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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口婆心,一片好意。
对我而言,不过是一阵耳边风。因为,我已在花蝴蝶那里,跟远在哈尔滨的阿三通过电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或者说请教,他大力支持我做这桩生意,还说资金短缺的话,可以向花蝴蝶借用周转;说到他自己,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一切都好,不过还在活动”。当时我想,无论在哪方面,阿三都比我有见识有经验,不必寻根刨底问个没完。
我拍拍胸脯,显示一副大无畏的气概,口气坚定地对他们说,自己愿意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办事处里的人几乎都瞪大了眼睛,认为我这是在跟谁赌气,跟自个儿过不去。我放大嗓门说,请哥们伸出友谊之手,帮帮忙,搭座桥吧——到头来是亏是赚,我都认了。他们还以为我在格罗杰科沃做小生意亏得一塌糊涂,脑子受到一些刺激,便糊里糊涂地跑到他们这里来胡说八道。既然如此,我说,那么请哥们忍一忍,听我再胡说八道一番。首先,我给他们算了笔账。这些蔬菜在我们鸡西、虎林的地头上收购,哪一种每公斤都超不出六角,而过了境,哪一种也打不下六块——瞎子也摸得出,中间有十倍的差价;扣除损耗、分成和其他费用,钱是必赚无疑;当然,赚多赚少还得看运气。随后,又给他们分析客观情况。我知道那BBS局的势力,海参崴的边检、海关,基本上同他们穿一条裤子;而我们这边的密山口岸,恰好有我的同学把着大门儿,正当的贸易必定一路畅通。这样一来,入境出境都不存在着问题。另外,据我所知,这桩生意不曾有人做过——原因正是他们说的新鲜蔬菜不易储运,风险太大。反过来说,没有人敢跟我来竞争;最起码,不会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
见我说得头头是道,他们个个点头称是。
接下来,我得抓紧时间跑趟海参崴,主动与对方接洽。双方洽谈是在列宁大街上一家中国餐馆里进行的。可能上帝早已默许我做蔬菜生意,也可能,我生来跟BBS局有点儿缘分,总之,谈判非常顺利,相关事宜一拍即合——正式交谈也就是两支烟的工夫,我与那个下巴和腮帮都刮得铁青,谈话声音压得低低的局长便达成了初步协议。
直到两天后形成协议文书,其中条款也是比较简单,就像一幢友谊的房屋已初具规模,其内部的漏洞全靠双方在合作中拿出诚意、信誉、感情来填充。协议的主要精神是:每趟车辆、司机都由他们派出,出境手续也由他们包办;我的义务是投入收购资金、组织蔬菜,办好密山口岸的一切入境手续;最后的利润四六分成;因为我垫付本钱,所以得大头。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些具体约定,比如蔬菜的鲜度和品种的搭配,损耗的比例,每个车次的周期,等等。
返回自己的国土,在奔来跑去的业务之路上,总感到胸口里鼓涨着一团什么东西;有时候,歇脚下来,便用手使劲地挤压,把这团东西挤压到心头上,叫怦怦跳动的心掂掂其分量,像是不能承受之轻,又像是不能承受之重——原来啊,那是阿三赋予你的友情,一团浓得化不开的珍贵友情!想想看,要不是阿三无私地将那根接力棒传递给你,眼下你哪来资金到田间地头收购蔬菜,哪有资格去找一家有进出口权的贸易公司挂靠,哪会赢得各个关卡“看门人”的友好协助?
但愿阿三在哈尔滨一切顺利,早日出人头地。
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当初真是一头扎进蔬菜生意里,大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猛闯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杨子荣的豪言壮语时刻在激励我去战胜各种困难。别的不说,光说头一次组织菜源吧。土豆、洋葱可以在虎林买到,而西红柿、茄子、柿子椒等,则要跑去鸡西收购。虎林距离密山口岸只有五十八公里,但鸡西到那里却有近百公里。这一路奔波下来,把各种蔬菜定购好,还得赶紧去办“三检”,而这三位“老爷”又偏偏不在一块儿办公。商检在县城,卫检、动植物防疫却要在口岸办理。好在各位“老爷”对我这个小鬼还算客气,上班时间随到随办,并且一路绿灯,快速放行。当这一切总算顺畅地办好,自己终于能够坐在密山海关老同学那里喘口大气、喝杯热茶之际,心情却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因为这天是礼拜五,按照事先约定,对方的吉尔牌卡车于中午十二点赶到,午饭后立马返回。这样,周末一大早,满载着水灵灵蔬菜的卡车就可以出现于海参崴一道河、二道河的菜市场上了。
然而,令人焦虑的是,你怎么能知道,这车今天会准时赶到;路途上有个三长两短,耽误小半天很正常,是不是?我说过,协议条款比较简单,只是明确各自几项大的职责,至于具体装货时间什么的,都是口头协议,没有法律约束;虽说那种成文的跨国协议之约束也是纸上谈兵,但总归是一种胜券在握的依据。老毛子有没有时间观念,会不会视信誉为合作之根本,还真不好说。退一步说,他们有意无意地出点差错,搞砸一回买卖,毕竟背后还有单位撑着(尽管下属副食品商店都承包给了个人),还可以走回头路;而我要是搞砸一回,血本无归,恐怕只有跳河一条绝路了。这样一想,便感到浑身发凉,坐立不安,好像灾难临头一样。
你一旦了解到,为做好这桩生意,我已投入多少本钱,那准会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了。告诉你吧,根据老毛子的需求,我组织到三吨西红柿,两吨多茄子,土豆和洋葱各一吨半,以及一吨多柿子椒;这近十吨的蔬菜,都是一手交货一手付现钞(还有不少短途运输、打通各个关节的花费);为了便于各方联系,还狠狠心配备了个手机(当时买价昂贵,通话费用颇高),所以手头(向花蝴蝶借了两万块)已所剩无几;如果这次搞砸,那真是难以翻身。
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时间是那么的残忍,流逝的一分一秒,都像是一枚串连的针线,无情地从自己的心里穿过,长长的,扯不断,又拉不住。在神经绷紧的状态下,在种种不祥的预测中,还出现一种极可怕的幻觉:窗外明明飞过海关养的一群鸽子,自己的脑海上却映现遮天蔽日的秃鹫,盘旋着,嘶叫着,像是要把你整个儿吞噬掉。尽管如此,眼还没花,看得清那大挂钟的时针已指到了三点半。铛一声响,分明在提醒你:现在即使老毛子赶到,也不能出境了——密山口岸三点半准时闭关!磨蹭到三点四十分,老同学夹起公文包,问我怎么办——继续在这儿等车,还是上他家去边喝酒边等电话;我一时不知所措,像傻了一般。突然,老同学拍拍我的肩膀,叫我循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远远的,只见一辆戴着帆布篷的吉尔车风风火火地朝口岸冲来……
见面才弄清延误的原因——老毛子的出境手续遇到些麻烦,耽搁了不少时间。不管怎么说,人家主观上没有违约。我赶忙从包里拎出一瓶“北大荒”,跟司机别德留夫就着瓶嘴你一口我一口,轮换喝了一通。
为了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我和别德留夫商量一下,决定吃好晚饭就奔赴各个蔬菜集散地,连夜搬运装车。谁都知道,夜间雇人装卸货物,费用要比白天高出一层,但我还是割肉放血,召集来一帮壮劳力,以最快的速度把该装的都装了上去。这边刚完,又马上跑到那边去装。一刻不停地忙活大半夜,最后总算装好了车。我和别德留夫在驾驶室里吃了些夜点心,一个盹都顾不上打,便火速赶往密山口岸。
赶到那里才凌晨四点多,原以为,等开关放行时间一到,我们头一个就能出关;事实上,真没想到,还有比我们更急迫、更勤快、更赶早的——在微弱的曙光中,我大致数了数,已有三十多辆满载着各种货物的车辆,正在排队等候报关、出关。而我们的车上是很容易变质的蔬菜,如果按顺序来,时间上耗不起。不巧的是,这天老同学又不值班,得不到“抢先一步”的照顾。当时,我心急如焚,催促别德留夫只顾开车往前挤,并瞅准机会加塞儿。这一来,被甩在后面的司机和货主就开始骂骂咧咧,有人还跳出车来,摆出一副准备同你干仗的架势。我想这种时候万万不能跟人来硬的,于是叫别德留夫守在车里,自己跳下车来,上前挨个儿给人敬烟、点火,既当孙子又说好话——车上的蔬菜眼看就要腐烂,大哥大叔,大恩大德,高抬贵手帮个忙——拱手作揖,还鞠躬致谢,弄得人家火气全无,让你提前出了境。
就这样,加大马力赶到海参崴,结果还是惨兮兮的,让人看了心疼不已——占大头的西红柿烂掉一小半,为数不少的柿子椒和茄子出现了乌斑,根本不能上市了。这便是做蔬菜生意的风险。我算是领教了。
也许是别德留夫把一路上的情况做了如实汇报,也许是老毛子看我这人够意思,那个负责具体事宜的头儿,大包大揽地对我说,这回差错他们要负主要责任,所以利润就不要分成了;第一回嘛,权当是摸摸路子,尝尝味道。听了这话,谁的心里都是舒服的。你想想看,人家是不是挺够意思?
就这么着,这一趟跑下来,刨去成本、损耗等,最后居然还有两千多块盈余。人家够意思,我也得有所表示。在结账时,我坚持叫女出纳娜佳按协议扣下BBS局应得的利润,即百分之四十。娜佳睁大像波斯猫一样的蓝眼睛,直愣愣地看了我好长时间(蓝幽幽的眼神真好看啊,看得我心里荡漾起一股股从未体验过的温暖感,感到全身躁热不安),才不解地问我,说好这次不分成,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我说,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两好扎一好——其意用俄语很难表达清楚,于是立即变换一种说法——你有情,我有意,两人就能好到一块儿。娜佳的大眼睛眨巴几下,好像领会了话语本身的意思,又好像领悟到话语之外的某种意思,白嫩嫩的脸上顿时泛起一片红晕。你真漂亮!我不禁道出了心里话。因为我知道,在境外,男士当面赞美异性并不犯忌。娜佳笑得很甜美,从一只铁盒子里撮来一块包装精美的巧克力,放在我的手上;见我反复欣赏着好看的包装,像是不舍得撕开来吃,她又从我手上撮过去,剥开两层包装纸,把巧克力塞到了我嘴里。可能是为了掩饰什么,她突然冒出一句,你的俄语说得真好!对这种友好的夸张,我不会自得其乐;我的口语,能让她勉强听懂而已。我咀嚼着巧克力,含含糊糊地说,什么时候能请你喝咖啡?
只要你有时间,娜佳说。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并且是盯着我的眼睛看;眼神大胆,直逼;那一道又一道蓝幽幽的目光,似乎要把你通体照得透亮……
此后,我押运蔬菜来海参崴,经常会给娜佳带上些像头花、丝巾之类的小玩意儿。娜佳有个上幼儿园的女儿,我从国内带给她好几样不同功能的电动熊猫玩具。娜佳对中国的丝织品很感兴趣,我就托人从哈尔滨买来一套真丝睡衣,悄悄地送给她,使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这样做,想与财务搞好关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觉得她为人很不错。比方说,她有一辆八成新的伏尔加小车,只要在海参崴办事,用不着你开口,她便会主动驾车带你去把事情办好。
你要是坦诚地同老毛子打交道,就会慢慢发现,其实他们都很有情义,也挺讲信誉——不论是落实到文字的,还是口头上的。相比之下,我倒觉得我们的一些同胞,在做生意方面缺乏信誉和诚意,或者说,为人做事有点儿不地道。回想起来,我同老毛子联手合作期间,通过我的手贩运过去的蔬菜,真是不计其数,然而在这合作期内,我除了与老搭档别德留夫闹过一回别扭,还不曾发生过其他什么不愉快的事,特别是不守信的事。天底下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做生意最怕不讲信用,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绝非自我贬低和糟踏,而是事实如此:与国内的生意人打交道这种事太多,多得让你一交手就犯愁,就发怵;每回都将弄得你神经高度紧张,小心翼翼地提防着,生怕被骗被坑。而同老毛子打交道,你就会感到轻松自如,根本用不着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只要有协议,你严格按照条款执行就是。即使当初签订的协议对一方不大有利,而你又不同意更改,人家也不会向你威逼发难。
有一次,BBS局局长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跟我谈话。他的开场白是“双方合作很愉快,希望继往开来”之类,接着很委婉地向我提出一个现实问题,意思是说,我的生意已形成规模,路子也趟得较为顺当,效益有明显提高,能不能考虑修改一下协议中的某些条款;他认为他们出车又出人,却让我拿大头,事实证明不大合理,觉得自己有点亏。我犹豫片刻(在这片刻之中,心里做好了“被迫修改协议”的准备),随后直视着局长大人探询的目光,十分认真地问道:严肃的协议能说改就改吗?他略作沉思状,然后借助一个“请用咖啡”的手势,就把话题岔开了。以后再也未提及此事。
这事之后,我心里还打了一阵子小鼓。是因为,那协议只明确我的分工范围和百分之六十的分成,而没有签订有效期限。这是说,对方随时都可以找借口终止协议。再说,该我得的那部分钱,必须等到BBS局下属四个副食品商店将菜卖掉之后才能付给。要是惹得局长大人不高兴,他们想玩你一把,坑你一回,岂不是轻而易举!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故意刁难我;没有,真的一次也没有。然而,与我们的某些同胞合作可就大不一样了——你务必要把收购的协议订得一板一眼,还得时时刻刻擦亮眼睛,在验收现场死盯不放。气人的是,你不具备三头六臂、分身之术,往往是看得住这头而管不住那头,总是少不了上当受骗。那西红柿、茄子,要是成筐成筐地上市,常常上面的又大又亮,而匿藏在下面的,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有,一筐西红柿或茄子也就六七十斤吧,但是为了压斤两,光包装用的烂纸壳就占到七八斤。有一回,我一下子上了十吨土豆,运到海参崴,竟然让人家从中挑出小半吨石块儿。害得我赔钱不说,还丢尽面子,信用度打了折扣。还有一回,我买来两百条装菜用的麻袋,也就是几个大捆包,外表都好好的,但解开一看,里头糟烂的却有五十多条。总之,你只要稍不留神,眯上一会儿“阶级斗争”的眼睛,指不定有多少双黑手已伸向了你的腰包——都以为,你在俄罗斯发了洋财。
说实话,一段时期跑下来,钱当然赚了点,但远不如人们想象的“发了洋财”。做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