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站在田埂上，手拄着铁锨喊着：不许直腰！不许直腰！插秧就是腰的功夫，谁都要时不时地直一下腰歇一歇才能再插，人毕竟不是牛马，有四条腿，可以不直腰地休息。这样的劳动强度可以想见。也就是跟着大人下放的十来岁的孩子能不直腰地干上一阵子。郭小川是以五十岁的年纪，以诗人的革命热情来跟人比赛插秧的。但他也做不到200米不直腰这样极致的经验。
再接着就是油菜间苗这样相比而言较轻松的活儿。再接着就是插中稻、旱地割麦子、割油菜籽，打场；再接着就是长江火炉最旺的七八月间的“双抢”——即抢收早稻，抢着打场晾晒和抢插晚稻。喇叭里广播的天气预报接连十天都是摄氏40度41度，突然说明天39度，五七战士们一阵欢呼！第二天还真的感到凉爽了不少。一天下来流的汗比起在北京一个月里流的还要多。因为我们种的地数量比起老乡的要多许多，所以活儿也重得多。连老乡都感慨：你们比我们“吃亏”。而老乡们长年惯了，家有鱼有咸肉，吃得也比我们强。我们的菜园子还刚刚开始建，猪还刚刚进圈；还得靠采购员的两条腿两个肩膀，到嘉鱼县，到咸宁县城，甚至到离连队40华里的汀泗桥，甚至坐火车到邻省的岳阳市去担回一些咸鱼咸肉。
尽管从当时来说，连里已经尽了努力去采购一些副食品，但是第一个夏天过后，我的体重从126市斤下降到106市斤。有同志偷偷地去农村的合作社，也就是卖油盐酱醋的鸡毛小店去买一瓶肉罐头，夜晚收工回来好解解馋；如果被发现或检举了，军宣队在会上就会批评“不艰苦朴素”。有的经过抗战的老同志比如严文井、古立高等，私下里议论五七干校的物质生活条件比抗战时强一些，可比解放战争时要差。军宣队马上做出反应：这是什么意思？想对抗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吗？严文井那时正等待宣布解放，一听这批评更是吓出一身汗；说你态度不端正，拖你几个月又怎么样。宣布严文井和郭小川“解放”是在1970年的春天，那时我在食堂当下手，挑水洗菜刷锅给大家尽可能公平地打菜。有时出外采购。郭小川给我几封信要我代寄，我一看信封上名字是郭小林郭小蕙什么，就打趣说：你又给你弟弟妹妹写信了？郭小川则来个“快速推挡”：是的，我又给你弟弟妹妹写信了。宣布解放自然令严文井这位作协第二号走资派（邵荃麟于1964年整风之后调去了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时在北京中央专案组受监护审查的刘白羽当然是“第一号”）激动不已，周围的人于是起哄要他请客。严文井联想到自己那么多年“做官当老爷”，跟群众有隔阂，如今下来了，同大家打成一片了，有个机会同大家乐一乐也好罢？于是塞给我钱，要我去买一些糖来，还特地说，到时候也有我一份。我照办了，自然也巴不得解解馋。不两天，军宣队知道了，马上在大会上点名批判：走资派犯了错误，党给了宽大，你还请什么解放糖？严文井只有唯唯，吃糖人已经甜在肚里，也不敢吭声了。
说到生活条件，不能不谈到居住条件。老乡们吃的虽然可以，但住的极简陋也很不卫生。晚上老鼠从你头上窜来窜去是家常便饭；而向阳湖本是蛇类的天堂，做为保护区还可以，天天、年年住在那里可不少麻烦。先说老鼠，当地老鼠个头之大也是一绝，从头到尾尺半长的硕鼠随处可见。五七战士无事取乐，找来一只当地的猫与硕大无朋的老鼠“对决”，果然，那猫吓得就往回窜。于是我们只有拜托连里养的看门的小黑狗。那狗已经习惯以活鼠为佳肴，每到大田里，必定找一个鼠洞扒开，然后美美地大嚼一顿。所以，形容害怕是“老鼠见了猫”，形容多管闲事是“狗逮耗子”，这些成语至少在向阳湖是不成立的。再说蛇，于今它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可对居住的人来说，毕竟是可怕的。晚上起夜，茅坑边盘着一条金环蛇，你还敢不敢去？你刚要穿长筒靴，靴子里也盘着一条蛇，把你吓个半死。你一两个人走在路上，一条大蟒横在路中央，你过不过？当然，被毒蛇咬致死的事情还没有听说，但既然是蛇类的天堂，那么多人去占领总是不妥。生活本来很单调，于是捉蛇、烹蛇羹，乃至玩蛇也成了一些人苦中作乐的一项。一些跟随父母下放的男孩更是乐不可支。捉一条大蛇来打打牙祭自不必说了，捉一条小蛇，而且是眼镜蛇，在它尾巴上浇上煤油，再点一根火柴放了它，只见一根小小的火龙满地乱窜；于是引来一阵野性的狂欢。还有的五七战士逮了毒蛇，把烟斗里的烟油往毒蛇嘴里放；更有一位广东佬，在地里捉了一条毒蛇，用手指卡住它脖子迫使它张开大嘴，然后往它嘴里吐人的唾液然后放掉……这些虐杀蛇类的技巧都极为精彩有效，高高在上的人类从中获得了无穷的快感。于今想来，人类有时被野生动物报复也是一种报应。可笑的是作协一位食堂大师傅也随着下干校，他是北方人，尤其怕蛇，那个发现靴子里有蛇的就是他。每每外出，他总是拄一根竹竿，跟瞎子走路似的用以探路，看看前面有没有蛇。干校要他“讲用”学习“老三篇”的经验，他没有文化，根本就讲不出来；于是连里教他：如何怕蛇，怕蛇时就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和笑声。
在漫长的夏秋两季里最大的威胁来自蚊子。向阳湖地处温热带湖区，灌木、杂草、水塘、沼泽遍布垦区，蚊子多得出奇也生猛得出奇。一般地方的蚊子，你穿长袖长裤就可以对付了。这儿不行，这儿的蚊子可以穿透你的衣裤来叮咬你。只能穿厚一点的劳动布衣服，那时还没有牛仔装。可天气那么热，不能捂得那么厚，于是一般人就在露出的皮肤上涂上一层防蚊油；防蚊油加上不断地出汗，油腻腻的让人难受。夏秋那几个月，男同志都是一顶草帽，打着赤膊；出工也罢开会也罢进城寄信买东西也罢，革命派也罢审查对象也罢。苦就苦了女同志。有人起了一副对联：白天二尺布，晚上一身光。这对联再准确不过。晚上往蚊帐里一钻，脱得精光还要冒汗到半夜；而不等天明，4点来钟就催着起床了，要赶紧下地抢收抢种，到了十点，那个太阳是人都忍受不了。曾经有人用温度计在湖里稻田边测过，温度超过了摄氏60度。
雨天的泥泞也是向阳湖的一绝。一双雨靴可以带起近十公斤的烂泥，你刚用力甩掉，下一脚又粘上了。在这样的路上走十里八里地去出工，谁都发怵。有的年纪大的、腿脚不便的，没有等走到工地，那边就打招呼：快收工了，往回走吧！更有拉着板车来回40里山坡路去县城采购全连食品的活儿，那板车上装着上千斤东西，车轮子陷在泥浆里，你就是使出牛劲，也难拉动它；然而你必须拉它，还得爬坡，翻山越岭，把它拉回连队。哪怕半夜三更回来。全连100多张嘴在等着它。郭小川、严文井都被分配过这样的重活儿，不用说我了。
所以，当熔炉和乌托邦的光芒渐渐褪去，炼狱的严峻和残酷很快就显现出来：严寒，持续的炎热，泥泞，蚊蝇蛇鼠，超强的体力劳动……时而从别的连队传来某某人在湖里劳动时倒下再也没有能够起来的消息；作协的人也没有想过，不到两年，49岁的侯金镜就会突然倒在自己身边。
然而，如果单单是自然方面的困难，人们都还能忍受。最令人不堪回首的是所谓清查“516”。
……
你的家庭出身定为“反革命地主”
一个靠恫吓、打骂和逼供信弄出的作协的“516”折腾了我们两年多。最后，因确无证据，只能草草收场。我回到了“革命群众”之中。我依然在2排即《文艺报》，《文艺报》的阶级队伍情况我已作过统计。“革命群众”之微弱可以想见。我既非依靠对象又非打击对象。我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劳动力。挑稻谷、拉板车、划船、扛麻袋等等凡是重体力活的地方一般都有我的身影。
这也没有错。我在连里排里干部中最年轻，二十来岁，不派我干派谁干？我当然不是最强的，但经过一年的磨炼，我已是连里排里“全能”的劳动力之一。
我的516问题等待宣布，只是时间问题。干活难不到我，我因此有些麻痹。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常常不知深浅；对连排的左派领导、对军宣队也敢提意见了，忘了自己的真实处境：我是审查对象的身份并没有变。
1970年七八月的某一个难得的休息日（革命的干校两周才放一天假），我去30多里地外的温泉镇，那是咸宁地区的行政所在地。去那儿洗温泉，买买东西——主要是解馋的东西，吃一回湖北有名的豆皮。这也是我从516黑屋解放后的第一次远行。巧得很，那天好几个人去温泉，其中有我的“同案犯”吴泰昌，另一条线的516小周明和张会吾。张会吾曾经当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的警卫员，他怎么是516至今都是个谜。还有一个汪莹，汪莹是1965年分配到作协的学外语的大学生。外号“汪小资”，出身很好，说话提意见也就没有遮拦。她怎么也成为了516？也许在他们眼里，我成为516也同样奇怪。
于是两条线的几个516一起上了路，沿着长长的大堤走去咸宁，再从县汽车站乘车去温泉。话题就这么展开了：你是怎么交待的？怎么参加的516。不说不要紧，一说全穿帮了。原来我们四个人交待的表格都不一样。你是16开纸的，他是32开的；你表格上有这一栏，他表格上没有。即使同一条线上的，你是在文联大楼参加的，我是在某某人家里参加的。你参加时还有某某人，我参加时则是别的人。
——真相大白！这就是逼供信的结果！如同普希金所说：“一切过去了的，都将成为美好的记忆。”四个人争相回忆被审查时的种种细节，居然快乐无比。一场闹剧的全过程，就在本来是无意的温泉之行的路上，弄了个明明白白。
——这一天可真是畅怀大笑的一天。我们人人得意：看你军宣队、专案组怎么定案吧！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几个人的温泉之行很快被连里知道。连长指导员马上召开全连大会“反击”对抗运动，也就是对抗清查516的逆流：你们还在串供？你们的516问题还没有完！516问题绝不能一风吹！你们妄想对抗军宣队绝没有好下场！
这个会起了震慑作用。权在人家手里，说你是圆的你就是圆的，说你是扁的你就是扁的。作结论是给你留个尾巴就让你一辈子难受。
这个会之后我老实了许多。闷头干活，等待结论吧！反正心里已经很明白：你起码定不了我反革命。
可我的不安分还是害了自己。这里有一个重要插曲，就是我的家庭出身。我父母都是乡村教师，后来父亲进城教书。抗战后母亲失业，在老家边种地种菜养猪，边带孩子；祖传的十来亩地靠一个女人自然种不过来，于是出租一部分，农忙时还得雇一两个短工。土改时我母亲定了个“小土地出租”，不久就作为失业教师到上海参加工作，因为工作优秀，1958年被评为二级教师，出席了上海市教师代表大会。
我们兄妹四人，在家庭出身一栏一直填的是教师或职员。1961年我在北大，那时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搞忠诚老实教育。我不假思索，把自己的家庭出身由“职员”改成了“小土地出租”，心想改一个难听一点的，够忠诚老实了吧。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被重新提出和被审查。我父亲是大革命年代参加的国民党，还是国共合作的时候。他担任过数月的区分部委员。也曾被选为县里的参议员。后来国共破裂，胆小怕事的父亲也就脱离了政治，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了。一解放，这些事情便弄清楚了，结论很明确：“一般性历史问题，不予追究。”到了“文革”1968年清队，把各人的历史拿出来再翻一遍也属正常。1970年夏天他就被解放了，可结论重了：“严重历史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当然，没两年这结论就改了，维持原先的“一般性”的结论。
我突发奇想也不识时务。我想趁516问题快做结论时把我的家庭出身也改一下：总不能兄妹四人三种不同的家庭出身吧？于是我在1971年的夏天给军宣队写了一纸报告。
大约过了两周，“组织上”找我谈话，出面的是一位军宣队成员和蔡排长。军宣队没有说一句话，蔡排长做了最简单的宣布：经研究，你的家庭出身定为反革命地主。至于你哥哥妹妹定什么家庭出身，我们不管。
真是五雷轰顶！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我一言不发回到宿舍。我明白这是比起516更厉害的一顶帽子。今后只要我稍有不慎，便是阶级异己，阶级报复。今后我的工作乃至我的婚姻都会受到影响，我这一辈子不就完了？
出工时我不再说话，开会时我也沉默不语。我不敢跟别人说，一说就会是“翻案”，是“反扑”，是“心怀不满”，是“对抗军宣队”，是“阶级本性”。走在路上，蔡排长命令我：杨匡满，起个头，带大家唱革命歌曲！我察觉蔡排长脸上的得意的神情。我带大家唱着，我只觉得有眼泪往肚子里流。
我百思不解。我不服气。还没有听说有“反革命地主”这个出身的。地富反坏右，我占了两个。若干天之后，我终于给我父亲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曾经担任过我初中数学老师的崇明人蔡诚写了一封信，蔡老师的诚实厚道给少年时的我留下过很深的印象。同时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质问他对我是否有隐瞒。
父亲的回信十分无奈，仅寄了一份他的简历。蔡老师也很快给我回信，要求我请组织上重新调查，也明确表示这样定我的出身是不妥的。
当时严文井刚当连副指导员。一天工间休息，我同他谈了这件事情。他严肃地说：你这样做是不行的，反右时一些人就是因为给自己的家庭出身翻案而被划成了右派。严的一句话把我吓懵了。严接着安慰我：出身不由选择，道路自己走嘛！你年轻，不会怎么影响你今后分配工作的。
——这大概是1971年的八九月。我只能将一腔郁闷压在肚子里。好在连里同事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起。当然，我想，按严文井的谨慎他会这么说；按他的水平和为人，他可能在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帮我说话。我之所以没有跟郭小川说，是因为他那时已被干校军宣队“封杀”。郭小川为516们仗义执言已经得罪了军宣队。
谢天谢地，我有生以来最为郁闷和黑暗的日子只有三四个月。
9。13之后
副统帅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件对中国政局是个转折，对五七干校是个转折。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对我个人或许也是转折。
我比一般同事早知道那么一两周，是因为我在北京搞文联系统中央专案的北大老同学胡志钏给了我一封信。胡原先是志愿军参谋总部的，后来作为调干生上了北大，是我们班上最年长的，而我恰恰是班级里最年幼的。我们之间的友谊从一进校门直到晚年。即使我受审查期间，他也悄悄给我父母写信并安慰他们。
胡的信写于9月20日。他说今年国庆不游行了，北京有大事，关系到接班人。胡还说你们也会传达的。
经历了几年“文革”，听了千百遍“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