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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灶厨房门口有一株枣树，我常用洗肉的汤水浇灌这株枣树，秋后，整个枣园，独独这棵枣树长满鲜红的大枣子，毛主席他们走过来，也多看一眼，称赞几句。有时，江青带着她的女娃儿想枣子吃，就对孩子说：“求一求李叔叔吧，给我们摘几颗枣儿。”我扬起烧火棍，棒落些许大枣，江青母女俩咯咯地笑个不停，捡尽地上的红枣。
看见江青身边的女娃，我又想念起黄祖炎首长和小长生“小长生也有六岁了，比这个女娃大……”我弄完早饭，独自一人奔宝塔山而去。
我满头大汗走回枣园。李满千问我：“干啥了，出了这么多汗？”
我告诉他：“去了一趟宝塔山。”
“哎呀，你去那干什么？那个地方现在是‘日本工农学校’都是俘虏的日本兵。”
我恍然大悟：“我说呢，那里的人一个个楞了呱唧的。”
李满千警告我：“你以后可不要再去那了，日本人满脑子武士道精神，凶狠残暴！”
“跟我说话的那个日本人还很和气。”
“你不知道，上个月，从山西押送过来两个日本俘虏。我们中央警卫团去了三个战士，把山西来的同志替换下来，快走到延安时，过一条小河，这两个日本俘虏突然动了手，打死了我们两个战士，另一个战士负了重伤。日本俘虏抢了枪，跑上了山。毛主席很生气，派了一个连的部队，带着机关枪……日本俘虏宁死不投降，只好把他们打死，为我们的同志报了仇。”
毛主席的哨兵张思德比我大几岁，是四川老乡。他时常来小灶帮忙，挑一担井水，劈一捆木柴。张思德是个好人，工作认真，被派去烧炭，被炭窑活埋了。毛主席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致了悼词。
在枣园，我和毛主席的汽车司机周西林也是好朋友。周西林经常向我念叨他的“汽车经”，后来，这些“汽车经”对我驾驶吉普帮助很大。
外国医生马海德为我治病
1943年秋天，我每天清晨咳嗽，浑身发热出虚汗。陈新仁发现我身体不适，报告了陈云。陈云很着急，来宿舍说：“小李有病了，赶紧看医生，你去备马。”他询问我的病情，随即给傅连暲写了一张字条，让陈新仁牵马送我去中央医院。
傅连暲看过陈云写的便条，吩咐护士去找马海德医生，同时准备X光机。
两位医生低声商议后，由傅连暲给陈云写了一张字条：“海德和我检查后，发现小李同志肺上有一小斑点，怀疑是早期肺结核。”我站在傅连暲身后，看他写的字，基本上也能认识。陈新仁拿上傅连暲写的纸条和我一起回到枣园。
几天以后，陈云把一个写着“中央疗养院”字样的信封交给我，陈新仁和我骑马驮着行李卷，去中央疗养院住院治疗。
看来黄祖炎首长的肺结核没有传染毛主席，而是传染了我。
在中央疗养院见到马海德，他的汉语还是不太熟练，他安慰我：“你，年轻，有病也不要紧。现在像你这个病，有陈同志关心，没有问题，不要害怕。”
1972年1月，马海德作为中国政府医疗小组的组长赴瑞士日内瓦为身患绝症的斯诺治病，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以为他是一名医术高超的中国医生，实际上他是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人。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他的父亲早年从黎巴嫩移民美国，成为美国纽约州水牛城钢铁厂的工人。在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医科大学毕业的海德姆追随“东方淘金”的热潮，来到中国上海。
1936年5月，宋庆龄介绍埃德加·斯诺赴陕北苏区采访，斯诺在郑州换车时，认识了海德姆，俩人一见如故。海德姆应邀与斯诺同行。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他们两人顺利进入陕北。
后来，斯诺离开陕北，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海德姆留在陕北，参加了红军，成为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并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起了一个中国的名字——马海德，在阿拉伯文中，海德姆就是“马”。1988年10月，马海德病逝于北京。
中央疗养院与中央医院相隔一道小小的山沟，实际是医院的高级病房。住院的都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我因为陈云的关照，也住了进来。
马海德、傅连暲和苏联医生定期来疗养院巡诊。我听见马海德与阿洛夫闲谈，评论傅连暲：“他可惜呆在这个小地方，如果在天津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他就出了名，是个名医，能发大财。”
中央疗养院主要以休息和营养为主要治疗手段，没有盘尼西林来治疗肺结核。我听马海德说：“‘盘尼西林’这种药非常稀少，从上海来的人说，在上海的黑市上，一支盘尼西林卖一根金条。”
疗养院里还有一些宝塔山医院的医生护士，我同她们是老相识了，自然比别的医生多一分亲切，更受照顾。负责我这间病房的小韩护士，却是新相识。她天天来给我测量体温，送水送药，送汤送饭。我从来是侍侯别人的，今天，有个大姑娘服侍我，真是很尴尬。
1944年夏天，我的肺结核病灶经X光检查，已经钙化，可以出院工作了。
第八章 我所知道的美军观察组
大卫·包瑞德上校
在中央疗养院治愈了肺结核，我还想回到陈云身边工作。陈云对我说，原来打算送你去党校学习，现在来了美国人，你比较有经验，去美军观察组工作吧。
美国人来之前，延安的各个单位都打了招呼，是最早的“外事教育”吧。在中央疗养院时，有干部来讲话：美国人竖起大拇指，说OK ，就是赞扬表扬；美国人说“哈罗”，就是问候，相当我们的“你好”；我们见了美国人，也要有礼貌，互相握握手，也可以说OK 说“哈罗”。
1944年7月22日，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一架美国空军的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美军为观察组命名的军事代号是“迪克西使团”。
美军观察组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1892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央市。1917年包瑞德加入美国陆军。1924年，包瑞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同时学习汉语，成为美国军队的“中国通”。
包瑞德秃头，圆脸，身高比一般中国人略高。他身体强壮，体态匀称，看上去根本不像五十多岁的人，他的风度很有些贺龙司令员的味道儿。每天早餐晚餐前，上校都要“操练”。他敞开军外衣，微微凸起的肚子上斜插一只自动手枪，挺胸甩臂，目不斜视，一会儿健步急走，一会儿缓步慢跑。上校沿公路跑到北门，出南门，绕回东关，过延河，经清凉山、王家坪，再从王家坪过延河，从“韬奋书店”旁边走回观察组。上校的“怪异”行为使我们很好奇，天天挤在大门口，看包瑞德上校在延河滩上无事瞎忙活。
上校佩带一只崭新而精美的手枪，我问警卫战士，他们也不识那手枪的牌号，还是杨管理员问了包瑞德上校，我们才知道那是一支“加拿大撸子”。
在我的办公室，我们给包瑞德解释建筑设计图纸，准备给他盖办公室、卧室、会客室和厕所。上校听了连忙摆手：“毛主席没有建这么好的房子，我不能建！”
我们劝他：“你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我们的盟军，应该的。”
包瑞德说：“你们中国的古话‘耗子尾巴——长不了’，还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啊？我们在延安呆不长啊！日本的尾巴也长不了呀。”
最后依照他的意见，搭建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独立房屋。施工的时候，上校在一旁转来转去，看见我们要用砖砌墙，急忙摆手，说中国话：“震了！地震了！不要砖墙！”原来他担心发生地震。我们按他的意愿，用运输机运来的水泥筑地基，用厚木板做墙壁，建成里外两间的木结构平房。在延安十年，我只经历一次地震。1940年入秋，刚刚掉树叶儿，还没有吃晚饭，胜利食堂门板上的铁吊子忽然咣噹咣噹地撞门。沙师傅见多识广，他说，这是地震，地下的鳌鱼翻身，是个好年成啊。附近的老百姓嚷嚷，太上老君赶山啦！山走地动啦。
周恩来很少来观察组，一次他来找黄华，让黄华把我们都召集在一起。周恩来讲到外国人在上海横行霸道，根本不用正眼看中国人；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一块牌子，上面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周恩来浓眉紧锁，一字一顿说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同时用手指在空中一指一点。停了一会儿，他的情绪稍稍平静，又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尊重我们呢？一是我们与美国是盟友，帮助美国人做出许多工作；二是延安人团结抗日，不贪污腐化；三是延安官兵一致，有民主自由的空气。美国人佩服我们哪！”接着黄华站起来讲了一番话，周恩来很赞赏，带头鼓掌。
包瑞德上校在延安美军观察组的任职时间很短，日本投降后，他再次被任命为驻华助理武官。1949年，包瑞德目睹了解放军开进北平，1950年2月，他黯然离开北平。
1971年，周恩来与应邀来华访问的已退休的外交官谢伟思谈话，表示欢迎包瑞德来中国访问。事实是，包瑞德没有来中国与他的延安朋友们相见，他终老北京的愿望也没有实现。1976年周恩来逝世，包瑞德撰文悼念，中国的《参考消息》予以转载。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美国旧金山病故，终年84岁。
如今，包瑞德上校已被中国历史学家称为“周恩来的美国老朋友”。
美军观察组的趣事（1）
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相当今天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但是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两者却有很大差别。在延安的“大使馆”里，中美人员就是吃喝不分的“哥们儿”。
一道用黄土“干打垒”夯起的围墙将整个边区司令部和美军观察组围得严严实实。黄土围墙有两座大门，哨兵日夜警戒。围墙之内却是一个大院，边区司令部和美军观察组之间互可通行，就像一家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陕甘宁边区司令部大院内拦腰筑起一道土墙，将“边司”与“DIXIE使团”隔离开，兄弟之间出现了芥蒂，喻示中共与美国隔阂的开始，渐渐演化成冷战的“铁幕”。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美军观察组，再三指示要让客人们吃好住好。我找到驻地的乡政府，请他们帮助雇佣民工，筑窑烧砖，大兴土木。我们陆续在“边区司令部”的操场和菜地上建筑了三层楼高的气象观测楼、包瑞德上校的独立木屋、仓库、餐厅和警卫室；大门旁搭起了汽车棚和发电机房。气象观测楼第一层用青砖垒砌，二层三层系木结构。民工把粗大的松树锯成厚木板。他们又依地形选择一面陡峭土坡，从坡顶挖一竖井；从土坡脚下挖一道拱门与竖井沟通，这样砖窑就挖成了。把干燥的砖坯与煤炭层层叠叠交替码垛，点燃柴薪烧到一定火候，民工们排成一队从延河传递水桶，把河水灌入砖窑，窑口升腾起团团雾汽，直到砖窑的拱门淌出流水，青砖才算烧好。
观察组的餐厅大约80平方米，美军的厨房设在餐厅的里角，堆放着橱架案板烤箱。
几片巨大的人字柁支撑起的仓库像一座小礼堂，吉普车可以轻松的在里面掉头转向。仓库的实际利用率很低，只堆放军衣、睡袋、罐头食品、气象器材、通讯电台，还有满纸盒子的手表。这些军需品足够百八十人穿用。杨管理员讲：“他们准备派150到200人来延安。”
观察组的庭院左侧有一片稀疏的柳林，树木粗若碗口，美军人员常常在林中打羽毛球，举办舞会。
在厨房后院的地下挖了一间地窖。夏天采购来的牛羊肉、鸡蛋放在地窖的木架子上，可保鲜一个月。地窖门外挂一条厚厚的棉门帘，门帘后面的门框上凝着白霜。进入地窖取肉蛋，须穿上棉衣棉裤，拎出来的鲜肉冒着一股股凉气，美国人看我们夏天穿个棉袄，很好奇，跟着进了“地阴子”，冻得他哇哇叫着跑回地面。
基建施工时，用木工锯下的松树板皮钉了一间棚屋当作发电机房。又请木匠打制一只巨大的木桶，当作蓄水池，安置在黄土高台上，接上铁管和莲蓬头，即为露天淋浴场。美国人穿件短裤，冲浴后，袒胸露背走回窑洞。中国人洗澡，热闹非常，几个人互相打抹肥皂，美国的香皂泡沫丰富，满身沾满了肥皂沫，像一个个雪人。
冬天无法露天洗澡。新市场杂品店出售烧煤的竖式小锅炉，可以产生热水热气，正准备购买一台，在冬天之前给美国人建个澡堂。没想到日本很快投降了，美国人开始陆续回国，没有必要建澡堂了。
观察组的美国人一天到晚鼓动腮帮子嚼着口香糖。我开玩笑说，你们又“倒嚼”啦！他们听不懂“倒嚼”是什么意思，个个都像会笑的骆驼，蓝蓝的大眼睛里都是天真。他们见我不嚼口香糖反而觉得反常，都掏出口香糖请我吃，我一客气，他们就硬塞进我的衣兜。结果，我也和“骆驼”一起“倒嚼”起来。
美国的战时物资供应充足，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美军官兵每人都配备几套咔基布军服和呢料军服；另外还有工作服、夹克、大衣、鸭绒睡袋、皮靴、雨衣等等。在食品方面，最具特色的是花样翻新的各式罐头。夏季蚊虫肆虐，技工调配好一种药剂，用手推式喷雾器喷洒出无色无味的药水，整个夏天，房间内外不闹蚊虫。有时，观察组急需某种零件或药品，用电台通知盟军司令部。很快就从西安飞来一架飞机，在观察组的天上转圈儿，从空中扔下的小木箱，滚落在观察组院子的黄土坡上。
自行车在延安是宝贝儿，在观察组就不希罕了。几辆大轮子的美国自行车就扔在发电机的棚子里。美国军人有时想起来，就弄出来在院子了转圈儿，当成了玩物儿。
只有瓶装咖啡可可十分短缺，每天值夜班的军人才能领一小玻璃瓶咖啡可可，可能就是现在的“可口可乐”。因为没有正式的翻译定名，我们根据玻璃瓶中的液体颜色，称之为“咖啡可可”。翻译说：“包瑞德上校在这里管得很紧，不是节日不许喝白酒。平常只有他们值夜班的人才能领一小瓶的‘咖啡可可’。”
有一次，包瑞德上校整顿军纪，他开着吉普车，从美军宿舍里“收缴”洋酒，收来半吉普车的洋酒都送给我们。我们挑选了一些比较完整的洋酒送给枣园、杨家岭和王家坪的中央首长。后来我到枣园，听周西林说，毛主席没有喝美国的洋酒，送给了警卫战士。战士把洋酒上交连队。寇子忠不知深浅，一口气喝了一瓶，昏睡了三天三夜。
美军观察组的趣事（2）
美军观察组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和感谢，每月发给我们“劳保用品”，像军用毛巾，手套，肥皂，口香糖，骆驼牌香烟和红太阳图案的香烟等等。技工送我的巧克力约巴掌长，二指宽，一指厚，咖啡色的巧克力上面模压了四道沟槽，可掰成五块。技工指一指巧克力，又张张嘴，示意一天只能吃一小块巧克力。有一天，女气象员站在一旁观看我们摆弄吉普车，也得到一条巧克力。我告诉她不要一下子吃了巧克力，她不听话，吃下整块巧克力，兴奋的一夜睡不着觉。
中方翻译办公室的几个人，没有“口福”，但是他们每人获得一块美国手表，天天戴在手腕上显摆儿。
哪时，观察组里面会讲中国话的几个美国人，好几次向我竖大拇指头：“你们共产党是这个”，然后又翘出小拇指朝向地面：“你们国民党是这个”。
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