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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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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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开进毛儿盖,我们都出来围观。中央红军疲惫不堪地走过毛儿盖小街,他们衣衫褴褛,面色青黑,许多战士的裤管和衣袖烂成布条,露出一根根肋条骨,病弱者手持木棍,慢慢地向前移动,看上去叫人好心酸。 
一个多月前,两个方面的红军在夹金山会师后,中央红军接受了大量的米面盐巴,吃了几天饱饭,怎奈身体亏损太大,一时难以恢复。 
“天下红军是一家”,兄弟相见分外亲热,毛儿盖的小街上,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军相互攀谈,交换物品,乱轰轰的都是湖南话江西话湖北话四川话。一位江西小红军看见我挎包上拴的竹碗,要求拿给他看,他捧住竹碗十分喜爱,对我说:“这个木碗把给我吧!”我迟疑一下,点了头。他又问我,青稞面多不多?我挖给他一碗青稞面。 
他眼睛涌起泪水,接过竹碗和青稞面:“谢你啦!谢你啦!”说着招一招手,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红一方面军宣传队站在一块高台上又唱又跳,庆祝两军的“毛儿盖会师”。一群藏族儿童少年和红军战士挤在一起观看表演。 
松潘草原绿草如毯,牛羊如蚁。骑马放牧的藏胞穿着肥大的袍子,腰间挎一把弯刀,腰后挂一柄小刀,脚登高脚皮靴,威风凛凛。他们与我们迎面相遇,勒住马缰,睁大乌黑的眼睛,沉默不语。 
毛儿盖无暇久留,又随方面军总部离开毛儿盖,横穿阿坝草原,进入阿坝镇附近驻扎。我们就像一群跟在领头羊后面的小羊羔,领向哪里,就走到哪里,对当时红军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毫不知晓。   
大渡河上的丹巴铁索桥   
1935年9月,我们这支卫生队跟随红军离开阿坝草原南下。总部派来一个班的战士随我们一起行军,负责我们的安全。 
红军部队沿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河顺流而下,经大金县城,进入西康省丹巴县。丹巴这个县城四周围拢着大山,从几条山谷里的河水会聚在这里,形成了大渡河。 
丹巴城坐落在大渡河边,河岸峭壁之下筑有三十几间石头堆垒的房子,房脊斜面用石片覆盖,相当中国北方的瓦片。兔子尾巴一样长的小街通向铁索桥头。在铁索桥头。听见红军战士们吵吵嚷嚷,我们就要走过铁索桥,打成都去!吃大米去!我们这些小娃娃听了,高兴极了。好哇!又要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啦! 
丹巴周围的石碉楼与阿坝地区相仿,但有五角、六角、八角等造型。石碉楼下宽厚,逐渐向上收缩。片石墙面,光滑如刀削斧劈,高约五六丈至十余丈。楼底层可圈羊牲畜,中层为锅庄,上数层贮藏粮食或杂物,顶部设经堂,四面插经幡,碉内四壁开窗,内宽外窄,瞭望四方极为方便清晰,窗孔居高临下,可射箭、放火枪,抗击劫盗。 
丹巴铁索桥九根碗口粗的铁链,挂在大渡河两岸。红军攻克丹巴,四川军阀刘文辉所部撤退前,斩断了六根铁索,红军工兵将一块块半尺宽的木板捆绑在仅存的三根铁索上,木板与木板之间有半尺宽的缝隙。从铁索桥望下去,大渡河翻腾的旋涡,令我胆战心惊。 
转年春天,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天全县撤退。我们卫生队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丹巴铁索桥。在丹巴附近的一处高原丘陵地带住了多日,半红半黄的土壤的丘陵梯田里清一色种植洋姜。洋姜繁茂,茎杆挺起一人多高。河流边三五户居民,空无一人,屋内的锅碗瓢勺摆放整齐,主人一定是匆忙之中弃家逃亡。我们砍来洋姜的茎杆铺在房屋的地面上,卫生队一百多人挤在三间石屋里。每天上山挖洋姜,在河边洗净,放入铁锅熬煮,无油无盐,一日三餐,天天吃洋姜蛋蛋。煮熟的洋姜蛋儿味道怪异,刻骨铭心般的留在我的记忆中,直至今日,已过六十多年,我一见到洋姜的茎叶和根块,马上条件反射般地反胃、呕吐。 
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天天来卫生队,监督我们吃洋姜,尽管每人的干粮袋里装满了炒米,他也不许我们吃一粒。他说,下面的路还很远很远,洋姜也莫得吃,现在要吃了炒米,今后就要饿饭,甚至饿死人。大家老老实实地强忍呕吐,吞咽洋姜,谁也不敢偷吃一把炒米。 
山上吃了一个多月的洋姜。就在这个地方,傅连璋在联络参谋的陪同下,来卫生队检查工作。双方介绍认识后,他问我全队有多少人,会不会包扎伤口,换药,有多少卫生包,有多少病号。我一一作了回答。傅连璋又巡视了整个卫生队,还很满意,他说:“小同志们精神饱满,健康活泼,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傅连暲。不久红军离开丹巴继续西行。   
百丈关火线救护   
1935年11月,红军攻克邛崃公路上的重镇百丈关。百丈关是四川盆地西沿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的交通咽喉,自古就有:“获百丈(关)者,必得成都无疑”之说。四川军阀刘湘老巢难保,组织二十余万川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轮番拼命向百丈关反扑。红军历经七昼夜战斗,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红军主力严重受挫,被迫撤出百丈关地区。至此,张国焘南下军事行动宣告失败。百丈关成了红四方面军的败仗关。 
百丈关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卫生队在公路旁休息。忽然,公路上马蹄声轰响,一个红军骑兵连急驶而去,骑兵人人佩挂马刀、冲锋枪、驳壳枪。一会儿,又有三十多名红军首长纵马而来。警卫班的战士悄声地指指点点,哪个是朱德总司令,哪个是张国焘总政委,哪个是徐向前总指挥……总部首长走过不久,又有一连威风凛凛的红军骑兵缓缓随行。 
百丈关战斗最激烈之时,总部联络参谋命令我带领卫生队参加救护伤员。红军伤员源源不断地从火线上抬下来,敌人发射的炮弹不时在山顶上爆炸。山坡下,数百名红军伤员躺卧在收割后的稻田里,鲜血染红了一丛丛稻草根。卫生队全体小护士整整五天五夜不停奋战,为伤员擦洗血迹,简单包扎,喂水,招呼担架员向后方转移伤员。我们困累到了极点,就轮流躺在牺牲的战士身旁打个瞌睡。 
那天,朱德总司令在警卫员们的簇拥下,骑马路经我们这片战地救护场。“红军之父”端坐在马背上,久久巡视满身血污的卫生兵和伤兵,不忍离去。 
从百丈关救护场撤下来,卫生队到天全县城附近休整。大家时常跑进城里闲逛,城中一条小街的店铺照常营业,百姓生活平静。这年冬天,大雪纷飞不停,天全城内外民宅山林铺盖厚厚的积雪。卫生队躲进简陋的木板民居,围拢在火盆旁取暖避寒。   
天全城外的四川老乡   
卫生队百余人驻进天全城外一湾山岰的两户民居,其中一户农民逃跑了,十几间砖瓦房里家具、炊具、粮食油盐应有尽有。三合院前有一块宽阔的晒谷场,四面水田,小山平缓起伏。看来天全这个地方比川陕苏区通南巴丰富得多。 
没有逃跑的这户农民三代同堂,三十几口人挤在七八间草屋。老爷爷大约六七十岁,长长的白胡须。他有四个儿子,二个未出嫁的女儿,七八个孙子孙女。他们一家人惊恐地透过门板缝隙张望我们这群娃娃兵。 
几天后,卫生队断粮了。总部联络参谋让我选四十多个强壮的小兵随他去兵站背粮。我们爬上江边的大山,山路崎岖,荆棘丛生,攀上山巅,脚下的一块块梯田,像一面面镜子。我们推门进了老乡的房子,屋子里空荡荡无一人一物。 
联络参谋命令我们分头寻找粮食,准备午饭。在一所民宅侧后的一条山谷中,发现石崖下面有个山洞。洞里堆满了老百姓坚壁的物品:木桶、澡盆、粪桶、铁锅、铁锄、棉被、衣服。一卷破竹蔑席里鼓鼓囊囊不知包裹什么东西。我拽开竹席,原来是半片猪肉,黑黑的猪毛都没有刮掉。 
我捡了一件半新旧布褂子穿在身上,其他人各取所需。然后抬着猪肉,拎着菜刀,返回报功。联络参谋好高兴,用菜刀把猪肉分解了四十多快,每人一块。大家用细竹杆串起猪肉,架在篝火上烘烤。猪肉滋滋地淌油,有浓浓的烤肉香气。这家房前有一块旱地,种满了萝卜。拳头大小的萝卜,上青下白,又甜又脆,赛过鸭梨!吃过烤猪肉和甜萝卜,众人增添了力气,来到兵站,每人量力报数,有人背30斤米,有人背40斤米,按原路返回驻地。 
慢慢地,我们与房东一家人熟悉了,他们解除了恐惧戒备的心理,老爷爷的几个儿子时常来与我们聊天。 
“我们的保长啊,民团团长啊,三天五天到我们家里讲你们的许多坏话,‘红棒佬儿’怎么怎么不好,杀人放火、抢东西、强奸妇女,所以我们这里比较富裕的一些人家都逃跑了。” 
他们问我:“你们当红军,是自愿啊还是拉兵抓来的?” 
我说:“当红军都是自愿,我们不拉兵!” 
“我家四个兄弟都被国民党拉了兵,我们一听说军队要离开四川,就逃回家了。” 
“我们家贫穷啊,一年四季,男女老少都下田劳动啊,一大家子人,全靠一点点稻田活命,年景好,将够吃够用,一家人勉勉强强过得去。年景不好,活命艰难啊。” 
“有一年,一年没下雨,颗粒无收,这一年悲惨啊,老人留在家里,年轻人三五人一路去雅安、成都讨饭,老奶奶还是活活饿死了。讨饭的路上冻得要死,赤脚丫子踩到冰凌喳儿,脚掌板划破了,多受罪呀!” 
“你们红军讲‘打土豪分田地’,我明白了红军是向着穷人的,是为劳苦百姓打仗的军队!我盼望红军把田地分给我家,我家会好好种地,勤勤恳恳地为红军种粮食。” 
“你看旁边那一家,比我家田多,种田要雇人;在街上还有两个铺子,听说红军来,他们全家都逃跑了。我家没有钱呀,跑出去怎么活命呀?又不能背着稻谷跑呀!我们没有逃跑算对了。红军是好人呀,你们不抢东西,也不强奸妇女,不干‘棒佬儿’那样的坏事。” 
我们卫生队在这农家住了一个冬天,与房东一家很亲热了,向丹巴撤退的那天,老爷爷率领一家人陪伴我们走了很远一段路,他张扬手臂呼唤:“你们要再回来呀,还到我们家里住哇!”   
青猴劫俘女红军传闻   
我们卫生队从天全撤退,去宝兴这一段路翻越几架高山,沿着一条小河穿越原始森林。森林里无路可循,带路的猎人扛着杆土枪,腰间挂一把砍刀,不可行人之处他就抽出砍刀,猛砍一番,为我们开辟道路。这片森林,一块松树一块枫树一块柏树,界线分明。在山溪两旁,密密层层的野桃树,拳头大小的野桃挂满枝杈,问了领路的猎人,大家扑向桃树,摘了桃子,在溪水里洗一下,用嘴巴啃,野桃不甜不酸无滋无味。 
突然,一群青黄毛色的猴子嘶嘶地呲牙咧嘴,出现在溪水对岸。猎人急忙取下火枪,大声招呼我们:“你们千万不要丢下呀!女娃娃要跟紧呦!这猴子会背人哪!”猴群百余只,黄毛红腚,体硕大如壮羊,双足竖立者高若人。大家神色惊慌,紧随猎人身后,赶紧离开桃树林。 
夜晚,我们在森林中宽阔一些的空地,燃起篝火,取暖防身。大家围绕在猎人身旁,听他讲猴子俘人的事情。 
“去年,还是你们红军从这里路过,我也带路,这猴子把一个落后的女红军背到山洞里去了。夜晚,红军点名,说少了一个女红军,问我能不能去找,我说山高林密,天黑路险,找也找不回来了,她能回来就算命大,她回不来,命该如此。红军说我迷信,没有强迫我去寻找。” 
“今年过年吧,我和二个人一起去打猎,走到那山崖边,听见有人的一点点声音,一只大猴看守在洞口,不让我们靠近,我记起去年走失的那个女人,就开了枪,把猴子打跑了。放一个人守在洞外,我和另一个人进了山洞。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坐在树叶堆里,衣服都让猴子撕光了,身子也抓破了。这女人说话有气无力:‘你们怎么来这里啦?’她穿上我俩脱下的衣服,也站不起来,让我们架扶着,弄回家了,喝水吃饭,住了一二个月,说话也清楚了。这次红军又回来,在你们这一批前面的红军把这个女人接走了……” 
次日行军,女娃娃都集中到前队,紧跟猎人向导,男孩子手持木棍随后掩护。不久,猴群又出现了,他们也把木棍扛在肩上,模仿我们行军。   
遭遇藏民阻击   
从天全县撤退,我们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铁索桥,又回到丹巴。 
卫生队和红军总部一起离开丹巴,向西行军,翻过一道山岭,走下沟谷,一条小河水势湍急,雪白的浪花此起彼伏。忽然,河对岸的山坡上打响了枪声,子弹从头顶上嘶嘶地飞过,红军队伍中的男女老幼都躲蔽到岩石后面。 
突然,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站起身,迎着枪声,无所畏惧地向河边走去,他的举动让大家震惊,众人齐声呼喊:“快回来!”“快趴下!”随着一阵枪声,小红军一头跌倒在河滩上。 
通司用藏语喊话:“他们是红军,他们要北上抗日!” 
对岸山坡传来藏胞的回话,通司翻译给朱德总司令:“你们哪里有这么多的红军,上次红军从我们这里经过,把我们的牛羊都赶跑了,你们这次来还要赶我们的牛羊!” 
我正巧趴在朱德总司令的身后,听他对通司说:“我们是真正的红军,我们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通司又喊了几句,对岸枪声又响起,也喊了几句藏语,通司翻译:“我们不相信你们是红军,我们就不能叫你们再赶我们的牛羊。” 
傅钟在一旁急切地说:“让部队上去吧,消灭他们!” 
朱德说:“最好不要放枪,让部队从侧面迂回过去,能吓跑他们最好!” 
双方隔河相持一个上午,一会儿喊话,一会儿放枪。朱德又让通司喊话:“你们一定不让我们红军走过去,我们就过河与你们谈判,与你们讲和,不动武力。” 
对岸的藏胞最后喊过话:“要是真红军,我们就不打了。”很长一段时间,藏胞不打枪了,红军试探着行动,在藏民的枪口下,顺河而下。 
山脚下的河岸边,傅连暲守在那个牺牲的小红军身旁,不远处,一匹白马头部中弹,一群战士用刺刀分割马肉。傅连暲一天之内没了马匹和勤务员。   
朱德总司令草地捉鱼   
我们卫生队紧随方面军总部行军。夜幕下的草原,篝火漫无边际,在前方有一盏马灯,朱德总司令的身影在马灯前晃动,不时传来他的四川口音。 
踏上旱草地,平缓丘陵有平缓的小河,一群群灰黑色浑圆细长的鱼儿,在河水中游来游去。 
朱德总司令带领警卫员们抬着一架蚊帐,下河捕鱼。警卫员们把蚊帐慢慢铺在河底,然后拽住四角,朱总司令站在河岸上,挥舞木棍驱赶水中鱼儿,看见鱼群游到蚊帐上,急令“起网!”不料“渔网”的网眼太小,鱼儿随着蚊帐上哗哗流淌的河水逃得无影无踪。我们这群旁观的“娃娃兵”轰地一声都笑了。朱德急得在河边团团转,又喊:“你们几个‘背时锤子’怎么搞的嘛!”后来他听从旁人的建议,指挥警卫员拖着蚊帐把鱼儿赶到一个小河岔,用泥土堆成拦水坝,再把水掏干,鲜活的鱼儿在河底挣扎蹦跳,朱总司令高兴地说:“我发财啦,我发财啦!这是谁想的办法,给他记功,记大功。我们明天如果还走这个道,还抓鱼呀!”。 
晚饭时,我们的野菜汤里多了几条鱼,伙伴们都明白,这鱼儿是朱德总司令送来的。 
每天吃饭时,各班围坐在一起,每人从干粮袋中掏出一把青稞面,实际是青稞面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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