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孙子兵法》是军事欺骗理论的历史渊源。孙子之后，兵书战策大量出现，多数为权谋之作。从总体上看，后人对孙子理论有所发展，但如单就一部兵书而言，没有一部能超过《孙子兵法》。后世兵书往往把《孙子兵法》视为军事经典，对其理论加以解释、阐发，虽不乏独到见解，但独树一帜者如凤毛麟角。正如唐朝李世民所说：“朕观兵书千章万句，盖莫超出孙吴”。唐朝以后，兵家研究诡道蜂起，尤其是明朝，诡道兵书大增。《武备志》中的《二十一史战略考》，绝大部分记载的是历史上诡道在战争中的运用。《草庐经略》、《百战奇略》等兵书分门别类地研究、论述诡道之法，使诡道理论更加系统化、条理化，内容也更加丰富，但军事欺骗的基本理论没有突破性发展。理论的缓慢进步与实践的阶梯式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20 世纪以来，欺骗理论的发展侧重于应用理论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推动着欺骗手段的扩展和更新，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军事欺骗出现了新的面貌。
六、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
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也许是因为二者的联系过于紧密的缘故，致使一些同志误将二者混为一谈。这既是对军事谋略的曲解，也是对军事欺骗的曲解。因此，为了正确地理解军事欺骗的内涵，有必要剖析一下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隶属关系
从学科分类上看，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处在不同的层次。军事谋略学着重研究决策音在军事对抗活动中形成对策方略及随机应变的思维规律，而军事欺骗学着重探求隐真、示假、乱敌的方法。军事谋略是个很宽的概念，它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宽泛的。而军事欺骗的外延则狭窄得多。关于谋略的运用，《军事谋略学》的作者将其区分为审时、料敌、造势、示形、奇正、攻心、柔胜、权衡、标本、伐交、用间、励士、将道等十三个方面，其中与诡道（军事欺骗）直接有关的是示形、攻心、奇正、用间四个方面。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谋略训练基础》一书，把交战、伐交、庙算、用术、示形、造势、诡诈、励士、用间、应变作为军事谋咯的范畴，其中只有三分之一与军事欺骗有关。可见，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既不是同一关系，又不是交叉关系，而是一种隶属关系。军事欺骗是军事谋略在作战领域的具体运用，是谋略运用的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军事对抗奉行的是诡道逻辑（有学者认为，诡道是谋略的核心），军事欺骗的地位、作用便显得特别突出，致使一些研究谋略运用的小册子讲的大多是军事欺骗的事。这种情况使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显得更加含混不清。
（二）指导关系
任何欺骗过程都是谋略运筹与技法运用的有机结合。任何有效的军事欺骗都离不开军事谋略的指导。只有在军事谋略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实施军事欺骗，否则，就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指挥员在制定欺骗方案前，必须首先对以下问题作出思考和判断：①己方所处的态势和敌人可能的动向；②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上、中、下三策）；③能否找到一种使自身蕴含的能量发生倍增效应的“势”；④如要造成这种“势”，需要敌人作何部署调整；⑤敌人是否愿意做出这种调整；⑥如敌人不情愿，是用胁迫法还是欺骗法使敌作出于我有利的调整。在上述问题一一解决之后，欺骗问题才能提上日程。而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就是谋略运筹的过程。谋略运筹是军事欺骗的核心问题。离开了谋略的指导，既不能正确地提出欺骗任务，也不能头脑清醒地将欺骗付诸实施。评价一次军事欺骗是否成功，不仅要看是不是迷惑了敌人，调动了敌人，而且要看这种迷惑和调动对我方力量的使用产生了何种有益的影响。军事欺骗一旦脱离了谋略的指导，不仅不会带来好处，反而可能带来麻烦。
（三）虚实关系
虚、实是就特点而言的。谋略重在务虚，欺骗重在务实，所以二者是虚、实结合关系。谋略是抽象的，因而有广泛的适应性。围魏救赵、声东击西、远交近攻、顺手牵羊、暗渡陈仓、瞒天过海、调虎离山、投石问路、借刀杀人，都是前人从战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谋略。它战略上能用，战役上能用，战术上也能用；过去能用，现在能用，将来还能用。但每次使用的方法均不雷同。这就给军事欺骗的设计者留下了充分施展才智的余地。当确定以某种谋略欺骗敌人以后，军事欺骗的组织者便以丰富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把谋略具体化为周密严谨的欺骗方案。欺骗方案的特点是可操作性强。比如，当确定采用声东击西法欺骗敌人时，就要象组织真的战斗那样在假的主攻方向部署兵力兵器，组织协伺动作，开设假指挥所，实施现地勘察，在敌前沿前开辟通路，组织炮兵试射，等等。再如，欲以冒名顶替法欺骗敌人，就要解决冒充对象的确定，角色选派和训练，“服装”、“道具”的设计和筹措，
接触敌人的时间，各种行动方案，意外情况处置预案，与有关部队的协同，应急支援措施，通信联络方法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即是说，把谋略变为欺敌行动，需要做许多具体工作，实现由虚到实的转换。实施军事欺骗首先务虚是对的，但是，如果不实现由虚到实的转换，欺骗敌人就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如果把谋略比作艺术的话，那么，军事欺骗就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军事欺骗既需要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要遵守一定的技术规范。比如在目视欺骗中，要对敌人的目视侦察能力作出评价；要计算各种距离上的目标发现概率；要确立假目标的仿真度；要计算炸药包、伪装网、发烟器材的消耗量，等等。其中有一些是纯技术问题。比如，假目标的设计和设置，烟幕的使用，假工事的构筑等，均应制定技术规范，从而使欺骗行为更具有可操作性。电子欺骗对技术规范的依赖性更强。敌方电子辐射体的功能、信号特征如何？用多大功率和频率实施干扰？有无插入敌电台网络的可能？如何防止己方电子辐射体被敌方探测、定位和识别？能不能在这些方面欺骗敌人？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欺骗者在技术上胜敌一筹。只记住几条现成的谋略，没有军事欺骗的专门知识，既制定不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欺骗方案，也不可能将欺骗方案变成现实。
上面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隶属关系主要是讲二者的区别，它们处在不同的层次，且外延大小悬殊。
指导关系主要是讲二者的联系，任何一次欺骗行动都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只有在谋略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进行军事欺骗。虚实关系主要讲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谋略务虚，欺骗务实。由虚到实，是欺骗实施中的关键问题。总之，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第二章 军事欺骗在战争中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五千多年的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大大小小，林林总总，达一万四千五百次之多。在这些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战争中，军事欺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列宁说过，世界上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而欺骗敌人就是施计用谋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兵书上有“兵行诡道”、“兵以诈立”、“无欺不战”等说法，讲的就是军事欺骗运用的普遍性。那么，军事欺骗在战争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种作用的性质和表现形态如何呢？这正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
正如世界上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似的战争。每次战争乃至战斗，都有其特定的时间、空间、起因、过程和结局。因此，越是陷入微观的考察，就越难以揭示其内在规律性。因为规律是深藏于现象背后的，只有进行高度的科学抽象才能把握。如果我们抛开战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来观察战争，战争就变得异常简单。战争不过是利益对立的双方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而展开的暴力斗争。战争的具体目的形形色色，千差万别，但高度抽象的基本目的只有一个，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对战争目的的这一科学抽象，揭示了战争的基本矛盾，标志着人类对战争认识的深化。毛泽东之前的军事理论家，对战争的基本目的已经有所认识。例如，克劳塞维茨在分析战斗时指出：“在战斗中，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为了使敌人失去战斗力”。（《战争论》第1 卷第57 页）“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战争论》第1 卷第62—63 页）。显然，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目的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战争本质的高度。毛泽东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0 页）这是迄今为止对战争本质亦即战争基本矛盾的最深刻的揭示。毛泽东关于战争基本矛盾的揭示，既是我们理解一切军事问题的钥匙，也是我们研究军事欺骗问题的指南。军事欺骗的作用，结合具体的战例来看，是纷繁复杂的，然而，从战争基本矛盾的角度考察，则非常简单：军事欺骗的作用就在于它有助于更好地保存自己和更好地消灭敌人，从而以小的代价获取大的战果。当代价一定时，谋求最大战果（消灭更多的敌人）；当战果一定时，把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付出最轻微的牺牲）。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作为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普及于战争全体，贯穿于战争始终的。所以，军事欺骗的作用，也体现于战略、战役、战斗各个层次和战争的全过程。大到全球性战争，小到一次战斗，都为军事欺骗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作为战争的基本矛盾，制约着战争中的一切，评判着战争中的一切。战争中的一切行动，凡是有助于达成这个目的的，就是合理的，反之，就是不合理的。当然，这样认识和回答问题未免过于笼统。 下面，我们就用分析的方法来具体地研究军事欺骗的作用原理和形式。
一、出敌不意与军事欺骗
出敌不意，是一切军事统帅和指挥员刻意追求的作战指挥艺术。由于在
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运用出敌不意的战法，给敌以不意的打击，能够使敌不知所措，意志沮丧，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武器技术装备的优势难以发挥，从而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所以，古今中外的兵家无不高度重视这一原则。古罗马军事统帅凯撒说过，“战争中最有效的事就是出敌不意。”（转引自《外国军事学术》1981 年第6 期）孙子在《九地篇》中写道：“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克劳塞维茨认为，“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出敌不意“是导致胜利的最有效的因素。”“进攻战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出敌不意。”（《战争论》第3 卷第980 页、第965 页）杜·古西林的信条是：“没有突然袭击作保障就不发动进攻”（《战略论》第89 页）。
出敌不意进行突然袭击之所以有此奇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有备对不备，剥夺了对方作出有效反应的时间，迫使对方在其作战潜力或故争潜力发挥出来之前进行较量，从而使其一开始就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突然袭击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对战役战斗的作用比对战争的作用更大。突然袭击可能决定一次战役战斗的胜负，但难以决定一场战争的结局，尤其不能决定一个大国的命运。以突然袭击方式发动战争，对于夺取战争初期的主动权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对方战争潜力的发挥，主动权就可能易手。战争的结局最终取决于综合国力和军力的强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德国以突然袭击手段闪击波兰、丹麦、挪威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小国，均获成功，却没有能够征服苏联，就是一个雄辩的例证。但也必须看到，不宣而战使法西斯德国在战略上得到了极大的好处。正是由于实施突然袭击总是能够从中得到好处，所以，一切军事统帅和作战指挥员都十分向往和追求突然性。然而，并非每次战役、战斗都能达成突然性。能否达成突然性要看是否具备了达成突然性的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行动迅速，其二是隐蔽企图。
行动迅速主要取决于兵器杀伤速度、军队运动速度和军队指挥速度三个要素。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和先进的武器装备、运输工具、指挥器材的大量使用，军队的行动速度大大加快了。但是这种加快一般是双方的，作战双方行动的高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所以，达成突然性的决定性因素是隐蔽企图。即以军事欺骗手段迷惑敌人，麻痹敌人，使敌“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克劳塞维茨语），对我之企图和行动方式、打击的目标等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处于不意、不备状态，为我达成突然性创造条件。
以军事欺骗达成突然性的方式主要是以下三种：①一边散布缓和空气，麻痹敌人，一边极其秘密地制订作战计划，进行作战准备，使敌人对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失去警觉，处于不意状态。如1986 年4 月美军袭击利比亚前一天，美海军舰队已在利比亚海岸附近集结。美国报刊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暗示下，声称这次舰队集结不会有作战行动。然而就在第二天夜间，美军突然出动大批飞机，包括从千里之外的不列颠群岛起飞的轰炸机，对利比亚实施了大规模的空中攻击。②通过隐真示假，虚张声势，设置假目标、假阵地，散布假情报以及佯动袭扰等，迷惑敌人，使敌人对主要作战方向作出错误的判断。如1982 年的以黎战争，以军利用电子器材模拟军队行动，造成以军在戈兰高地集中的假象，而进攻部队却在周密伪装下进入了进攻出发地域，从而达成了进攻的突然性。③通过制造假象和散布假情报，欺骗敌人，给敌人造成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印象，从而达成作战时间和方式上的突然性。如，本来已完成进攻战役准备却故意作出进攻准备刚刚开始的假象，使敌人对战役
发起的时间判断失误；本来加紧进行进攻准备，却摆出一副实施防御或准备撤离的姿态，使敌人对行动方式判断失误，处于不意状态，等等。二、以弱胜强与军事欺骗
“强胜弱败”是军事斗争的规律。弱要胜强，必须首先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化，待其力量超过强者时才能战胜强者。弱者能够战胜强者，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他由弱者变得比强者更强。
其实，强胜弱败和弱能胜强这两个命题，很早就被人们提出来了。正确认识它的关键是对强和弱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强与弱，作为军事学的一般概念，标志着战争力量的量的大小和质的优劣。战争中、某一方的力量超过对方谓之强，低于对方谓之弱。然而此处的强弱还不是战斗力的强弱。就战争全局来讲，战略上力量的强弱并不等于某一战役战斗力量的强弱：就战争某一局部来讲，直接参战的武装力量的数量和质量，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物资储备是否充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