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以种种理由拒绝了，这天她却答应得十分爽快。我们出门，她挽着我的手，整个身子都快吊在我的胳膊上了，这是我们一同外出时她首次表现出这么亲热。我很激动，头昂得很高，沿途我还不时地跟一些点头之交打招呼，她也报以亲切的微笑。
路过一个美发厅时，她捋了捋头发，忽然说，周洲，我剪短发会是什么样子？她是长发，齐腰长，乌黑发亮。睡在床上，她的长发常常飘在我的脸上，我喜欢那种痒痒的感觉。我说，别吧，剪了怪可惜的。她说，现在满大街都是短发女孩，我想剪短发。她扭头看着我，不像是一时冲动，我就不再坚持了。美发师是一个染黄发、戴耳环的时尚小伙，他对苏琳决定剪掉那头漂亮的长发也表示出了真诚的惋惜，他建议苏琳稍事修理，然后来一个彩染。苏琳说，你们都别劝了，我只是想改变改变自己嘛。时尚小伙见风使舵，马上改口，其实你这样漂亮的女孩，剪什么样的头发都靓。
几剪子下去，苏琳的长发纷纷飘舞下来，我立即弯腰捡起。我说，我得留着，等你白发苍苍的时候，再来缅怀你的美丽和青春。
苏琳笑了，你别酸了，像个风花雪月的文人。
我说，你说对了，大学时代我还写过诗呢。
她说，这不奇怪，年轻人都喜欢为赋新词强说愁。
我说，哪里，我的诗都上过《诗刊》的头条呢，弄不好胜过北岛顾城海子西川了。
她说，后来怎么不写了？
我说，诗不能当饭吃，我得生活，所以转到做新闻上来了。
她说，现实击碎了你的诗人梦。其实现实击碎的又何止这些？停了停她又说。
苏琳的头发剪短了，不是一般的短，是那种男孩似的短。走出美发厅，她冲我笑着，怎么样，酷不酷？我说，你也太新潮了一点吧，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她说，换一种发式，不知能不能换一种心情？我说，难怪你执意要剪了，原来是削发换心情啊。
剪发足足消磨掉了两个小时，但离吃饭时间还早，我说，前面就是塔克堡，我们到那里吃点东西。她说，塔克堡是什么地方。苏琳足不出门，对这个城市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总是表现出可爱的无知。我说，一个闲人聚集的地方，喝咖啡喝洋酒喝茶，还可以吃西餐听音乐。塔克堡的广告词也很新颖：如果他不在家，就在塔克堡；如果他不在塔克堡，就在去塔克堡的路上。
她说，你请客？
我说，当然，我们早就应该把那个所谓的同居协议撕毁了。
她笑笑，未置可否。
塔克堡在一家大型超市的旁边，因为刚过圣诞节不久，门外还有圣诞树，那个用塑料吹起来的圣诞老人立在冬日的阳光下，笑得有些疲惫。我们走进去，穿过两排藤条做成的吊椅，来到大厅。大厅中央摆着一架白色的钢琴，一位身着淡紫色拖地裙的女孩，正在弹着舒曼的曲子。我们在大厅一侧的吊椅上坐下来，服务生过来了，问我们要什么，我说，咖啡，你呢？我问苏琳。苏琳说，那就咖啡吧。不一会儿，咖啡端上来了，是埃塞俄比亚咖啡，磨碾的，芳香扑鼻。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朋友，而苏琳则用小匙轻轻地搅拌着。许多朋友喜欢在这样的地方打牌，或者带一些女孩子玩，但今天没有。我回过头来，说，味道怎么样？她小口地抿一下，点头称好。
我忽然冲她一笑，她问我笑什么，我说，某天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看见一个陌生的女孩睡在身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意识到我在说什么，摸摸她的短发，说，怎么，我不像我了？我说，是的，我担心我会发生错觉。她说，可是，你揉揉眼睛会很失望，因为身边这个女孩不是小扣，也不是别的什么女孩。我把手伸到对面，用力地压在她的手背上，我说，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你别故意抬杠了。
信不信？她不知想起了什么，忽然说，原来我还想过要整容呢。
我说，为什么？还嫌自己不够漂亮吗？
前一阵子，报纸上不是在炒作人造美女的新闻吗？中国第一人造美女郝璐璐，就是花四十万巨资打造的。而娱乐圈里的大美人，也大多是人造的，包括日本的饭岛爱、韩国的金善喜、台湾的李玟、美国的麦当娜。据说麦当娜的脸部胸部臀部，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没有动过刀子，用于给她缝合刀口的线，足足有一公里长呢。我说，何苦去遭那份罪呢！她说，你不觉得我的鼻子太尖？我认真地看了看，说，没有呀，很挺拔很有型很洋气。她说，你不觉得我的嘴唇太厚？我说，嘴唇厚才性感呀，瞧瞧人家舒淇，就是靠那两片肉嘟嘟的厚嘴唇，不知勾去了多少男人的魂。她说，还有下巴，也太圆了点，没有个性。我说，你又不准备去当明星，干吗对自己这样吹毛求疵？
她说，我知道我的想法很荒诞，我总想变成另外一个人，从此谁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谁。我说，这的确是个荒诞的想法，能说说理由吗？她忽然盯着我，眼睛里波光粼粼，她说，你别刨根问底了，有一天你自然会知道答案的，不过我要感谢你，真的，你已经让我放弃这个想法了。
十三
春节前的一个午后，我采访完一个会议，正准备赶回报社，张建国打电话过来了。他说，忙些什么？我说，还不是老样子，为了饭碗疲于奔命。他说，你把那位副市长害惨了，回去他就丢了官，一查，还查出了许多经济问题，据说金额不小，都上百万了。我说，你把话说清楚，害他的是你而不是我，你们不抓他的什么嫖娼，哪会惹出这么多事？他说，可是你把这事往报纸上一曝光，等于广而告之，把性质搞得严重了。我说，哎，谁也别怪了，怪只怪他是个倒霉的家伙，霉运来了挡都挡不住的。
我们就唏嘘，感慨命运的无常。
我说，你打电话过来，该不是准备和我探讨命运的吧，又有什么猛料要抖？他在电话那头笑了，你们记者是狗，嗅觉就是比别人灵敏。我兴奋起来，问什么事，他说，事不大，却有点意思，你来了就晓得了。我立即让的士掉头，直奔张建国所在的公安分局。
推开张建国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用的是蹩脚的普通话，样子是在与外地的同行分析一个什么案情。他一只手握话筒，一只手丢过来一支烟，示意我坐。我坐下来，环顾四周，发现墙壁挂满了各种锦旗，上面尽是感恩戴德的溢美之词。但办公室的装修十分豪华，庞大的真皮沙发，宽广的老板桌。
他的电话啰里啰嗦打了一支烟的功夫，等他放下话筒，我说，你可是大忙人啊。他说，这不，刚才说的就是那个案子。我说，说说看，有点什么意思。他说，赚了稿费你可要请客。我说这没问题，你快说。
于是他把案情简单地说了一遍：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在老家把突然变心的男朋友杀了，然后抛尸河中。事后她潜逃至桑城，隐姓埋名地生活了近一年。今天上午，她只身来到我们这里，向警方投案自首了。他弹弹烟灰，身体惬意地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又说，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个高智商的犯罪嫌疑人，她有了三个月的身孕，按照我国的刑法，羁押受审时已经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就是说，哪怕她现在意外流产了，也可以免于一死。
我情绪大来，有意思有意思，都涉及到钻法律空子的问题了。她找人结婚了？我问。
他说，没有，从她投案时的镇定和从容来看，整个事情像是她精心策划的，只是她拒绝说出那个使她怀孕的男人是谁。我们什么法子都使了，她就是不说。
我说，她是哪里人？
他说，兰州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医生，她毁了一个好端端的家。
我说，那个女孩现在关在哪里？
他说，就关在我们的留置室里，你要不要见她？
我说，好呀，你带我去看看。
我们下楼，穿过一条落叶缤纷的林阴道，就到了留置室。张建国朝值勤的警察嘀咕了几句，然后带我进了另一间房子，看样子这里是审疑犯的地方。他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并且交代了有关注意事项。不一会儿，人就带过来了，尽管她低垂着头，还隔着一道铁栅，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天啊，她是苏琳！
我木愣在一旁，目光呆滞，浑身冒汗，五脏六肺像是被什么东西掏空了似的。张建国忽然厉声喝道，抬起头来，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苏琳茫然地抬起头，就在这一瞬，她也看见了铁栅另一边的我，她的脸倏地煞白，眼睛里充满了惊诧、羞愧、哀怨和绝望。她重新低下了头，一阵一阵呜咽着，身体颤抖不止。张建国提高嗓门，又吼道，杨薇薇（原来她不叫苏琳），让你抬起头来，听见没有？但她还是不肯抬头。
我站在一边，试图控制自己，但我怎么也控制不住了，冲铁栅那边大声叫道，苏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建国大吃一惊，他说，怎么，你认识她？
我立即知道自己失态了，正不知所措，苏琳忽然一头倒在地上，又哭又闹，像个撒泼的悍妇。我明白，苏琳这样做，是为了堵我的嘴。我的心像是被利刃刺穿，血在汩汩流淌。我摇了摇头，惨然一笑，我说，不，我认错人了，她长得好像我一个邻居家的女儿，那个女孩叫苏琳。
我回到出租屋，门却紧闭着，只有露丝孤独地坐在门口。进屋，房间里一切如昔，只是人不见了。露丝这个房间窜到那个房间，又徘徊在卫生间和厨房里，并且低低地吼叫。我知道它在找谁，但它和我一样，同时失去了那个人。
在苏琳的床上，我看见了她留给我的一封信。信被折成一只鸽子的形状，一只洁白的鸽子。我小心地展开，上面泪迹斑斑，许多字被浸染得无法辨认——
亲爱的周洲，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人的感情总有一些理智左右不了的东西，当理智无能为力的时候，再聪明的人也会干傻事。我就是因为一念之差，使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我是一个罪不可赦的女人，本来可以一死了之，但真正面临死神时，我又退却了。生活这样美好，我不想死。凭着一种求生的本能，我开始出逃，途中我无意中看了一本书，得知怀孕妇女投案可以免于死刑，于是我看到了生的希望。和你同居时，开始我只是想找到一个栖身的地方，并没有想让你来充当那个使我重获新生的男人。你是一个善良可爱的男孩，我不想伤害你，而我若要用怀孕的方式谋求生存，必然会伤及那个男人。我住下来之后，游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像猎人一样寻觅着我的猎物。我时而是忧郁的女大学生，时而是落寞的怨妇，时而是无耻的妓女，果然有很多男人对我兴致盎然。然而，当我真正和他们上床时，每每又落荒而逃。至死我也是一个重情之人，我不知道和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睡觉，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我还担心警察真的把我当妓女抓了，一查身份，那是死路一条了。我为什么不愿接陌生电话，现在你应该知道了，我害怕被人查出蛛丝马迹。我呆在家里，嘻嘻哈哈好像很快乐，而内心却承受着生与死的煎熬。而你又对我这么好，我觉得自己渐渐爱上你了。我看得出来，你也有点喜欢我。我忽然陷入一种不可言状的两难境地，如果我要活下去，你是唯一能提供这种可能的人，但结果却是残酷的，我必然欺骗你的感情，必然使你受到伤害。我在犹豫，我在挣扎，而死神却在一步步逼近我。除了与你做爱，并且尽快怀孕，我已经别无选择了。这个念头是我在噩梦缠身之后作出的，所以我还来不及引诱你，就和你上床了。我们做爱后，面对着你，我却一直装出一副游戏感情的样子，其实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你千万别爱上我，千万别为我付出真情，否则你会后诲，我的灵魂也会得不到安宁！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谢谢你周洲，谢谢你用爱，让罪孽深重的我，获得了可以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继续生活下去的权利。但是你纯洁的爱被我亵渎了，我这个罪孽深重的女人，在步入牢房前又为自己添了新的罪恶。怀孕不久，我就开始为自首这一天作准备，其中包括剪掉自己的长发。漫长的牢狱生活，不可能让我拥有一头漂亮的长发。你曾经说过，你要留着我剪下来的头发，说是等我白发苍苍的时候，再来缅怀我的美丽和青春。别，千万别这样周洲，那样你会加倍痛恨我的。我不奢求你的原谅，真的，我是一个不值得你原谅的女人。现在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忘记我，彻底忘记，就像忘记一只曾经从你眼前飞过的蚊蝇。周洲，如果有来世，我要做牛做马为你赎罪！
我捏着信，痴痴地坐在苏琳的床上，一动不动，就像一块风化的岩石，表面没有痕迹，内心早已四分五裂。或许，过去的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场痛彻心扉的梦！露丝依偎在我身边，朝窗外汪汪叫着，我忽然紧紧搂着它，泪水汹涌而出。
裴建平，男，现供职于益阳日报社。大学文化，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1999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季节深处》。中篇小说《季节深处》被《小说月报》转载，中篇小说《混在城市》《拒绝再玩》入选“中国当代情爱伦理小说书系”；获第四届特区文学奖。
１９７３年的地窖（短篇小说）
孙春平
人到中年以后，我在梦中常常有回家的情景。奇怪的是，那个家，几乎都是我青少年时代住过的房子，起脊的红砖平房，幢与幢之间很开阔，室内却狭小拥挤，有地板，进了门就是半米高的台阶横在前面，讲究些的人家要脱掉鞋走在那地板上。房里的隔断不是墙，而是拉板，哗啦啦一拉，一室变成了两室，哗啦啦再一关，两室合成一大间。这样的建筑格式，眼下只有在电影或电视剧里才能看到了，是在那种涉及日本人的起居故事里。
可以肯定地说，那样的住房是中国人建的，但绝不是给中国人住的。时光倒退六七十年，日本鬼子霸占东北，一心想把伪满洲国当成它的第二国土。他们在辽西锦州建了个铁路局，那片住宅就是日本人为他们铁路员工建的，几千户，很大的一片。
据说，建局之初的日本铁路局长原在大学里学园林专业，在战场上炸丢了一条腿。他在铁路局四周建起很大一片园林，从春到秋，花团锦簇，蜂蝶盘绕，到了冬季，又有雪压松柏，郁郁葱葱，甬道间有修剪成树墙的丛绿相隔，错落有致，四通八达。就是到了今日，也仍不失为市民们休闲散步的一个极好去处。如果放下它的侵略本质不讲，日本人规划城市建设的长远眼光还是很让人佩服的。
鬼子局长除了规划铁路局门前，对员工住宅也不乏长远考虑。每幢只住两户，每户南北均有房门，室内曲绕相通。再细观看，偌大的一片住宅，至多只有三五户是用了同一张图纸，绝不似我们时下的某些小区，特别是那些先富起来的样板村庄，刻板地追求整齐划一千篇一律。日本房的总体布局也极疏朗，反正用的是大中国的土地，不用求节省，幢与幢之间，不管东西，也不论南北，都相隔二三十米。那中间再用半米高的树墙隔断，既有了绿化，也省了栅栏，房前屋后