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先生主动提供的；他在学术上这种“慷慨解囊”；无私奉献；成全他人的大度气派；只有钱锺书、朱光潜才拥有。而我自己所以能在参加工作之初就能顺顺当当走上文学理论翻译的道路并多少有些成绩；首先就应该感谢健吾先生。
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还有一项工作更见李健吾先生无私的学术热情与乐于助人的豪爽；那便是校改译稿。这个期刊所发表的译文基本上都是出自一些权威学者、教授之手；组稿的对象不仅是在外语翻译方面属第一流水平；而且还要在文艺理论方面具有相当的修养。道理很明显；能译外国小说的人不见得译得好外国理论家、批评家的论著。这，对这样一个刊物；自然就形成译者不够用的问题。于是；主编就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也约请一部分科班出身，中外文均佳，并有一定人文学科工作经验的中青年承担一些非主打文论的翻译；但同时又立下了一个死规定；即这些青年学人的译文必须经过编委的审校与认可才可刊用。即便如此；事情也并不好办；因为这些编委都是权威学者、顶尖教授，或者正身负教学授业的重担；或者正致力于构建皇皇巨著；以校对这种劳役相烦；实在难以启齿。幸亏有健吾先生；他总是格外豪爽；特别热情；痛痛快快地承担了不少校稿的事务；不仅校法文译稿；而且也校英文译稿；有不止一个青年学人的译稿经过他的审阅与校对而得到了发表；其中就有我译的莫泊桑《论小说》与费纳龙《致法兰西学院书》。对于李先生来说；这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义务劳动”；只不过；实际的主编蔡仪先生为了尊重老一辈专家的劳动；也为了保持刊物译文的权威性；规定这类由青年学人的译文一概都必须署出校对者的名字；因此，至今；我们仍可从这个期刊上见到桂裕芳、文美惠等人的译文后署有“李健吾校”的字样；而当年这些青年学人如今早已是名声卓著的大译家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这条规矩、这个做法无疑是理所应当、公平合理的；有敬老尊贤的意味；但时至今天的“翰林院”；在后人使劲猛推前人的潮流与时尚中；却成为了一个古老的童话；早已被人抛到了脑后；甚至被人不屑一顾。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是李健吾调来北京后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展示了自己多年来作为一个西学学者积累下的深厚学养；为这一个学术文化项目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而且；也是从这里；他在学术上又开拓出自己一个专深的领域；即西方戏剧理论批评史的领域。他系统地研究收集了西方戏剧史上的所有重要的文论；并着手组织翻译；进行整理；要出版一部大型的西方戏剧理论资料的书籍；足有好几百万的篇幅。这显然是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工程；他正式投入这个工程的时候；已是六十年代初《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后期了。那时；我已经调离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听说他在研究所里找了一个从德国留学回来；专攻莱辛《汉堡剧评》的青年学者当他的助手与合作者，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据说整个大型资料已完成了相当一部分。但是；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当李先生到研究所的仓库里去找他那些被抄家的重要稿件，想重起炉灶时；却再也找不到他那份凝聚了自己心血的戏剧思想史资料了。杨绛比他还幸运一点；总算在本单位仓库的杂物堆里，把她在“文化大革命”前译出的《堂吉诃德》的译稿抱了回去。
3
李健吾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住在北大中关村二公寓。那是北大教职工的宿舍；环境当然不及燕南园那么清雅幽静。1958年后；文学研究所从北大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搬到了城里的建国门内；李健吾后来也就住进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东单干面胡同新建的高级宿舍大楼。这幢大楼的住户还有钱锺书、杨季康、卞之琳、罗念生、戈宝权等。
不论是住在中关村；还是住在干面胡同；李健吾家里的陈设都非常简单朴素；客厅里没有高级的家具；书房里没有古色古香的书案与柜架；墙壁上没在任何字画条幅；虽然巴金、郑振铎、曹禺都是他多年的老友；他如果有心的话；那是不愁没有名人墨迹来装点装点的。和燕东园、燕南园好些名教授、名学者的寓所比较起来；他家毫无气派、雅致与情趣可言；陈设氛围颇像一个小康的市民之家；完完全全是一派过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景况；惟有宽大书架与旁边书几上堆得满满的书籍；透露出主人的学养与渊博。
李健吾的书桌与书几；是他寓所里惟一能吸引人注意，也值得你观察的景观。在我也许不尽准确的印象中；他的书桌首先是一张“古典的书桌”；也就是说基本都是洋书；而且是古旧的洋书；一看就是多年来自己所购置的；不是从任何一个图书馆里借用的。与他家的生活陈设、生活景况充满了日常现实气息形成强烈对照；他的书桌倒是绝无“人间烟火气”；没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没有文件通知；甚至也没有文艺界的权威性的、指导性刊物；我想；这种情形大概正反映了他在文学研究所期间一直在集中精力研究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研究与翻译莫里哀的业务状况……其次；他的书桌书几是拥挤不堪的；堆放的书足有几十本之多；而且杂乱纷陈；零散倒置；一本本都夹着书签，夹着纸条纸片；或者临时夹了一支铅笔、一支钢笔；有的仰面摊开；有的朝桌面扑俯；一看就是主人在迅速阅读时急于留记号；作眉批；或者是在查阅出处、“引经据典”、寻章摘句时；总那么手忙脚乱；实在是顾不上桌面的整齐……也许你对李健吾关于莫里哀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论著论文中旁征博引、注脚引文之多大有钱锺书之风记忆犹新；他那种学力学风的原始状态与奥秘就正是在他的书桌上……我曾经对李健吾学术文章中思绪的灵动、视角的多变、论点的飞跃感到惊奇；自从见了他的书桌书几之后；我便愈益明白了；其原因就在于他读得多；见得多；食粮的来源广；品种杂；他没法不兼收并蓄；没法不丰富；他的文章没法不像倒在杯子里的啤酒一样；丰饶得直冒泡……也许；正是在如此成堆的卷帙；如此纷繁的资料中他常常会接应不暇；他在思绪与思绪之间、论点与论点之间经常就跳蹦得太频繁；距离太远了一点。而且；他手写的速度肯定大大跟不上思想的灵动与飞跃；以致他的手迹往往像天书一样难以辨认。愈到他晚年；就愈是如此；叫人捧读起来实在头疼……
我初次见到李健吾时；他大概是五十多岁。就其外观而言；他可说是再普通不过了；正像他的寓所陈设无雅致与情趣可言一样；他本人也没有任何派头与风度。他长得倒仪表堂堂；大头大脸盘；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态的商人；但一身穿着从不讲究；经常是蓝布中山装；夏天是白色的确良的夏威尼衫；很少见他穿呢料与丝绸的衣服；穿着水平比当时文学研究所里的一些老专家、老学者似乎还要低一个档次；当然；更看不出他有作为一个西学大学者的洋派架式了。在我的记忆里；他几乎从来就没有着过西装；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次游行；在那个年代；游行都是领导上发动组织的；不是庆祝什么事；就是拥护什么方针政策；要不然就是向“国外敌对势力”示威抗议。一般这种政治活动；研究所里有地位的老专家、老学者都是免参加的；这是青年人的“政治性的活儿”；李健吾主动参加颇说明他很有政治热情；不拿架子；与年轻人打成一片。而且那一次他穿了一套西装；正式打着领带；在他而言；显然是为了郑重其事；参加一次“盛典”。不过；那是一套老掉了牙的西装；颜色发旧；领带又过于红艳。没有穿皮鞋；而是像平时一样；踏着一双布鞋；显得有些土气；有些不伦不类……但我可以感到他是带着一份心意参加那次政治活动的。
这次着装方式值得多说几句；它在李健吾身上似乎可说是一个以小见大的“典型现象”。当时；他也许是出于这样一个心态：他在意并看重那次政治活动；他不仅要和年轻人一道来参加；而且要表示自己的郑重其事；表示自己的诚心诚意；“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既有这一份心意；那就把西装穿上；把领带打上吧。至于样式、色彩与格调；外观、形象与效应；那就用不着去顾；也懒得去顾了……
这次着装方式；其实是李健吾行为方式的一次缩影；其本质、其核心、其根本的形态就是从自我心意出发；从自我真情出发；径直往前；求其直畅表达；求其朗爽展示；而不顾其他……既然是一次缩影；当然就能常见于其行为方式之中。我所见到的他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工作中；就有类似的表现形态：为了推进一期刊物；为了完成一个选题的介绍；他往往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主动担当；不辞琐细；而不顾是否耽误了自己的时间；是否给自己造成麻烦；古道热肠之情；令人可感。如果说这类学术事务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常能碰见的话；那么；有一种场合是人们经常碰得到的；几乎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便是每一个基层各种各样的“会”；特别是“政治学习会”、“生活例会”。它们是那个历史时期人们生活中真正的“公共场合”；碰头会面、行来走往的必由之路……从六十年代初我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西方文学室之后；我与李健吾就同属于一个基层单位；经常要在上述这种“公共场合”碰头见面。
在那个历史时期；基层单位的“会”；一般都是大家重复“官话”或稍作微调而讲“套话”的场合；但这是对“大是大非”问题而言；如果不涉及“大是大非”问题；会上的“小自由”与“个人风格”还是有一点的。那时的文学研究所里；至少西方文学室就有这么一点气氛；开起会来；有点像自由主义空气弥漫的“神仙会”。请想想看；在座的潘家洵、李健吾、杨绛；哪一个不是“大仙”；主持会议的研究室头头卞之琳自己就是一“仙”；此外；还有郑敏、袁可嘉等等“小仙”；开起会来；岂能不“生动活泼”？说实话；这些神仙的说话发言；绝对是一道道“景观”；有的通篇只讲自己前一天夜里失眠之苦；如果时间允许；还要上溯到前几天夜里的失眠。有的以天真的语调细说现实生活中一些琐事；有的从来都是以冷面幽默讲一些风凉话；甚至是“怪话”；有的以绍兴师爷的精明劲较真矫情……但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尽可能绕着“大是大非问题”走；毕竟他们都是功成名就的学人；都有各自的灵魂与特定的视角；还少不了几分矜持；不可能像小青年与“基本群众”那样“放声歌唱”。那么；在这个日常的公共场合中；李健吾的“着装方式”如何？行为状态”怎么呢？
这位大仙多少有些不一样；首先是他喜欢讲；讲得多；这很符合“发言积极”这一个当时的政治标准。而且他讲得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真可谓高谈阔论；甚至是“挥斥方遒”；大有当年刘西渭作书评时的才情四溢、豪情十足；虽然这是他外显型性格的自然之态；但似乎也还够得上“政治热情高”这一条。不过；在这种场合中；他总有那么一点“那个”；说得轻一点是“不和谐”；说得重一些是“刺耳、刺眼”；就像那次游行中他那个服装一样。
事情是这样的：他在“积极发言”中；不免经常直面政治与理论问题；甚至涉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既然这是政治学习。但这哪是他的所长？何况；他偏偏又喜欢精神跑马、思绪跳跃、语言飞扬；严谨的马列主义体系、严肃的政策怎经得他这么一“折腾”？因此；听起来经常走味跑调；不伦不类。他的发言绝对是“浪漫主义式”的；经常引申蔓延；别开生面；抒发个人情怀；弹奏自己的心曲；并时有段落赞颂党中央的英明；党委的领导；但每到这种时候；几乎都蹦出一个特别刺耳的词汇：“党国”、“党部”。这不是解放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称谓吗？怎么用在我们伟大的党身上了呢？不了解李健吾的人；一定会以为他在混淆敌我；对伟大的党有所中伤；甚至是污蔑。但所幸是在本单位；在座的都是“家里人”；而且；一看这老头的确是满怀热情在真诚地唱赞歌；唱颂歌；何况；众所周知；“白纸黑字”有文为证：1950年；为迎接解放他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我有祖国》；高呼“我有了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接着；他又撰文歌颂志愿军；不久；他在参观游历了山东之后；竟足足写出了一本高奏“社会主义时代主旋律”的“山东好”；再次激情地高呼“我爱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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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合拍、倾情、赞颂；这是“翰林院”里的李健吾对自己时代社会的精神状态与立场态度；而他对自己的人际领域；对周围的友人熟人；甚至是不认识的人；则是亲合、善意、贴近与热忱。
与李健吾稍有接触后；就能很容易地发现他是个重友谊、讲交情、崇义气的人；他乐于与人接近，与人亲合，与人建立和谐、愉悦、诚挚、善意的关系；即使是与他有年龄差距、有学养深浅不同、有地位悬殊的年轻人。在与他交往接触之中；你只会感到平易、亲切、随和、宽厚；而看不到那种名士或自视为名人的人身上常见的尊严、矜持、倨傲、冷峻、架势。他与人交谈的态度与语言风格都十分平实；甚至有点平民化、凡俗化；没有一星半点才智之士的风雅矫饰与文绉绉。但说起话来却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完全处于一种与对方坦诚相待的状态；一种“不设防”、“不保留”的状态；有时说得兴起；还高声格格地笑。不过他的嗓音实在不适于高声发笑；有些尖细；像一个女性；听起来有些夸张。难怪；他年轻时从事演艺活动时；在舞台上常常是男扮女装；演“旦角”、“青衣”……他与人交往时倒十分有涵养；从来不闲话家长里短；从不尖酸刻薄；从不非议影射他人；总之；是一个打起交道来只使人感到自然亲切、单纯朴实、厚道正常的人；不存在人际关系中常有的错综复杂；不存在任何可能的麻烦与后患……我想这大概是旁人乐于跟他交往的首要原因。
他在同辈名人中朋友很多；多得使人感到惊奇；这在“翰林院”里的名家学者中是不多见的：既是名家嘛；总会有几分孤傲劲；自我格式难免有几分固定封闭；与他人也就难免会有几分“落落寡合”；而且；更糟糕的是；“文人相轻”既已成为世间的一条定律；身为文人；岂能不受此命定？……然而；李健吾似乎有点例外；他经常提到他这些老朋友——巴金、郑振铎、傅雷、陈占元；还有本单位的何其芳，钱锺书、杨绛夫妇；就像提到自己的家人一样自然、亲切、平常；没有炫耀；没有用心；完全自然而然；完全在一种和谐愉悦的心情之中。他似乎像呼吸着空气一样呼吸着跟他们的友情；呼吸着对这友情的愉悦感……
他是怎么与这些优秀人物结成真挚持久的友谊的？似乎可以说是开始于以刘西渭的笔名写著名的《咀华集》的三十年代；首要的原因显然是世人所谓的“志同道合”；他们都是中国二十世纪人文道路上的同路人；都曾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熏陶并得其神髓。从内心状态来说；他们都是纯粹的人文理想主义者；都对社会文化积累与人文精神宣扬充满了献身的热情；并都创建了不会速朽的业绩。如果缺乏人文主义的理想与热情；如果掺杂了功利主义的实用谋算；如果自认为有革命的资格对文化“挥斥方遒”；如果自认为有刀笔吏的功力可任意对传统文化进行分厘必究的切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