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谢伟思又多次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他将这情况及时地一一报回重庆和华盛顿。
谢伟思非同一般，很有政治远见，他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预言：“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到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他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可惜，美国决策人物没有正确对待他的报告。
谢伟思二三事（2）
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开馆的时候，请我免费参观。我看见谢伟思和周恩来在延安的合影照片挂在墙上。现在，来纪念馆参观的人们对谢伟思几乎是毫无了解的。
1999年，我从《参考消息》上读到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奥克兰2月4日电讯：“曾在麦卡锡时代被清洗出美国务院，后来又被恢复名誉的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昨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享年89岁。”
4月8日的延安空难
1946年4月8日，天空浓云深厚，偶尔有一阵细细的雨丝。我和美国人开出吉普车去东关机场，下午3点多钟，天空中有飞机的轰鸣声，一会儿，飞机的声音没有了，东关机场准备迎接的人也都走了。
第二天，观察组的美国人跑来跑去，电台嘀嘀哒哒响个不停。从重庆来的飞机，因为延安雾大，不能降落，返航时失踪了。
10日，传来消息，8日那天，美军飞机飞过黄河，撞到山西兴县的黑茶山，飞机上的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原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人以及四名美军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整个美军观察组的人都很悲痛。
美军运输机频繁往返延安与兴县之间，运回一具具缠裹着白布的尸体和一堆堆飞机残骸。延安的石匠昼夜不停地凿刻了二十多块高大的青石碑，四名美军机组人员也各得一碑。延安举行隆重的祭奠，安葬“四八”空难烈士。
“四八”空难，使延安人很气愤。我听延河岸边散步的人们议论……
“飞机从重庆起飞，就应该知道延安天气不好，不能降落，哪为什么还出来呢？”
“国民党特务把这些美国人，连同观察组里通电话的、通电报的都收买了，不告诉延安的真实气象情况。”
“所以飞机就在陕西山西这一片地方瞎乱飞，不回原地。”
……
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无孔不入，神通广大，是人人皆知的，“四八”空难系其所为，连我也深信不疑。现在细细想来，国民党特务收买观察组的美国人，还不得依靠我们这几个人，哪我们这里面谁为国民党特务工作呢？当时的延安人有谁知道“定时炸弹”是个嘛玩意？有几个知道恶劣气象条件下的迷航？无知发展了惊人的想象。因为无知，也就敢否定历史，否定常识；最后发展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第九章 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服务
七大的准备工作
1941年，中共中央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组部陈云、李富春、蔡畅、王鹤寿、王盛荣、乐少华去安塞县参加七大的筹备会议。
从1943开始，全国各地选举的七大代表陆续向延安集中。一些代表冒着生命危险通过鬼子的封锁线，有些代表牺牲在路途上。
为了准备七大的会场，开始在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杨家岭原来有一座木结构的大礼堂，1942年春节前夕闹火灾，被烧毁了。中央决定修筑一座不怕火烧的大礼堂。石匠们按照设计尺寸，叮当叮当地凿出大块条石。延安没有吊车，礼堂拱顶的条石是怎么搬上去？随着石块墙壁逐步垒高，在墙外填起土堆，形成一面长长的斜坡，一块块千斤重的条石在滚木上沿着斜坡推上来，拱出礼堂的房顶。然后，运走墙外的黄土，露出整个中央大礼堂。当时，杨家岭的人们各个称赞。
这幢由留苏建筑师杨作才设计监造的建筑物，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没有被国民党军队炸毁。七大礼堂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延安地区最豪华的建筑。
七大延期召开，大礼堂成了杨家岭全体干部整风的场所。整风就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为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好准备。
临近七大召开，中央办公厅主任邓洁将我从美军观察组中“借出”，让我协助他做大会的后勤工作。
选举七届中央委员（1）
七大从1945年4月23日七大开幕到6月11日闭幕，开了整整50天，这些情况创下党的历史之最。
七大开幕前两天，举行了预备会议。七大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分八个代表团：中央直属机关、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大后方代表团不仅有蒋管区，还有敌占区的地下党代表。在预备会议上，任弼时向代表报告七大的筹备经过；毛主席讲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方针。
我亲眼目睹了中共七大开幕的历史一刻。1945年4月23日傍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主席台后墙上，两面党旗烘托着朱德和毛主席大幅画像。主席台对面墙上写着“同心同德”的标语，礼堂的两侧墙壁上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主席台上端的红布横幅上，缀着一行黄字：“在毛主席旗帜下胜利前进！”大会主席团成员有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代表们先唱《国际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正式代表中的陈谭秋、廖承志、马明方还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无法来延安开会。
毛主席致大会开幕词：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又说：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八年浴血抗战，党和人民已经望见胜利的曙光。抗战之后，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需要统一全党认识，集中全党智慧，制定出党的行动纲领。
七大期间，毛主席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叶剑英、聂荣臻、陈云、李富春、彭真等人在大会上做了发言；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和朝鲜革命军政治干部学校的朴一禹在七大会上讲了话，他们祝贺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召开，感谢中国共产党对日本革命和朝鲜抗战的支持。
七大开幕后的第二天，毛主席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的讲稿大会代表人手一册，需要翻页时，会场上响起一阵纸张的翻动声。毛主席的讲话，与以往的话题大不一样，他在讲抗战胜利后，如何治理国家，许多说法十分新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毛主席讲，为了发展中国的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除了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外，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欢迎外国的投资。我一边听，一边就联想到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那些美国人，送给我们巧克力、骆驼牌纸烟、午餐罐头。如果能够获得美国的资本援助，中国的老百姓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新中国成立后，编印的《毛主席选集》对毛主席的七大讲话作了许多修改，利用外资的主张被删除了。
七大期间，不论是大会发言，还是分组讨论，代表们个个大胆发言，各叙己见。许多代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论证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在讨论中，对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也有激烈的争论。
邓洁让我们搬一架躺椅，摆在会场的前排，邓洁说王明有病，要躺着开会。王明还仗着苏联的后台，很有些傲气，可是代表们不买账，很少有人与他交谈。
在大会分组讨论中央委员候选名单时，许多代表对王明、博古作为候选人很有意见，认为他们推行的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一些代表边说边哭，怀念白区地下党和长征途中牺牲的战友。
毛主席在解释“中央委员选举方针”时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分别到各个小组做解释工作，动员大会代表投王明和博古的票。
“七大”公布了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经过分组讨论，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代表们手持红色的选票，分了三拨依次把选票塞入一只白碴木箱子，投完票，代表们都散了。我们几个人把投票箱搬上主席台，有人负责唱票计票。
选举七届中央委员（2）
大会选举出44名七届中央委员，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璋、林枫、滕代远、张鼎承、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王明、博古。
看护好水碗和水壶
为党的“七大”大会服务的，连我算上一共六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没有女服务员。会议期间，服务组负责为大会主席团和会议代表送开水，就餐时，送菜送饭；代表们离开会场后，我们清扫会场，擦拭桌椅，关闭门窗；休息时，我们就到代表中间征询意见，饭菜是否可口，有什么特殊要求，然后在晚间碰头会上向邓洁汇报。在饭菜的花色品种方面，我帮邓洁出一些主意，安排杨家岭大灶制作。
在讨论“菜谱”时，邓洁说：“代表们来自天南地北，口味不一。小李你看看能不能搞个酸甜苦辣样样俱全。”
“那还不好办，酸的——醋溜土豆丝；甜的——糖醋里脊……”
七大代表陆续报到，中央办公厅从一些单位抽调炊事员来扬家岭大灶帮厨，天天给代表煮白菜、熬萝卜；烧一个猪肉，汤肉不分，无色无味。邓洁召集炊事员开会：“以后大灶安排饭菜，多听李管理员的意见，让他出些主意，给代表改善伙食。”
我让采购员从新市场买来八角、桂皮、小茴、花椒、胡椒，自己碾压五香粉；又指挥炊事员把土豆萝卜擦成丝，兑入白面和五香粉，用手攥成丸子，再入油锅烹炸；调入排骨汤烹出“烩丸子”，博得众口赞誉。
我听代表问邓洁：“现在的菜怎么好吃了？有味道了！”
邓洁回答：“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专家’，他在菜上提要求，怎么施佐料啦，怎么变换花样啦……”
中共中央专门拨出一笔款子，保证代表们的伙食标准，虽说山珍海味吃不起，中餐晚餐保证有一道荤菜，红烧肉、扣肉、清炖牛羊肉、“狮子头”、汆丸子……代表们吃得眉开眼笑，好多人跟邓洁说：“弄肉菜一定得要小李亲自动手哇！”
大会代表每天早餐二米稀饭、馒头咸菜；中餐晚餐四菜一汤，一荤三素的标准，白菜萝卜天天吃，一道荤菜也就是猪牛羊肉。代表十个人坐一桌，在礼堂两侧边厅里就餐，毛主席、朱德、陈云等人回自己家的小灶吃饭。中午就餐的时间很短，代表们还没有午睡的习惯。
邓洁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会下，还要领导会议服务组的工作。他对搞好代表的饮水很重视，反复强调，专门规定：在烧开水时，至少有一个人看守水壶；水壶使用后，必须拎回礼堂侧厅的小屋，房门要锁好；水碗要清点数目，放进柜厨里锁好，每天两次用“灰锰氧”消毒水碗；大会供水处一刻不能离开人。
开会的代表走到侧厅的供水处自己取碗斟水，供水处的长桌上有一百多只瓷碗和几壶开水。大会主席台一旁也有开水壶，主席台上的首长谁想喝水，自己起身去斟，大会服务组只保证供应开水和水质的安全。
杨家岭警卫连负责会场外围的警戒，战士们遵守纪律，从不走进礼堂。警卫连指导员寇子忠好羡慕，他说：“老李啊，你们几个美差呀，又有水喝，又能听毛主席讲话！”
请党的中央委员们签字留念
为会议代表服务时，我碰见许多熟悉的老首长，张琴秋、张秀岩、林伯渠、王德、张苏、徐特立、陈云、李富春等人，他们和我紧紧地握手，和我亲切打招呼。会后，我的文化启蒙老师张秀岩大姐专门找到我，询问我的工作学习情况，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第七届中央委员选出后，大会秘书处洗印了全体委员的黑白照片，邓洁陆续给了我几十张，凑成一套。我拿着照片，找到熟悉的中央委员，让他们签字留念。50天的七大会议选举的44名中央委员，长期在延安居住的就有19名。我最熟悉的当然是陈云、李富春、蔡畅、徐特立、林伯渠、朱德、毛主席等人。陈云一边在他的照片背后签字，一边问我肺病彻底治好了，嘱咐我今后不要吸烟，多注意身体；李富春写了“小李同志留念，李富春”几个字，还不忘了和我开玩笑：“你进城当了官老爷儿，可别忘了我呀。”
毛主席正巧没有钢笔，他大声地问：“你们谁有钢笔？我用一用，给这个小李写个名字。”
我趁机问他：“我以前那个首长，黄祖炎，现在不知怎么样了。”
毛主席说：“你想他啦？他还不能来开会，他要来开会选不上中央委员，也要选上候补委员。”
我又问：“他现在在哪呢？”毛主席不愿意说，扭脸与别人说话去了。
做了50天的大会服务，我又结识了许多首长。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聂荣臻都是四川人，又是搞军事的，会下常常聚在一块聊天。这几位首长中，我和朱德最熟悉，我找他签字，朱德又说：“小娃娃长大啦。”他这样说，是因为长征途中我们这队小娃娃一直跟随朱德的总部行军。我翻出刘伯承的照片：“刘司令员，请签个字吧，留个纪念。”
刘伯承很爽快：“好嘛。”
朱德在一旁说：“这小娃也是我们老乡哟……你是四川哪里的人嘛？”
我回答：“四川巴中的。”
陈毅在一旁就喊：“‘通南巴’哟，徐向前的兵啊。”
邓小平扬手招呼徐向前：“徐司令员，来来来。”几位军事领袖一边给我签字，一边大发感慨，年轻呀，赶上好时代啦，将来大有前途嘛，等等。
七大闭幕了
七大期间，传来欧洲战场反法西斯大战胜利结束的消息。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整个延安一片沸腾，除了开庆祝会外，还给七大代表放映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
日本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