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都是干部，可对咱老百姓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呢？”任香枝在我采访她的时候，一再提出这个问题。
我想了想，告诉她：区别在于现在有相当多的干部不能权为民所用，以为手中的权只是他自己的。再者，他们已经对老百姓缺乏基本感情。如果不是碰上像梁雨润这样的铁腕人物和一身正气者，这些干部或许连基本的人性都很难唤起，良心就更不用说了。
在写作本文时，正值2006年的中秋节。为了躲避在京城的各种干扰，我回到苏州老家闭门执笔。但脑海里却不时呈现另一个人在北京过中秋节的情景：时间是2004年，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几个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在火车站广场上向中国老百姓发放白面馒头，去拿白面馒头的人不少，他们中多数是赴京上访的人，因为中央机关的不少信访接待部门就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因此那些没吃没喝的上访人员大多聚集在这里。这中间，有一个人因为饥饿晕倒在广场上，可当有人举着热腾腾的白面馒头叫他快上外国人那里拿时，他愤怒地回答说：“就是饿死，我也不会那么贱！吃他们给的馒头，我不仅会肚子疼，还会心痛！”
这个人后来我在太原认识了，他叫刘德。刘德很有德，10年受冤申诉，来过北京近百次，每一次出门却都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尽管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那天省信访局的同志安排他来见我，一个与我年龄相近的人，看上去却如风烛残年的老汉。我倒了一杯水请他喝，他双手端了几次却始终没端得起来，最后只能俯下身子，伸长脖子才能喝……
“都是这10年申冤岁月落下的毛病。”刘德开口就已眼泪哗哗，一个男人在陌生人面前这样，足见他积聚在心头的冤屈有多深了！
我让刘德说说他的事，刘德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坏了，这儿坏了，还是给您念材料吧！他掏出一沓发旧的材料，足有十几页纸，我静静地听着他念，一直等到他泣不成声念不下去了……老刘的命太苦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弱者：自己10年前被单位停发了工资，上有80岁的老父亲，下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妻子有病没有工作，连他4口人本来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可失去工作的他不仅要为自己的事到处申诉，还要养活其余3口。日子如此艰难，让这位16岁就在铁路建设兵团战斗的人彻底丧失了男子汉的尊严与力量。
他说他到北京上访因为没有钱买票而被无数次半途赶下车，饿着肚子，蜷曲着身子，躺在寒风刺骨的荒野之上；他说为了在大街上讨口水喝，被人当作流氓挨过耳光……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替有病的妻子卖雪糕，在零下一二十度的寒冬腊月里呆在大街上十五六个小时竟然没赚到一分钱，反而赔了十几块钱。他还说，妻子患了糖尿病，因为没有钱医治，所以凡是在太原举办过的那类糖尿病报告会他几乎无一例外地参加了，而且都是带着妻子一起去的。因为这种报告会一般都是推销产品的厂家举办的，一是能听到些治疗糖尿病的知识，二是可以免费给妻子测血糖，三是还能获得一些赠药。
刘德说他这辈子最受感动的是：去年春节前后，省信访局梁雨润亲自到他家走访，并派王英同志到他家拜年。“10多年来，在我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之后，每年过年邻居们都是欢天喜地，喜气洋洋，而我们全家人总是以泪洗面，连口肉都吃不上。这一年在梁局长的关照下，市信访局给我200元生活补助。我拿着这200元钱，给妻子买了药，又买了3斤肉，包了饺子吃。这200元钱，对我全家来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它不仅是简单的200元钱，它是党和政府对我全家的一份深深的关爱，是雪里送炭……”刘德像背书似的念这一段话时，我听得两眼湿乎乎的。
200元钱能算个啥呢？可刘德却把它与党和政府对一个弱势平民的关怀联系在一起。老实说，我既感欣慰，又感悲切。
“1971年，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了铁建兵团，战斗在京原线上。我们所在的地方，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住在老百姓家里，连玻璃窗都没有。白天我们在零下二十几度的环境下修路，晚上睡在没有火的炕上，还要军训。可没有一个人说苦。记得一天，军代表看我写的字不错，就说你用毛笔写上14个大字，然后再刻在我们开凿的山洞口。于是我拿起大笔写下了：条条铁路通北京，红心永向毛主席。”
刘德是与我同年代的人，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些不讲条件、不讲报酬的为国家奉献的年代。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中许多人今天成为干部，成为富人，也有的成为名流，但多数像刘德一样，他们还是普普通通的人。如果他们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和睦安稳的家庭，他们就是平常百姓了。可刘德是其中的不幸者，他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最后莫名其妙地连个饭碗都丢了，使家庭处在饥寒交迫的境地。
人的一生出现不幸在所难免，问题是像刘德这样的不幸并非天灾造成，而是人祸所致。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我们相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明知其处在饥寒交迫的不幸中，仍然那么冷漠，甚至无情，那么脸露微笑地往他的心上扎刀子，这就是丧尽天良了！
现今社会上，这种情况不少见。刘德是一例。
1995年，还是太原城北区人大代表的刘德被调到太原某街道办事处任企业办经理。这位多次被上级评为先进个人的人大代表，正以勤勤恳恳的态度工作，力图解决企业办遗留的问题时，由于新任办事处主任与原来的老主任之间有矛盾，老实巴交的刘德莫名其妙地被当作老主任的人而先是被搁置起来，最后干脆找个理由“你就别上班了”。不给工作还不算，后来工资也停发了。刘德找到那个主任，苦苦恳求说，我参加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是当清洁工我也甘愿嘛，我全家靠那份工资，你总得给我一条生路吧？人家冷冰冰地回答他：没用，现在体制改革，你就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行！
听听，理由充分，而且毫无回旋余地。这种干部在整人方面“水平”总是不一般。刘德可就惨了，他向办事处的上级单位申诉，人家摇头说，你们办事处领导不点头，我们也不好办哪！刘德再往上反映，但他发现最后落实起来，还是转到了原地——踢他走的那个办事处主任那里。“你还敢告我？那你去喝西北风吧！”
刘德开始不信这邪，便上省里反映，后来到北京申诉。“每一次出远门时，总是心里极不是滋味。走，又不放心家里年迈的老父亲和重病的妻子；不走吧，自己的问题等于石沉海底。妻儿的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心碎……”刘德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而正是这样的人在受到如此沉重打击下，容易出现精神上的一些问题。他又是个非常要脸面的人，用他的话说，“我即使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也不会用脏话回敬。”而这，又反而被人看作是“神经不正常”。
十余年上访之路，刘德没有在哪一级组织和部门面前有过过激行为，而这也似乎注定了解决他的问题始终遥遥无期。
“我难忘2004年4月2日这一天……”这一天正是梁雨润第一次出现在省信访局接待室的日子。来的人太多，二三百个有问题企盼尽快解决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聚集省信访局，排着长队要找“当代包公梁雨润”。
“每人只能讲5分钟啊！”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他们既要维持秩序，又同时希望来访群众都能与梁雨润副局长见上一面。
“就这5分钟的谈话，我一下感觉十多年跑的漫漫申诉路有了希望。”刘德拭着眼泪，放下手中的材料，“因为当时梁局长听完我的申诉，当场表态：3个月内一定给你满意的答复！这是我10年申诉中见到的第一位省局领导，也是第一位能用这样肯定的话回答我的干部。当时我内心特别激动。之后，我经常清早4点多起床，先把家务做完，再带上一个馒头，6点左右到省信访局门口等梁局长。知道他每天上班很早，而且也知道找他的人多，我这样做就可以保证能见到他。每次梁局长见我后，都会耐心倾听我的诉说，并告诉我我的事情协商处理的进展情况。由于我的事时间拖得长，又加上基层某些干部从中作梗，梁局长他们处理起来难度挺大。为这，梁局长还特意将我的事向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银焕同志作了汇报，金书记作了重要批示，敦促有关部门加快处理。2005年春节刚过，梁局长带着部下连续3天为我的事召开有多个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终于在农历正月十四这一天，将我沉冤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当我回家把喜讯告诉家人时，85岁的老父亲连声说，我就是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里好干部多！”
刘德的不幸和后来的庆幸，都与遇上不好的干部和好干部有关。结束刘德的采访，我独自坐在房间里想着一个问题：假如刘德这样的人后来没有遇见梁雨润，他的事是否还要再拖10年、20年呢？
我没有找到结论。
那天我连续接待了5位昔日上访者。刘德之后的一位叫赵满宏，共产党员，原来在某矿当处级干部，也是因为新任领导与原任领导关系紧张，结果把他扯了进去，最后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了3年徒刑。赵满宏同样四处申诉，8年得不到申冤。梁雨润接案后，多次叫上赵满宏所在单位的领导，亲自上赵满宏家问寒问暖。是梁雨润的不懈努力与竭力争取，才使赵满宏彻底申冤，重新获得工作和待遇。老赵告诉我，他现在不仅对工作岗位满意，去年还被矿务局评为先进党员。
另一位被采访者叫鹿冬云。这位女同志一谈起梁雨润，便激动起来，说何作家我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在我们山西的上访者心目中，他梁局长就像太阳一样，见到了他，等于就有了光明和希望。“我的事也是梁局长给办妥的。现在我还经常路过省信访局大门，每次经过时就在想：如果我没有遇见梁局长，是不是每天还在为上访的事没完没了地痛苦着？”
是不是？谁能回答？
“我能回答，肯定是这样。”说这话的是山西霍州煤矿的毛国爱。今年64岁的退休职工毛国爱，一位满头银丝的老人，用她的沧桑经历证明了我回答不出的结论。
毛国爱1958年参加工作，那时她年轻美貌，充满朝气，被组织选送到技校学习。可是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于1961年休学，1969年重新上班，她的单位是一个国防军工企业。由于她的丈夫是霍州煤矿的职工，结婚后的毛国爱在病休期间一直在丈夫工作的霍州某矿驻地居住。这期间正值“文革”时期，一件不经意的事，让毛国爱参加工作后的40多年里，有35年是在为自己的冤情申诉。“35年哪，我从一个刚进门的小媳妇，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如果不是遇见了梁雨润，我还不知是否带着冤屈进棺材呢！”毛国爱拉着我的手，说往事让她不堪回首。
中国的奇事真多。毛国爱的冤屈说出来让人无法相信：1966年，刚嫁给霍州矿务局某矿职工的毛国爱，有一天与邻居几个妇女在一起做针线活时，不知谁不小心将桌子上的一尊毛泽东瓷像碰倒掉在地上摔碎了，当时没有人在意。可到了1970年，毛国爱的一位女邻居同毛国爱家发生了一点矛盾，结果她向造反派报告说毛国爱曾经摔碎过毛泽东瓷像。在那疯狂的“革命”年代，毛国爱摔碎毛泽东的瓷像，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现行反革命”。毛国爱不是傻子，她气愤地责问造反后掌权的单位领导：“你们谁能说出我在何时何地摔碎了毛主席像？”向她放黑枪的人是劳资科长的家属，劳资科长在矿上算是重量级人物，“现行反革命”帽子戴上后一般就不那么容易摘掉。最让毛国爱吃暗亏的是，此时正是她原单位恢复她工龄和工作的关键时刻。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使她的工作和待遇问题全泡汤了！毛国爱不服，上太原和北京申诉。1973年，总算有人出面为她进行了“口头平反”。而正式平反是在1985年9月30日由矿务局正式下文的“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八个字，这使毛国爱重新获得了政治新生。可这时毛国爱年已43岁，而且失去工作近20年。两年后的1987年12月25日，省国防科工委下文恢复毛国爱的工作。此时年已45岁的毛国爱，已在霍州矿务局与丈夫生活20多年，3个孩子也大了，她原来的国防军工企业在太原，考虑到毛国爱的实际情况，经国防科工委出面，与霍州矿务局协商，将其安置在霍州煤电下属单位工作。本来这事也算有个结果了，可多少年来因“现行反革命”问题而失去无数次调资等待遇，毛国爱自然不甘心。她强烈要求有关部门解决她的遗留问题。可是她现在被安置的单位恰恰是当年将她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那一家。虽然决定她命运的领导班子换了好几茬，可毛国爱要求补偿她在打成“现行反革命”期间而耽误的调资等应有的福利待遇时，单位不予理会。其理由是：那段时间你毛国爱不是咱霍州煤矿的人。毛国爱气极了，说我当时确实不是你们的人，可定我“现行反革命”的事却是你们矿上作出的决定，当时你们为什么不说这人不是我们单位的，凭什么还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呢？
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历史就这么荒唐地将这段非人经历烙在了毛国爱身上，现在想改竟然又碰上了隶属问题！客观讲，双方都有道理。
从1988年开始，毛国爱重新踏上申诉之路。她到过矿务局，到过省主管部门，到过北京许多中央部门，但一直没有解决。1999年，毛国爱办了退休手续，没有解决冤情的她便有了更多时间往外跑了。毛国爱因此也是在省里和北京挂上了名的“上访专业户”。毛国爱之所以要不停地申诉，除了自己的工资待遇外，还涉及分房的问题，这些都是平民百姓最看重的事，也是最切身的利益。就个人而言，没有理由认为她的问题不重要。可毛国爱饱尝了遥遥无期的申诉之苦，头发就是这样一根根地提早发白的。
2004年，她从熟人那儿知道省里有个叫梁雨润的干部能为百姓解难事，所以赶到省城，在梁雨润上任信访局副局长的第三个工作日便找到了他。见面的第一次谈话，梁雨润给毛国爱的答复是：只要你的要求合理，我一定为你解决问题。35年的陈年旧账，解决起来难度确实不小。梁雨润曾3次从省城南下到霍州，苦口婆心地与相关方面进行协调商量，特别是最后一次是从早晨9点开始一直谈到下午4点，反复协商，反复研究，最终把毛国爱的事给彻底解决了，而且几方面都很满意。
那天我上毛国爱家，看到她精神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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