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的信写于9月20日。他说今年国庆不游行了，北京有大事，关系到接班人。胡还说你们也会传达的。
经历了几年“文革”，听了千百遍“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导，我明白林彪出事了。再看看国庆期间报纸，林彪没有出面。怪得很，我有些莫名其妙的激动，一时忘了自己是“反革命地主”的狗崽子了。但经验告诉我：不能对任何人讲。
干校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是一个多月以后，农事已经比较闲了。那时我跟张光年住一屋，张光年属中央专案，暂时不能听。冯牧可以听。听完传达不久我和冯牧被派往湖里看棚子，棚子旁有堆积如山的稻草垛和连队的农具，怕老乡去偷。这样的看守任务属于轮班；大批革命群众在营房区继续学习讨论913事件，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明察秋毫，声讨林彪的狼子野心和弑君之罪。
在与冯牧共同看守“大军草料场”的时间仅两周，那是极其愉快的两周。就冯牧而言，林彪的垮台意味着他和侯金镜“恶毒攻击”的罪行不复存在，他们头上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久就可以摘掉；就我而言，我觉得军宣队的作用会小了，而作协的老干部将真正出山主持工作，他们的政策水平不可同日而语。
果然，初冬刚刚开始，干校开始了整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湖北军宣队逐渐“淡出”直至全部撤离。我不是党员，自然不能参加整党。但当我听说作协新的党支部宣布成立，我竟十分激动。本着吐故纳新的原则，自然要发展新党员；我自然是没有资格的，但我听说不但群众中没有人，连支部中都没有一个人提名的“超左派”某排长可以入党时，我又是一阵激动。
“文革”至今五年多了，作协终于真正有了党的组织。尽管当时仍然很“左”，许多“文革”初因为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而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的好同志迟迟未能恢复组织生活，但毕竟不是军宣队一个连长排长一人说了算了。李季出任支部书记，郭小川管干部审查。庆祝新党支部的成立大会就在5连的食堂里举行。一人一个小马扎坐在泥地上。前一晚，我写了一首楼梯式的朗诵诗《在新党支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崔道怡连说不错。300行的诗他居然半天就背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烈火
熔炼的纯钢
加上了
无产阶级斗争的刀尖
闪耀着
压倒一切敌人的锋芒
文化大革命急流
产生的纯氧
注进了
无产阶级强大的动脉
无比兴旺地
在党的血液里滚荡……
这
就是我们亲爱的党啊
万千支部集合的党
无产阶级血液汇成的党
伟大领袖缔造的党
阶级的旗手
阶级的突击队
阶级的先锋
阶级的栋梁
凝聚我们
打碎旧世界的决心和理想
党把星星点点的火种
燃成燎原烈火通天发亮
集中我们
开创新世界的智慧和力量
党把万千斗争的细流
汇成波涛滚滚的大海汪洋
启动我们
革命的巨轮远航
党目光炯炯
忙碌在驾驶舱……
崔道怡的朗诵有专业水平。他最喜欢朗诵的是普希金的《致大海》和《纪念碑》，他朗诵过郭小川的《长江边上五七路》，深得小川赞赏。郭小川认为崔在声音力度的把握上比一般专业演员要好，这是因为他对作品的理解。
崔道怡朗诵时鸦雀无声，朗诵完毕，全场掌声雷动，竟持续一两分钟。许多人热泪盈眶，连我自己都被他的朗诵感动了。于今看来的标语口号，在那个特定环境中感染了绝大部分人，因为“文革”已经六年，人心思治，人心思定，人心思和；唯有恢复作协的党的组织才是出路。
我的诗体发言事先没有人审查，事后被要求抄成大字报贴到食堂墙报上。
我明白，我自己已真正从政治上解放了，谁也不会或者不敢说我政治上如何如何了。
就在那几天里，新的党小组长、排长荣正一找我谈话，很明确地对我说：把你的家庭出身定成“反革命地主”，那简直是胡闹！你就改回来吧。不过要是定成职员也不合适，跟你哥哥妹妹不一样也不要紧。我事前从未同荣谈过改家庭出身一事，荣的谈话自然是连里，也即党支部的意见。
我长出了一口恶气！我知道，再“左”再想忌妒我欺负我的人，在作协不会有市场了。事实上也如此，尽管我入不了党，但是从此之后，作协的党员们几乎无例外地对我都不错。
“913”之后，随着干部政策的迅速落实，军队管制的逐渐结束，干校阶级斗争的气氛趋于缓和。军宣队什么时候走的？我曾问过多人，竟无人记得。湖北的军队“一把手”刘丰上了林彪贼船，殃及下属；加上干校已经整党，各大队各连的领导理所当然归了新恢复的党组织，也就是老干部。军宣队悄悄地走了，不比来时，有敲锣打鼓，红旗飘展的欢迎。莫非这就叫革命，什么人都有辉煌的时候和落寞的时候。军宣队完成了它稳定局势和解放干部的使命，对他们也是应当“一分为二”的。
干校的生活渐渐好起来。吃自种的新稻米，自己养的猪可以出圈宰杀了，自己放的鸭子大批下蛋了，自己种的菜地瓜果成熟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心态放松了。尽管还有许多人没有宣布解放，但斗争少了，自由多了，彼此和谐多了，人际关系亲近了。湖里湖外的地，荒田成了熟田；干农活的生手成了熟手。平日里自制个煤油炉子，入夜去田埂捉几只青蛙；节假日里，结伴进城下饭馆，或者钻树林子采灵芝，倒也其乐无穷。
逐渐有干部调回北京或者分配到武汉去工作。最先分配的是年轻些的连干部，那是很令人羡慕的事。大家都是作了一辈子走五七道路，一辈子当农民的准备的。郭小川在他的长诗《长江边上五七路》里写到向往北京，居然被军宣队批为“不安心走五七道路”“想回北京？做梦！”如今不有人回北京了么？
没有书看，没有电影看，没有歌唱，中国人什么文化生活都被剥夺了。在周总理主持下，开始从干校调干部回北京。各省也派人到干校调干部：北京不要我们要。1972年年中，冯牧、张天翼等病号被允许回北京看病；不久，陈白尘终于被允许探亲。据陈白尘日记记载，他启程回南京的那一天是1972年2月29日，距他被押送到北京的日子，也就是说同亲人分别的日子，过去了五年零五个月零十八天。如果拿《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来比，陈白尘又是幸运的了。金敬迈在秦城监狱单独关押和劳动改造的日子总长3163天，即八年零八个月。如果再同当了二十年的右派比，或当了二十二年的胡风分子比呢？所以，人们既要“前顾”又要“后盼”，这样对人生的理解才更完整一些。
这一年年中，李季调回北京出版口。随即又有几个人分别调去北京和广西。关于文化部干校要逐渐分配工作的消息不断传来，1972年7月初，干校向每个人发了志愿表让大家填写。
1972年10月28日，连里正式宣布解决516遗留问题，也就是说，宣布我等几个人不是516也没有516问题，所有材料统一销毁，不入档案。细细一想，虽然公开审查的日子并不长，但从宣布你是516分子到宣布给你摘掉帽子，竟也有二年零六个月了。
黑夜即将过去，黎明已在前头。一个梦结束了。人心开始浮动，是一种快乐和惴惴不安的等待，等待新的工作，等待人生一次新的机会。
杨匡满，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作家》副主编。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之一。
仁者李健吾在“翰林院”
柳鸣九
1
1982年11月下旬，李健吾先生在京去世，那时，我正在外地开会，回到北京时，他的葬礼已经举行。我当时悼念他几乎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是他认可通过了我的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作品——莫泊桑的《论小说》，是他在我《法国文学史》上册问世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是他对我所译的《〈克伦威尔〉序》，表示了赞赏，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与朱虹挨整时，给了我们亲切的同情与关照，是他仅仅因为我没有在运动中批判过他、对他表示了同情，后来就把我称为“孩子”……
他没有在大学里教过我的课，但对我有师恩。他长我二十八岁，与我非亲非故，但对我有长辈般的关怀。人非草木，我能不怀有感恩之情？
我这一辈子最不善于做的事情，就是讲应景的话，做应景的事。健吾先生去世时，我没有写悼念文章，但从那时开始，我一直感念他、谈论他，一直要写点什么、做点什么，以怀念他、纪念他，一直把这当作我今生今世必须完成的职责，必须偿还的“债务”……
时至2004年伊始，我总算有可能为健吾先生、为其他前辈师长做一件像样的事了，那就是开始筹办“盗火者文丛”。此书系以中国二十世纪从事西学研究、有业绩、有影响的学者名家为展示对象，每人一集，内容为散文随笔、休闲文字，并附有学术代表文论一种、学术小传一篇，以期构成该学者学术成就、精神丰采、艺术品味、生活情趣、文化魅力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就是一套西学学者散文书系。首先入选的就有李健吾，当然还有其他与我在同一个单位共同工作多年的师长，冯至与卞之琳。与其说我是将他们收入书系，不如说，这个书系最初的创意就是因他们而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要为他们做的一件事，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一套书。
这套书系中每一集的编选；尽最大的可能尊重已故作者的亲属的意愿；并发挥他们的作用。但健吾先生众多子女中；只有李维永一位是从事文艺方面工作的；而这一位偏偏又有非常沉重的工作负担，而且身体不好，实在无能为力承担基本的编选任务，我责无旁贷；便把编选工作承担了下来；主要从健吾先生的《福楼拜传》《咀华集》《杂忆录》《切梦》《意大利游简》《希伯先生》《戏剧新天》等十来部作品中选出了二十多万字精彩篇章；组成了一本《李健吾散文随笔选集》；取名为《咀华与杂忆》。为了让李先生的子女有一个纪念；又特请李维永同志写了一篇后记。我自己则没有写任何纪念性、评论性的文字。如果出版条件顺利的话，此书可望于2005年第一季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我总算做了一件事；但我做得还不全，我还没有写出我对健吾先生的认知与感念，我还得把事情做完。
2
1957年，我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属于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具体的工作岗位是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健吾先生早在1954年就从上海戏剧学院调到北京，在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同时担任《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委，因此，几乎可以说，我大学一毕业；就认识了健吾先生，并有了相当直接的工作关系。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以有系统地翻译介绍外国，特别是西方各国各时代文艺理论的经典名著名篇为宗旨；在建国初期；是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里惟一一扇向西学敞开的橱窗；是惟一一家公然以“大”“洋”“古”为标榜的刊物；在五十年代中期后对“大”“洋”“古”倾向越来越否定的风气中；显得颇为另类别格。刊物的编委会由钱锺书、朱光潜、李健吾、田德望、金克木、蔡仪等一批名家、权威组成；刊物上的译者也都是译界的高层次人士；所有这些；使得这个刊物颇有点“贵族气派”。物以稀为贵；该刊物在那个历史时期很得学术文化界的重视与青睐；每一期的问世；均格外令人瞩目。刊物从1957年创刊；到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的来临而停刊；共出版了十七期；共五百多万字；为后来几十年我国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编委会中；健吾是一位主要的编委；而我则是执行主编蔡仪手下负责联系西语这一片的小编辑；与李先生接触较多；在那几年中；亲眼见证了他对于这个刊物的诸多贡献。就他的重要性与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而言；他仅次于刊物的实际主编蔡仪。在十七期刊物中；他作出了明显贡献的就有九期之多；如文艺复兴时期文论一期，十七、十八世纪文论一期、巴尔扎克与现实主义问题两期；悲剧问题一期，喜剧问题一期，莎士比亚专论一期等。有的是他全面提供该集的选题；有的是他承担了重要文论的翻译；有的则是他承担了校稿的“劳务”。
业内人士或对学术工作内情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确定一期学术刊物选题；其实就是规定其基本内容；勾划出其基本轮廓；没有学问是做不出来的；尤其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这样高层次的期刊。举例来说；编委会或主编确定某一期的主旨是巴尔扎克与现实主义问题后；就必须选译巴尔扎克关于现实主义的主要文论与欧洲批评史上论巴尔扎克、论现实主义的经典文论；而要选得全、选得准、选得精当；就必须有广博的批评史知识；就必须对这两个问题有比较精深的研究与厚实的学养。其他如悲剧问题、喜剧问题、美学问题的选题；均莫不如此。说实话，在国内；能全面有此选题能力的；仅钱锺书、朱光潜、李健吾等少数几个人而已。我在进入文学研究所工作之前；只知道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与莫利哀喜剧译得生动传神；他的《福楼拜传》写得灵动精彩；只是通过《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才大大增加了对学者李健吾的认识；看到了李健吾对西方批评史与法国文学史中名家名著名篇渊博的、精微的学识；那是学界里端着大架子、自命天下第一的学霸式的人物望尘莫及的。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认定李健吾先生要算是高手如云的法国文学界中真正执牛耳的学者。后来，当罗大冈先生筹建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之时；我就力主李健吾应与罗大冈并列为研究会的会长。
也是从《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工作开始；我对李健吾先生的学术人格开始有所认知、开始景仰崇敬。仅以上述选题工作而言；从事这个行当的人都知道；每条学术材料；对于学者而言；都是辛劳阅读所获；有的甚至来之颇为不易；而《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每一则选目；其实就是一条条学术材料。我曾经见过不少学人均视学术资料为个人珍贵的“私有财产”；不仅自己的一条条学术材料、卡片箱里一张张学术卡片从不见示于他人；而且连自己看了什么书；找到了什么书；也向人“保密”。在学术工作尚采取小手工业方式，而不像当今有网站可查询的时代；这种闭关自守的精明与私心是很自然的；要知道；自己的每一条材料都可以变成一篇翻译；形成一篇文章；甚至扩张成一部论著；慷慨解囊；岂非“傻冒”？健吾先生截然不同；他围绕已确定的中心题旨；总是热情洋溢地提供选目选题；让编辑部组织人去翻译、去介绍；甚至把只有他才藏有的原文孤本主动出借供别人去翻译。这种情况在现实主义一期与悲剧一期、喜剧一期中特别突出；我自己所译出的费纳龙《致法兰西学院书》与菲力克斯·达尔的《〈哲学研究〉导言》；不论是选题选目；还是原文书籍；都是健吾先生主动提供的；他在学术上这种“慷慨解囊”；无私奉献；成全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