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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重返延安，看见农妇出售小南瓜，我想起这是美国的南瓜品种！上前询问，农妇说：“什么瓜哟，陕北南瓜嘛！甜得很。”在桥儿沟农贸市场，小贩们异口同声：“陕北南瓜嘛！”我问：“为什么陕北还有一种大南瓜。为什么大南瓜长相端正，滋味清淡；小南瓜长相丑陋，香甜可口？”众人支支吾吾不能回答。
1945年春，一名美国军官来到中方管理员办公室，叽叽咕咕说了一通外国话，将一只信封交给杨管理员。老杨对我说，这是包瑞德上校从美国带来的南瓜籽，嘱咐我们种上。他说延安这个地方没有甘蔗，含糖的食物太少了！人不吃糖，不好。
大家想看看美国的南瓜到底是个啥模样，弄些茅厕的粪土，挑来延河的清水，在气象观测楼旁种下南瓜籽。那名美国军官几乎天天在瓜地周围转一转，碰见中国人就竖起大拇指说OK，OK。秋收时节，瓜秧上结出的南瓜只有海碗那么大小，凸起的瓜瓣疙里疙瘩，活脱脱的一副小丑模样。大灶的厨师说，蒸两个试试看吧，不能吃就丢掉。蒸熟的南瓜香甜可口，一下子在北门外引起轰动。同美军观察组一个院子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近水楼台先得月，抱走了许多“小丑南瓜”，延河对面王家坪中央军委有人闻风而至，也来讨要。杨管理员和我们商量，决定给枣园的中央首长每家送一只美国南瓜，仅仅是出于爱戴领袖的朴素感情而已。
依照习惯说法，美国人传播了友谊的南瓜种子，可惜延安人不知其来源，只是知道宴席上的“蜜汁南瓜”。
在延安市委的同志的引导下，终于在延安中学的校园里找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山坡下，还剩下七孔美国人居住的窑洞。以前美军仓库的位置上建起了逸夫科学楼……
经过大砭沟想起贺龙
今日的延河，左岸拓展出十公里长的枣园路，右岸有延师路接北关街。延师路上的陡坡还是先前的大致轮廓。陕北人称高高的陡坡为“大砭”，西山山麓的一道沟壑故名“大砭沟”。抗战时期，这道陡坡仅能通行一挂马车，路面上磨出两条深深的车辙。我曾经多次驾驶吉普车，翻上“大砭”接送美国人去枣园，也曾送过贺龙将军……
1945年9月的一天，贺老总带着一名警卫员急匆匆地走进美军观察组的院子，说要借辆吉普车去枣园。翻译跟美军技师讲了几句英语，又对我说：“你去送贺老总，这几辆车你随便开。”我从车库里开出一辆小吉普，驱车停在贺老总面前。
贺老总见是我开车，不太放心，他说：“咳哟，小李，你开车行吗？”
我说：“不行？我敢给你开车！”
“我还当是美国人开车送我去哪。”
“让外国人去，他要捣个鬼怎么办？”
贺老总说：“哟，小李呀，你的警惕还够高哇！好，好，快走。”贺老总一边挥手，一边跳上吉普车。
我说：“急个啥子，汽车说啥也比你那洋马快。”
贺老总说：“我要不急，就不到这儿来要汽车啦！”
从北门外去枣园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出门过延河，经王家坪、杨家岭，从马列学院再回涉延河，从兰家坪山脚下经过，直抵枣园，这条路较平坦宽阔，但须两渡延河，虽说河水不深，万一吉普车在河里熄了火，可就耽误贺老总的大事。我选择沿西山山麓，经石佛沟、小砭沟从候家沟过西河到枣园，虽说这条路路况不好，但不用涉渡延河，西河几乎干涸，不足为虑。
吉普车驶出观察组的大门，我招呼了一声：“坐好了！”加快了车速。吉普车掉头，转入左侧的山道，山路直直而上。吉普车在土路上猛烈的颠簸起来，陡峭的山坡下延河的流水白花花的一片。
贺老总紧张地喊：“咳呀！小李，这还不得摔死我们仨啦！”
我说：“怕啥，不拿金刚钻，敢揽瓷器活？”
贺老总说：“嗨，小伙子，你还真有一套哇！”吉普车翻过山梁，道路平坦了，我脚踩到最大油门，车后卷起冲天的黄色烟尘。
贺老总拍一下我的肩膀：“你倒满不在乎的，我都快出汗了！”
我说：“天又不热，你出的什么汗呀？”
贺老总说：“吓的呀！”
我说：“这点事儿你就吓着？你还当司令哪！要来几十万国民党兵，你怎么办？”
贺老总说：“那我可不怕。打不了，我还可以跑，在你这车上……我往哪跑呀？”说话间，吉普车驶进枣园的大门。贺老总示意停车，我说：“往前，开到主席的窑洞那坡坡上……”
贺老总说：“不啦，汽车声太响了，我们走上去。”
我把吉普车掉转车头，去找周西林聊天，让他品尝美国骆驼牌香烟。
忽然，吉普车的喇叭嘀嘀的鸣响，原来，贺老总座在吉普车上用喇叭声寻呼我呢。他高兴地向我大手一挥：“得啦，我们回家喽！”
奔赴延长县城寻访线索
去延长县必经甘谷驿和黑家堡。
“桑塔纳”轻盈地行驶在柏油公路上，市委司机汪成清师傅说，从延安到延长140华里，小车只需一个多小时……
我问汪师傅，甘谷驿的教堂还有没有？他说，没看见过甘谷驿的教堂呀！说话间，小车从甘谷驿街中穿行，教堂尖顶和十字架兀立在路基下的高墙后面。熟悉的景象，又使我回忆60年前第一次去延长县的情景……
1937年春节前，我和马夫护送朝玉英回娘家生娃娃，走到后半晌时，到了甘谷驿。马夫说话了：“明天，走不了，赶快给牲口治病吧，不治就得死，今天晚上也过不去！”
原来这马儿走了一天路，不尿尿也不拉屎蛋蛋，在延河里淌水它也不喝水。
我把朝玉英扶下马，她吩咐马夫：“你赶快去找村长，让他给我们找人，给牲畜治病，马好了我们再走。”
马夫慌慌张张地走了。我暗暗叫苦，玉英姐快生娃娃啦！我可怎么办呀？
马夫领来两位陕北老汉，一位是村长，一位是乡村兽医。
兽医从一只方铁桶里掏出牛角、药捣杵、各种中草药。村长安慰朝玉英：“婆姨同志，不急不急，这老汉治牲畜有手段呢，不论百姓、红军、白军，他硬要一块现洋呢……”
兽医老汉把一根烟骨杆儿捣碎，混上药汤，灌入马嘴。那牲口知道病了，老实听话。兽医老汉又用牛角舀水，喂了几角清水。他对马夫说：“你把这些牲口牵出去溜一溜。”
黄昏时分，马夫喜滋滋地牵马儿回来了：“真绝了！牲口也放屁了，屎蛋蛋也出来了，也尿了。”
……
汽车驶过甘谷驿，公路旁、延河畔、农田里陆续出现一些抽油机，在电动机的拖动下“磕头虫”缓慢地从地下抽吸石油，遗憾地是单井产量太低，每天产油百八十公斤，一吨原油可卖一千多元，已经是陕北的摇钱树啦！
延河滩上还有几个农民用水泵抽水，冲洗一堆堆泥土，他们正在泥里淘沙！千辛万苦地洗出一立方米河沙，换来二十几元人民币，很是可怜。
汽车驶进延长县城，果然像我预料的一样，古城墙和城门楼子拆除得干干净净。石油厂只剩下一截“采油树”和一块“华夏第一井”的石碑。延长石油井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我向延长的同志表示，希望能找到朝玉英母亲一家人，老太太可能不在了，找到她的姐姐和外甥女，问问她们知道不知道朝玉英的下落。
延长县同志说，整个延长城关镇没有一家人姓“朝”呀！找找看看吧！
众人陪同我爬上延长“西门”左侧的陡坡，迎面的门楼旁边挂个红牌，原来是毛主席率领红军进军山西的东征会议旧址，旧址场院一盘废弃的石碾唤醒了我的记忆，石碾上坎就是朝玉英母亲家！原来，朝玉英家曾经是毛主席的邻居，她一定是这么与黄志炎相识的。我走进小院，窑洞的格局还是先前的样子，只是住户几经转让，新主人对六十年前的往事一概不知。
热情的延长同志陪同我开始奔波往返，查询朝玉英家人的下落。
延长同志无奈地说，以前搞的政治运动，老百姓害怕死了，他就是知道也不敢说出来。
郑家老二，郑忠林先生，正巧从成都来延长探亲，住在延河对岸。小车驶过延河上的石拱桥，碾过泥泞的土路。郑忠林先生和以前拜访过的几位老人一样，说延长县最老的老师马朝君，1936年就在延长完小任教，应该知道朝玉英的情况，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马老师在今年元月去世了。马老师有一个同学，刘秀梅住在北京，如能找到她就好了。
黄祖炎首长一家的下落（1）
从陕北得知刘秀梅是朝玉英的小学同学，一同参加的红军。刘秀梅是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的遗孀，住北京万寿路甲15号。
刘秀梅瘦弱矮小，精神尚好，刚刚听我说：“我去延长朝玉英的……”她就抢过话头：“不是朝玉英呀，是赵玉英，赵子龙的‘赵’。”
我说：“毛主席在延安看见她，就是喊‘朝玉英’啊。”
刘秀梅哈哈地笑了：“毛主席是湖南人，朝赵不分。”
我又问：“你知道不知道黄祖炎？”
刘秀梅爽快地说：“黄祖炎我知道，在瓦窑堡的西北工农政府，我和黄祖炎、廖志高、扎西旺西在一起，赵玉英是他的婆姨呢。”
我问：“黄祖炎他们一家人的下落你知道不知道？”
“他们可惨啦，小娃儿回到江西老家病死了，黄祖炎在山东军区工作时被日本特务暗杀了……”
刘秀梅、李光宇和赵玉英，延长城里的姐妹花，一同读书，一同参加毛泽东的红军，三人的命运却天壤之别。
刘秀梅告诉我，黄祖炎在皖南与赵玉英离婚，又与周洁结婚，生有一女二子，其中长子现在是中国空军的高级将领……赵玉英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流落上海街头，新中国之后，赵玉英的共产党员身份不被承认，只得做临时工……“文革”结束后，赵玉英到北京找刘秀梅、李光宇作证明，才恢复党籍，得到离休干部待遇。
黄祖炎遇害，我心里有准备，可是不甘心，又向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查询，终于弄清楚了黄祖炎的情况。我陆续得到有关首长详细情况，明白了为什么在延安，毛泽东和他那么亲密的缘由。
黄祖炎，1908年生于江西省南康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担任中央苏区信（信丰）、康（南康）、雄（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1930年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纵队政委，率部参加了反“围剿”作战。
1933年黄祖炎被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同时兼任政府秘书科科长。当时毛泽东正受排挤，黄祖炎精心照顾主席的日常生活。1934年夏，毛泽东在江西于都县，患了疟疾，持续高烧，病情凶险。黄祖炎焦急万分，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日夜守护在毛泽东身旁。黄祖炎还连夜跑到几十公里外，请来傅连暲，给毛泽东治好了病。
1934年10月，黄祖炎被调到中央地方工作部工作，带病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由毛泽东提名，黄祖炎再度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科长兼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黄祖炎先后担任新四军二纵四师副政委、渤海军区副政委等职，参加指挥了多次战斗战役。1950年3月，黄祖炎任山东军区（后改为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山东军区下面的王聚民因为历史问题，认为在劫难逃，趁参加会议之机，蓄谋刺杀许世友等人，一求同归于尽。3月13日，山东军区文化部召开文化工作座谈会，许世友等领导未出席，仅黄祖炎到会讲话。会后，由济南曲艺界表演节目。王聚民在黑暗中开枪，黄祖炎不幸遇害。
黄祖炎遇害的消息由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迅速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闻讯后十分震惊，指示由罗荣桓、罗瑞卿、傅钟、杨奇清、肖华组成调查组赴济南调查；从3月18日至4 月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就此事在有关报告上作出批示，此举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
黄祖炎的遇害仿佛是火上浇油，怒火烈焰之中镇反的铁拳如暴风骤雨，党的政治保卫工作从此更加严密。尽管如此，“文革”期间仍然发生了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被枪杀的事件。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年月，谭甫仁被害事件使恶性事故达到最高峰。
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视察济南。26日下午，毛泽东听完视察活动的计划后，就问许世友：“世友同志，祖炎同志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啊？”
许世友回答：“在南郊的四里山。”
毛泽东说：“我要去祖炎的墓地看望一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别，他去赣南接陈毅下山组建新四军，到如今已经14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毛主席的语调悲怅起来。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许世友陪同下，乘一辆轿车来到四里山前，他两人一前一后沿着野草丛生的曲折小路，缓缓地向上攀登。秋风吹过，满山青松枝叶摇摆，发出瑟瑟的声响，仿佛诉说着久别的思念。毛泽东对许世友说：“祖炎同志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而且为人忠诚，品质好，我很怀念他。他的牺牲我很震惊，为此事，我做过三次批示。”
黄祖炎首长一家的下落（2）
黄祖炎的墓为穹形圆顶，墓前立有石碑。毛泽东站在墓前，默默致哀，深鞠一躬。毛泽东俯下身，轻轻抚摸着墓碑和“黄祖炎”三个字，然后用低沉的语调说：“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毛泽东一生中曾出席张思德、任弼时等人的追悼会，而仅有一次亲临墓地凭吊，千百万的烈士只有我的首长享此殊荣啊！
原来，有关黄祖炎的一切情况被列为党的秘密，禁止公开宣传，所以《人民日报》刊发悼念傅连暲、邓洁等人的文章，而黄祖炎的事迹却鲜为人知。黄祖炎牺牲50年之后，他牺牲的情况才获准解密。六十多年之后，我才确切的知道黄志炎首长的归宿。
感受父亲，解读父亲（1）
20世纪50年代，父母在湖南衡阳工作，无暇照顾我和妹妹，我在襁褓之中，就被寄养在北京平谷的姨妈家。那一年，南下的列车把我和妹妹撂在衡阳站的月台上，父亲拖着一架木排车前来接站，他抱起妹妹，用脸颊亲一下，把她放到木排车上；他又抱起我，用脸颊来亲。父亲抄起车把手，木排车轻轻地颠簸起来。通往湘江东岸苗圃住宅区的卵石街路上敷着泥浆，父亲弓着身腰，脚下踉跄，吃力地拉着木排车。阴沉的天空中细密的雨丝，红色的山丘，灰黑色的木棚屋，水沟里淌着近乎血色的流水，这是我第一次记忆父亲的景象。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时常叹息，他的口头禅是“真伤脑筋”。
1963年夏，父亲离开湖南衡阳奉调天津铁路工作，我也从平谷县来到天津，开始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家里几件新奇的物什让我久久把玩。一柄刻着U。S。A。字母的白铜剃须刀，旋转刀柄，刀架就灵巧的开合；我还常常披挂一只日本军用牛皮文件包，指手划脚地模仿电影里的日本鬼子……父亲许多珍贵的纪念品在飘忽东西的迁徙中流失了。
在天津的家属院，家里丢失的第一件物品是一只紫铜尿盆。夜晚入睡前，我去窗外的石凳下搬尿盆，才发现尿盆丢失了。转天，父亲带我去废品收购站，紫铜尿盆撂在地上。废品站职工说，是两个中学生卖的铜盆，建议父亲去派出所报案，她可以指认偷窃的男孩。父亲说，算了，派出所去抓他们，让邻居和学校都知道了不好。一是老百姓太穷了；二是学校也没有把他们教育好，不怪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