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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岚哥哥走后一直和天佑保持着联系，而天佑也试着写了几篇论文寄给他，其中一篇在一个青年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天佑拿了一份给系书记刘国强看，他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又将另外一篇推荐到校刊上，一时间在系里，天佑成了一个引人注意的人。因为到目前为止，政治系还没有在校学生在校刊上发表过文章。天佑的文章一发表，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同学们的求知欲。
自从上了三年级以后，张岚不再作天佑班级的辅导员，只有一个叫葛明的班主任来管理，而这个班主任似乎谨慎有余，整天生怕班级出什么大乱子。因为毛博思与战玉书的矛盾似乎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班级里也出现了支持毛博思和支持战玉书的两派，当然也有天佑和杨成辉这样的中间派。不过，即使是这所谓的中间派也有不同，杨成辉是刚刚入党，还没有转正，所以不敢乱说乱动，而天佑则是已经被排在下一批入党的名单中，再加上张岚的因素，他没法表达自己的态度。这时的任品似乎很奇怪，一方面他和学生工作处的几个老师关系密切，另一反面跟毛博思他们也关系很好。
杨成辉对天佑说：“我怎么觉得任品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呢？”
天佑也说：“是啊，我总觉得他心里藏着什么事。”
《地上地下》 第一部分 《地上地下》 第8节（2）
胡威现在在考古方面的造诣已经很深了，因为跟老师到辽宁实地考察了几次史前文明，所以现在几乎是完全钻进故纸堆里面，对周围的一切完全不闻不问。只是偶尔被王旭拉着到校外小店喝点小酒，但是，回到学校还是整天在图书馆里查阅那些线装书。胡杨的事情，天佑跟胡威说过，胡威说：“你把她当姐姐，我理解，可是她喜欢你是她的事情，这个我管不了，还是你自己处理吧，不过你不要伤害我姐姐，否则咱俩连哥们都没得做。”
天佑一直想跟姚可惠谈谈，可每次他看到姚可惠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再加上他不想跟姚可惠接触多了引起张岚的误会，所以，事情一直拖了下来。张岚这时跟家里的关系有很大改善，她跟天佑的关系也开始平和起来，两个人经常周末跑出去，张岚甚至去了宾县两次。弄得母亲乐得合不上嘴，因为这个女孩子嘴又甜，又懂事。不过，胡杨似乎听到什么风声，信开始少了些。
那时候，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倡导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实行“宽厚、宽容和宽松”政策，整个社会均在大谈文化全面开放。在这种空前自由活跃的气候中，杨成辉建议系里也办一个校园杂志，由天佑来主笔。可是，学校有关部门说什么也不批，就差给他们磕头啦。没办法，总不能真的让人家磕头，这不是民主运动的风范。而这时候，刘国强出面帮了杨成辉、天佑他们一下，第一期很快就将刊印。但天佑的一篇文章惹得杨成辉很生气，他的文章原来是对刘国强的一个观点发起挑战。这是新思维对传统哲学的论战，杨成辉怕天佑因此得罪刘国强，劝他不要用这篇文章，可是天佑却说：“向刘老师挑战是深刻的，而否定他是浅薄的。”
这话不知道怎么传到刘国强的耳朵里，他对系里的几个领导说：“天佑这个学生有才华、有思想、不媚上，将来必定是个好学者。但他绝对做不了官，因为他个性太强。”许多年以后，当天佑从杨成辉的嘴里听到恩师如此的评价时，他不无感慨，认为刘国强看人堪比伯乐。
这天，王旭建议大家到二龙湖去看一下，杨成辉说没问题，但是建议不要带女生。于是，四个最好的哥们，王旭、天佑、杨成辉、胡威骑上自行车从学校出发。那时哈尔滨去宾县的路十分难行，几个人从五点多开始骑车，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到二龙山。天很黑，几个人找了一个有灯光的招待所，在墙外互相依偎着坐下，等待天明。由于很累，大家草草吃点从学校带来的馒头就睡着了。
夜里睡觉发现风云突变。胡威说：“二龙湖不远，细雨绵绵，是农家的好事。”大家也觉得雨中游湖，也未尝不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于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塑料布遮在头上，便接着沉沉睡去。
早晨大家醒来，发现雨很细很密，但风很大。他们刚走上大堤，烟波浩渺的二龙湖便扑面而来，哇，那种壮阔、那种朦胧，让天佑的血液几乎奔涌而出。天佑一下把披在身上的塑料布给抛掉了。杨成辉不甘示弱，比天佑还抛得远，他们像两个狂人，在大堤上举着手狂奔着、大笑着。天佑突然站住，仰天长啸：“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而杨成辉则驻立狂卷的风雨中，有板有眼的念：“嗟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王旭和胡威依旧披着塑料布，像看耍猴的一样看这队疯子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忽然，杨成辉对天佑喊道：“天佑，你毕业以后想干什么？”
天佑说：“我想做个大哲学家，像黑格尔一样，你呢？”
杨成辉说：“我要当省委书记，我要为人民服务！”接着，胡威也说：“我要当著名的考古学者。”轮到王旭，他的话叫人大吃一惊，他说：“我要发大财，我要当资本家！”在当时，说这样的话还是少见的，学生们的理想也不再经济方面，大家虽然都想为改革开放作贡献，可是，怎么个贡献法，大家还真说不清楚。王旭这么一说，引起大家一致抨击，说他财迷，没有理想。
王旭也不解释，只是说：“我以后要是发了大财，准提拔你们当售货员。”这是那时候一个电视剧里的经典台词，一个文革时期的干部对一个女孩子说，将来我提拔你做售货员。
《地上地下》 第一部分 《地上地下》 第9节
时间过得飞快，一眨眼，时间已经到了1986年的10月份，这时，天佑的另一篇哲学文章被登在社科院的刊物上。为此，刘国强找他特地谈了话，意思是学校正在考虑他提前留校的问题。这个消息使得他很高兴，觉得这样他就能和张岚一起工作了。于是，他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岚。可是，她并不感觉到怎么惊讶，似乎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这令天佑很失望。
这天，陈海涛来学校来找天佑，这时，他已经被分配到省委宣传部工作。他对天佑说：“最近南方不大安静，最好不要去参与其他的活动。”
天佑说：“我也感觉到了，我最近正在修改一篇文章，准备发在学校的学报上。”
陈海涛说：“天佑，作为哥们我得提醒你，我看过你的一些文章，很激进，你是不是能缓一缓？现在局势不明朗，我怕你会因言得祸。”陈海涛早已经没有了以前上学时的骄横，现在多的是冷静与小心，这与他以前很不一样。天佑一时有些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以前那个陈海涛了？人难道一毕业就跟读书有如此大的反差吗？
最近一段时间，毛博思他们经常去参加一些集会，任品甚至比毛博思还积极。天佑和杨成辉觉得那些集会太过危险，于是整天跑到校外铁路技校旁边的一个小店去喝酒，两人因为都没什么钱，所谓的喝酒也就是买个八毛钱的鸡骨架，就是没什么肉的骨头，加上点五香干豆腐，和花生米什么的。酒要么是宾州白，要么是花园白，啤酒是喝不起。这天，因为小店里有几个赶马车的，于是，他俩就买点东西回到宿舍喝酒。可是回来时，看见除了王旭以外，其余人也在喝酒，不过是同时在听毛博思演讲。
毛博思正站在屋子的中央趁着酒性，激情澎湃为大家讲演：“人们必须参与法治之下的政府决策，尽管道路曲折，成果也甚小，但我们相信民主革命势头强大。它强大是因为它把握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观念，即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他或她被赋予了不可剥夺的权利……”
天佑和杨成辉没作声，只是把买来的东西放在桌上，继续听毛博思说：“我们所有相信个人权利，相信人权，共同确信自由不是一些幸运者专有的特权，而是所有人类不可剥夺的、普世性的权利的人必须支持和帮助民主社会的构建。”毛博思是那样的投入，他的嘴唇颤抖着，似乎从他挥动的手臂的线条中看见狂舞的情感大河。毛博思的话也感染了大家。于是大家纷纷畅谈中国的命运、改革的前途和当今之弊端。
这时的天佑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一直有些问题，于是，他小声对杨成辉说：“民主自由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概念，在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中，不同的人对这一词提出不同的概念，这是一件多么正常的现象啊！”
杨成辉说：“天佑，你这思想可是有些危险啊，我劝你在这种形势下还是少说话，你刚刚入党，还没转正，别给自己惹麻烦。”
奇怪的是，任品虽然经常参加这些活动，但似乎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像他做人一样，总是滴水不露。
那次讲演以后，毛博思他们办了一个民间刊物，他找过天佑写文章，但是天佑在征求过张岚的意见以后拒绝了。姚可惠现在整天跟着毛博思狂热，也符合了她的性格。只是她见到天佑时的那种眼神，令天佑十分不安。
王旭现在的全部心思就是跟韦瑞兰谈恋爱，再不就是跟胡威喝个小酒。不过最近他干了一件惊人之举，批发来一些香坊粮库出的方便面，还有瓜子、榨菜、火腿肠什么的，在宿舍楼里卖，据说还挺赚钱。胡威有时帮帮他，不过胡威的目的就是混几包面吃而已，因为他现在只对古籍感兴趣，其他都是小事。
《地上地下》 第一部分 《地上地下》 第10节
天佑的文章终于刊在十一月份的校刊上了，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对双轨制的困惑；明确提出了打倒官倒；惩治腐败的政治口号。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杨成辉感到不安。这天，他找天佑谈话：“天佑，你是不是有点傻？你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你明不明白，做官倒的都是当官的，他们什么物资批件搞不到手？平价批来，议价卖掉，咱们国家现在价格双轨制来钱就这么容易，就这么合法，你不信吗？现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这样的公司多啦，都在挣大钱！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文章会被别人利用，而出了问题最后你跟着倒霉。”
天佑问：“你太过多虑了吧？现在报纸上不也提倡要反腐败吗？”
“亏你还是学政治的，你根本不懂政治。现在中国物价实行双轨制是正常的、合法的行为，法律上允许，实际上也是让某些人挣大钱。”
“这个时机主要是靠政府部门的权力，是一种权力不合理分配的结果，这种利润再多也不干净！”
杨成辉狠狠地瞪着天佑，对他这种兼含道德口味的理论很难认可，他站起来拍拍天佑的肩膀，说：“现在看来，你不仅是固执，而且是有些头脑不正常。我劝你不要太理想化，要面对现实。你看你那呆子样，人家领导也没说这种双轨制赚的钱不干净。现在这个世道，干净怎么样，不干净怎么样？”
天佑知道杨成辉说的话不无道理，可他的思想此时却无论如何转不过这个弯子来。
任品拿着这篇文章过来跟天佑请教了些问题，天佑耐心地解答了他的一些疑问。那几天，他一直在研究天佑的文章，弄得天佑挺不好意思的，还请他吃了顿饺子。
说到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那个时期。1985年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实施，引发了所谓第一次经商热。在这次经商热中，产生了中国改革以来的新一代富翁，也是暴发程度最嚣张的一代致富者。这些人中不少是和权力圈人物沾亲带故的，有的人本身就是政府官员。他们下海的时间虽晚于前两代富翁，但由于他们能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仅1985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党政机关经商、权力转化为商品的现象，在1986年之前的几年里愈演愈烈，各类公司以每年10万以上的速度递增。
1985年，全国有各类公司大约32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当年底还有17万家。到了1986年6月，又陡增至40万家。而且这一次大量是官办公司。仅国务院各部委开办的公司就有700多家。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经商热的源头。一时间“官商、官倒”的腐败成为民众不满的焦点。那时中国特色的价格放开刚刚出台。当时政府表示，物价关非闯不可，不能前怕狼后怕虎。这一措施也为社会的一般性无序混乱搭好了舞台。首先，创价格关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导致城市居民拥挤到银行去提款，并掀起大规模的抢购风潮。特别是四种副食品（肉、蛋、菜、白糖）的价格放开后，价格在短期内猛涨了60％。这些对普通人的心理和生活水平的严重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毛博思们的马克思主义学会主要是对此现象进行研究，并加以批判。按理说，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大专院校学生受上述冲击的影响比较来说是相对小的。然而，学生在中国近代历史传统中是社会政治事务的热切关心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们富于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同时热情冲动，敢想敢干。于是，他们这种批判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
战玉书现在体现出了坚决的革命性，她天天找同学们谈话。这天，她找到天佑，说要跟他交交心。天佑了解战玉书的个性及她的“说话艺术”。他知道她肯定有事，而这事也绝不是靠这样交交心能解决的，于是，他说自己有急事，就想走。但战玉书拦住他，严肃地说：“天佑，我们这一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是共和国的建设者，是历史的见证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群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曾一度是受苦的一代，是被抛弃的一代，被遗忘的一代，但历史已经证明了我们是知书达理的一代，刻苦学习的一代，艰苦奋斗的一代，最有承受力的一代；历史将会继续证明我们是中华民族不可断层的一代，是人才济济的一代，是民族精神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我们这一代豪情满胸怀，遥望长空，情怀大地，孝敬父母，疼爱子女，做一个有益于人民，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
天佑皱着眉头问：“你找我就想说这些？要是没事我走了，我不想听这些空话。”
战玉书接着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沿着这条人生轨迹前进，由盲目到有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党的关怀中成长，培养和孕育自己高尚的情怀，使我们的思想愈加的成熟，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心甘情愿的为党工作，要让高度的政治觉悟成为我们生活、工作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是一张年轻的女人的脸，不过显得很诡异，仿佛上面凝固了薄薄的一层铅。此时，天佑真想走近看看，那铅的下面究竟有没有血。
天佑笑了：“战书记，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真的有事。”因为等下他要跟张岚约会。
战玉书说：“我交给你个任务，给我们办的团刊写篇文章，激励一下年轻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天佑一想，要是不答应她，估计还会来缠着自己，于是就答应了他。不过，这篇所谓的文章是他找到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把几篇文章拼凑到一起而成的。战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