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据我国先秦古籍记载，我国最早发生的战争有神农伐斧燧之战，炎帝与黄帝贩泉之战，炎帝与蚩尤榆冈之战，黄帝与量尤涿鹿之战，等等。当时尚无职业军队，同自然作斗争的生产工具往往就是打仗时的常规武器，作战方式方法十分简单，基本上是他们有组织地与动物作斗争的方法的直接移用。据《易·原群》记载，我们的祖先在围猎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了十人一组的打虎队形。奇数队员编为助攻队，偶数队员编为主攻队，居中的一名队员兼任指挥。助攻队负责发现、吸引和轰赶野兽；主攻队负责设伏、突击、歼灭。当部落间发生冲突和战争时，这种诱、伏有机结合的围猎方法，便很自然地运用于战争中。这就是人类对诡道的自发的运用。尽管与当代军事欺骗相比还显得太低级、太原始，但它毕竟体现了以诡道制敌的思想。
2、普遍运用与个别运用
诚然，军事欺骗在早期战争中的运用还不很普遍。但是，即使有个别运用的例证，也足以把军事欺骗的历史前推几个世纪。即便在近代和现代战争中，也并非每战都有欺骗，在每个层次、每个方面都有欺骗。它需因情依势而施，有时是战略欺骗，有时是战役战术欺骗，有时是单兵欺骗；有时是在兵力数量方面欺骗敌人，有时只在行动性质方面欺骗敌人，有时则是在作战时间和地点方面欺骗敌人。总之，只要在某个问题上欺骗了敌人，我们就可以说，此次作战运用了军事欺骗。
3、高级阶段与低级阶段
任何事物的初级形态与高级形态都有明显的区别。有时甚至让人怀疑其是否是同一事物。军事欺骗也是这样。城濮之战中的诱敌，与我军在陕北战场上的诱敌不能相提并论。刘邦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盟军的诺曼底登陆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把前者排斥于军事欺骗之外。因为从本质上看，它们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隐匿自己的企图，迷惑敌人，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为以小的代价打败敌人创造条件。就隐形伪装这一欺骗手段而言，从古到今不知有过多少次重大发展，在原始
的草衣草帽、近代的迷彩服和高科技兵器——隐形飞机之间，似乎看不出什么联系，但性能和外观上的差别并没有改变它们作为隐形手段的质的规定性。它们都是为欺骗敌人的“眼睛”而制造出来的。我们不能用事物的高级形态否定其初级形态，对原始形态的军事欺骗采取不承认态度。
4、历史与历史中的“插曲”
我国和西方，都曾盛行过礼仪式的战争和战斗。比如，在古罗马，发动战争需要有极其复杂的程序。首先，负责调查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同盟之间争执的祭司要几次前往破坏国际协定的城市，并且每次都举行仪式，高念咒语。然后，祭司们返回罗马，以33 天为期等待答复。在得不到答复的时候，祭司即向享有宣战权的元老院和公民提出报告。此后，“圣父”最后一次前往敌方城市的边界，将一支烧热并染有血污的镖枪投到敌人的土地上去，以表示战争行动开始。这种现在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宣战方式当然毫无突然性可言，然而在当时是符合礼仪的。在我国西周时期，由于受周礼的影响，兵家也曾奉行过“仁义之兵”，提倡“不鼓不成列。”两国交战，要先下战表，通知对方，再行交战。甚至规定，两军对垒，不能进攻 还未布置好阵势的敌人，不能乘对方正处于困难之际发起突然袭击，等等。这很象盛行于西方18世纪的骑士决斗。不过，这种违背战争规律的做法很快就被“节制之兵”；“诡诈之兵”取代了。那么，应该怎样认识这一历史现象呢？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古罗马时代和我国西周以前，就没有军事欺骗存在呢？显然不能。因为这段历史与整个人类战争史相比，时间十分短暂，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它代表不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诡道制敌，“兵不厌诈”。在我国，“仁义之兵”之所以出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各诸候国等级不同，拥有实力不等，势力范围有别，但分封利益共存，军事斗争主要限于调解相互间的矛盾冲突，而不是象春秋时期那样主要用于侵吞、征服、兼并。而“仁义之兵”有利于创造一种平等竞争的格局，便于为各诸候国所接受。二是周礼作为当时的最高道德标准和节制周王朝与诸候国关系的准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着较大的约束力。使一些战争指导者即使懂得使用诡诈之兵，也不敢公开提倡诡道。但是，宣扬仁义道德，并不能在实践中束缚人们的手脚。当“道义”和生存权置于天平的两端而不能两全时，道义就不再继续制约人的行为。所以，即使在那个时代，宋襄公那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也难免受人耻笑。或许正是这段历史插曲促使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更深刻地认识了故争规律，使随后而来的春秋战国时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军事欺骗异彩纷呈的时代。
综上所述，不难理解，萌芽状态的军事欺骗是伴随着战争的出现而出现的，不是战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产生的。军事欺骗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经由一棵稚嫩的幼苗繁衍成枝繁叶茂的大树。然而不应以今日之华笑往日之陋。因为“华”是由“陋”发展而来的，历史就是从“陋”开始的。（二）理论的历史渊源
军事欺骗的实践可以追溯到4600 多年以前的黄帝、蚩尤大战，但军事欺骗理论的产生却是春秋末期（公元前500 年左右）的事情。
春秋是一个战火连绵的时代，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春秋时期，不仅战争实践极为丰富，而且哲学思想也得到了发展。反映战争规律的军事理论——兵法就是丰富的战争实践和朴素的辩证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其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孙武所著《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运用当时
已经比较成熟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系统地总结了春秋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兵法对军事欺骗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内容涉及诡道、示形、造势、虚实、奇正、用间等方面，其主要观点是：
1、诡道制敌是战争指导规律
在《计篇》中，孙子有两处谈到“兵”。一处说：“兵者，国之大事也”；另一处讲：“兵者，诡道也”。这两句结论性的话，集中概括了孙子对战争和作战问题的基本看法。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他列举十二种战法，要求将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然后战而胜之。这十二条战法俗称“诡道十二法”，是对春秋时代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孙子从战争实践中领悟到，以诈术欺敌不是将帅的个人喜好，而是规律使然。因此，他把诡诈视为用兵之“道”（即规律）。孙子是世界军事学术史上第一个把诡道视为战争指导规律的军事理论家。
2、诡道的核心是虚实变换
孙子所说的虚实含义十分广泛，包括军队的强弱、优劣、饱饥、劳佚、众寡、真伪、专分、确实性与不确实性等等。然而，单纯的虚和实均不能欺骗敌人，重要的是把握虚实变换的契机。孙子强调善战者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变实而为虚，变虚而为实，有目的地进行虚实之间的转化。“诡道十二法”中的能与不能，用与不用，远与近，佚与劳，亲与离，都是对立的两极。适时进行虚实变换，实而虚之，虚而实之，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使敌不知我何处为实，何处为虚，何时为实，何时为虚，才能使敌上当受骗。
3、实行诡道是争取主动的重要方法
在《虚实篇》中，孙子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作战主动权。孙子不仅看到了主动权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争取和造成主动、避免和摆脱被动的原则与方法。一是进行巧妙的伪装欺骗，使敌看不出形迹（“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从而成为敌人的主宰（“为敌之司命”）。二是用示形佯动方法诱敌暴露企图，而自己不露形迹，从而使自己兵力集中而敌人兵力分散，然后以众击寡（“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也”）。三是利用引诱和胁迫方法调动敌人（“诱之以利”，“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使敌人陷于“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被动境地。
4、诡道包括隐形和示形两个方面
孙子所说的诡道，不仅包括隐形（“微乎其微，至于无形；神乎其神，至于无声”），而且包括示形。孙子的示形主要是“反示”，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等。这“四示”当然不是示形的全部内容。强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强；众而示之寡，寡而示之众；智而示之不智，备而示之不备；攻而示之不攻，退而示之不退；击西示之击东，等等，均属示形范畴。这说明，孙子的诡道理论是积极的，既包括被动的隐形欺骗，又包括主动的示形欺骗，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孙子十分重视战
场造势，认为它是军队充分发挥战斗威力的条件，并在《势篇》中提出了著名的“动敌”原则。孙子认为，成功的机动是“动敌”、”造势”的关键，而机动若无“示形”欺骗的配合是不能成功地牵制和调动敌人的。5、实行诡道的目的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孙子提出的一条重要作战原则，在孙子乒法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怎样才能使敌人处于“无备”和“不意”状态呢？这就要采取各种方法迷惑敌人，使敌对我兵力数量、战斗部署、作战企图不得而知，或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错误地变更部署，分散乓力，授我以可乘之机。唯其如此，才能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孙子不仅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作战原则，而且提出了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战法——“诡道十二法”。“诡道十二法”的要旨就是集中兵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6、实行诡道对部队有更高的要求
孙子在《势篇》中集中论述了实施诡道对部队的要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意思是说：作战时部队要能伪装混乱以诱敌，战前必须有严明的法纪和严格的训练；作战时部队要能伪装怯懦以诱敌，战前必须先有勇敢的素质；作战时要能伪装弱小以诱敌，战前必须先有强大的兵力。部队严整而能示敌以乱，是因为组织有序；部队勇敢而能示敌怯懦，是因为态势有利。部队强大而敢于示敌以弱；这是兵力雄厚。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伪装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就会听从调动；投其所好引诱敌人，敌人就会上钩。用小利调动敌人进入我待机地域，然后用重兵在较短的距离上，以最迅猛的速度突然发起攻击，打击敌人。这样，部队在欺骗敌人时才不致自乱。
7、善于用间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派出间谍散布谣言，涣散军心，离间敌营和收买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是重要的欺骗方法。《孙子兵法》的《用间篇》集中论述了用间问题，被称为最早的间谍论。其主要观点是：间谍能提供确实的敌军情报，用以决定战策，因而其人最“亲”；间谍的地位非常重要，因而赏赐最“厚”；间谍活动于敌我之间，不能走漏风声，因而事机最“密”；间谍有五种：乡间，指用金钱收买敌国老百姓充当间谍；内间，指收买敌人内部能接触和了解机密的人充当间谍；反间，指收买和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所用；死间，指派遣间谍传送假情报以蒙骗敌方；生间，指利用各种掩护条件到敌方去窃取秘密情报。孙子强调“五间俱起”、令敌人“莫知其道”，陷于茫然无所应付的境地。而在五间中，反间最为重要。五种间谍的使用，国君都必须懂得（“五间之事，主必知之”），其中的关键在于会用反间（“知之必在于反间”），所以，对于反间应给于最优厚的待遇（“故反间不可不厚也”）。孙子还指出掌管和使用间谍的人，必须有超人的智慧，仁义的胸怀，善于分析的头脑，所谓“非圣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强调严格选用间谍（“以上智为间”），在使用间谍时，要机智、果敢、精心细致，防止被敌人欺骗和利用。
8、在欺骗敌人的同时防止被敌人欺骗
孙子强调将帅要审时、料敌、慎重决策，以及派出间谍进行战略侦察，反映了他对敌人施计用诈的警惕性。在战场上，我骗敌，敌亦骗我，在欺骗
敌人的同时也要防止被敌人欺骗。关于反欺骗问题，兵法中多处涉及，比较集中的是两处，一是《军争篇》中的“用兵八戒”，二是《行军篇》中的“三十二相敌”。“用兵八戒”中的“佯北勿从”、“饵兵勿食”两条，明确告诫人们，敌人假装败退不要跟踪追击，敌人的饵兵不要去理睬，反欺骗的意思十分明显。“高陵勿向”与“背丘勿逆”，表面看与反欺骗不搭界，实际上，敌人占据山地或背靠高地，倚地形之利，等我来攻，多少有诱我就范的意思，对此种敌人“勿向”、“勿逆”，就打破了敌人的如意算盘。反欺骗的关键是搞清敌人的真实情况。为此，在《行军篇》中，孙子列举了几十种“相敌”之法。这些相敌法，有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然而更多的是透过假象看本质，因此，是反欺骗的重要方法。例如：敌人离我很远而来挑战的，是想诱我前进（“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敌人使者措辞谦逊却又加紧战备的，是准备进攻（“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措词强硬而军队又作出前进姿态的，是准备后退（“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动，部署在翼侧的，是在布列阵势（“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没有约会而来讲和的，是另有阴谋（“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敌人兵卒奔走而摆开阵势的，是期待同我决战（“奔走而陈兵者，期也”）；敌人半进半退的，是企图引诱我军（“半进半退者，诱也”）；敌人营寨上集聚乌雀的，下面是空营（“鸟集者，虚也”）！敌人夜间惊叫的，是恐慌的表现（“夜呼者，恐也”），派来使者谈判，措辞委婉态度谦逊的，是敌人想休战（“来委谢者，欲休息也”）；敌人愤怒向我前进，但久不交锋又不撤退的，必须谨慎地观察它的企图（“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孙子提出的相敌法，是对当时战争经验的概括、总结，其中许多今天已不适用。然而，孙子透过假象看本质的反欺骗思路对我们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以上几点虽不能囊括孙子诡道理论的全部内容，但足以说明《孙子兵法》是军事欺骗理论的历史渊源。孙子之后，兵书战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