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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卡夫卡的父亲雅各布·卡夫卡生于1814年，在9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在施特拉可聂茨附近一座叫做沃塞克的捷克村庄里，6个兄弟和3个姐妹跟随着贫穷的父母，挤在一间独屋窝棚里长大成人。
18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部分举措多少减轻了一些对犹太人的歧视，使其不幸的境遇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善。犹太人口随之增长起来。为了限制这一增长，哈布斯堡王室又于1789年颁布了一项法令，该项法令规定：凡犹太家庭的子女，唯有长子准予结婚生育，繁衍后代。根据这项强制执行的法令，雅各布·卡夫卡被剥夺了结婚和生育的权利。因为他不幸刚好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并且，在他上面刚好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
然而，1848年，欧洲大陆发生了普遍的革命。在奥地利，新皇帝即位。新的专制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向奥地利境内40万犹太人授予了公民权，准许他们在城市定居，进入贸易或其他不同行业。客观地说，对于一个处于工业化边缘的国家，小贩、放利者、手艺人和其他社会阶层都是迫切需要的〃人力资源〃；然而，对于奥地利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专制政权，犹太人显然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因素，可资利用，以对付各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
不管怎样，雅各布·卡夫卡终于可以结婚了。他立即着手使用自己的权利，毫不怠慢，娶了邻家的女儿——31岁的弗朗西丝卡·普娜托维斯基为妻。雅各布·卡夫卡是一位取得了犹太食规许可的屠夫。他脾气大，体格壮硕，力大无比，据说能用牙齿衔起一袋土豆。然而，终年四季拼命挣扎，仍只能维持最贫困的生活。好在妻子性情开朗、乐观，以圣母般的坚忍与他一道勉力撑持，从1850年到1859年，为他生了6个孩子，就在那间独屋窝棚里将他们全部养大成人，第二个孩子即是后来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
一家八口始终只能以土豆为生，然而，他们全都活了下来。这是一种奇迹，也许只能归因于这家人特有的遗传生命力。孩子们刚刚拉得动大车，就不得不四处谋生。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为父亲的主顾们送货上门。后来，赫尔曼·卡夫卡总是喜欢怀着既骄傲又自怜的双重感情，向自己的儿子回忆当年脚上战斗勋章般的冻疮和裂口，历数童年的艰难，表达对自己儿子的不满：〃你知不知道你过的日子有多好……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自己未来的儿子卡夫卡与他的关系十分成问题，一年四季这种半是自夸、半是责备的数落，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数落归数落，事实归事实。赫尔曼·卡夫卡并非像不少父亲那样，喜欢吮舔自己幻想的伤口。事实上，遭他数落的对象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后来，卡夫卡在痛苦的弥留之际写下他的绝唱《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在这部小说中，像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一样，他的情感被掩盖在什么深不可及、或难以察知、或若有若无的处所，然而，他在那里显然忆及了父亲由之而来的那个世界。在他的描写中，人们能恍惚看出家族和种族双重的影子：
我们［即所谓〃耗子民族〃］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刚会跑几步，刚能稍稍辨别周围环境，就得像成年者那样照料自己；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无法使孩子们逃避生存竞争，不然他们就会过早被淘汰而夭折。在这个可悲的原因之外，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这个族类繁殖力非常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代排挤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在其他民族里，儿童会受到尽心的照料，会替儿童办起学校。儿童们，民族的未来，天天从学校里蜂拥而出……我们没有学校……我们的儿童啊！……一个孩子刚出世，他便不再是孩子了，在他的后面已经有新的孩子的脸……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 卡夫卡：《卡夫卡小说选》，孙坤荣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292－293页。
历史上，奥地利波希米亚地域内分布着若干犹太飞地，周围都是捷克农民。追根溯源，至少已有一个世纪，雅各布·卡夫卡夫妇双方的先辈就居住在这样一块犹太飞地上。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由于某种特殊的天启，卡夫卡家族的先辈躲过了早先的一项法令，没有采用按规定必须采用的德文姓氏，而是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斯洛伐克姓氏〃卡夫卡〃，在捷克语中就是〃寒鸦〃。
卡夫卡家族的人在自己家中讲捷克语。跟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的孩子上犹太教会男子学校。这种学校实行6年制义务教育，德语是法定授课语言。赫尔曼·卡夫卡在这种学校受完了6年教育，最终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14岁那年，赫尔曼·卡夫卡离开家庭，去闯荡世界。按犹太法规，他差不多已是成年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位年轻的小贩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形形色色的商品正涌向市场，在新兴工业的摇篮波希米亚，情况更是如此。市场经济在呼唤。在广大农村地区，零售贸易更是迫切地需要着干练的人才。精明而吃苦的犹太小贩们迅速进入了这一领域，其中不少人为日后显赫的富裕打下了基础。就在这一时期，著名德国作家魏菲尔的父亲经营起那时波希米亚最大的手套工厂，弗洛伊德的父亲在摩拉维亚开设了一座纺织厂。许多人从借贷放利发家，向更大的金融事业发展，或者像赫尔曼·卡夫卡一样，从起早摸黑、漂泊无定的行商小贩起步，逐渐成为较为大型的零售和批发经营商。
总而言之，19世纪下半叶，奥－匈帝国境内犹太人的经济地位迅速改进。这一事实有着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父辈创业〃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以脱贫致富为目的的残酷竞争。从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生观，在犹太中产阶级内部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兴资本主义这个残酷竞争的世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一个普遍的原则。这一原则以犹太人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势为背景，决定了犹太人家庭关系的一般模式，并使得某些特定的人格特征在其中占据了优势。
整整有6年，年轻的犹太小贩赫尔曼·卡夫卡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乡村小道上餐风宿露，往返兼程。直到1872年，他被征入奥地利军队，服了两年兵役，并在那里被擢升为中士。1874年，22岁的赫尔曼退役离开军队，前往布拉格，希望在那里找到自己幸运的前程。
本来，那些年头正是淘金的好时光。1848年革命废除了对居住权的限制。对于大批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尤其对于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地平线上的城市之光，似乎许诺了无比美好的前景。对犹太人来说，作为无名的小人物消失在城市的茫茫人海中，也可使自己免于受到反犹主义的伤害。几十年间，农村的犹太居住区荒废了。在不少村庄里，例如在卡夫卡祖居的沃塞克，犹太教堂因此而关闭。
赫尔曼·卡夫卡与他的犹太同胞们一道涌入了城市。他在一处从中世纪留下来的犹太人居住区安了家。在那儿，妓院和劣质的小酒馆随处都是。年轻的赫尔曼既无钱又无关系，日子并不好过。加之上一年维也纳股市的崩溃，引发了漫长的经济衰退时期，结束了20年来出人意料的经济繁荣，给他的淘金梦投下了阴影。然而，这位22岁的退役军人已经习惯了艰苦奋斗，锲而不舍。8年过去了，他终于〃三十而立〃。
第四节 洛维家族
1882年，30岁的赫尔曼·卡夫卡娶了一位殷实的犹太酿造商之女为妻。新娘名叫尤莉·洛维，1856年3月22日生于波德布拉特。那是易北河边一座小城，主要居民为捷克人。历史上，在波希米亚地方类似波德布拉特这样的小城，有不少虔诚而乖僻的犹太世家，其中不乏离群索居的学者、受人尊敬的拉比或长老、医生、单身汉或别的什么人。在世俗社会眼里，这些人的人格常常表现为复杂的混合体。一方面，他们显得行为古怪、举止反常、不谙事理、心不在焉、体质羸弱；另一方面，他们又显得性格突出、特立独行、富于宗教情怀、关心精神生活和内心价值远胜于关心世俗利益。
尤莉·洛维就来自这样一个犹太世家。后来，尤莉·洛维回忆她的家族史时，一直能追溯到她的外曾祖父，也就是她外祖父的父亲。那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也是家族中最有学问的人，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中有着同样的威望。据说，有一次，一场大火把他家四周的房屋全部化为灰烬，唯独他家的房屋完好无损。人们把这一奇迹归之于他超人的虔诚。这位传奇式人物的3个儿子，也都秉承了他们父亲的虔诚。其中一位不怕别人嘲笑，坚持要在衣服上缝制标记，以表示对犹太教的忠诚。另一位改信了基督教，并成了医生。他们都死得很早，剩下他们的哥哥，有幸躲过各种灾难活下来。他就是尤莉·洛维的外祖父。这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长老，留着长长的白胡须，学识非常渊博，满屋子都是藏书。他开了一家不小的商店，买卖上马马虎虎，但对犹太教的事情却一丝不苟。这位长老终生坚持在易北河里游泳，天寒地冻也不例外。如果河面结了冰，就在冰面上砸一个窟窿，再跳进水中游泳。他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是个疯疯颠颠的人物，女儿就是尤莉·洛维的母亲。比起她疯疯颠颠的兄弟来，这个女人也并不幸运，她29岁时年纪轻轻便死于伤寒，身后撇下二儿一女：阿尔弗雷德、约瑟夫、以及3岁的妹妹尤莉·洛维——即后来赫尔曼·卡夫卡的妻子，本书主人公卡夫卡的母亲。
尤莉·洛维的母亲病逝后，她的外祖母也因不堪这一打击而自杀身亡。然而有人揣测，她的自杀也许更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她女儿死后女婿的再娶。不管怎样，这其中显然反映了卡夫卡母系家族的人精神和情感世界的丰富和敏感。尤莉·洛维的母亲刚去世不久，她父亲就匆匆再娶卡夫卡母系家族的一位远房亲戚，并生下3个儿子：里查德、鲁道夫和西格弗里德。这样，尤莉·洛维未来的儿子卡夫卡就将有5个舅舅：大舅阿尔弗雷德，一生独身，平步青云，后来荣任西班牙铁道部总经理；二舅约瑟夫和三舅里查德都是殷实的商人。另外两个舅舅西格弗里德和鲁道夫则显得性格怪僻。西格弗里德一辈子没有结婚，外表冷冰冰，但骨子里却诙谐幽默、为人厚道、乐于助人；他修养很深，藏书丰富，并且喜爱户外活动；他后来在特里希地方当了一名乡村医生。卡夫卡最喜欢这位舅舅，日后常去特里希看望他。在卡夫卡所有的舅舅当中，鲁道夫舅舅性格最为古怪和内向，尤其是当他改信天主教以后，更显得〃最难琢磨、过分自谦、十分孤寂、滑稽可笑〃。
这就是卡夫卡母系家族——即后来卡夫卡所谓〃洛维家族〃——的简史，其中隐含着丰富的线索，日后将在他们的后代卡夫卡身上现出端倪。用卡夫卡自己的话说，洛维家族的人〃神经过敏，富有正义感，但时常又显得局促不安〃。后来卡夫卡身上局促不安、过分腼腆、懦弱胆怯的性格，显然与洛维家族有着血肉相关的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血会诱惑我成为我的舅舅的新的体现〃。 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叶廷芳、黎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55页。
然而，影响后来卡夫卡性格特征的更重要的因素，不是笼统地来自洛维家族，而是来自一个至关重要的人，那就是卡夫卡的母亲尤莉·洛维。跟她的丈夫赫尔曼·卡夫卡一样，尤莉·洛维也没有幸福的童年。
尤莉·洛维的父亲，与她母亲世系的人相比，已经被欧洲当地民族〃同化〃了，外表和语言都已德国化，显得结结实实，信守着帝国早期的政治态度。他在波德布拉特发了财，成为一位典型的犹太中产阶级人士。再婚后不久，便把家庭和事业一道转移到首府布拉格。
尤莉·洛维跟随父亲和继母长大了。继母就是继母，不能代替亲生母亲。作为6个子女中唯一的女性，尤莉不得不担任代理母亲的角色，像灰姑娘一样整天劳碌，应付各种困难。周围的人都信任她，唯独父母不甚满意，对此她却十分克制，从不抱怨，把感情保留在内心。长期这样的生活形成她的性格：干练，大方，奉献。这使她在人群中表现出一种凝聚力。然而，在相当程度上，这种奉献以及由此产生的凝聚力，却是内心缺憾的某种反面表现，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深层心理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比通常的人们更多地处于某种〃存在性不安〃之中。她从奉献中得到他人之爱或赞许的回报，多多少少弥补了儿时母爱的缺失。十分有说服力的是，她的5个兄弟成人后彼此疏于来往，但都与这个唯一的姐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她的奉献和凝聚力无疑具有生命力。只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奉献和凝聚力，是否她未来的儿子卡夫卡所真正需要的呢？从本质上说，她与赫尔曼·卡夫卡婚姻的基础并非是爱情，而是事业。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被剥夺了童年的、受伤的孤儿。与童年的伙伴相比，他们格外处于某种〃存在性不安〃之中。他们格外地〃想有个家〃。而家的存在依赖于苦苦的挣扎和拼搏。赫尔曼正在拼命爬向犹太中产阶级。他要成为说德语的上流人士，他要摆脱一般犹太人的不安全感，他要洗刷自己从捷克农村地区染上的自卑感……他虽然没受多少教育，但头脑敏锐，有着粗野的生命力，同时也有着致命的弱点。他希望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出人头地，挣取金钱和地位。苦难而艰辛的童年让他无师自通：钱也许并非万能，但没有钱肯定万万不能。也许金钱买不来幸福，但它能带给人安全感，带给人富裕安稳的生活和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不用说，尤莉·洛维必然对此产生深深的应和。而且，她还刚好是位理想的搭挡。
1882年9月3日，赫尔曼·卡夫卡与尤莉·洛维在布拉格旧城广场一座饭店举行了婚礼。这年年底，卡夫卡夫妇的第一家干货店开张营业。1883年7月3日，尤莉·卡夫卡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为纪念给犹太人带来好运的、〃犹太人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而取名为弗兰茨·卡夫卡。7天以后，一位医生按照犹太教规为孩子行了割礼，为他完成了犹太民族传统的肉身〃符号化〃，打上了既是肉体性又是文化性的种族标记。
第五节 〃最亲爱的父亲〃
这一家人最初的寓所靠近旧城广场，在一座古旧而庞然大物般的建筑里面。这幢建筑本身属于旧城区，却又象征性地划开了新旧两个城区。它本是一座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