一切汇在一起，汇成一个总体压力。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他双手好像端着一件很沉的东西掂着打了个手势，“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总体压力的严重性，不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总体战略角度来考察形势，没有深谋远虑的政策，就可能葬送改革。”
“改革没那么悲观，起码一个县没有那么复杂。”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县和一个国家是一样的。”李向南说。
庄文伊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你没说服我。你太守成，这可能是你搞政治的结果吧。”他有些失望地摘下墙上挂的雨衣，“我的话可能太书生气吧，你也听不下去。咱们中国就是书生气太少，官吏气太重。”说完他拉门准备走了。“噢，有个情况忘了说。”他在门口说道，“有人造你谣言，说你和林虹过去是同学。”
“是同学。”李向南答道。
庄文伊看了他一眼：“不光说是同学，有些话很难听。”他想说什么没说出来，拉上门走了。
李向南蹙着眉心，面对着窗外的雨雾：“庄文伊刚才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