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不产鱼虾，只有活鳖。活王八成了延安唯一的鲜活水产，一下出了名。萧三的“洋夫人”也吃出了味道。
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一家四口必要四块牛排。萧三的两个儿子虎头虎脑，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十分漂亮。慢慢地他们一家也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准。萧三夫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我们劝她：“你来吃点西餐吧！”
她连连摆手：“不吃，不吃！吃甲鱼！”
我们跟她开玩笑：“我们没有甲鱼呀，只有清蒸‘王八儿’。”
萧夫人也爽快：“我吃‘王八儿’！”长长的儿化音，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独挡门面开饭馆
胜利食堂为招引顾客，购买了两副扑克，一副象棋。沙师傅把扑克像宝贝儿一样的收藏，只供给顾客娱乐，我们这些人只能玩一下象棋。史明爱玩象棋，爱看小说。他常常躲进一个旮旯，捧住一本厚书看入了迷。厨房里众人忙乱，才想起史明去哪里了？史明干活不认真，捏的包子下屉后，个个咧嘴流油，因而经常受批评。
胜利食堂门前就是延河流水。食堂里的年轻人一声呼喊：“到延河洗澡去！”扯下衣裤，光着屁股下了延河。我还记着四川溺水的教训，不敢下河洗澡。师兄师弟几个人捉住我的胳膊和腿脚，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将我扔下延河。这是夏天，延河行着洪水，涌浪一下子把我扑入水里，我想着四川人告诉的遇水求生的窍门儿，屏住呼吸。一会儿，我浮出水面，喊了一声“救命”，浪头又把我卷到水里。史明在河滩上飞跑追赶，再跳进延河，把我拽上来。
“你真不会水啊！”
“我怎么说，你们都不相信嘛！”
“真悬了，差一点没淹死你。”
我说：“再往下面漂一漂，到了清凉山，非淹死不可，喂了王八！”
史明有主意：“今天的事儿，回去谁也不许告诉沙师傅。”
秋天的时候，武竞天来胜利食堂，他说：“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我们有个纺织厂，从上海、天津、武汉来的工人给我们提意见，说延安有个胜利食堂、西北菜社、中山菜社、边区菜社，我们工厂跟前连一个小饭馆也没有，想换换胃口都不可能。结果，边区政府派几个人，弄了个小饭馆，开张三个月，赔得坚持不下去，交给我们中组部了。老沙啊，你看你的哪一个徒弟能够独当一面，派他去饭馆。”
沙师傅说：“让小李，李耀宇去吧！”
武竞天说：“行啊，小李去那里，可不许跟人家打架！在那里不像在我们部里，人家是顾客，说好说坏，你就耐心听着，有什么问题给我们送个信。”
我骑一辆破自行车，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到了纺织厂。饭馆位于纺织厂门口，中间隔一条黄土公路。锯齿形的厂房里，机器的声音昼夜轰隆。
饭馆依山势而建，在漫山坡下，以公路为基准面，掘进一个簸箕形的缺口，两侧土壁上架设几根檩条，覆柳条“槟笆”，再覆谷草黄泥。实际两间棚屋。棚屋的三面土墙被煤烟熏得黢黑，棚里锅灶瓢碗样样俱全。还有两张土坯垒脚，上搭木板的“桌子”，凳子也是“死的”—— 一根一根埋入地下的木桩。
纺织厂有几百名工人，老工人来自上海，青年女工来自各地。离纺织厂三华里，有一小集市，肉贩子按时送来鲜猪肉和猪骨头。我用猪骨头熬出两大瓦盆高汤备用。饭馆烧煤用纺织厂的，白面由延安送来。和面切条备用，若当天面条没有卖净，兑上清水浸泡一夜，明日和面继续使用。算过成本，喊出牌价，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还卖点儿零散高粱酒。
午夜，我封火睡下，常常有谈情说爱的男女工人，溜达到半夜，要来吃宵夜。他们在棚外喊：“喂，小老板，还有没有吃的？给我们煮碗面条。”我闻声即起，来者不拒。捅开炉火，有温在炉灶上的开水，两碗汤面瞬时做好。恋人们，头挨着头，眼对着眼，吃完香喷喷的肉丝面，连声向我致谢告辞。有一次，一位从延安赶来的知识分子，也是快半夜了，带女友来吃面，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还有两碗汤面。临走结账，我张口就说25元，他稍稍楞了一下，付了账。从此再也没有光顾。事后，我还纳闷：咋地多要人家饭钱？要说公家的饭馆“宰人”，我也是祖师爷了。
每天夜晚，我把一天的帐目加加减减算一算，记个流水账。张秀岩大姐教我的算术使用上了。
1941年春暖花开时，中组部通知我回延安，我把开饭馆赚得的三千余元边币交给沙师傅，他又高兴，又惊叹！说派我去边区纺织厂开饭馆，也是回笼货币稳定边区经济的措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回笼货币”的名词儿。
我的朋友王盛荣和赵明珍
从龙儿寺回到中组部，我和姜大民住一个窑洞，他是中组部地方科长王盛荣的勤务员。像王盛荣和赵明珍这样的高级干部，经历丰富，知道许多党史秘密，他们的故事肯定要比我的有意思多了。
这年秋天，王盛荣派姜大民去枣园挑梨。姜大民嫌肩上的两筐鸭梨沉重，遇见路上的行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给你两个给他三个，走了一路送一路。一担鸭梨挑到中组部的西山还剩下半担。王盛荣气坏了，狠训了他一顿。
我挑水上山，姜大民偷偷地往水桶里撒上一把黄土，为了防备他的捣乱，以后我就双手拎着水桶上山，结果我的手臂比一般人稍长。1942年，我在杨家岭当管理员时，姜大民突然从延安失踪，大家还很着急，还猜测他当逃兵了。
有一天，王鹤寿对大家说：“晋察冀边区来了电报，查询我们中组部有没有一个人叫姜大民的，原来这小子不愿在延安工作，偷偷跑了，上了前线。”时至今日也不知道姜大民死没死，他讲一讲他离开延安后的故事该多好。
中组部的王盛荣虽说吃中灶，可是还不如我呢，穷的叮当响。他家里有两个孩子，日子苦，经常四处求援。他常常喊住我：“小李，替我跑一趟，到朱理治那里要钱去。”朱理治看了王盛荣写的字条，把字条装进口袋，又掏出三元五元的边区纸币给我带回来。有时候，让我送字条给范文谰，也是借钱。
王盛荣的爱人赵明珍是四川人，年纪与我相仿，见到我这个乡亲很亲热。
1940年，国民党配发八路军的给养早已终止，按规定，八路军的士兵每月发一元零用钱，连、排长每月津贴费两元，营长三元，团长四元，师长与总司令五元。与国民党军队无法相比，他们连长的津贴每月百元余，师长八百元，司令在千元以上。
我在胜利食堂学厨，每月发两元津贴费，也没有什么用处。我给管理员王鑫两元，让他替我买了几斤猪肉，用刀切碎，兑入白糖、硝水、味精、五香粉、食盐，取了那种铁锨把子粗细的肠衣，灌了三十几根腊肠。
我抱着腊肠给王盛荣送去。他连连作揖致谢。他的小孩子大约两岁左右，王盛荣让她喊：“快喊叔叔，谢谢叔叔！”
赵明珍拎着腊肠问她：“你看这是什么好东西？”
孩子说：“我不认得！”
赵明珍说：“这是最香最好吃的腊肠，将来弄出来，你要少吃，不要吃多了，吃多了肚子拉稀。”
王盛荣说：“自从我从苏联回来，还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1947年，王盛荣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我去齐齐哈尔市采购物资，顺便登门拜访，受到热情款待。王盛荣要来赵明珍的小手枪转赠给我。
1953年，王盛荣在武汉市工作，我正在等待机会去武汉找他请客吃顿好饭，忽然三月份的《长江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王盛荣截流税款、生活腐化，还用公家汽车接送孩子上学，中央给予他撤职处分。为此区区小事，就结束一位老革命的政治生命？我猜测是不是另有缘由。以后我来来往往路过武汉，只有一丝的挂念却不敢去探望王盛荣。
近日读报，我才知道，1949年解放军南下，王盛荣担任中南行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副部长兼有色金属管理局长。林彪让王盛荣从香港进口一辆别克轿车给他，王盛荣婉转回绝了。1952年“三反”运动时，林彪宣布王盛荣贪污了一笔款子，并上报毛主席要判王盛荣死刑。毛主席说，在江西苏区那么艰苦，王盛荣都没有贪污逃跑。现在解放了，他会贪污？杀人不着急，放放再说。后来因为没有证据，王盛荣才出狱。
“文革”开始，康生一句话把“二十八个半”定为“苏修特务”，王盛荣被康生点名被捕入狱，关了十年。
王盛荣是湖北武昌人，十几岁在纱厂做童工，在恽代英、萧楚女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去苏联学习，成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一人。
1931年，在江西苏区，王盛荣曾任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同年11月，他与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这个委员会里面，出了六名共和国元帅。1933年，党中央两次派人给上海地下党送活动经费，但是这两个人都携款叛逃了。周恩来亲手把第三笔经费35000美元交给王盛荣，要求他尽快送到上海。王盛荣离开江西苏区，绕道香港，把钱分文不少地交到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杨尚昆手中。
抗战初期，王盛荣领八路军中校军衔，与彭雪枫一起离开延安，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王盛荣在巡视湖北河南“老区”时，发现许多“土匪”部队是由红四方面军、红军西路军溃散遣返人员组成的，经过他的说服动员，收编“土匪”，组建抗日武装，这些部队后来成为新四军一部分。我在延安，听到党的许多高级干部称赞王盛荣收编“土匪”功绩。
充当陈云、李富春小灶厨师（1）
1941年春天，武竞天对我说：“小李，陈云部长一直想着你的学习，你先休息几天，组织安排你去‘抗大’上学去。”
我心想：学习学习也好，黄祖炎、张秀岩大姐都说要学习文化，他们说的一些话也应验了，那就学吧！
几天后，武竞天找我：“你去学习的计划变了，陈部长和李部长的小灶厨师李子钦病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你先去小灶好不好？”
中组部只有陈云李富春这两家吃小灶，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乐少华、陶铸几个人吃中灶，其余十几个人吃大灶。小灶天天有肉，顿顿细粮，但有伙食标准限制，中餐晚餐只有一荤一素。
我的小灶厨房上面是陈云和贾震的窑洞，我的左侧稍远是李富春、蔡畅的窑洞，再远一点点的一溜窑洞住王鹤寿、武竞天、乐少华，我的右侧下房是中组部的马棚，喂了两头菜牛，一些鸡，准备改善生活之用。山坡下面，靠近大路，有一面围墙止于传达室的小屋，传达室的对面是烧开水的大灶和一排土坯垒的小平房、理发室、招待室、勤杂人员住所和食堂大灶。
小灶的笼屉漏气，我修补好，然后用瓷皿蒸米饭，又烧了一盆红烧肉。饭后，李富春推门进来：“今天的饭是谁做的啊？到了陕北第一回啊！”他看见我还认识：“哎！小李，是你呀！长本领了，当‘火头军’啦”
陈云也来了：“李子钦给我们煮白肉，你来做红烧肉，一白一红，有些味道。”
李富春说：“米饭怎么好吃了？又软又香，不夹生了。”
陈云可能懂得厨房技巧：“你这个红烧肉，烧到八成熟，放到瓷钵里，架上笼屉，用猛火来蒸，那味道更好哇！”
李富春问：“小李，学厨学了多长时间？”
“一年来的吧！”
陈云说：“不简单，不简单！三年可以念出个初中生，三年学不成一个好厨师。看你的红烧肉，有点儿师傅的真传。”
延安没有山珍海味，只有靠猪肉羊肉作文章。我经常变换些花样，几乎把胜利食堂学到的花样都表演出来。管理员采购来的鲜肉肉质好用，我做葱爆肉，糖醋肉；肉筋多时，做狮子头、清蒸咸肉。
他们第一次吃狮子头时，李富春和蔡畅大姐来小灶，蔡畅大姐笑着说：“你做的那个肉丸子，我吃了一口，都叫这个老家伙给我抢吃了！”
李富春叫道：“哎哎，这个老婆子，她不吃肉，让我吃。走到小李这里，还要告状，说让我抢了！冤不冤呀？”
我说：“那还不好办，以后多做。”
李富春说：“多做？伙食标准还不超过了！”
按标准，我一顿只能做四只狮子头，一家两只。说起也可怜，管理员没钱给小灶买味精，我让他买一只鸡，烹两份清炖鸡，可以留下些鸡汤，作为调味品。窑洞冬暖夏凉，虽无冰箱，鸡汤放置三五日，不会变质。
我把干辣椒剥开，先把辣椒籽炒熟。然后用鸡油炸了一小碗辣椒油，倒进炒熟的辣椒籽，再放入一点白糖。
李富春问我：“小李，那是什么油？红了吧唧的，又辣又香！”
“还有啥油，辣椒油呗！”
李富春：“我长这么大，连外国也都去了，没吃过你这样的‘绝招辣椒油’——对啦，就叫‘绝招辣椒油’吧。”
李富春又说：“像这个‘绝招红辣椒油’老要有一点啊，不要让它断啦！”李富春是湖南人，自然喜欢吃辣味。
第一次给中组部两位部长制作“荤蛋”这道菜，晚饭后，李富春在玩麻将时悄悄问我说：“你弄得那个没有蛋黄的怪蛋，叫个什么名呀？”
我刚要说“荤蛋”，转念一想，不要听成了“混蛋”了，灵机一动改嘴说：“无心蛋”。
李富春压低了嗓音：“不对，那还是有心蛋，只是变了心，变得味道更好，更香……吃起来没个够！”
项子成说：“你做的那个鸡蛋一定很有味道。”
我问怎么一回事，项子成说：“刚才吃饭时，李部长说，大姐呀，这个鸡蛋不好吃，你不要吃了吧，干脆我替你吃吧。蔡大姐说，不好吃你也就不要吃了。李部长说，越吃越不好吃，丢了怪可惜的，留到下顿再吃吧。”
李富春说：“我要说这个无心蛋好吃，你吃两个，我吃两个，吃的不过瘾；不说好吃，你就不吃了。”
蔡畅跳起来：“好哇，这个老家伙骗我，他说这个鸡蛋不好吃，要替我吃，我上他的当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一天，陈云拿来一只铁皮茶叶罐：“小李，你看看这里面是个啥东西，你认识不认识？”我撬开铁罐，里面是满满的干贝。我说：“这是干贝嘛，陈部长，你从哪里弄到的？”
“是周恩来副主席送给我的……你会不会弄这个？”
充当陈云、李富春小灶厨师（2）
“还可以吧。”
我把干贝擀碎，再用水浸泡，干贝松软以后，再加到肉馅中，给陈、李两位部长蒸了两屉水馅包子。
在我的印象中，陈云与李富春的性格截然相反，待人严肃，很少看见他嘻嘻哈哈聊天。每天，他和于若木在北门外的延河滩散散步，俩人回到窑洞就很少出来。
在哲学学习班，毛主席谈论精神与物质（1）
在延安北门外，中央组织部最大的一间平房是个接待室，很像今天中国贫困地区的小学教室，左右两端各有一扇门，容纳四十多人。长长的木板凳，约有十几排，凳子腿是一根根埋入地下的木桩子。平日里，我们在这里学文化，每逢星期六，陈云和李富春组织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陶铸一些人也在这里学哲学。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陕北，延安的城墙上贴了欢迎标语，毛主席在欢迎集会上讲话：现在，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我们热烈欢迎！过去，我们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回可好了！
艾思奇来讲哲学，外单位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