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亚的布劳恩先生。”大家都“噢噢”地叫了起来。周恩来说：“这就怪不得了，总参谋长同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进攻巴黎，传说当中有一条就是巴黎城里收藏有中国的茅台！”正说闹着，李德拄着棍子歪歪扭扭地来了：“各，各位，我请求你们在，在这里多停一两天好，好不好？我，茅台酒没有喝，没有喝，没有喝够啦！”刘伯承翻译了李德的话，把大伙乐的，李德也发酒疯似地傻笑起来，倒像是他们从来没有过什么隔阂似的。据说，李德从这以后，情绪逐步趋向正常，没再在背后嘀咕过什么。毛泽东在草地同张国焘的那场斗争，他还支持了毛泽东。这是后话。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以后，便进入川南古、叙地区的崇山峻岭中隐蔽休息，以待来机。这期间，毛泽东没言打仗的事，只给刘伯承交待了两件事：一是前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大造红军北渡长江的舆论；二是要军委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带一个排把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控制起来……
且说重庆的蒋介石，他在３月１３日得知红军离开了遵义、鸭溪地区向西北方向运动，他还沉得住气，“主力似仍潜伏在长干山附近及其南北地区，有与我周纵队决战，乘机西窜模样。”他电令各路将领，要在长干山地区“聚歼该匪”。１５日，当中央红军穿过敌丛，在鲁班场向周浑元纵队发起攻击，并于当日撤出战斗，不知去向，蒋介石才乱了方寸，彻夜难眠。难眠在于他画的那个圈圈似乎又破了。第二天早晨，前方急电报告“匪陷茅台、仁怀”。他火了，抓住吴奇伟有电要梁华盛师“到达香枫坝时，有匪阻我，前进即止”一端，大发雷霆，当即手令斥责薛岳、吴奇伟、周浑元，“此乃为我军之大耻。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则何颜再立于斯世？”并下令周浑元代行前敌总指挥，要薛岳到贵阳管修公路和维修机场的事。薛岳和吴奇伟有口难辩，委座不是有过“匪情明了，方可大举”的明令么？冤无申处，只有大骂一通“昏君”了事。１７日，前方又报知“窜匪已渡赤水河西窜”，蒋介石越发坐立不安。凑巧这两天陈诚和贺国光去‘川南剿总’同刘湘、潘文华“协调川省军务”去了，陈布雷又是一介书生，弄点政务文墨可以，打仗却是一窍不通的。蒋介石只好亲自挥毫，草拟电文，命令各路纵队一齐出动：“周（浑元）可截击，吴（奇伟）可追击，王（家烈）可堵击，孙（渡）可追击与截击，郭（勋祺）可绕出仁怀以西追击。”在委座的严令下，５路纵队，洁浩荡荡，全都离开了才修筑起来的乌龟壳。紧接着，当红军进入了古蔺地区，红１军团前出伪装主力的３团在镇龙山打了一仗，蒋介石更加相信“窜匪意在渡江”，这是他最忧心的，“一当朱、毛同徐、张合股，几万人变成几十万，事情就难办了。”他赓续作出了在赤水河以西古蔺地区围歼红军的部署：“周纵队主力进出鄢家渡，向古蔺方向寻匪堵截……吴纵队归周代总指挥之指挥，会合一路追剿……郭勋祺所部向仁怀、古蔺尾匪追剿……孙纵队速赴大定、毕节、清水镇一带防堵……王纵队一部进出新场北地区，寻匪截击……”他在电文最后再次写道：“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周、吴、孙、郭、王各路纵队，得令后都将主力移师赤水河以西，向古蔺地区合围而去……
令发后的第二天，３月２３日下午，陈诚和贺国光匆忙回到重庆，刘湘和杨芳毓也同时前来“请安”。蒋介石颇有不快，说：“还是前方军事要紧，怎么一去这么几天呐？我的最新部署你们都知道了吧？甫澄兄，仗又打到你四川来了。”陈诚说：“我们就是为委座的最新部署赶回来的。委座，在黔各路纵队主力都涌向赤水河以西古蔺地区，似有不妥呀？”蒋介石愣了愣，说：“怎么个不妥法？朱、毛股匪意在北渡长江，不全力在古蔺地区聚歼，将遗祸无穷！”陈诚说：“当然，能在古蔺地区聚歼更好，问题是就怕重蹈扎西之辙呀！”蒋介石惶然，说：“难道你们对窜匪北渡长江之图尚有怀疑？”他思虑片刻，又道：“不，这一次我不怀疑了。第一，他是因为上一次没能过了江，才作这第二次冒险的；第二，我们总是担心他东去湘鄂西，然而事实一再证明，他们的兴趣不在萧、贺，而在徐、张。徐、张有１０万之众，又有地广人稀的川西北。第三，他们回窜的可能性是有的，这一点我也是有所估计的。但是，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就看我们这一仗打得怎么样了，看他们还有多少可回窜的了。甫澄兄，元靖，你们的看法呢？”刘湘和贺国光本来同陈诚有相同的疑虑，但见委座言之在理，又估计到了“窜匪”回窜的可能性，有关疑虑的话就不想说了。刘湘说：“委座说的是，我川军只有严守江防，全力打好这一仗了。”贺国光拣现成的附和道：“甫澄兄说的是，剿匪成功，在此一举。”陈诚还是没有被说服，说：“委座既然对窜匪回窜的可能性有所估计，那么，他们回窜的方向，有可能是……”蒋介石说：“我讲了，这要看我们这一仗打的怎么样，看他还能剩多少了。剩得多，还可能有回窜方向可言，要是残之又残，就只好绿林为寇，还谈何回窜方向！”
蒋介石的话没完，宴道刚执电报走进客厅，边走边说：“前方急电，朱、毛股匪昨２２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回渡赤水河东进……”
在座蒋介石、陈诚、刘湘、贺国光、杨芳毓，全都哑了。
好大一阵，倒是刘湘首先发话：“道之兄，回窜多少？”陈诚说：“我军各路大军正向指定位置开进，都不曾打响，自然是窜过去多少，又回窜多少了……”
刘湘回到坐位上，脸上有一种难以察觉的宽松表情。
陈诚、贺国光、宴道刚都眼睁睁望着瘫了似的委座。蒋介石不声不响地靠在高靠背椅上，头朝后仰着，眼睛似睁似闭，好久好久，当侍从医生赶了来，他才忽地站了起来，大吐了一口粗气，又一掌击在案桌上，女人般的窄嗓子叫道：
“娘希屁，明天飞贵阳！”
第十四回 四渡赤水跳出“牛阵” 黔北道上二将骂娘
话说中央红军在川南古蔺山区隐蔽集结数天之后，眼看蒋介石在黔的主力纷纷北渡赤水，“牛鼻子”牵了过来，毛泽东抓住敌人“欲围未成”之机，出敌不意，挥师东进，四渡赤水。３月２２日，１军团在林滩，３军团在太平渡，９军团在二郎滩，军委纵队在九溪口，５军团为后卫，一天一夜之间，全部渡过了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
中央红军突然东渡，在重庆的陈诚倒是懵对了，“西窜多少，自然东窜多少了。”但在现场的薛岳、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等，却叫“朱、毛的古怪战术”弄懵了。他们都已发现“窜匪”东窜，军情要紧，也都上报了“渝辕”；但是，谁也不能明了“敌之回窜”，不敢回答“究竟回窜多少”。在金沙前敌指挥所，薛岳召集诸将领分析敌情，他发问说：“这朱、毛是怎么了，是在茅台喝酒喝疯了不成？他们怎么又回窜了……”吴奇伟说：“是啊，他们由遵义地区北进叙、古，意在寻路北渡长江，镇龙山一仗，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胜仗，是说不上受阻的，他们却又掉头东窜，实在令人费解。”周浑元说：“因此，窜匪究竟回窜多少，主力尚在何处，不可大意。”小诸葛孙渡也认为，“共匪素用曲线行动。此行东窜，是其主力东窜，抑以一部东窜，而主力仍西窜，实难料定。”薛岳问王家烈的看法，败军之将，神情惶然，无言以对。薛岳最后说：“各位言之有理，我薛兵团在江西是上过赣匪‘诱敌深入’的当的，贸然分兵东追，只怕是在两个方向上均遭不测。”前敌总指挥怕上当，２２日下午，他还是在敌情通报中作如下分析：“匪由茅台渡河后，分两路西窜，一路经大村、鱼岔河、镇龙山；一路经石宝寨、铁厂、锅厂坪。其大部尚在镇龙山、铁厂。”龙云根据他的通报，当天数电各路纵队，再次重申“聚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河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直到２６日，当红军已经进入遵义、仁怀之间的地区，薛岳还在说：“窜匪西窜成份居多”，并令他的后方辎重物资继续源源北运，形成敌我相向对进的局面。
蒋介石是３月２４日飞抵贵阳的。随行的除夫人宋美龄、私人顾问端纳、侍从室主任宴道刚外，还有陈诚、何成浚、顾祝同、吴稚辉、陈布雷等一帮高级军政人物。蒋介石走下飞机，机场上冷冷清清，除薛岳驻贵阳司令部的一位副官处长前来领路外，不见一个当地官员。宋美龄脸有惊异：“大令，这是怎么回事咯？”蒋介石宽慰道：“剿共要紧，剿共要紧，想必他们都在前线忙着布兵堵截东窜之匪……”
两军相战，理解对方行动的企图是极要紧的。蒋介石住进薛岳驻贵阳司令部，得知各纵队都还在原地观望未动，好不气恼！第二天一觉醒来，便要陈诚亲自电话传他的命令：“各路纵队从速掉头尾追东窜之敌，不得有误”。谁知，哪一路也不痛快！薛岳在电话上说：“辞修兄，敌情不明呀，似不宜擅举！”孙渡根本就不想动，跟陈诚说：“我们才奔袭了５００里，粮草供应还没有跟上来。再说，我从这里回滇、黔边，不是还要近一点吗？”王家烈则干脆说：“我还回黔北去挨打吗？我得靠近薛兵团啊……”只有周浑元有些积极性，他在陈诚说话的口气里，得知他将取代薛岳代行２路军前敌总指挥，惊喜之下，当即表示“尽快掉头”。
“牛”大掉头难。黔北战场一时出现相对的平静。
毛泽东突然挥兵东进的“诡计”，敌人不理解，自己队伍中也有不理解的。在自己人中，不只是基层干部战士有不理解的，在高级指挥员中也有不理解的。作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们懂得运动战是怎么回事，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四渡赤水”这样大的运动；他们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必须避强击弱，却难以接受眼前这样地在强敌丛中驰骋纵横；他们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对入黔以来一再放弃根据地的打算，如此毫不停顿地走下去，却又疑虑重重。因为不理解，也就有些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三渡以后便有了苗头。一渡好说，有个北渡长江同４方面军会合的前景在吸引着全军上下；二渡也值得，深入黔北打了个转移以来的大胜仗——遵义战役。三渡四渡是怎么回事？实在令人琢磨不透。
这一天，彭德怀和林彪走到一起了。近来，两个人的情绪都不高。林彪前些日子同聂荣臻提出打打鼓新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接着要他指挥鲁班场战斗，结果又没有打下来，心里早有几分抱怨。他满以为三渡赤水以后，在川南打上一两个漂亮仗，消消心里的怨气，谁知才踏上川南地界，又奉命掉头东进了，心里的怨气反倒增加了一分。彭德怀在遵义战役后，３军团伤亡最大，那时他就想，是不是还是黎平会议曾经议决过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他听说毛泽东正在同遵义上届革委会的委员们谈恢复遵义革委会的问题，心里很高兴，“很好，川北，黔北，湘鄂西，恰成三角态势；红军一当积蓄力量，便可问鼎中原！”谁知没听到什么结果，部队又出发了。三渡以后，没有什么名党，忽又掉头东进，东进不两天，又折转南下，他实在弄不明白是要往哪里去。心里正憋着，昨天晚上，遵义战役负伤留下的几个原３军团的战士，从白区冒着危险逃了出来找到他，一个个有的手断了，有的脚断了，伤口还血淋淋的，都哭脸抹泪的要跟部队走，说是“好多伤员没能活下来，把老百姓也连累得家破人亡！”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打过大枪的军团长，没有办法带上断手断脚的，也没有时间来安置他们。他心里该有多难过，多么焦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主力军团的军团长，便你一句我一句地牢骚起来了。
林彪说：“娘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老走弓背，不走弓弦？”
彭德怀说：“什么弓背弓弦呀，我看是麻花，走麻花！”
林彪说：“说得对，麻花，作到地图上就是麻花！”
彭德怀说：“林老弟，我看啦，凭地图打仗不行，在担架上打仗也未必行哩。秀才们放个屁，当兵的跑断腿。这样走下去何时是个头啊！”
林彪说：“本人有同感。就说１０天前吧，我说要打打鼓新场，他们不同意，说我和聂荣臻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硬要我去啃骨头，结果啃掉了几百人。”
彭德怀说：“要我说，打鼓新场不该打，鲁班场也未必该打。我就是希望能停下来，搞搞根据地再说。黎平会议说到黔北搞根据地，后来又说到川黔边搞根据地，光是屁响不闻屁臭。你晓得我们甩掉的那些伤员是怎么遭罪的，又是怎么害人的吗？”
林彪说：“是呀，没有根据地，傅连暲想摆摆摊摊都来不及。你为什么不提提这些事？”
彭德怀叹息一声说：“提？有什么用？还不也是‘只及一点，不及其余’？”
……
牢骚，说重不重说轻不轻的牢骚。这个“牢骚事件”，连同后来发生的事情，虽说史不详载，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对某些人物的个人命运，是有过不小影响的。但在当时，并没有因此酿成党和军队内部的一场大的斗争，颇为费解，却也是万幸。
艰难的战争环境里，人的脑子往往聪明得多。
部队南下到仁怀以东的一个深山沟里，一天晚上，毛泽东突然请几个军司长“打牙祭”，参加作陪的有朱德、刘伯承。陈昌奉弄来的几只鸡还没有做好，毛泽东便同军团长们聊起天来，他说：“还是先说说话吧。要不哇，你们呷着什么都不香喽。”林彪和彭德怀一听，禁不住面面相觑。林彪在彭德怀的耳边说：“我们有好吃的了……”彭德怀小声回道：“管他的，能说说话也好，说话也是打牙祭哩。”毛泽东抿嘴一笑，没理茬儿，说：“本来早就想和大家说说话的，难得有会到一起的方便。你们在路上碰到一起是不是也聊聊天，嘀咕嘀咕呀？该聊聊，该嘀咕嘀咕，让你们走了这么远的路，连嘀咕嘀咕都不让，哪还行么？骂骂娘也是可以的嘛。从江西出发，我同王稼祥、张闻天走到一起的时候，没少嘀咕，有时也骂骂娘。只是，他们两个都是读大书的，我也上过几天洋学堂，骂起娘来水平都不怎么样，文骂而已矣。其实，骂娘大有好处，中国的郎中先生讲，人就讲个气通气顺，一气通气顺，身体就好了，是不是呀？”彭德怀和林彪都闷着不吭声，都在琢磨那骂娘的事怎么走漏了？毛泽东笑笑接着说：“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研究中医学，还是说说我们的三渡四渡吧。为什么要三渡？是不是因为鲁班场一仗没有打好，没法子了才三渡？非也。鲁班场一仗打好没打好，都是想到要三渡的。先打鲁班场，再渡赤水河。想想看，你不打鲁班场，薛岳、吴奇伟能从遵义周围拔出来么？你不前出到川南古蔺地区，他能跟着你西渡赤水河么？人家不西渡赤水河，你能跳出他的圈圈么？三渡者，牵‘牛鼻子’也。善战者，不光要能指挥自己，还要能指挥敌人。这不是什么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