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到敌军最高指挥官的书桌上。不象隐形法和示形法那样，要慢慢地诉诸敌军侦察人员的感官，使他们视真为假、视假为真，然后，经由他们把欺骗信息传递给情报分析人员，经过分析、鉴别、筛选、综合，最后送到敌军指 挥员手中。尽管示形佯动中常常渗透着情报诈骗，施行诈骗之术有时也需要以必要的示形动作加以配合，我们还是可以把二者区别开来。例如，用一个营模拟一个师的机动，吸引或牵制敌人，属于示形法，而用他来冒充敌军的一个营深入敌人后方，则属于诈骗法。诈骗法是军事欺骗中最具有创造性、最精彩、最奇妙的方法。指挥员的聪明才智在诡诈欺骗中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否善于运用诈骗术，是指挥员用兵艺术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诈骗敌人的方法是很多的。一切使敌上当受骗的诡计都在诈骗法的范畴之内。人们能够想出多少种使用诡计的方法，就有多少种诈骗方法。因此，对诈骗法进行分类是困难的。无论怎样划分，都难以完全避免各类之间的交叉。而且分类越细，交叉现象越严重。下面试将诈骗方法分为乔装冒充、虚拟情报、巧施离间、诈死诈降四类，分别研究。
一、乔装冒充
乔装和冒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通常情况下，乔装是冒充的手段。要冒充敌人，首先就要在外部特征上与敌人相象。因此，乔装常常伴随着冒充，为冒充服务。但有的冒充（如无线电冒充、声音冒充）则不需要乔装。乔装，顾名思义，即改变原来的装束打扮，使服饰、装束乃至语言、气质都与装扮的角色相似。冒充与乔装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乔装的用意是掩盖其真实身份，不使敌人察觉，不管扮为何种角色，只要改变了原来的身份即可；冒充的用意是使敌人相信并承认其冒充的身份，以便进行各种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活动。举例来说，侦察员化装成砍柴的老百姓或要饭的乞丐进行侦察活动，
是为乔装；而象《智取威虎山》中的侦察英雄杨子荣那样，装扮成敌人营垒中的一员（胡彪），打入敌人内部进行侦察活动，则属于冒充。第二，乔装的身份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既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第三者；冒充的身份主要是敌人。乔装的身份通常是泛指的，如乔装成一名普通百姓，而冒充的角色通常是特定的，如冒充敌人盟国的信使。总的看，冒充比乔装更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艺术性。
（一）乔装
乔装是古人常用的诈骗方法。纵观古今乔装方法，按装扮的身份划分，似可分为三种类型。
以“人”装“物”。由于战争是人与人的活力对抗，所以，敌对双方对于双方的“人”总是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而对于“人”以外的其他物体，则警惕性较差。因此，巧妙地将人装扮成没有阶级属性的动物或其他物体，通常能达到很好的欺敌效果。翻一翻史书，仅以人装羊的诈敌术就可举出两例。
例一：装羊传信。公元896 年，唐朝淮南将朱延寿用突然袭击的战法包围了大将贾公铎驻守的薪州城（今湖北省蕲春县西北）。此时，贾公铎率众出城打猎未归，被隔在城外，心急如焚。后来，他想出一条妙计，选了两名勇士，让他们披上羊皮，夜间悄悄摸进朱延寿的包围圈，偷偷赶出一群羊。勇士装扮的两只假羊混杂在羊群中，引导着羊群慢慢往城门方向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混进了城，与守城将领约定，当天半夜举火为号，里应外和，从防守薄弱的南门突入城内。一切安排妥当以后，两位勇士又用同样的方法混出城外，向贾公铎作了汇报。午夜时分，贾公铎把人马带到城南门外，见南门上举起火把，即拼命往里冲杀，城中守军奋力苦战，内外夹击，贾公铎迅速突进城中。
例二：扮羊破敌。公元885 年，唐朝节度使李可举派李全忠率六万大军攻打节度使王处存所辖的易州（今河北易县）。李的副将刘仁恭挖地道攻城，很快拿下易州。为了恢复易州城，王处存挑选了三千精壮的士兵，每人都蒙上羊皮，装扮成羊的模样。一天夜里，王处存让这些“羊”爬着向易州城下靠近，同时在附近埋下伏兵。李可举的士兵老远看到城外来了一群羊，便扔掉兵器，争先恐后跑出来抢羊，完全忘记了戒备。等他们走近以后，三千只“羊”刷地一跃而起，操起携带的武器大杀大砍，伏兵也乘机冲杀过来，把赤手空拳的敌兵杀得大败而回，一举夺回了易州城。
除装作动物以外，还可以装作没有生命的物体。例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支游击队奉命炸毁德军的军用列车。可是，德军对铁路沿线防范甚严，很难接近。游击队员弄来一截大树桩，把中间掏空，刚好能容得下一个人。天黑以后，一名队员钻进树桩，以难以察觉的速度，从树林边缘慢慢向铁路滚动，一直滚到可以看清火车的地方，把各次列车经过的时间一一记下来。通过几个晚上的观察，他们终于摸清了敌人列车的运行规律，为巧炸军车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以“军”扮“民”。在战争中，全副武装的军人是最引人注目的。因此，为了麻痹或蒙骗敌人，常常采用“军”扮“民”的欺骗方法。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数不胜数。在湖南的浏阳、铜鼓一带，至今还流传着赤卫队“花轿抬枪”的故事。
1929 年底，在浏、铜边界的张家坊镇，敌团防局设立了据点。据点前面
是河，后面靠山，易守难攻，硬打不行。赤卫队决定化装奇袭，但是敌人盘查严密，枪支不好携带。为了把枪带进去，赤卫队借来了一台花轿，把武器放到花轿里藏起来，还找了一名女队员扮成新娘，队员们有的化装成抬轿的，有的化装成送亲的，一路吹吹打打，来到了张家坊镇，几包喜糖一撤，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哨卡。轿到团防局门口，大家停下来歇息。此时，打扮成卖柴卖菜农民的队员也已赶到。队长见时机成熟，一声令下，队员们从轿中抽出武器打掉门岗，勇猛地冲入团防局大院。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蒙了，一个个手足无措。赤卫队顺利地拔掉了这个据点，收缴了全部武器，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团防局局长。
“军”扮“民”要扮好，关键一条是正确地选定扮演的身份。要自然而真实。所谓自然，是指所扮的“民”要与当时的环境氛围相和谐、相统一。换句话说，所扮演的身份应该是特定环境中完全可能出现的。这样，乔装登场以后才不致使人感到别扭，才不致引起敌人的怀疑。“花轿抬枪”之所以成功地欺骗了敌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当地有花轿迎亲的习俗。所以，在制定乔装欺敌方案时，首先要认真分析当时的环境条件，根据特定的时间、地点、形势，确定装扮成什么样的“民”。有时是赶集的农民，有时是送葬的百姓，有时是讨饭的乞丐，有时是街头卖艺的艺人，有时是新闻记者，有时是旅行家，有时是推销员，有时是修锁匠或花匠，有时装扮成富翁，有时装扮成流浪汉，有时装扮成父子俩，有时装扮成一对恋人。究竟乔装成什么样的“民”，要依当时的环境条件和完成任务的需要而定。电影《三进山城》中，每一次都选择了与环境条件相适应的乔装身份，所以每次都获得了成功。美国电视系列片《加里森敢死队》，几乎每一集都要运用乔装冒充的手段，而且花样翻新，从不重复。其成功的要诀也在于角色与环境的融洽。实践证明，所装扮的角色与环境的反差越小越好。如果装扮的角色与环境不协调，就难免引起敌人的注意，而一旦引起敌人注意，破绽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在正确地确定所扮演的身份以后，还要仔细地揣摩扮演角色的行为习惯，逼真地加以模仿。由于每个人都有与自己的职业、身份相联系的行为习惯，所以，在外表乔装改扮以后，这些行为习惯还会不经意地表现出来，这就容易露其真实身份。比如，有的侦察人员化装成砍柴的山民，装束改变了，其站立的姿式和眼神、气质还是标准的军人，就很难经得起敌人的盘查。再如，化装成当地的百姓，一张嘴却是外地口音，也无法骗过敌人。可见，不仅要正确地确定扮演的角色，还要物色合适的“演员”，并进行必要的训练。以“此”饰“彼”。“此”与“彼”指两种不同的物。以此饰彼的要义在于巧妙地将人们司空见惯的“此物”装饰成“令人惧怕的“彼物”，使敌人视“此”为“彼”，心理受到震慑。公元前632 前，楚晋两军在城濮摆开阵势，准备交战。晋国下军佐将胥臣见与其对峙的楚左军——陈蔡联军兵马众多，难以力胜，便决定以马饰虎，首先从精神上震慑敌军。他让士兵赶制了大量假虎皮，蒙在战马身上。当陈蔡联军的骑兵冲过来时，胥臣命令士兵驱赶着由战马乔装的“猛虎队”向陈蔡联军猛冲。陈蔡军中的战马看到成群的猛虎扑过来，吓得直往后退。士兵惧怕被老虎吃掉，纷纷溃逃，楚国右军不战而败。与此同时，晋军主将狐毛和奕枝采取诱敌夹击战法打败了楚左军，城濮之战以晋胜楚败而告结束。
古时候，人们相信世界上有妖魔鬼怪，因此，采取装神弄鬼的方法诈骗敌人，很容易奏效。例如，给牛穿上五颜六色的外衣；给马蒙上猛兽的兽皮；
把士兵打扮成传说中的妖怪模样，头上长角，口中喷火，满头红发，青面燎牙。。这些从未见过的怪物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往往给敌人以强烈的心理震撼。我国宋朝有一“巨人吓跑赵知州”的故事。宋徽宗宣和二年，方腊率领起义军直逼江南重镇杭州城。杭州知州赵霆登城西望，看到起义军云集城下，惊恐万状。突然，起义军中冲出几个身高丈余的巨人。这些巨人头戴神盔，身披氅衣，左手持矛，右手执旗，巨齿燎牙，面目狰狞。赵霆以为是“天兵天将”给起义军助战，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脱下官服，化装成平民逃走，方腊率领的起义军轻取杭州城。其实这些巨人都是木头做的假人。只因赵霆迷信，所以视为“天兵天将”下凡，吓得弃城而逃。时至今日，这种装神弄鬼的诈骗方法已经过时了，但以“此”饰“彼”的诈骗思路并没有过时。即使是古人用过的一些具体方法，也是可以借鉴的，关键是善于因时因地变通使用。例如，1930 年，江西老区的赤卫队在配合红军解放吉安城时，就成功地运用了古人创造的“火牛阵”。战斗发起前，赤卫队员们用细铁丝把棉花卷成长条，洒上煤油，绑在牛尾巴上。有的牛屁股上拴上空油桶，油桶内挂上一长串鞭炮。时至深夜，攻城开始，牛尾巴上的棉花和爆竹一齐点燃，才是，几百头牛带着烟火和劈劈叭叭的爆竹声拼命地往前冲，勇猛异常，势不可挡。敌人惊慌失措，还没等摸枪还击，火牛已冲破障碍，有的还越过了战壕。赤卫队员们紧随其后，架起木桥，填平壕沟。红军主力攻进城内，敌人逃的逃，降的降，天还不亮，吉安城就全部解放。
当然，也有师古而失败的。1925 年，封建军阀韩复榘为扩充自己的地盘，亲自带兵攻打天津的奉系军阀。奉系军阀的部队以坚固城墙为依托，组成绵密火网，使韩复柒的军队难以实施强攻。韩复榘一不讲地利人和，二不看作战对象，只记得战国时期名将田单巧摆火牛阵大破敌军的故事，便如法炮制。因当地捉不到多少牛，便捉来300 只绵羊代替。韩复柒命令士兵给绵羊角上绑上刀子，尾巴上拴上麻线，身上披上彩条。一切准备停当以后，他命令士兵乘夜暗将绵羊赶到阵前，用火点着羊尾上的麻线，驱赶着羊群打头阵攻城。羊群的喧闹声传到城里，城上的守军发射照明弹，见此情景，便用机枪打退了韩军，然后拖走了送上门来的300 只火烧绵羊。从此，韩复榘的“火羊阵”便成了人人皆知的笑话。
其实，任何一种欺骗方法都是有局限性的。象“火牛阵”这样具体的欺骗方法局限性更大。所以，对于古人创造的欺骗方法，正确的做法是“师其意而不泥其迹”。“人”装“物”、“军”扮“民”、“此”饰“彼”，作为乔装改扮的基本类型或基本思路，是不会过时的。至于在某次战斗中要不要运用乔装欺敌方法，采用哪种乔装方法，乔装成什么角色，则要讲究时间、地点、条件。既要考虑需要，又要考虑可能，切莫生搬硬套，一厢情愿。（二）冒充
冒充，即假冒敌人或他人，借以达到一定的目的，是一种典型的欺诈术。伽前所述，冒充的对象具有特定性。换言之，被冒充者是确定的，是具有特定身份的。所以，冒充常常称之为冒名顶替。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冒充做出不同的分类。
依据冒充对象的不同，我们把冒充分为冒充敌人和冒充他人两种类型。冒充敌人。冒充敌人是运用十分广泛的诈骗方法。其核心是一个“混”字。《兵经百字·混》中是这样讲的：“混敌之将以赚军，混敌之军以赚将，混敌之军将以赚城营。同波旌旗，一彼衣甲，饰波装束相貌，乘机窜入，发
于腹，攻于内，歼敌不歼我，自辨而彼不能辨者，精干混也”。意思是说，冒充敌人的将领以欺骗其军队，冒充敌人的军队以欺骗其将领，冒充敌人的军队和将领以骗取敌人的城池和营寨。打着敌人的旗子，穿着敌军的衣甲，打扮成与敌同样的装束和相貌，乘机混入敌人内部，我能歼敌而敌不能歼我，我能互相识别而敌人不能识别。如果能做到这些，就说明冒充蒙混之术达到很高的境界了。在漫长的古代战争中，这种冒名顶替、以假乱真、混水摸鱼的诈骗术，是屡见不鲜的。
《后汉书·卷四十五》记载，公元200 年的官渡之战中，曹操率领五千人马，全部换成袁军衣甲，打着袁军的旗号，冒充袁军，乘月夜向袁绍的粮草供应基地乌巢进发。路上有袁军查问，曹军就说，袁绍怕曹操前来劫粮，特调部队增援乌巢。袁军见是自家旗号，便信以为真，放他们过去。曹军蒙混过关，直插乌巢，突然放火，烧毁了袁军的粮草。袁绍得知乌巢被劫，急派蒋奇增援，行至半路，碰到大批从乌巢溃退下来的败兵，蒋奇命他们闪开大路，让自己的队伍先走。走着走着，路旁的败兵突然在统一号令下大打出手，蒋奇被一刀斩于马下，袁军顿时大乱，战不多时便全部被歼。原来，这些败兵正是乌巢劫粮的曹军装扮的。
又据《周书·达奚武传》记载，西魏丞相字文泰派达奚武去侦察敌情。达奚武带上三个精干的士兵，换上敌军的服装，黄昏时分，悄悄接近敌营，下马偷听敌人的谈话和口令。然后，骑上马，冒充敌军中巡夜的警卫队，在军营中大摇大摆地来回走动，发现不按章办事的，还抓住痛打一顿，因此，谁也没有怀疑他们的身份。就这样，达奚武把敌人军营内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字文泰根据侦察得来的情况率军进击，结果一战而胜。
在现代战争中，冒充敌军收到奇效的战例更是比比皆是。
1942 年3 月，日寇向微山湖一带的游击队发起大扫荡。最后，游击队被围困在一个村庄里，情况十分危急。碰巧村里有一批缴获来的鬼子服装，原准备给文工团当演出服装的，还没来得及捎走，这下可派上了用场。于是，游击队员们穿上鬼子的服装，打着“膏药旗”，堂尔皇之地走出了日军的包围圈。鬼子扑空以后才知上当，急忙追赶，走不多远，发现附近山上有一群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