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里的文人绝少玩球打闹，像凯丰、陶希晋、柯柏年、黄华、黄爱民、徐乾、王茜等人，整日躲在窑洞里读书写字。
杨家岭上的人们都很幽默，大家同甘共苦，有必胜的信念，就像亲兄弟，你幽一下，我默一下，毫无顾忌。杨家岭上有一个女干部赵兰，像蔡畅大姐那样“扯”。她张扬着要当媒人，给王鹤寿说个老婆。她说那个女同志大耳垂肩有福相，嘴唇厚实是实诚，窝落的眼睛好洋气，一身黑哔叽有钱财，小脚走路腰身摇动有风度。王鹤寿看看赵兰一脸坏笑，想了想说：“好你个赵兰，弄个老母猪给我啊！”。
李富春喜欢听收音机，是杨家岭是消息灵通人士。遇到无线电信号不佳，李富春常常跺脚拍桌子。收音机的干电池没电了，就要放些盐粒，灌点儿开水。苏德战争爆发的哪天早晨，李富春发布消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啦。昨天晚上，是蔡大姐听苏联广播听出来的。大家议论，德国背信弃义，猪狗不如。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有一回我正看戏，有人轻轻地拍我的肩膀：“小同志让一下，让这个年纪大的负责同志坐一下。”我往一旁挤了一挤，露出一段板凳。来人从后面跨过凳子，一屁股坐下来，像倾倒了一座山。这是谁呀？扭头一看，原来是毛主席。他朝我一笑，与我紧紧挤在一起。
延安一有新鲜的事儿，杨家岭的年轻人一窝蜂地跑去看热闹。听说新市场的人民银行举办展览会，我和陈鑫良、周福寿……走下杨家岭奔新市场而去。延河边有一位年轻的女人坐在石头上洗衣服。陈鑫良与她招呼：“崔老师……”
陈鑫良在路上说：“她每天给我们几个人讲一个钟头的课，教我们识字……这个崔老师把毛主席讲的那些字都给我们教了。她说，现在毛主席提倡中国字要改革、要简化……今后常用字只讲一种用法，其他用法少的，也要简化，不要讲了。”
人民银行的展览很简陋，窑洞里的柜台后面，一张桌子上摆满了金条银锭和各种钞票。最大的一根金条长一米多，碗口粗细。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
“鲁艺”剧团来演京剧，礼堂里早早地坐满观众。礼堂地面埋下一排排木桩，只露出半米多高一截，再在木桩上钉上一排排木板，板面上印着座位号码，这就是观众席。我和几个警勤人员来晚了，一进礼堂，就听见叶子龙站在戏台前面喊：“前三排都给首长们留着，首长不来，同志们再坐。”我和几个警卫员看后面没有空位，挤上前去，一屁股坐在前排板凳上。叶子龙走来轰赶，大家嬉皮笑脸的赖着不走，他也没有办法。快开演时，毛主席，周副主席，陈云，李富春，蔡大姐，吴老，徐老都来了，大家挤在一起看戏。
毛主席猜测中国围棋的起源（2）
锣鼓响起，大幕拉开，只见花脸上台来，黑脸下台去。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不时评论一句：“这个李逵是天不怕，地不怕，就跟我们将军许世友一样。”
戏演到一半儿，傅连暲来了，东张西望找不到座位，我忙站起身，喊他：“傅连暲同志，你到我这里来。”傅医生还要推让，我拽住他的胳膊，拉他到座位上。毛主席在一旁称赞说：“这是个好小伙子，即有眼识，又有理解啊！”
鲁艺京剧团过一两个月才来演出一次，毛主席非常喜欢看戏，他是每场必到，看到精彩之处，和大家一起叫好，高举双手鼓掌。我回回演戏都跑去看，可就是入不了门道。
1942年5月，毛主席专门就文艺工作讲了几次话，从此，延安的文化活动更加活跃，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出一些通俗易懂、切合实际的节目。以大生产运动为题材的《兄妹开荒》，我看得很带劲。过春节时，王昆领头扭着秧歌来枣园拜年，首长们都走出窑洞来观看。王昆边扭边唱：“哥哥你好难呀，昨天晚上区长开了会，讲了一二三呀，你是一点儿也没做呀……”她的歌声感人，舞姿优美，许多年轻人看得如痴如狂，跟着秧歌队从枣园跑到候家沟，又跟着去杨家岭……
每逢枣园有演出，叶子龙常常让我给后台演员送开水，送炒花生。我听演员之间互相说：“郭玉英同志，你演得可够好呢！”几十年后，我误记这个女演员是郭兰英。
凯丰离婚闹出流血事件
凯丰是中共历史的风云人物，在杨家岭时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凯丰的妻子姓廖，长得高大健壮，在党校一部学习。星期天，她带着勤务员和警卫员回杨家岭一次，杨家岭的“小鬼”私下称她“穆桂英”。由于分居两处，夫妻俩接触的时间少了。中宣部的女研究员王茜在凯丰身边工作，钦佩凯丰的革命资历和学识，两人多有共同语言和兴趣习惯，日久生情。
王茜个子矮身体胖，像武则天时代的人，细眉长眼，戴一副金属框架眼镜，文静高雅。王茜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英文，听大家传说她做过国民党政府的顾问。我按中宣部干部名单称她“王西同志”。
她笑：“我叫王茜呀！”
我说：“明明草字头下一个“西”字，怎么叫念‘茜’呢？”
她对我宽容：“你要叫我‘王西’就随你吧，授给你专利权，别人可不能这么叫。”
以后，我一直称她“王西”，成了习惯。1943年在枣园，叶子龙听见我喊她“王西”，很是惊奇，问明缘由，就说：“小李有‘专利权’，我们就无可奈何了！”
凯丰与妻子激烈的争吵愈来愈激烈。那日，我恰巧看见“穆桂英”手拎一把短刀，怒气冲冲地走上杨家岭，她推开凯丰的窑洞木门，王茜和凯丰两人正在窑洞里。
凯丰问：“你干啥来了？！”
“来杀你的！把你们俩都杀了！”说着，她挥刀刺向王茜。凯丰瘦弱，也没有搏斗经验，他挺身护住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来的刀刃，“穆桂英”抽回短刀，凯丰的手掌被割开一条长长的伤口，鲜血立刻流出。我从身后抱住“穆桂英”的双臂，使她不得动弹，又大声呼喊。隔壁窑洞的赵毅敏等人跑来，众人推搡着把“穆桂英”请出窑洞。凯丰愣愣地看着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我说：“部长，快用手使劲攥住伤口，别让血再流了！”
凯丰和王茜在杨家岭结婚，无人祝贺，王茜悄悄搬进凯丰的窑洞。1943年我到枣园时，王茜已生一个男孩。
在延安整风时，王茜被整成日本和国民党的“双料特务”，因此拖上一条“尾巴”，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旧账重翻，王茜被逼迫致死。
杨家岭整风之初
在整风运动之前，住在我隔壁窑洞的一对年轻夫妇三天两头吵架，时间一长，我们听出了门道。丈夫在香港与党组织失去联络，妻子不满意丈夫的解释，为此事，两人喋喋不休地争吵。后来，我们都能背下来他们争吵的对话。妻子说：“我不知道你在香港的地址和你的组织关系，我只好在广州傻等着。我问广州的党组织，组织上说，没有香港的通信联系，也没有联络员来接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问你，你在香港那么几个月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也不到广州来找我？”
丈夫辩解：“香港的党组织通知我不要活动，敌人已经注意我了，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每个旅店，每个饭店，每个交通要道都设了埋伏，所以我一直隐蔽了四个多月，党组织才派人把我转移到了澳门，澳门的组织又护送我坐船到了广州，要不是组织上采取这个措施，我还不知道呆多长时间呢。”
夫妻打架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套话，慢慢地引起中宣部同志的怀疑，大家悄悄地议论：是不是这两个人都丢掉了组织关系？是真的隐蔽起来了，还是让敌人抓住又放了出来？
中宣部的党支部为此开了两次秘密的支部扩大会，徐老、陶希晋、赵毅敏、徐乾和我一共十几个人，躲在窑洞里议论，做出两点决定：一是正式通知他们两个人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证明人；二是通过中组部向香港和广州的党组织发电报，查询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在延安整风之前，有关材料传到了延安，证明他们夫妻俩儿没有什么问题，两人也不再为此打架了。此后的整风，他们也没有受到怀疑。事后看来支部大会的两个决定救了这家夫妻的性命。
1942年春，延安各机关学校全面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讲话：“整风运动真正目的是端正党风、文风，将我们的党风、文风提高一步。”
“现在延安的文人是不少，马列主义的水平却不高……写文章一写就多少千字，多少万字，甚至几十万字！这怎么行呢？如果给中央同志看，中央同志认为重要，要给我看，哪有这个时间看呢？”
“一篇文章三百字、五百字，最多不超过千八百字就是好文章。文字太多，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冲淡了，人家不知道你想什么，要干什么。”
整风之初，也有一番轰轰烈烈，风云人物当属王实味。王实味出现了一个理解性错误，或对形势估计错误。他书生气，没有搞明白全党整风，而不是给党整风。
王实味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多加指责，评说干部待遇上的差别；把战争环境极端困难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说成“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整党风整到干部等级待遇上，偏离了整风方向。
王实味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在战争年代的延安行不通，就是在21世纪和平年代也是行不通的，不切合实际的、偏激的观点注定要失败。战争年代，物质匮乏，为了保证党的中高级干部的必须的身体健康，不得不采取大中小灶的伙食供给制度。让徐老、林老这样的老人和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一样去喝小米粥，不但人情道理上说不过去，而且难以健康长寿。王实味的一些主张，博得学校里的青年学生的赞同，像我一样的中央机关勤杂人员都反对。
审查干部、清洗坏人
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言指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一边工作，一边审干。
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后，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特阶段。延安的“敌情”骤然紧张，陈云、李富春、徐特立等人的窑洞前新增设了双岗。
杨家岭每天上午维持正常工作，每天下午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办公厅全体干部都集中到中央大礼堂，热火朝天地互相揭发，清查特务，常常晚饭也不吃，通宵达旦的清查特务！除了领导整风学习的总学委们，几乎人人过关。曾在白区工作，具有一定文化的干部更是审查重点，像武竞天、陶希晋、陶铸、柯庆施这样的中层干部也不能幸免。
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数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的领导人之一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同志，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
陶希晋很担心：“哎呀，要有了什么事情，谁能晓得？！”
凯丰有病，从不参加整风。毛主席十天半月，偶尔参加整风，他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整风主持人一旁。李富春主持整风会时，一讲就是一二个小时：“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就交待什么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康生主持整风会时，一双眼睛在玻璃镜片后面闪闪发亮。
柯庆施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整风期间，有人在中央大礼堂的墙壁上写“柯庆施是特务”。康生等人不去追查写标语的人，反而组织力量“抢救”柯庆施。柯庆施的老婆承受不住了，就跳井自杀了。
康生问柯庆施：“××年×月，有半年的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说：“我想不起来了！”
康生又问：“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辩解：“我就在上海呀，隐蔽在我的‘关系’家里。”
有人追问：“你隐蔽在谁家，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说：“这不好说吧！”
陈伯达在整风大会上也很活跃，他带领几个人不依不饶，围在柯庆施身边又喊又叫，逼柯庆施讲清楚。
柯庆施不理睬围攻他的人，仰脸望着大厅的顶棚，一言不发。
康生见状大怒，挥舞拳头：“柯庆施，你！有问必答！”
众人随声附和：“有问必答！”
“有问必答！”
……
邓洁的夫人曾经失落过组织关系，由此受到怀疑，她被逼无奈，跳井自杀。
武竞天的夫人很和气，在凤凰山的时候，她就经常帮助我拆洗被褥。整风会上她反复被盘问“是组织让你去的？还是你自己主动去的？”彻夜忍受“车轮战”的煎熬。
有一天早晨，大灶的炊事员去水井挑水，发现井水里漂着一个人，捞出尸体后大家辨认出死者是武竞天的爱人。她受审数日，终于熬不住，跳进杨家岭的水井自杀了。
杨家岭上几个女人投井自杀后，邓洁让我雇佣个木匠，在水井口上装了一个木盖子，加了一把铁锁。
整风中的康生
延安的审干，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相信为彻底坦白。
中组部一对夫妻，两口儿都姓李，1936年和193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负责上海广州香港之间的地下交通，护送了许多党内重要干部。
康生在中央大礼堂里讯问他俩：“1936年、37年两年中，许多人暴露了，党组织马上换了人。也有许多同志被敌人抓住了，为什么你们两口子，一没有被敌人逮捕，二没有被组织替换？这是为什么？”
夫妻俩辩解：“党组织不更换我俩的工作，我们怎么办呢？敌人不来抓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呀！”
康生不依不饶：“你们一定知道这个秘密，你们反过来还要责问组织？不要太嚣张了！”康生组织一群人实行围攻，将夫妻俩隔离审问，只准妻子回家。数月后的一天，丈夫突然回来了，当天夜里，夫妻俩抱头痛哭，商定一同自杀。他们在窑洞门框上系上麻绳，一人登上一只木凳，妻子脚下的木凳翻倒，麻绳勒进脖颈，人吊死了。丈夫的脑袋套进绳索的套子，站在木登上，直到天亮。
清晨，我经过他们居住的窑洞，看见窑洞门框下吊着一个女人，站着一个男人，大惊：“李同志，你们这是干啥？”那男人目光呆滞，神情恍惚。
附近窑洞的同志听见我的呼喊，都跑了出来，把他们夫妻俩放了下来，有人说：“人死了，救不活了！”
也有人斥问：“你为什么不死？”“你怎么没去死了？”
李同志稍稍清醒：“我就想一条啊，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真的总是真的，假不了，如果我们都死了，以后党还要还我清白，给党增添许多麻烦。”他双眼直勾勾的望着死去的妻子，欲哭无泪。
这时，社会部来了几个人，把李同志带走了。
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的忠诚也受到怀疑，运动积极分子反复盘问他：“你参加山西牺盟会，究竟是谁派你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