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派管仲带一支人马在宫国至齐国的路上追阻小白。管仲赶到即墨时，公子小白在宫国军队的护送下刚刚过去。管仲闻听，一口气追出30 里，终于追上了小白。管仲张弓搭箭，一箭射中小白衣服上的铅带钩。小白乘机咬破嘴唇，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车上，假装死去。管仲见状，赶快去报告公子纠。公子纠以为小白已死，就放宽了心，不慌不忙地向齐国进发。当到达齐国国境时才知道公子小白早已到达齐国都城临淄，做了国君。公子小白装死的目的就是为了麻痹自己的对手，属于以懈敌为目的的诈死。
相比之下，以脱身逃生为目的诈死更为多见。电影《紧急下潜》中有这样一个颇具真实性的情节：一艘美国潜艇与一艘德国驱逐舰在公海上遭遇，被迫紧急下潜。因为潜艇水下行驶速度比驱逐舰慢得多，且只要发动机一开，立即就会被驱逐舰上的声纳发现，所以，只好乖乖地呆在原地不敢动弹。德军的深水炸弹一个接一个地在潜艇附近爆炸，情况十分危险。就在此时，艇长想出了一个装死求生的妙汁。他命令水手们做好准备，在深水炸弹爆炸时，把艇上的一些废旧物品从鱼雷发射孔抛出艇外，同时泵出50 加仑柴油。这一招果然有效。一声爆炸过后，德军发现潜艇泊位上方漂浮起木板、救生衣等物和大片油污，断定潜艇已被炸毁，便掉转航向开走。此时，潜艇浮出水面，突然发射鱼雷，炸沉了德国的驱逐舰。美军潜艇装死的目的，就是为了脱身求生。当然，懈敌和逃生往往是联在一起的，在很多情况下，敌人的松懈麻痹是脱身求生的前提条件。公元前129 年，号称飞将军的汉朝名将李广，在一次战斗中，全身数处负伤，被匈奴骑兵俘获。匈奴骑兵把他放在用绳子编织的一个担架上，架在两匹马的中间往前走。行进中，李广一直闭服装死，麻痹敌人。匈奴兵见状以为李广伤势严重，庵庵一息，便逐渐松懈起来。这时李广斜着眼瞥见旁边有一敌兵骑着一匹快马，便心生一计，趁敌不备，突然跃起，飞身上马，顺势把那个骑兵推到马下，催马而逃，待匈奴骑兵回过神来，李广的坐骑已跑出数百米，追也来不及了。李广就这样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逃脱了性命。从李广装死逃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懈敌与脱身常常构成一条因果关系链，即装死→懈敌→脱身。在这里，装死是为了懈敌，懈敌是为了求生。
除了上述两类诈死之外，还有一种现在已不多见的以骄纵敌人为目的的诈死。在古代故争中，人们受将帅决定论的影响，把主将的生死看得特别重要，所以，有时诈称主将已死，骄纵敌人，诱敌轻举妄动，待敌军借机发动进攻时，伏兵四起，将敌重创。《三国演义》中关于周瑜诈死的描写，就是这种诈死类型的真实写照。
周瑜攻打南郡中了曹仁的埋伏，中箭落马，多亏身边大将舍命相救，才从乱军中捡回一条性命。在养伤期间，他想出了一条智胜曹仁的计谋。这天，正当曹仁在寨前叫阵时，伤未痊愈的周瑜突然起身下床，不顾众将劝阻，披甲上马，率领数百骑冲出寨外，迎战曹军。谁知战将刚一出马，未及交锋，
周瑜就在马上“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坠于马下”。周瑜被诸将“救”起之后，令军士挂孝举哀，遣心腹军士前往南郡曹仁营中诈降，散布周瑜已死的消息，同时布下伏兵。曹仁听到周瑜的死讯，信以为真，当晚便率领人马前来劫寨，被预有准备的吴军杀得大败。在撤退途中，又连遭吴军截杀，伤亡惨重，最后只好放弃南郡，逃之夭夭。
诈死能否奏效，关键是看是否死之有因，死得可信。前面提到的几例诈死之所以成功地欺骗了敌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死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些原因是可信的，他们的死是那种特定情况下完全可能发生甚至是必然会发生的。再加上必要的示形配合，不由得敌人不信。
（二）诈降
诈降以投降为幌子，以打入敌人营垒里应外合、智送情报、诳 敌上当为目的，是一种典型的欺诈术。在古代战争中，以诈降计欺骗敌人的战例很多，此处仅举两例。
例一：公元616 年，农民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投奔了先期举行起义的高士达，被礼贤下士的高士达任命为军司马，掌管军队指挥大权。适逢宫府派涿郡通守郭绚率一万余人攻打起义军。窦建德让高士达留下来看守辎重，亲率七千精兵抗击郭绚。窦建德离开高士达以后，高士达即宣扬窦建德率兵背叛了自己。为了表明对窦建德的“痛恨”和“决裂”，还用俘获来的一名妇女假充窦建德的妻子，当众杀死。窦建德也装出与高士达有矛盾而率兵反叛的样子，派人给郭绚送去“降书”。窦在“降书”中说，如果郭绚接受他投降，他愿与郭绚合兵一处，打败高士达，报杀妻之仇。郭绚被上述假象迷惑，相信并接纳了窦建德，与窦建德订下了共同消灭高士达的盟约。这样一来，郭绚的士兵更加松懈麻痹。窦建德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大败郭绚军。例二：公元208 年10 月，曹军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为了减少船的颠簸摇晃，曹操命工匠用铁链把船统统连在一起，并在上面铺上木板，做起了“连环船”。这样，不仅人在船上行走如履平地，而且还可以在船上骑马射箭。曹操以为有了这种连环船，扫平东吴就指日可待，没承想，正好为东吴实施火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摆在吴军面前的难题是如何从水上接近曹军战船。周瑜部将黄盖建议用诈降计欺骗曹操，得到了周瑜的赞同。黄盖一面加紧进行物资准备，一面修书一封，派心腹军士利围夜暗乘船过江给曹操送去。信中说：“我受孙氏的厚恩，长期担任将帅，孙氏待我是不薄的。但天下之事总要顺应大势。今孙氏想以江东六郡的乌合之众抵挡您的中原百万大军，显然是寡不敌众，必败无疑。东吴将吏无论智者、愚者都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惟有周瑜、鲁肃等人思想偏执，一意孤行，硬要打下去。现在我愿顺从大势，归顺于您。待两军交战之时，我担任先锋，自然会见机行事。我为您效力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曹操得到黄盖的降书，特意秘密接见了送信的军士，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并让军士回去向黄盖转达自己的话，“只恐怕你这是诈降。如果你真的言而有信并见诸行动，我当然会授给你超过任何人的高官厚禄”。黄盖诈降这天，适逢东南风起，几十艘战船上装满柴草，浇上膏油，蒙上苫布，扯起黄盖的旗号，顺风向曹营疾驶。曹操远远望见黄盖的旗号，心中大喜，立在船头迎接黄盖到来。船离不远，突然燃起大火。曹操大惊失色，连呼上当，下令掉转船头躲避。无奈船只用铁链牢牢系住无法解开，眼看着烈火席卷战船，瞬时成为一片火海，军士纷纷跳水逃命，烧死、淹死不计其数。火顺风势，风助火威，一直烧到曹军在陆上的营帐。孙刘联军乘势
攻击，曹军大败。
以上是两个成功的诈降战例。战史上，诈降失败者也不乏其例。
三国后期，司马昭控制了曹魏政权。当时在位的曹髦不堪司马昭的强横，便与王经等人合谋除掉司马昭。由于事不机密，走漏了消息，被司马昭察觉。司马昭派人杀死了曹髦，并夷灭王经三族，当时，蜀将姜维正在兴兵讨伐中原。交兵之际，司马昭派了一名名叫王瓘的人，诈称是王经的侄子，带五千人到蜀军投降。姜维没有多问，便收留了他，并派他率三千人到川口运粮。夏候霸担心其中有诈，来问姜维。姜维微微一笑说：“我明知有诈，只不过将计就计而已。”夏候霸不明白，姜维说：“司马昭既然杀了王经，灭了三族，如何能让他的侄子在关外领兵呢？”遂把今后防范王瓘的办法作了交待。过不多久，负责监视王瓘动向的人果然截获了王瓘写给魏军邓艾的信。信中约定某日运粮到某处，让邓艾前去劫粮。姜维将信中日期稍作改动，派人送给邓艾。到了约定日期，邓艾果然领兵前来劫粮。蜀军见状弃车而走。邓艾命军士迅速拉走粮车，不想车上突然燃起大火。原来，车上装载的不是粮食，而是芦苇等易燃物品。正慌乱之际，姜维等率兵从四面杀来，魏军死伤殆尽，邓艾弃马而逃，混杂于步卒之中才得以脱身。
从以上三例的成功与失败中，我们不难看出，诈降计运用得好，确实作用很大。然而一旦被识破，却往往会败得更惨。诈降计要取得成功，关键是诈降者取得敌人的信任。而要取得敌人的信任，首先就要有“正当”的、合乎逻辑的投降理由。从对一些诈降战例的剖析看，诈降者常常使用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六种：
一是怀才不遇，不被重用。在诸候争雄、军阀混乱的年代，各种势力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总是招贤纳士，广揽人才。诈降者正好借此机会，借口自己不被重用而改换门庭，投奔新主。
二是无端被疑、被贬、被罚。个人本无过失，却被上司毫无道理地怀疑、贬职或惩罚，再老实的人也会对上司产生怨恨。以此作为反叛的借口，敌人往往会信以为真。
三是众寡悬殊，胜利无望。黄盖诈降就是用的这种借口。他在诈降书中，并没有回避孙权对他的恩遇，只是认为寡不敌众，战也枉然，因而愿意顺应天势，归降曹操，显得合情合理，真实可信。弱军在与强军作战时，以此为借口诈降是很容易被敌人接受的。
四是伤亡残重，力不能支。当战斗异常残酷，部属伤亡残重，再战下去就可能全军覆没时，主帅借口为保存将士的生命而宣布投降，使敌暂缓攻击，从而得到喘息的机会，然后再谋它图。
五是政治信念不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以政治信念方面的分歧为由投向对方营垒，也是可信的。诈降者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具有正义感的“弃暗投明”的义士，有时还发表公开声明，宣布自己改旗更帜。
六是物质利益的引诱。诈降者把自己装扮成目光短浅、贪图私利的卑贱之徒，为了谋得一官半职，或得到金钱美女，而向敌人“投降”。“投降”的理由还不止上述六个方面。总之，凡是在敌人看来是合乎情理的，可信的，都可作为“投降”的理由。当然，诈降者要骗取敌人的信任，并非易事。对于狡诈的敌人，空口说白话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送上敌人梦寐以求的军事情报（实际上是假的）；带去大队人马、
车辆、辎重（其目的是混入内部，里应外合）；等等。有时，为了打消敌人对诈降者的疑虑，还要使用“苦肉计”，造成诈降者无端被惩罚的假象。据史书记载，北宋庆历年间，种世衡（宋朝著名将领）率军驻守清涧城（今陕西省绥德县南）时，曾为一件小事对一员少数民族将领施以仗背的重刑，许多下属为这员番将求情，都未得到种世衡的宽免。这员番将受刑以后就逃奔了西夏王赵元昊。元昊见他遍体是伤，对他没有半点疑心。后来，他竟能随便出入西夏管理国家军事机密的官署——枢密院。经过一年多时间，他掌握了西夏大量军事机密，又逃回到种世衡身边。
古人运用苦肉计，有时是不择手段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吴王阖闾得到王位以后，俱怕在卫国的公子庆忌回来报仇，决定派勇士要离杀死庆忌。为了使要离取得庆忌的信任，经与伍子胥商议，采纳了要离的“苦肉计”。首先，阖闾借追查流言，公开抓了要离，砍了右臂，并把他和妻子一起投入监牢。然后，故意放松监禁，止其越狱逃跑。随后，又杀了要离的妻子，并在街上焚尸。要离逃到卫国，逢人便大骂吴王无道，并求见庆忌，要求为他报断臂杀妻之仇，并假意向庆忌献破吴之策。庆忌深信他与吴王有仇，便接纳了他。三个月以后，庆忌率兵乘船向吴国进发。要离持剑立于庆忌身后，行至中流，趁庆忌不备，杀死了庆忌。这种诈降手段的诡诈性和残酷性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当事人要离也觉得愧对妻子和世人，拔剑自杀身亡。
第九章 军事欺骗中的心理学问题
在军事欺骗与反欺骗的对抗中，包含着复杂的心理对抗活动。任何一项欺骗措施，从筹划、决策到付诸实施，从引起敌人注意到发挥欺骗作用，每个环节都包含着心理因素。欲成功地实施军事欺骗，不仅要在谋略、策略和技术手段上占据优势，而且要在心理对抗中胜敌一筹。实践一再证明，谁能更好地研究、把握、利用和影响对方的心理，谁就能在军事对抗中赢得更多的优势和主动；谁在军事欺骗中无视或违背心理学原理，谁就难免受到惩罚。学习和运用军事心理学的知识和原则，对于正确认识和预测敌人的心理状态及行为趋向，对于深刻理解军事欺骗的实质，对于探索新的军事欺骗方法，提高军事欺骗效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军事欺骗的心理学依据
人之所以会受骗，归根到底是由于人的知觉和思维会发生错误。换句话说，人的知觉和思维发生错误的可能性，是实施军事欺骗的内在依据和基本前提。军事欺骗的实质，就是通过各种特殊的方式和手段，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并控制其发生错误的时间、空间、方式、趋向和程度。军事心理学把人所发生的错误分为错觉和错悟两种。错觉属于知觉范畴的错误；错悟属于思维范畴的错误。二者既有原则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
（一）错觉
1、什么是错觉
错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不正确的、歪曲的知觉，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错觉分为视错觉、听错觉、嗅错觉、时间错觉、空间定向错觉等。错觉不同于幻觉。错觉是在外界条件刺激的作用下产生的，而幻觉是在不存在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发生的一种虚幻的知觉。错觉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知觉。
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客观事物的各种属性和各个部分直接的整体的反映。人们认识外界事物，首先通过感觉器官接受外界事物的刺激，产生感觉。比如，物体的颜色、形状、大小和远近通过反射光线作用于人的眼睛，产生视觉；物体发出的声波作用于耳膜，产生听觉；气味钻入鼻腔，产生嗅觉；冰雪、烈火、蚊虫作用于身体表面，产生温度觉和痛觉，等等。心理学把感觉分为视觉、听觉、运动觉、味觉、嗅觉、触觉、痛觉、温度觉、机体觉和振动觉等。感觉仅仅是人的感觉器官对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人们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阶段，而应把各种感觉综合起来，形成对客观事物的完整印象，这就是知觉。知觉源于感觉，又高于感觉。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知觉具有选择性、理解性、整体性、恒常性等特征。知觉的选择性是指人能把知觉对象迅速从背景中挑选出来的特性。在纷繁复杂的战场上，军人不可能对所有事物都同时作出反映，而总是有选择地以少数事物作为知觉的对象，对它们知觉得格外清晰，而对其余的事物则比较模糊。被清晰地感知的事物叫做知觉对象，仅被模糊地感知到的事物，就成为衬托知觉对象的背景。知觉对象形象清楚、鲜明，好象突出在背景的前面；而背景则好象退到它的后面，变得模糊不清。
知觉的理解性是指在知觉过程中利用过去的知识经验来理解当前的对
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